俄羅斯民族主義的前世今生：歷史上帝國的犧牲品，如今「國家領土統一」的號召

一、歷史上「存在感薄弱」的俄羅斯族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在俄羅斯國家裏面，俄羅斯民族主義都只能說是政治舞台中的支流。原因很簡單，無論是在沙俄，還是在蘇聯時期，俄羅斯人都不能說是這個國家的主人。

在沙皇俄國裏，雖然俄羅斯人是帝國東征西討的主力，但從整體上卻不享受這個帝國。俄羅斯人無論是在政治、法律或經濟特權上，還是人均賦稅、壽命上，都要比帝國中的非俄居民來的悲慘（在十九世紀末，俄羅斯人的稅賦比外族平均多50%，人均壽命卻不到30歲，低於帝國內所有主要族群）。從統治者的自覺來看，也很難說他們有什麼民族認同。美國歷史學家庫馬爾（Krishan Kumar）指出，俄羅斯的君主本身就很難說是一個俄羅斯人。「羅曼諾夫家族幾乎沒有什麼俄羅斯人成分……他們過着西化貴族的生活。他們使用德國的宮廷禮儀，他們的公園和宮殿是新古典主義的……即使是血統，他們也幾乎不是俄羅斯人，這是與德國王室無盡通婚的結果。」

帝國的官僚系統也是非常多元化的。據統計，在1700-1917年佔據最高職位的2867名官僚中，有1079人（37.6％）出身外族。瑞士歷史學家卡佩勒（Andreas Kappeler）如此總結俄國的用人傳統：「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比起宗教或種族起源，沙皇政府始終更重視忠誠、專業知識和高貴的血統」。

所以《劍橋俄國史》一書才有這樣的說法：「直到19世紀中葉，沙皇政體與其說是一個俄羅斯民族政體，不如說是一個王朝式的貴族帝國。正如在前現代帝國中經常發生的那樣，俄羅斯的核心人口在某些方面比邊緣少數民族受到更嚴重的剝削。很明顯，波羅的海的德國貴族、烏克蘭貴族、格魯吉亞貴族和其他貴族從帝國中獲得的利益遠遠超過了俄羅斯大衆。」

到了帝國末期，沙俄面對西方自由主義思想的侵襲，需要找尋民族之根以作為王朝統治的支撐物時，尼古拉一世的教育大臣謝爾蓋·烏瓦羅夫（Sergey Uvarov）提出了一個口號——正教、君主與民族，作為學校教育方針。這一口號後來實際上成為了沙皇俄國的官方意識形態，但是這也並不意味着俄羅斯民族主義的興起。因為烏瓦羅夫對其口號中民族的定義是：「俄羅斯民族不是一個種族，而是以對自己政權的無限忠誠聯合在一起的文化共同體，在這一點上俄羅斯民族完全區別於受啓蒙主義墮落哲學影響的西方民族。」換句話說，「民族」是被「正教」和「君主」所決定的，幾乎就是臣民的同義詞。它不反應任何民主或大衆內涵，相反，它只是專制家長主義的體現。

這就是為什麼很多知識分子都認為，俄羅斯帝國本身阻礙了俄羅斯民族主義意識的建立。（這點毫不使人詫異。姚大力先生在討論中國古代的民族與國家意識時，就有明確指出，在古代中國，也是王朝認同為先，族裔認同排後。這似乎是每一個古代王朝國家的常態。）當然，在帝國末年，也確實出現了一批右翼俄羅斯民族主義者，比如「俄羅斯人民聯盟」及其打手組織「黑色百人團」，他們聲稱只有俄羅斯族人才是真正的國民，其他邊疆民族都要「俄羅斯化」才行，但是這些人很快隨着俄羅斯帝國的崩潰而退出了歷史舞台（即使是在1905年第一屆國家杜馬選舉中，他們也只獲得了9%的選票）。

隨之而興起的蘇聯對俄羅斯民族主義也並不更友好。英國歷史社會學家莉蓮安娜·莉佳（Liliana Riga）指出，布爾什維克初期的高層領導（1917-1923年間蘇維埃中央委員會成員共93人）中有很強的少數民族色彩——猶太人、拉脫維亞人、烏克蘭人、格魯吉亞人、亞美尼亞人、波蘭人和其他人構成了其近六成，俄羅斯人卻是少數派。莉佳的結論是，布爾什維克主義在某種程度其實代表了一個「更好的帝國」的嚮往。各族知識分子們致力於一個世俗的、非民族的、普世的、在地緣政治上穩定的的多元國家，以反對那個在帝國末期道德上萎縮、不寬容，在地緣政治上也不穩定的、追求「俄羅斯化」的沙俄國家。

