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分化還是聯合？時代夾縫中的美國左翼組織

對美國左翼來說，2022年不啻為收縮、失速與退守的一年。在區域戰爭、通貨膨脹、墮胎權倒退、中期選舉等層層疊疊話題的籠罩下，美國政治重新撤退到了兩黨的激烈鏖戰。

2016年後美國最大的社會主義組織民主社會主義（DSA），在經歷了過去幾年的飛速發展後，終於在疫情後到達了瓶頸期。2021年初，DSA達到了全國正式成員數量94000多名的頂峰，之後開始了緩慢滑坡，直到現在停留在九萬左右。這個規模和幾年前每個小左翼組織幾十到幾百人，觀點互相割據的狀況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語。但是左翼力量到達拐點由盛轉衰的趨勢也是不爭的事實。

除去紐約作為絕對的左翼大本營，美國普通城市的左翼散架似乎更明顯。即使成員數量縮水不嚴重，很多年輕人已經不參與組織會議，更多的會員則只是交一個幾十美金的年費。2017年，我曾對當時DSA一路暴漲的會員數提出了一些擔憂，最終，這種憂慮也成為了事實。

進退失據下，美國左翼還反覆栽在國際局勢的立場上。普京下令入侵烏克蘭後，DSA的國際委員會於2022年2月中發表了一份聲明，只譴責了北約的軍事幹預策略，卻對入侵行為本身視而不見。可以想見，來自保守派、自由派和左派內部的各種批評紛至沓來，DSA的公衆形象大打折扣，對其後續吸引有生力量造成了重大打擊。

然而，從成員數量和外交立場出發對美國左翼的發展進行定性，又是不夠公平的。針對DSA為例的美國左翼，或是所謂「西方左翼」的批評，經常將之看成一個統一的圈層。但是，左翼立場不能和少數進步議員和左翼學者的推特發言劃等號，DSA並不能代表美國左翼生態，對外發聲和動員草根的左翼也往往不是同一群人。哪怕看似相同的組織標簽下，隨着時間的推移和空間的延展，也會發展出不同區域生態下多元的社群，複雜的矛盾。

本文希望藉助個體經驗和與運動參與者的對話，從另外的側面描繪美國左翼在困局下的境遇。美國左翼社群被圍困的現實背後，也折射出不少更普遍的組織動力學上的問題，這對思考群衆運動走向和去中心動員的利弊有着重要的意義和教訓。

美國左翼網絡的沉浮

2016年秋天，特朗普上台之前，我轉學到紐約，其後又定居費城，也有機會近距離觀察和參與美國東北部正處在萌發期的左翼運動。當時大環境風雲飄搖，民主黨的失誤成為衆矢之的，主流政黨外的左翼思潮處在絕對的上升期。在我所在的高校，至少有四個正式註冊的激進左翼學生社團，這還不包括黑命攸關、左翼女權組織和更無政府、反建制的反法西斯（Antifa）網絡。2016年大選後的一年內，幾乎所有學生活動中心的左翼公共例會都人滿為患，聞訊而來的學生經常要站在門外旁聽。

美國民主社會主義（DSA）是這股年輕人熱情的最大受惠者。DSA在80年代是左翼圈子中染上道德污點的「保守派」，成員以老白男居多，被譏笑是惡意利用了蘇聯解體後挺蘇左翼的崩壞而拉起了地盤。2016年前後，DSA因為幫助桑德斯競選，其知名度一路躥升，開始得到主流媒體的重點關注。這種媒體關注的傾斜也開始對其他更小，往往更激進的左翼社群構成了生存困境。於是2017-18年間，大量以前隸屬於別的左翼組織的老成員開始紛紛加入DSA。還記得當年組織的內部郵件組裏，每過一段時間就會出現老成員心情複雜的「辭職信」，表示雖然不喜歡DSA的「溫和」立場，但是後者的規模效應可以提供更多參與工人運動和推舉激進派進入競選的資源。

同一時期，DSA在選舉政治上的成功也在強化這個策略的合法性。2017年，DSA成員進入了15個州的議會和市政廳。次年，這一數字暴漲到40個州，奧卡西奧-科爾特斯（AOC）和拉希達·特萊布（Rashida Tlaib）也在DSA的助選下成為美國國會衆議員，DSA旋即成為美國左翼在國際上最著名，也最有效的宣傳平台。2018-2021年，儘管遭遇疫情帶來的動員困境，DSA還是保持了極強的動員能力，只用了短短三年多時間，成員數量就翻了一倍。在選舉政治層面，更多的DSA候選人進入地方政治場域。2020年至少36位DSA成員在地方選舉獲勝，內華達的民主黨幾乎全部被DSA推舉的成員取代。

