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衆議院的權力危機：學不會做執政黨的共和黨，如何應對本黨內的極化矛盾？

（華建平，美國時政觀察者）

「為了證明共和黨能夠負責任地執政，避免再次發生政府關門或債務上限危機，他面臨了自己黨派中幾乎前所未有的一次動議，要求免去他的議長職務，而且除非民主黨有條件的幫助他擺脫困境，他有很大可能會被免職」。這段話，出自政治學者諾曼·奧恩斯坦（Norman Ornstein）在 2015 年 9 月底，衆議院議長約翰·博納（John Boehner）宣布辭去議長職務後，在《大西洋月刊》上寫的一則回顧他議長生涯的文章。

單看這段話，除了細節略有不同，幾乎可以直接搬到當下的衆議院，來形容剛剛被歷史性免去議長職務的凱文·麥卡錫（Kevin McCarthy）。

共和黨前議長博納和保羅・萊恩的慕僚長布蘭登·巴克（Brendan Buck）在麥卡錫被罷免後評論說，這證明了共和黨不是一個能夠有效執政的政黨。它還是一個少數黨，最擅長批評那些正在執掌政府的人。換句話說，就是共和黨更擅長說，而不擅長做。這是因為，在現下的美國國會，任何一個議長作為權力的中心，都需要解決兩個問題，就是兩黨之間的矛盾，和本黨內部的矛盾。而這兩個問題的解法其實是有衝突的，極難平衡。

兩黨矛盾，當然是黨同伐異，就是團結本黨議員，推進本黨支持的政策。而黨內矛盾，本質上是個權力分配的問題。議長大權在握，但是每個議員也都有自己的選區，自己的選民的利益需要他去保護，去爭取。本來應該適當地分權給議員參與到立法過程中，但是黨派極化讓越來越極端的議員提出大量無法妥協的政策要求，讓立法過程陷入癱瘓。這個問題在共和黨內部尤其尖銳，就讓像撥款這樣的重大立法變成了黨派領袖協商妥協的產物。也就是說，美國的衆議院，尤其是共和黨治下的衆議院，就陷入了一旦議長收緊權力推進兩黨共同立法就會引發黨內保守派的不滿，一但下放權力就會陷入無人願意妥協的立法僵局。這個問題在過去十年裏不僅沒有緩解，甚至愈演愈烈。這也讓這兩個矛盾中共同的焦點人物，議長，時時刻刻都處於政治風暴的中心，看上去獨立船頭風頭無二，但一不小心就會翻船。

想要理解衆議院為什麼到了這樣一個田地，我們有必要退後一步，看看今天的困境到底是如何造成的。

他們為什麼要罷免自己的議長

兩次危機，都是共和黨內部的保守派不願議長代表他們在立法上做出妥協，黨內矛盾無法抑制引發的。

站在局外人的角度，2015 年博納辭職和 2023 年麥卡錫被罷免，的確相映成趣。

今年麥卡錫被罷免的直接原因，是因為他為了避免政府關門，在 9 月 30 號強行提出了一份 45 天的臨時撥款提案，裏面沒有任何保守派自由連線黨團（Freedom Caucus）要求的消減聯邦政府經費的內容。臨時撥款提案最終以 335 對 91 票的絕對優勢通過，避免了政府關門，但是在 91 張反對票裏，有 90 張都來自共和黨自己。而且麥卡錫也因為用臨時撥款提案取代了單獨的撥款案，被自由連線黨團的馬特・蓋茲（Matt Gaetz）發起了罷免動議，成為史上第一個被罷免的議長。

2015 年，博納面對的是雙重難關，既有債務上限問題，也有撥款案問題。他當然也同樣面臨來自保守派一大串難以實現的政策訴求。因此向博納發起了罷免動議的，也是來自由連線黨團的議員，只不過不是那時候尚在佛羅里達州一級議會里當議員的馬特・蓋茲，而是來自北卡的馬克·梅多斯（Mark Meadows）。在意識到自己和黨內保守派議員的矛盾已經不可調合的情況下，身心疲憊的博納在 9 月 25 日宣布自己會在十月底退休，用一種看上去很悲壯的方式化解了來自保守派的威脅。幾天以後，也是在 9 月 30 號，衆議院通過了臨時撥款法案，暫時避免了政府關門危機，但是大部分共和黨議員投了反對票。