蘇聯共產黨的意識形態是普世的，並沒有為民族主義留下什麼餘地。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民族及民族主義運動的存在意義，要附屬於階級解放的需要。儘管蘇聯的體制是所謂的族群聯邦制，即各族群都能有自己的加盟共和國或自治共和國、區。但在政治現實上，由於蘇聯黨的集中統一與單一性，使得「形式上的民族主義，實質上的社會主義」成為現實。在過去，我們常常討論的是蘇聯對地方民族的打壓，但其實俄羅斯人也沒有得到什麼優惠。斯大林儘管在二戰期間訴諸俄羅斯民族情緒以支撐政權，但這種做派應該說主要是工具性的，因為他戰前、戰後對俄羅斯文化和傳統的打壓比誰都兇。所以有歷史學家指出，「斯大林時代俄羅斯民族意識的弱化代表了與沙皇時代的延續性，也反映在非民族主義歸屬的力量上。對沙皇、羅曼諾夫王朝和俄羅斯帝國的超民族忠誠被對斯大林、共產黨和蘇聯的忠誠所取代。在這兩個體系中，對國家本身的效忠優先於對特定民族的效忠。」大致而言，在整個蘇聯時期，上面這個說法都是大致成立的。小民族的自治權在蘇聯體制下固然得不到保障，但克里米亞也是說劃給烏克蘭就劃給烏克蘭了。

在1989年的蘇聯人民代表大會上，一位俄羅斯代表在聽取了波羅的海各國與格魯吉亞代表對俄羅斯帝國主義的批評後，憤怒的說出：

「也許是俄羅斯應該脫離蘇聯，因為你指責她造成了你所有的不幸，因為她的落後和笨拙阻礙了你進步的抱負。然後，我們可以發出『俄羅斯』這個詞，而不用擔心被指責為民族主義，我們可以公開談論我們的民族認同……相信我，我們受夠了成為替罪羊，受到嘲笑和唾棄」。

這個發言可以說明在當時，俄羅斯民族主義至少被看作不得體的東西。

二、蘇聯解體後含糊不清的俄羅斯民族主義

蘇聯的解體是俄羅斯歷史上的一個重要分水嶺。我們可以毫不誇張的說，正是在這一刻前後，俄羅斯人在歷史上第一次真正意識到自己不再屬於一個超越種族的多民族帝國。但是，新生的俄羅斯聯邦也同樣很難說就是一個純粹的俄羅斯國家，俄語人口只佔其總人口的80%左右，同樣也有3000萬以上的俄語人口居住在國境之外的原蘇聯國家裏。

亞歷山大•杜金，是相當聞名的俄羅斯帝國主義者，他在其極右翼著作《地緣政治的基礎》一書中如此說道：「俄羅斯聯邦不是俄羅斯，一個成熟的俄羅斯人的國家，只是一個廣闊又動態的全球地緣政治進程中的過渡形態。……俄羅斯聯邦沒有國家歷史，它的邊界是隨機的，它的文化地標是模糊的，它的政治制度是搖搖欲墜的，它的民族地圖是異質的，它的經濟結構是支離破碎的。這塊『礫岩』只是一個更加全球化的地緣政治實體崩潰的結果，一個從整體圖景中剝離出來的碎片。」這段話倒是非常的實在。

此時的俄羅斯聯邦，有點像是1912年第一次巴爾幹戰爭之後的奧斯曼土耳其帝國，蘇丹去位，巴爾幹領土全失，帝國接近解體，但偏偏安納託尼亞心腹之地還有亞美尼亞人、猶太人與希臘人等族群的存在。奧斯曼不再，但土耳其也還尚未形成。

在這個混沌時期，隨着新生的民主機制與大衆媒體的推動，俄羅斯民族主義第一次浮現至歷史舞台的中央。但既然俄國正處於過渡形態之中，那麼這個新生的俄羅斯民族主義就具有多重面向，展現出多種形態。瑞典歷史學家波爾•科爾斯托（Pål Kolstø）為俄羅斯民族主義劃了一個象限圖，如下：