然而，進入2022年後，戰爭和接踵而至的惡性通貨膨脹，推着搖搖欲墜的時代划向了別的軌道，左翼組織也不可避免受到了衝擊。至少在美國，加入左翼組織不再是進步年輕人趨之若鶩的潮流，而反而揹負了幼稚衝動暴力的負面刻板印象。在我的大學，一所東北部私立高校，在2017、2018年極為活躍的反法西斯網絡不再有動靜，跨越學系，連接學生和教職工的重要溝通渠道就這樣銷聲匿跡。

疫情像山脈一樣隔斷了兩代人，高年級左翼畢業了，新人完全不了解曾經的社運歷史。今年學校政治社團公開辯論時，左翼組織經常缺席，即使在場的時候也很難獲得台下觀衆的支持，倒是保守派社團人氣漸旺，不僅資金雄厚，還總有一大幫學生後援團。出於好奇，我一度查閱青年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YDSA），也就是DSA青年分部在學校的正式註冊人數，結果是三人。

絕望只有在特定的時點才會構成年輕人參與左翼政治的催化劑。當經濟形勢變得更為糟糕，以至於威脅到了個人的基本生計，需要長期精力投入的左翼社團並不會出現在年輕人的行動列表中。比起參與每週一次的政治例會討論，大學生們忙於在職業展會上投遞着改了幾十遍的簡歷。

觀念分層和去中心下的動員難題

大環境的衰敗外，以DSA為代表的左翼組織面臨的困境，還來自於快速發展期出現的組織協調和代表性問題，而這恰恰是其之前成功運作期的副產品。

和任何大型組織類似，DSA一樣是一個層級體系，地方分部下有區域分部，大的區域下還要繼續細分。在年齡層上，青年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YDSA）主要吸納低收入的學生會員，其與總部之間就政黨政治產生的分歧也早已不是新聞，前者不屑於參與任何政黨政治，後者則還在積極介入地方選舉。

除了區域地理上的劃分，DSA在過去三年不斷成立新的圍繞具體進步議題的委員會和工作組，每個工作組都有不同的入會規則。比如，各個區域都有的勞工工作組吸納了學生、學者、工運人士和工會代表，此工作組下還有多個結合當下工運的平行項目，例如餐廳工和物流工項目。

不論立場左右，當一個缺乏資金的組織發展到全國的規模，很容易出現分化、協調和對外發言的問題。在如今已成經典的「無架構的暴政」一文中，喬·弗里曼（Jo Freeman）描繪過自己所經歷的女權社群的內部壓迫。不論如何放權和去中心運作，進步社群內部總會有既定的結構和某種等級秩序，運動外的公衆也經常期待運動有一個統一的立場和發言人。在這種情形下，總有成員會被推上發言人的位置，總有立場會成為所謂的官方立場。

對DSA而言，同時維持多個層級和平行實體不僅困難，更容易令外人誤解。一些觀察者可能也已經注意到，DSA的國際委員會並不等同於DSA，它是DSA社群內的一個分支，需要已有的正式成員單獨申請才可以加入。而很多進入國際委員會的成員，本就是組織中對DSA與民主黨合作，走選舉策略不滿的成員，這些人也往往是更追求左派理念純潔性的成員。同時，DSA下也有更支持美國以外群衆抗爭運動的黨團（Caucus），比如「麵包與玫瑰（Bread and Roses）」。因此，DSA就烏克蘭的聲明，更應該被理解成組織內部派系分歧的產物。

另外，在成功運作的選舉背後，DSA卻尚未探索出有效問責機制去制約當選左翼的後續言論和實踐，這在去年發酵的賈馬爾·鮑曼（Jamaal Bowman）爭議中得到淋漓盡致的體現。鮑曼是DSA於2020年開始支持的紐約16區議員，被廣泛認為是左翼立法者小隊（The Squad）的一員。然而，其上任後立即表現出了親以色列的立場，支持國會對以色列鐵穹防禦系統的撥款，還於當年在親以色列的遊說組織J Street支持下會見了以色列總理。面對鮑曼的「反水」，DSA內部就是否要開除鮑曼的會籍產生了巨大的分歧和內爆，有人堅持劃清界限，有成員則認為需要藉此進行建設性改革。也有成員指出鮑曼已經是國會最激進的黑人議員，開除會導致DSA進一步被「洗白」。

最終，DSA的領導層，也就是被稱作全國政治委員會（National Political Committee，NPC）的16人代表團決定不開除鮑曼，而這又遭致旗下關注巴勒斯坦解放的BDS工作組的強烈反對。在3月一個公開決定中，DSA領導層以傳播假消息等為由，宣布解散BDS工作組，其推特賬戶被即刻註銷，所有工作組成員不被允許進入NPC。這又引發了一系列連鎖反應，包括大量DSA成員的抗議和其他巴勒斯坦公民組織對DSA的抵制。這場颳了大半年的組織旋風，不僅暴露出左翼內部協調共識的混亂，也加深了外界對其民主決策和執行能力的不信任。