所以，兩次危機，都是共和黨內部的保守派不願議長代表他們在立法上做出妥協，黨內矛盾無法抑制引發的。

非常有意思的是，當博納宣布辭職後，一開始出來競爭議長的，就是當時的多數黨領袖麥卡錫。但是讓人大跌眼鏡的是，麥卡錫在議長選舉投票前突然宣布退出競選，害得博納不得不推遲選舉。讓麥卡錫退出競選的主要原因，就是自由連線黨團表示並不支持他，還提出了一堆消弱議長權力的要求。雖然麥卡錫知道自己依然有機會當選，但是他選擇臨陣退縮，因為他知道，自己資歷太淺，就算當上議長，以他的能力和經驗，完全沒法搞定自由連線黨團的這些激進派。

最後共和黨轉了一圈，找了大家認為唯一的，有可能團結起共和黨的議員，就是當時的四號人物，2012 年的副總統候選人，保羅·萊恩（Paul Ryan）。非常有意思的是，保羅·萊恩在談條件的時候，要求提高提出罷免議長動議的標準，不能只是任何一個議員就能提出罷免議長的動議。萊恩無法化解黨內矛盾，他需要的，是怎麼樣能更好的保護自己不成為矛盾的犧牲品。但是在跟自由連線黨團一番討價還價後，雙方同意，在保羅·萊恩當選前，不改變提出動議的標準。

不過保羅·萊恩當選後，直到他三年後主動退休，也沒有改這個規則。倒是 2019 年民主黨拿下國會後，民主黨議長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主持修改了規則，要求只有兩黨領袖才能提出罷免動議。作為交換，她表示只會最多做兩屆，也就是四年的議長。但是到了今年，麥卡錫競選議長時，他為了獲得自由連線黨團的支持，又同意把標準降回到任何一名議員都可以提出。這也就從一開始，就昭示着他會是一個弱勢議長。只是他所面臨的挑戰，比起 2015 年博納辭職時並沒有什麼改變，而麥卡錫雖然跟老議員們混得很熟，但是自己應對本黨新議員的能力，似乎也沒有什麼長進，他最後的下台，也就只是個時間問題。只是博納做了五年的議長才在無奈中辭職，而麥卡錫完成這個過程，被狼狽的趕下台，只花了十個月的時間。

為什麼歷史會看上去有如此相似的輪迴？

回到 2015 年，讓博納鬱悶，甚至有些憤怒的，是他自己並不是一個意識形態上多溫合的人，他其實是共和黨議員裏偏保守的，甚至看投票比一些自由連線黨團的議員還要保守一些。自由連線黨團的議員們反對他的，並不是他的立場，他的理念，而是他的策略。

博納是一個談判高手，懂得妥協，也就交了很多朋友。他不僅跟溫和派共和黨議員關係很好，也跟媒體，說客關係不錯，甚至他跟奧巴馬和佩洛西也有着很好的關係，至少比公開批露的要好得多。所以當保守派議員們使出各種極端要求把討論中的草案搞得不可收拾的時候，博納會在最後出來，利用自己的關係找到妥協，爭取到民主黨的票，並讓共和黨保守派議員在無奈之中接受他的方案。但是，這當然並不是保守派想要的，他們當然希望能夠戰鬥到底，就算是政府關門，就算是債務上限違期，也要把保守派革命進行到底。

沒錯，衆議院裏的保守派共和黨人一直沒有學會從少數黨到多數黨，從在野到執政的轉變。這麼多年來他們不管在台上台下，都是在用一種方式，就是少數黨的方式去戰鬥，兇狠的攻擊對手，而不屑於跟對手妥協。