科爾斯托指出，以國家取向和種族取向來分，可以把俄羅斯民族主義者分成兩派：在傳統上，一派俄羅斯民族主義關注的是維持一個強大國家的必要性，而不太關心民族利益和種族純潔性（只要國家大而強，俄國人口的種族構成就不是那麼重要。如果非俄羅斯人願意學習俄語並適應俄羅斯文化與習俗，就被歡迎融入俄羅斯民族）。另一派則具有相當的族群取向，認為俄國國家應該為俄羅斯族群提供服務，為俄羅斯族群所有，而俄羅斯族群的判定標準/准入資格相當狹窄。

根據這兩派人的地域擴張或保守傾向，又可以把他們再分成四類。第一類就是所謂的帝國民族主義者，他們希望以俄羅斯民族為核心重建一個帝國，但在這個帝國內，允許多重宗教、文化和族群結構的存在，搞某種差異政治；第二類也希望建立帝國，但是在這個帝國將為俄羅斯族群所有，為其服務，其他族群都必須屈居俄羅斯族群之下，沒有什麼自主可言；第三類則將目光侷限在俄羅斯聯邦領土之內，將俄羅斯聯邦居民（Россияне）都看成是俄羅斯民族一分子，不管他/她說不說俄語；第四類則認為血緣上的俄羅斯人（Русскиe）才是真俄國人，外族無論如何不會是真正的愛國者。

在這四類之中，俄羅斯民族主義與帝國意識的結合是歷史久遠的。儘管俄羅斯人並不享受帝國，但是帝國的主體確實是他們，出現某種錯覺實屬尋常。前面已經描述過，在沙俄晚期，一小批斯拉夫主義者已經萌發出初代俄羅斯民族主義思想，他們要求實現「俄羅斯人的帝國」，以反對那個「羅曼諾夫王朝和貴族們的帝國」（當然，這種思潮反過來也被王朝所利用）。到了蘇聯末期，一部分蘇聯高層已經意識到了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失效與政治瓦解的可能性，所以開展了一些政治項目，試圖將黨的統治同俄羅斯民族主義聯合起來（「蘇聯是俄羅斯人的蘇聯」），其後果就是某種紅棕聯盟（這一聯盟一直維繫到了九十年代中期）。

在蘇聯崩潰之後，保住帝國的目標就變成了再建帝國。比如亞歷山大•杜金，是相當聞名的新歐亞主義者，正是他直截了當地說出「沒有辦法想象不是帝國的俄國將會是怎樣，它註定成為帝國」以及 「俄國人征服世界的戰爭並沒有結束」。在1997年出版的《地緣政治的基礎》一書中，他提出，俄羅斯人民是所謂「彌賽亞民族」，在歷史上嘗試了各種不同的國家制度——比如沙俄帝國和蘇聯——以完成某種獨特神聖使命，而這個神聖使命的一部分就是建立一個歐亞帝國（至於為什麼有這個神聖使命，杜金始終語焉不詳，只是含混說該使命是由歐亞大陸的獨特地理環境所造就的）。

杜金將俄羅斯的命運同帝國始終聯繫在一起，他說道，「值得注意的是，在俄國歷史上有這樣一種模式，當把俄國變成一個『民族國家』時，災難接踵而至」。「俄羅斯人正是在帝國中形成、發展和成熟的民族……放棄帝國主義建設功能意味着俄羅斯人民作為歷史現實和文明現象的存在的終結。」杜金也認為，假如俄國安於現狀，就會出現某種「青年土耳其黨人」式的勢力與思想，讓俄國如二十世紀初奧斯曼土耳其帝國那樣分崩離析。

他所設想的新俄羅斯帝國很像是沙俄與蘇聯的合體升級版——在意識形態上，是沙俄版的「正教、專制與人民」；在經濟上，則似乎是某種國家社會主義；在地緣政治上向外擴張；在國內族群政制上則允許各族文化自治，實施差異政制。

法國歷史學家馬琳•拉呂埃（Marlène Laruelle）指出，在民族主義觀上，很多歐亞主義者都同杜金一樣，無論他們怎樣定位俄國，都並不欣賞種族民族主義，他們把這種民族主義描繪成一種危害歐亞統一的異教徒和地方主義情緒，「種族主權的邏輯把我們帶回了中世紀以前的時代」，民族情感也被看作是西方政治價值觀的表現。