議題的爭奪與對調

本年度美國兩黨政治和文化戰爭的結構性轉變，對左翼組織的動員也很不利。在羅訴韋德被推翻後不久，墮胎話題迅速被民主黨操作成了一個本黨必爭的議題。這導致今年的美國左翼難以逃離非兩黨政治的綁架，對墮胎做出更交叉性的階級視角的分析。

而日常左翼所需要高度參與的通貨膨脹和經濟議題，卻是過去的一年共和黨面對墮胎議題反噬而主推的。換言之，左翼和自由派的議題差異進一步拉大了，這使得前者更難直接從後者吸納到新的成員和關注度，很多時候是在和保守派單打獨鬥。左翼在經濟問題上和保守派的對位，也容易讓其看上去與缺乏同理心的右翼互為鏡像。似乎激進左翼就是一股自由派外的極端勢力，道德純潔、不懂妥協、缺乏策略又推崇暴力。

讓意識形態軸線進一步模糊的還有右翼對工人階級議題的介入。由於通貨膨脹和各類工人罷工在美國的蔓延，右翼在疫情後對勞工議題表現出了空前的興趣，各種似是而非、極具混淆性的「挺勞工」言論層出不窮。比如在反無證移民的話題上，除了經典的「本國工人階級遭受移民勞動力衝擊」外，右翼還會提出諸如「反對移民工人，是保護TA們不被美國壟斷大企業剝削」的迷惑性論斷。而美國高度工業化的農業和食品加工行業中，對非正式和季節性移工的高度依賴和殘酷剝削，又似乎確實在佐證右翼的一些意圖不軌的批判。或者說，進步主義一方對移民和勞工議題的浮於表面的支持，給了右翼極大的可乘之機。

事實上，哪怕是在全盛時期，左翼組織在年輕人中的滲透力都沒有外界想象的那麼充分。一個關鍵的因素在於，左翼組織往往呈現區域上的聚集性，藍州藍城的組織多而密集，而其他小城市和城郊的網絡嚴重不足。數據上看，YDSA在全美有130多個學生分部，但是很多分部集中在主要城市。而保守派方面，僅極端保守社團轉折點美國（Turning Point USA）一家就有五百多個分部之多，在很多地方都沒有對標的左翼網絡與之抗衡，更別說更多半地下的社團網絡。

AOC中期選舉前後接受採訪的時候，提到了左翼思潮流行背後組織性的劣勢。相比右翼早就成熟的從草根到全國精英的人才和資金輸送網絡，對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Super PACs）和各種金錢暗流（Dark Money）的運用，左翼只在過去幾年才擁有類似的動員模式，而且因為資金不足，當選的左翼候選人和之前支持TA們的左翼組織的互動，也不夠頻繁和密切。很多時候，左翼組織被迫不停地尋找下一個要去支持的激進派，而難以有資源維繫之前的關係。

組織韌性和區域動員

然而，危機當下，左翼的工作也並未停滯。拋開DSA受損的公共形象，其旗下各分部還在進行不少有意義的區域建設和動員，可惜這些地方性的努力常常被全國性的議題所遮蔽。

今年來，DSA在很多區域和議題去中心運作上都頗有建樹，很多基於特定議題的工作組也確實參與和推動了最基層的動員工作。比如，DSA餐飲工人的工作組過去一年都在深度介入全美主要城市星巴克門店的工會運動。DSA的勞工工作組成立了一個全國勞工團結基金，用於幫助旗下各分部繼續推動本地的勞權鬥爭，迄今為止已收到每年四萬多刀的定額捐款。一些DSA成員也同時參與其他左翼行動網絡，比如沒有單一綱領的Tempest行動組。之所以這些動員工作很難被勞工運動網絡之外的社會成員關注，也是因為如今的服務業工人運動和製造業的大規模罷工有不同的模式。特別在組織咖啡廳和快餐店運動中，組織往往被拆分到不同的線下門店，每個門店都有特殊的勞動僱傭情況和社區支持。而單獨一個門店的運動，又往往被視為規模不夠，得不到主流媒體的重視。

本次中期選舉，DSA芝加哥分部聯合工會和其他進步組織，成功推動了州憲法承認工會權，伊利諾伊也成為美國繼紐約、新澤西和密蘇里外，第四個州憲法保障集體協商權的州，這使得未來的勞工權相對獨立於兩黨政治的波動和衝擊，工人運動也得以有更多的餘地發展新的議題和行動。

