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分化还是联合？时代夹缝中的美国左翼组织

对美国左翼来说，2022年不啻为收缩、失速与退守的一年。在区域战争、通货膨胀、堕胎权倒退、中期选举等层层叠叠话题的笼罩下，美国政治重新撤退到了两党的激烈鏖战。

2016年后美国最大的社会主义组织民主社会主义（DSA），在经历了过去几年的飞速发展后，终于在疫情后到达了瓶颈期。2021年初，DSA达到了全国正式成员数量94000多名的顶峰，之后开始了缓慢滑坡，直到现在停留在九万左右。这个规模和几年前每个小左翼组织几十到几百人，观点互相割据的状况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左翼力量到达拐点由盛转衰的趋势也是不争的事实。

除去纽约作为绝对的左翼大本营，美国普通城市的左翼散架似乎更明显。即使成员数量缩水不严重，很多年轻人已经不参与组织会议，更多的会员则只是交一个几十美金的年费。2017年，我曾对当时DSA一路暴涨的会员数提出了一些担忧，最终，这种忧虑也成为了事实。

进退失据下，美国左翼还反复栽在国际局势的立场上。普京下令入侵乌克兰后，DSA的国际委员会于2022年2月中发表了一份声明，只谴责了北约的军事干预策略，却对入侵行为本身视而不见。可以想见，来自保守派、自由派和左派内部的各种批评纷至沓来，DSA的公众形象大打折扣，对其后续吸引有生力量造成了重大打击。

然而，从成员数量和外交立场出发对美国左翼的发展进行定性，又是不够公平的。针对DSA为例的美国左翼，或是所谓“西方左翼”的批评，经常将之看成一个统一的圈层。但是，左翼立场不能和少数进步议员和左翼学者的推特发言划等号，DSA并不能代表美国左翼生态，对外发声和动员草根的左翼也往往不是同一群人。哪怕看似相同的组织标签下，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空间的延展，也会发展出不同区域生态下多元的社群，复杂的矛盾。

本文希望借助个体经验和与运动参与者的对话，从另外的侧面描绘美国左翼在困局下的境遇。美国左翼社群被围困的现实背后，也折射出不少更普遍的组织动力学上的问题，这对思考群众运动走向和去中心动员的利弊有着重要的意义和教训。

美国左翼网络的沉浮

2016年秋天，特朗普上台之前，我转学到纽约，其后又定居费城，也有机会近距离观察和参与美国东北部正处在萌发期的左翼运动。当时大环境风云飘摇，民主党的失误成为众矢之的，主流政党外的左翼思潮处在绝对的上升期。在我所在的高校，至少有四个正式注册的激进左翼学生社团，这还不包括黑命攸关、左翼女权组织和更无政府、反建制的反法西斯（Antifa）网络。2016年大选后的一年内，几乎所有学生活动中心的左翼公共例会都人满为患，闻讯而来的学生经常要站在门外旁听。

美国民主社会主义（DSA）是这股年轻人热情的最大受惠者。DSA在80年代是左翼圈子中染上道德污点的“保守派”，成员以老白男居多，被讥笑是恶意利用了苏联解体后挺苏左翼的崩坏而拉起了地盘。2016年前后，DSA因为帮助桑德斯竞选，其知名度一路蹿升，开始得到主流媒体的重点关注。这种媒体关注的倾斜也开始对其他更小，往往更激进的左翼社群构成了生存困境。于是2017-18年间，大量以前隶属于别的左翼组织的老成员开始纷纷加入DSA。还记得当年组织的内部邮件组里，每过一段时间就会出现老成员心情复杂的“辞职信”，表示虽然不喜欢DSA的“温和”立场，但是后者的规模效应可以提供更多参与工人运动和推举激进派进入竞选的资源。

同一时期，DSA在选举政治上的成功也在强化这个策略的合法性。2017年，DSA成员进入了15个州的议会和市政厅。次年，这一数字暴涨到40个州，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OC）和拉希达·特莱布（Rashida Tlaib）也在DSA的助选下成为美国国会众议员，DSA旋即成为美国左翼在国际上最著名，也最有效的宣传平台。2018-2021年，尽管遭遇疫情带来的动员困境，DSA还是保持了极强的动员能力，只用了短短三年多时间，成员数量就翻了一倍。在选举政治层面，更多的DSA候选人进入地方政治场域。2020年至少36位DSA成员在地方选举获胜，内华达的民主党几乎全部被DSA推举的成员取代。