當然，也有更粗鄙的種族帝國主義者。比如自民黨的前黨魁日里諾夫斯基鼓吹俄羅斯至上，他既主張大幅度向外擴張，也主張剝奪各族的自治權，讓俄羅斯族人在法律上享有優先地位。但是，可能是由於他本人是猶太人的緣故，所以他拒絕從種族和血緣上定義俄羅斯人，而是強調俄羅斯民族的語言和文化屬性。

但是應該說，在整個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乃至二十一世紀前一個十年的早期，帝國主義思潮仍然只流行在一個小圈子裏。普通俄羅斯人對帝國還是持相當冷淡態度的。比方說俄羅斯共產黨領導人久加諾夫曾經力圖喚起人們對蘇聯的重新嚮往，要求實現分裂的俄羅斯民族的再統一，保衛生活在前蘇聯國家中的俄羅斯同胞等等。但是1993年的社會調查數據表明，當時的俄羅斯人很少對蘇聯的崩潰表示遺憾，也對民族的再統一沒有什麼渴望，對超出俄羅斯邊界領土的興趣也很低。

但是，這並不意味着俄羅斯人就發展出某種俄羅斯聯邦範圍內的公民民族主義思想，實際上，也許是由於俄國社會長期缺乏公民教育與族際結社傳統，也許是由於葉利欽一塌糊塗的私有化改革讓很多人對西方價值觀失去信任，也許是俄羅斯人的高死亡率與低生育率導致他們對外來移民潮的恐懼，導致俄羅斯人的族裔民族主義情緒異常的高漲，他們展現出高度的排外性，不加區別的歧視國內的少數族群和國外來的移民。

以下幾個圖表來自俄羅斯獨立民調機構勒瓦達中心（Levada Center）歷年民調，如下：

從歷次民調的平均值上看，（41.4%）的俄羅斯人首先最討厭來自高加索的移民，其次是中國人（36%）、中亞人（32.6%）、越南人（29.2%）和吉普賽人（27.2%），當然還有猶太人（9.2%）和烏克蘭人（8%）。

當受訪者被問到是否支持「停止餵養高加索」（這指的是聯邦政府停止對高加索各自治共和國和地區的財政支持）這一口號時，從12年到15年的民調中，最高有七成人（2013年）表示贊同，最少也有五成以上，而不贊成的人只有兩到三成。

從各項指標上看，2013年似乎都是俄羅斯人族裔民族主義情緒最高漲的年份。羅米爾（Romir）民調機構在該年所作的另外一項民調從側面印證了勒瓦達中心的發現。比方說，多達73.9%的受訪者完全或基本同意「血緣上的俄羅斯人應該在國家高級職位的任命上享有優先權」的說法，82%的受訪者完全或基本同意「血緣上的俄羅斯人應該在俄國發揮主導作用」。近一半的人認為所有的移民（不僅僅是非法移民）都應該被遣送回國，超過一半的人認為異族文化（尤其是伊斯蘭教）與俄羅斯的生活方式格格不入。

三、普京政權下受到管理的民族主義

這種民意不可能不伴隨政治後果。比方說，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末開始出現了具有相當組織力的街頭團體：光頭黨，他們的主要訴求就是白人種族主義。他們原來不過是小城鎮裏的無業遊民和犯罪分子，到了二十一世紀第一個十年的早期，光頭黨卻已經中產階級化了。這自然是整個俄羅斯族裔情緒日益顯露的結果。據估計，到十年代中期，全俄國的光頭黨人員數目達到五萬人。

弗拉基米爾•普京當政後第二個任期，由於受到2004年顏色革命的刺激，將光頭黨們視之為一項政治資產，給予各種有形無形的幫助，以進行預防性反革命。澳洲政治學家羅伯特•霍瓦斯（Robert Horvath）指出，這些極端右翼分子至少能給他們的恩主四項回報——（1）他們充當稻草人，可以讓現政府顯得不那麼極端、還可以接受；（2）他們充當政府的街頭打手，用來恐嚇反對派，破壞對手的政治集會；（3）用他們來「摻沙子、扔石頭」，分裂反對派的選民，搶奪反對派的選票；（4）讓表面上獨立的民族主義政治家和組織進入政府充當盟友，裝裝民主門面。在 2005-2010年間，克里姆林宮的間接收編了一些極右團體，這種做法被稱為「有管理的民族主義」。