隨着時間的推移，DSA的各個基層組織也在不斷探索如何更好地進行多議題的動員。例如，普渡大學的YDSA分部面對疫情期間參與水平的下降，就提出了一種不同的動員方式。過去兩三年，YDSA為了吸引更多的學生會員，大力推行委員會制度，學生會員被打散到不同的去中心小組。這有效增加了會員數，但也吸引了大量只對特定議題感興趣，而和其他左翼場域毫無互動的成員，一個環境社會主義小組的成員可能對女權工作組的情況一無所知。同時，打散後的小組往往人手精力不足，最終虎頭蛇尾無法完成項目。從2021年夏天開始，普渡大學的YDSA選擇了只同時介入一到兩個有資源推動的運動，並按照組織分工來運作分部。這種基層組織上的探索、拉扯和實驗，在許多分部都在默默進行着。

重重危機下，堅持在努力做事的個人並沒有減少太多。不論人數多寡，每個組織總會有搭便車的人，真正投入做事的人都是少數，參與的不平等似乎是個超越意識形態的困境。這個意義上說，左翼浪漫主義的消退也未嘗是壞事，它讓人看到退潮後每個組織內誰在真正做事，誰在消費熱點，誰的勞動、怎樣的勞動在維持着日常的運作。

分化還是聯合，美國左翼的選擇和教訓

疫情後，面對本地參與機會的減少，我降低了參與典型的左翼運動的頻率。對我來說，和左翼運動保持一定的組織距離，也並非不再相信左翼的理念，而是對組織化的左翼運動中不斷生成的內部差異、人際圈層、情感內耗和本土主義傾向表示更多的審慎。究其根本，哪怕外在政治觀念一致的一群人聚在一起，TA們的身份認同、人生經歷、道德標準和處事方式還可能存在極大差異。適合一起日常合作，可以一起對話聊天，和看似價值觀相近的群體這三者，並不一定重合。

一位巴西左翼朋友曾與我分享過他內心的糾結：過去三年，他會經常參與美國爭取社會主義和解放黨（PSL）組織的拉美討論。在外宣上，PSL可能是北美最挺中俄政府的斯大林主義組織，以前抗議遇到舉着PSL旗幟和穿着組織T恤的隊伍，我總是出於本能繞道走。但這位朋友坦言，PSL的部分分部也是唯一會經常關注巴西議題，經常接待境外拉美行動者的組織，這些活動幫忙凝聚了不少拉美左翼。在我不多的本地參與中，PSL的一些成員也總是會出現在抗議士紳化和環境種族主義運動的一線。在一些特定的時刻，我確實感覺自己和這些成員站在一個陣線。就像並不是每一個科技公司僱員都支持監控社會，也並非每個組織中的左翼都無條件支持組織的官方立場。

九月初，寫作了無數勞工經典讀物的艾倫瑞奇（Barbara Ehrenreich）去世。儘管投身勞工和性別運動，她對工人階級複雜人生處境和選擇的關心，使其很難被歸入任何左翼激進主義傳統和現實運動條線。她70年代提出的課題，特別是對美國職業管理階層興起的理論，過於超前於時代，以至於相關討論直到2016年大選後才被人拾起並廣泛傳播。很多左翼並沒有和時代同頻的奢侈，這其中大量是擁有多重邊緣身份的個體，TA們對左翼政治的關注常常還夾雜着更復雜的，難以被目前運動組織共情和消化的維度，這也使得TA們更多在組織外以獨立的身份介入社會議題。在美國中心的運動結構裏，苦難之間不僅不相通，還得按照等級編排次序。

這也不僅僅是美國左翼的問題。比如在巴西，左翼運動一樣面臨着無法容納更多種族、性別、國別維度的困境。在被兩黨政治和高壓政治所裹挾的地區，左翼要積蓄動力就似乎不得不做更多妥協，更多的不割席和求同存異。那些不願意妥協的邊緣左翼，在這個過程中則慢慢被甩出正式的組織。在多重邊緣中，個體總會面臨更多的道德和實踐困境：究竟是徹底斬斷聯繫、獨善其身，還是要在矛盾性中努力擺放自己，在不完美的運動中找到適合自己的縫隙？

這個問題的回答可能也是流動的，取決於每一個當下情境中的個人狀況。那些曾在左翼運動中獲益、成長、燃盡和受到傷害的人，也會把這些並不美好的反思帶到其他鬥爭場景中去。有人在更小的本地組織做事，有人參與離散社群的活動，有人不依賴組織做行動，當自己的力量足夠強大，接觸的社群逐步多元，也就不再需要左翼這個傘式標簽來鞏固運動中的認同，不再需要把自己綁在一艘大部分成員並不決定航線的輪船上。2016年後，美國分散的左翼力量因為DSA而聚攏起來，而如今，運動中的少數群體開始重新思考戰略戰術和自己在運動中的位置，而TA們的選擇才是決定未來激進政治的中軸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