然而，进入2022年后，战争和接踵而至的恶性通货膨胀，推着摇摇欲坠的时代划向了别的轨道，左翼组织也不可避免受到了冲击。至少在美国，加入左翼组织不再是进步年轻人趋之若鹜的潮流，而反而揹负了幼稚冲动暴力的负面刻板印象。在我的大学，一所东北部私立高校，在2017、2018年极为活跃的反法西斯网络不再有动静，跨越学系，连接学生和教职工的重要沟通渠道就这样销声匿迹。

疫情像山脉一样隔断了两代人，高年级左翼毕业了，新人完全不了解曾经的社运历史。今年学校政治社团公开辩论时，左翼组织经常缺席，即使在场的时候也很难获得台下观众的支持，倒是保守派社团人气渐旺，不仅资金雄厚，还总有一大帮学生后援团。出于好奇，我一度查阅青年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YDSA），也就是DSA青年分部在学校的正式注册人数，结果是三人。

绝望只有在特定的时点才会构成年轻人参与左翼政治的催化剂。当经济形势变得更为糟糕，以至于威胁到了个人的基本生计，需要长期精力投入的左翼社团并不会出现在年轻人的行动列表中。比起参与每周一次的政治例会讨论，大学生们忙于在职业展会上投递着改了几十遍的简历。

观念分层和去中心下的动员难题

大环境的衰败外，以DSA为代表的左翼组织面临的困境，还来自于快速发展期出现的组织协调和代表性问题，而这恰恰是其之前成功运作期的副产品。

和任何大型组织类似，DSA一样是一个层级体系，地方分部下有区域分部，大的区域下还要继续细分。在年龄层上，青年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YDSA）主要吸纳低收入的学生会员，其与总部之间就政党政治产生的分歧也早已不是新闻，前者不屑于参与任何政党政治，后者则还在积极介入地方选举。

除了区域地理上的划分，DSA在过去三年不断成立新的围绕具体进步议题的委员会和工作组，每个工作组都有不同的入会规则。比如，各个区域都有的劳工工作组吸纳了学生、学者、工运人士和工会代表，此工作组下还有多个结合当下工运的平行项目，例如餐厅工和物流工项目。

不论立场左右，当一个缺乏资金的组织发展到全国的规模，很容易出现分化、协调和对外发言的问题。在如今已成经典的“无架构的暴政”一文中，乔·弗里曼（Jo Freeman）描绘过自己所经历的女权社群的内部压迫。不论如何放权和去中心运作，进步社群内部总会有既定的结构和某种等级秩序，运动外的公众也经常期待运动有一个统一的立场和发言人。在这种情形下，总有成员会被推上发言人的位置，总有立场会成为所谓的官方立场。

对DSA而言，同时维持多个层级和平行实体不仅困难，更容易令外人误解。一些观察者可能也已经注意到，DSA的国际委员会并不等同于DSA，它是DSA社群内的一个分支，需要已有的正式成员单独申请才可以加入。而很多进入国际委员会的成员，本就是组织中对DSA与民主党合作，走选举策略不满的成员，这些人也往往是更追求左派理念纯洁性的成员。同时，DSA下也有更支持美国以外群众抗争运动的党团（Caucus），比如“面包与玫瑰（Bread and Roses）”。因此，DSA就乌克兰的声明，更应该被理解成组织内部派系分歧的产物。

另外，在成功运作的选举背后，DSA却尚未探索出有效问责机制去制约当选左翼的后续言论和实践，这在去年发酵的贾马尔·鲍曼（Jamaal Bowman）争议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鲍曼是DSA于2020年开始支持的纽约16区议员，被广泛认为是左翼立法者小队（The Squad）的一员。然而，其上任后立即表现出了亲以色列的立场，支持国会对以色列铁穹防御系统的拨款，还于当年在亲以色列的游说组织J Street支持下会见了以色列总理。面对鲍曼的“反水”，DSA内部就是否要开除鲍曼的会籍产生了巨大的分歧和内爆，有人坚持划清界限，有成员则认为需要借此进行建设性改革。也有成员指出鲍曼已经是国会最激进的黑人议员，开除会导致DSA进一步被“洗白”。

最终，DSA的领导层，也就是被称作全国政治委员会（National Political Committee，NPC）的16人代表团决定不开除鲍曼，而这又遭致旗下关注巴勒斯坦解放的BDS工作组的强烈反对。在3月一个公开决定中，DSA领导层以传播假消息等为由，宣布解散BDS工作组，其推特账户被即刻注销，所有工作组成员不被允许进入NPC。这又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包括大量DSA成员的抗议和其他巴勒斯坦公民组织对DSA的抵制。这场刮了大半年的组织旋风，不仅暴露出左翼内部协调共识的混乱，也加深了外界对其民主决策和执行能力的不信任。