在普京政府的有意無意放縱下，這些光頭黨在2000年代後半期開始頻繁實施街頭暴力。2006年，在俄羅斯卡累利阿共和國南部的一個小城鎮孔多波加（Kondopoga），據說是因為兩個俄羅斯人和一個阿塞拜疆服務員在一家咖啡館發生衝突至人死亡，引發了本地的騷亂，數以千計的俄裔居民將他們的不滿發泄在高加索裔居民之上，搶劫與焚燒後者的店鋪，要求驅逐他們。光頭黨從莫斯科飛至該地以示支持。地方警察和政府坐視而已。而這只是極右團體與少數族群的暴力衝突發生的一個縮影。

2010年，5000多名極端民族主義者舉着種族主義橫幅，高呼口號佔領了莫斯科市中心的馬內茲（Manezh）廣場。他們認為國家官僚機構無能，沒有能夠保護俄羅斯人的利益，要求驅逐邊疆地區少數族裔和外國移民。這也只是一系列街頭政治示威的一幕而已。

不過，這些極端右翼分子同普京的政治利益並不全然吻合。俄羅斯城市中頻繁發生的種族襲擊以及反移民運動的興起，使這個脆弱的多民族社會變得緊張不安。這些流血事件同時也造成了相當大的外交尷尬。但這些應該早在普京及其顧問最初的算計之中。霍瓦斯直接點出，「有管理的民族主義」的一個問題是，誰在操縱誰？克里姆林宮的政治技術專家們顯然把他們的極端民族主義夥伴視為提線木偶，主要用來對付自由派的民主運動。但是這些人也有自己的考量和優先級。比如他們中的一批人認為普京政權的「俄羅斯性」還不夠濃，對內要發動一場國家革命，建立某種種族隔離制度。對外則應該與歐洲與美國結盟，捍衛「白人世界」，共同對抗「有色人種」。

他們中的極端分子不滿足於在街頭上毆打移民，而是開始刺殺公衆人物和國家官員（比如人權律師馬科洛夫和記者巴布洛娃就在莫斯科市中心被殺，引發相當反響）。此外，他們自己也想走上政治前台。比如克里姆林宮所收編的主要法西斯團體俄羅斯形象Russky Obraz在2010年對記者說道：「我們沒有得到克里姆林宮的直接合作，但我相信他們給我們開了『綠燈』，使我們能夠接管政治領域。」這個想法可真是大錯特錯。工具人怎麼能有自己的想法呢！普京政權對他們的打擊勢在必行（在2012年後也確實開始嚴厲鎮壓）。

但最關鍵的是，克里姆林宮發現，「有管理的民族主義」原本是用來指責自由派向西方出賣俄羅斯國家利益的工具，但卻因為一個人的操作，其效用大打折扣。這個人就是阿列克謝•納瓦爾尼（Aleksei Navalny），律師出身，原先是俄羅斯統一民主黨（即亞博盧）的地區領導人，在2011年前默默無聞，但在之後由於譴責精英階層的腐敗，大放異彩，屢次入獄，現在已被視為普京的主要政治對手之一。

納瓦爾尼是一個親西方的莫斯科自由派知識分子，有着無可挑剔的自由主義資歷，但他同時也是有着靈活政治手腕的人（這很難說是對是錯），在孔多波加事件之後，他創建了一個被稱為Narod（「人民」）的運動，並開始參加民族主義集會，發表反對移民和多元文化政策的口號。這讓他的自由主義同伴非常吃驚。但是他自己認為，當前的民族主義運動中還是有東西反映了大多數人的真正議程和關切。即，相當一批俄羅斯人是在通過族裔民族主義情緒表達對政府的要求，要求政府向人民負責。那麼這種政治能量就不妨利用起來。換句話說，納瓦爾尼抓住了俄羅斯民族建設中的一個模糊期。在這個模糊期內，俄羅斯民族主義既有排異的一面，但也有呼籲公民行動主義和動員政治參與的一面。這是前帝國向民族國家轉化時的特有現象。納瓦爾尼認為他可以取後者，而減輕前者的危害。當然，他也許是與虎謀皮。拉呂埃就指出，納瓦爾尼在如何把民主、自由與俄羅斯民族主義結合起來這一問題上常常自相矛盾。「納瓦爾尼在談到自由選舉權和政府對社會的責任時，可能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但在談到寬容、平等或包容時，他就不是了。」

納瓦爾尼還在一個點上同族裔民族主義者有共識和重疊，抓住了普京的痛腳，那就是北高加索地區的治理。這裏要重點指出的就是車臣。自九十年代初就開始的車臣叛亂是對俄羅斯聯邦政權的巨大威脅，俄羅斯軍隊在第一次車臣戰爭中的慘敗正是葉利欽喪盡顏面、黯然下台的肇因。而普京在第二次車臣戰爭中在電視上展現的硬漢形象，以及戰爭的迅速勝利，正是普京建立起自己政治威望的基石。但是俄羅斯軍隊的勝利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車臣叛軍的內部分裂，在戰後對車臣的處置上，普京在相當程度上是棄難而就易，他沿襲的是沙皇處置邊境部落的舊戲碼——車臣軍閥卡德羅夫（Ramzan Kadyrov）向普京私人效忠，普京則任用他來當「土司」，治理地方，鉅額的聯邦補貼被用來確保他的忠誠。

美國記者查爾斯·克洛弗（Charles Clover）非常正確的指出，「在接下來的十年裏，車臣將成為俄羅斯聯邦的一個反常現象: 一個近乎自我統治的島嶼，一夫多妻制盛行，伊斯蘭法院作出判決，婦女被迫在公共場合戴頭巾——所有這些 都公然違反了俄羅斯憲法。車臣精英，所謂的卡德羅夫幫，將成為首都最強大的犯罪家族之 一，在莫斯科市中心犯事也能在字面意義上逃脫謀殺罪。對於車臣人來說，成為俄羅斯聯邦的屬民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封建關係。它不是一個國家和公民之間的完整的社會契約，而是一個民族對一個首都之間的帝國關係。 」

納瓦爾尼認為普京的這種安排，無非是帝國的延續以及地方寡頭與沙皇相互扶持的老把戲，他對這種封建關係的抨擊，自然喚醒了俄羅斯人在帝國中的歷史體驗與共情。在2011年，納瓦爾尼與其他族裔民族主義者一起發動了「停止餵養高加索」的運動。此舉大獲成功，恐怕也成功的吸引了普京的驚懼。

普京必須尋找一種新的方法、意識形態來保衛政權。

四、「俄羅斯世界」與近十年的侵略與擴張

做法很簡單，加強「管理」就是意味着清除那些與克里姆林宮不合拍的極端民族主義組織。而新的意識形態就是回到帝國民族主義的老路上，將俄羅斯社會的目光從內部的政治腐敗、國家缺陷與族群爭鬥轉開來，以實現俄羅斯國家領土再統一為號召一致向外。克里姆林宮此項意圖，通過層層授意、解讀，成功轉達到了俄羅斯大衆腦中。這種帝國民族主義的載體就是所謂「歐亞主義」。

從多項數據上都可以看得出來，俄羅斯人的種族主義情緒是在2013年達到高峰，在此之後則逐漸低落，而俄羅斯人的反西方情緒卻是在2014年後開始逐次增高的。這兩者的關聯是如此的醒目，以至於兩名俄羅斯學者在2018年的一項研究中指出，這兩者之間存在着負相關關係(r =-0.46)。

他們的原話是這樣的：

「儘管人們對美國的態度比對俄羅斯北高加索少數民族的態度更加搖擺不定，但人們很容易看出兩者之間的負相關關係。當對一個民族的態度達到頂峰時，對另一個民族的態度就會急劇下降。這不是一個偶然的巧合，它反映了一場論戰。在這場論戰中，一個新的將要形成的俄羅斯身份的重要對手可能是穆斯林或美國人，但不能兩者都是。事實上，每個選擇都處於兩種對立話語的中心，並暗示着完全不同的政策。以穆斯林為中心的話語會抑制歐亞一體化，並且不一定會排除與西方國家的友好關係。相反，俄羅斯可以團結各個少數民族甚至其他國家來反對美國的威脅，但這種選擇自然會涉及到與西方的對抗 。」

從這個角度看，2014年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就是一個蓄意的政治舉動，跟沙俄末年轉向泛斯拉夫主義以抵抗革命浪潮有異曲同工之妙。歷史在這裏發生了一個簡單的重複，而且效果要比歷史上好得多。研究者指出，「帝國民族主義者對俄羅斯合併吞克里米亞表現出極大的熱情，與當局的所有分歧都被擱置一邊」。從民調數據上來看，幾乎所有年齡段的俄羅斯人的民族自豪感都被引燃，對普京的支持率升高，對國內發生族群衝突的預期值降低。