议题的争夺与对调

本年度美国两党政治和文化战争的结构性转变，对左翼组织的动员也很不利。在罗诉韦德被推翻后不久，堕胎话题迅速被民主党操作成了一个本党必争的议题。这导致今年的美国左翼难以逃离非两党政治的绑架，对堕胎做出更交叉性的阶级视角的分析。

而日常左翼所需要高度参与的通货膨胀和经济议题，却是过去的一年共和党面对堕胎议题反噬而主推的。换言之，左翼和自由派的议题差异进一步拉大了，这使得前者更难直接从后者吸纳到新的成员和关注度，很多时候是在和保守派单打独斗。左翼在经济问题上和保守派的对位，也容易让其看上去与缺乏同理心的右翼互为镜像。似乎激进左翼就是一股自由派外的极端势力，道德纯洁、不懂妥协、缺乏策略又推崇暴力。

让意识形态轴线进一步模糊的还有右翼对工人阶级议题的介入。由于通货膨胀和各类工人罢工在美国的蔓延，右翼在疫情后对劳工议题表现出了空前的兴趣，各种似是而非、极具混淆性的“挺劳工”言论层出不穷。比如在反无证移民的话题上，除了经典的“本国工人阶级遭受移民劳动力冲击”外，右翼还会提出诸如“反对移民工人，是保护TA们不被美国垄断大企业剥削”的迷惑性论断。而美国高度工业化的农业和食品加工行业中，对非正式和季节性移工的高度依赖和残酷剥削，又似乎确实在佐证右翼的一些意图不轨的批判。或者说，进步主义一方对移民和劳工议题的浮于表面的支持，给了右翼极大的可乘之机。

事实上，哪怕是在全盛时期，左翼组织在年轻人中的渗透力都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充分。一个关键的因素在于，左翼组织往往呈现区域上的聚集性，蓝州蓝城的组织多而密集，而其他小城市和城郊的网络严重不足。数据上看，YDSA在全美有130多个学生分部，但是很多分部集中在主要城市。而保守派方面，仅极端保守社团转折点美国（Turning Point USA）一家就有五百多个分部之多，在很多地方都没有对标的左翼网络与之抗衡，更别说更多半地下的社团网络。

AOC中期选举前后接受采访的时候，提到了左翼思潮流行背后组织性的劣势。相比右翼早就成熟的从草根到全国精英的人才和资金输送网络，对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Super PACs）和各种金钱暗流（Dark Money）的运用，左翼只在过去几年才拥有类似的动员模式，而且因为资金不足，当选的左翼候选人和之前支持TA们的左翼组织的互动，也不够频繁和密切。很多时候，左翼组织被迫不停地寻找下一个要去支持的激进派，而难以有资源维系之前的关系。

组织韧性和区域动员

然而，危机当下，左翼的工作也并未停滞。抛开DSA受损的公共形象，其旗下各分部还在进行不少有意义的区域建设和动员，可惜这些地方性的努力常常被全国性的议题所遮蔽。

今年来，DSA在很多区域和议题去中心运作上都颇有建树，很多基于特定议题的工作组也确实参与和推动了最基层的动员工作。比如，DSA餐饮工人的工作组过去一年都在深度介入全美主要城市星巴克门店的工会运动。DSA的劳工工作组成立了一个全国劳工团结基金，用于帮助旗下各分部继续推动本地的劳权斗争，迄今为止已收到每年四万多刀的定额捐款。一些DSA成员也同时参与其他左翼行动网络，比如没有单一纲领的Tempest行动组。之所以这些动员工作很难被劳工运动网络之外的社会成员关注，也是因为如今的服务业工人运动和制造业的大规模罢工有不同的模式。特别在组织咖啡厅和快餐店运动中，组织往往被拆分到不同的线下门店，每个门店都有特殊的劳动雇佣情况和社区支持。而单独一个门店的运动，又往往被视为规模不够，得不到主流媒体的重视。

本次中期选举，DSA芝加哥分部联合工会和其他进步组织，成功推动了州宪法承认工会权，伊利诺伊也成为美国继纽约、新泽西和密苏里外，第四个州宪法保障集体协商权的州，这使得未来的劳工权相对独立于两党政治的波动和冲击，工人运动也得以有更多的余地发展新的议题和行动。