以上這種思想轉折從俄羅斯人自己對「俄羅斯世界」（Русский мир）的闡述上也可以看的清清楚楚。所謂的「俄羅斯世界」，模糊來說，就是「俄國及俄羅斯人的世界」。這個概念自然有其淵源，但火熱起來卻主要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後的事情。

張嚴峻在研究這個概念的時候指出，在最開始的時候（1995-1999年），它主要涉及的是「境外同胞」——3000萬生活在俄羅斯聯邦之外的俄羅斯人。當時的俄國政府主要考慮的是要發揮這些境外俄羅斯人在原蘇聯地區的橋樑和紐帶作用。當時的人們認為，這個世界主要是一個去地域化的文化和經貿的空間。到了2000年至2008年，它則主要指的是俄語文化、共同歷史記憶和傳統價值觀構成的獨特文明，主要強調的是東西之別、俄羅斯與外部世界的差別。到了2008年至今，這個詞則明顯的「再地域化」。「從某種程度上來看『俄羅斯世界』從尋求『境外同胞群體的聚合』開始趨向『俄羅斯土地的重新整合』」。尤其是在2014年之後，這個詞變成了一個政治代名詞，指向俄語居民土地的再統一。這就涉及到了白俄羅斯、烏克蘭和哈薩克等俄語人口聚集的地方或俄語文化區。比方說，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就非常清晰地感覺到這個概念對他自己的威脅，2015年８月他在接受採訪時稱，就連俄駐白大使也無法向他解釋「俄羅斯世界」究竟指的是什麼，而「俄羅斯世界」完全是「一派胡言」。他還聲稱堅信普京並不看好這個概念。儘管正是普京本人在各個地方大力宣傳之。

簡而言之，「俄羅斯世界」從一個哲學文化概念轉為一個經濟概念，再轉為一個文明概念，再轉為一個地緣政治概念，其實是俄羅斯政府和社會本身從九十年代至今發生的擁抱西方——保守防禦——擴張對抗這麼一個歷史歷程的產物。

結語

我們現在可以回過頭來對俄羅斯民族主義稍稍做一評價了。我們可以輕易看出，俄羅斯民族主義究竟為何，至今仍在一團模糊之中，而這是由於俄國仍處於某種后帝國-前民族國家狀態所導致的。

首先，俄羅斯人仍然沒有發展出某種公民民族主義，以政治認同或某種形式的文化共容作為俄羅斯民族的基石。否則不會出現下面這樣的大衆反應：

即使是俄羅斯的自由主義者/受教育階層，他們的態度在傳統上也是面向西方/歐洲的，因此他們在是否要容納非基督教的、非西方的人士/移民之上顯得猶猶豫豫，而這又進而將許多邊疆地方（尤其是北高加索地區）的人士排斥在俄國主流社會之外。

其次，俄羅斯人的族裔情緒仍然非常強烈。是的，2014年之後，俄國人對俄國內部發生大規模族群衝突的擔憂是在降低，對外來移民的厭惡在減少。但這與其說是俄羅斯社會發生了進化，倒不如說是以下過程的副作用：（1）普京政權在2010年代之後發動了對極端民族主義組織的定點打擊與清除；（2）普京政權故意含含混混沒有說明俄羅斯族裔與公民之間的界限；（3）帝國民族主義對俄羅斯族裔情緒的暫時遮蔽。

最後，帝國民族主義並沒有解決俄國人的認同問題，而只是暫時拖延了它的發作。原因很簡單：（1）儘管帝國民族主義強調俄國是一個有共同使命的多元文明共同體，但普京同時也指出，「這個獨特文明的核心和中介是俄羅斯人和俄羅斯文化。」這其中的矛盾並不會自然而然地消解；（2）當前的帝國民族主義需要俄國政府保持擴張才能維持，而這必然會導致與其他國家、地區的劇烈衝突。除非是乾淨利落的勝利，否則這項衝突就會給俄國帶來沉重的內部壓力，很有可能反而加劇其內部衝突與分裂；（3）帝國民族主義與帝國俄羅斯種族至上主義（換個詞說就是，法西斯主義）之間並沒有截然的區分，兩者之間目前只是暫時處於某種合作關係之中。

簡而言之，我對俄國未來的政治穩定不看好，會出亂子，會出大亂子，這仍然是我的猜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