随着时间的推移，DSA的各个基层组织也在不断探索如何更好地进行多议题的动员。例如，普渡大学的YDSA分部面对疫情期间参与水平的下降，就提出了一种不同的动员方式。过去两三年，YDSA为了吸引更多的学生会员，大力推行委员会制度，学生会员被打散到不同的去中心小组。这有效增加了会员数，但也吸引了大量只对特定议题感兴趣，而和其他左翼场域毫无互动的成员，一个环境社会主义小组的成员可能对女权工作组的情况一无所知。同时，打散后的小组往往人手精力不足，最终虎头蛇尾无法完成项目。从2021年夏天开始，普渡大学的YDSA选择了只同时介入一到两个有资源推动的运动，并按照组织分工来运作分部。这种基层组织上的探索、拉扯和实验，在许多分部都在默默进行着。

重重危机下，坚持在努力做事的个人并没有减少太多。不论人数多寡，每个组织总会有搭便车的人，真正投入做事的人都是少数，参与的不平等似乎是个超越意识形态的困境。这个意义上说，左翼浪漫主义的消退也未尝是坏事，它让人看到退潮后每个组织内谁在真正做事，谁在消费热点，谁的劳动、怎样的劳动在维持着日常的运作。

分化还是联合，美国左翼的选择和教训

疫情后，面对本地参与机会的减少，我降低了参与典型的左翼运动的频率。对我来说，和左翼运动保持一定的组织距离，也并非不再相信左翼的理念，而是对组织化的左翼运动中不断生成的内部差异、人际圈层、情感内耗和本土主义倾向表示更多的审慎。究其根本，哪怕外在政治观念一致的一群人聚在一起，TA们的身份认同、人生经历、道德标准和处事方式还可能存在极大差异。适合一起日常合作，可以一起对话聊天，和看似价值观相近的群体这三者，并不一定重合。

一位巴西左翼朋友曾与我分享过他内心的纠结：过去三年，他会经常参与美国争取社会主义和解放党（PSL）组织的拉美讨论。在外宣上，PSL可能是北美最挺中俄政府的斯大林主义组织，以前抗议遇到举着PSL旗帜和穿着组织T恤的队伍，我总是出于本能绕道走。但这位朋友坦言，PSL的部分分部也是唯一会经常关注巴西议题，经常接待境外拉美行动者的组织，这些活动帮忙凝聚了不少拉美左翼。在我不多的本地参与中，PSL的一些成员也总是会出现在抗议士绅化和环境种族主义运动的一线。在一些特定的时刻，我确实感觉自己和这些成员站在一个阵线。就像并不是每一个科技公司雇员都支持监控社会，也并非每个组织中的左翼都无条件支持组织的官方立场。

九月初，写作了无数劳工经典读物的艾伦瑞奇（Barbara Ehrenreich）去世。尽管投身劳工和性别运动，她对工人阶级复杂人生处境和选择的关心，使其很难被归入任何左翼激进主义传统和现实运动条线。她70年代提出的课题，特别是对美国职业管理阶层兴起的理论，过于超前于时代，以至于相关讨论直到2016年大选后才被人拾起并广泛传播。很多左翼并没有和时代同频的奢侈，这其中大量是拥有多重边缘身份的个体，TA们对左翼政治的关注常常还夹杂着更复杂的，难以被目前运动组织共情和消化的维度，这也使得TA们更多在组织外以独立的身份介入社会议题。在美国中心的运动结构里，苦难之间不仅不相通，还得按照等级编排次序。

这也不仅仅是美国左翼的问题。比如在巴西，左翼运动一样面临着无法容纳更多种族、性别、国别维度的困境。在被两党政治和高压政治所裹挟的地区，左翼要积蓄动力就似乎不得不做更多妥协，更多的不割席和求同存异。那些不愿意妥协的边缘左翼，在这个过程中则慢慢被甩出正式的组织。在多重边缘中，个体总会面临更多的道德和实践困境：究竟是彻底斩断联系、独善其身，还是要在矛盾性中努力摆放自己，在不完美的运动中找到适合自己的缝隙？

这个问题的回答可能也是流动的，取决于每一个当下情境中的个人状况。那些曾在左翼运动中获益、成长、燃尽和受到伤害的人，也会把这些并不美好的反思带到其他斗争场景中去。有人在更小的本地组织做事，有人参与离散社群的活动，有人不依赖组织做行动，当自己的力量足够强大，接触的社群逐步多元，也就不再需要左翼这个伞式标签来巩固运动中的认同，不再需要把自己绑在一艘大部分成员并不决定航线的轮船上。2016年后，美国分散的左翼力量因为DSA而聚拢起来，而如今，运动中的少数群体开始重新思考战略战术和自己在运动中的位置，而TA们的选择才是决定未来激进政治的中轴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