這一點，博納當然都很熟悉。因為，這幾乎就是曾經的他。這個戰術，就是從他的政治導師，當時共和黨的領袖金裏奇（Newt Gingrich）那裏學來的。

戰鬥的共和黨人金裏奇

美國衆議院有 435 名議員，人數衆多。所以雖然名義上是民主選舉，但是為了讓國會能有效運作，紀律規則相當嚴格。

1991 年成功當選國會議員的博納，是著名的「七人幫」成員。那時候，共和黨在衆議院裏還是少數黨。他們就像過去十來年裏的共和黨保守派一樣，咄咄逼人地攻擊民主黨衆議院裏出現的各種問題。其中，最著名的就是 1992 年的衆議院銀行醜聞。那一年年初，媒體曝光說，專門為衆議員和他們的下屬提供銀行服務的國會聯幫信用社給議員們免費的透支保護，很多議員的賬戶處於長期透支狀態。醜聞一經曝光，引發衆怒，於是少數黨領袖金裏奇就率領七人幫要求衆議院道德委員會嚴查此事並將透支支票的議員名字公開。

這招當然是金裏奇最擅長的。到這時候，他用這招已經用了好多年了。

美國衆議院有 435 名議員，人數衆多。所以雖然名義上是民主選舉，但是為了讓國會能有效運作，紀律規則相當嚴格。簡單多數的投票原則實質上是把衆議院變成了由多數黨全權把控的立法機構，從議長到委員會主席，分委員會主席層層下放，但當然都是多數黨的議員擔任，而少數黨沒有什麼權力，能幹啥只能看多數黨的施捨。他們最強大的武器，其實就是自己的嘴，尤其是像金裏奇這樣剛進國會沒幾年，沒有什麼資歷的新議員。

所以，金裏奇的策略，就是製造噪音，從雞毛蒜皮的小事開始，攻擊對手，吸引公衆的注意力。比如，金裏奇注意到國會辯論分為兩種，一個是針對具體議案的討論，一個是跟議題無關的發言。後者顯然是無足輕重的，也不會有幾個議員在場。但是金裏奇發現轉播國會辯論的 C-Span 電視台其實對這兩種辯論都一視同仁。於是他就帶了幾名共和黨議員，在沒人關心的非議題時段，在台上慷慨激昂的發表意見，抨擊民主黨國會的種種問題，大呼政治改革。這事讓民主黨議長提普·奧尼爾（Tip O’Neill）大為光火。他下令讓攝像頭不能只拍演講者，也要給個聽衆的角度，好讓電視觀衆意識到，這時候其實金裏奇他們是對着空無一人的國會在演講。

金裏奇的另一招，就是把他攻擊的這些衆議院的問題給定義成是民主黨一家的問題。就像前面提到的銀行透支醜聞，這其實是國會的問題，與黨派關係不大。賬戶透支的議員很多，當然不僅是民主黨議員，也有共和黨議員，甚至包括金裏奇自己，和兩名七人幫的成員。但是在金裏奇看來，既然用賬戶進行透支操作最頻繁的主要還是民主黨議員，那這就不是國會的問題，而是國會民主黨的問題。

這就是金裏奇的雙標。在這種雙標下，打擊國會山上的亂象就成了只打民主黨，也只需要打民主黨。這種雙標最明顯的，也是最有名的，就是後來金裏奇擔任議長時，因為克林頓-萊溫斯基醜聞而對民主黨總統克林頓發起的彈劾。但是就在金裏奇發起彈劾的時候，他自己卻也在秘密的和一位衆議院的工作人員搞婚外情，而且已經持續了數年。

顯然，這種基於對抗，決不妥協的戰鬥風格，在金裏奇的議長時代也沒有減退。在金裏奇當議長的四年裏，少數黨領袖，民主黨議員迪克·蓋哈特（Dick Gephardt）說自己跟金裏奇面對面談話的次數屈指可數。這或許是因為，到這時，衆議院共和黨人已經或多或少接受了金裏奇的理念和風格。畢竟，在 1952 年後，共和黨就從來沒有在衆議院拿到過多數，在此前的 20 年裏，也只當過四年的多數。也就是說，在六十年裏，共和黨衆議員們已經習慣了失敗，習慣了民主黨主政。

在六十年裏，共和黨衆議員們已經習慣了失敗，習慣了民主黨主政。

這時候，換一個戰鬥姿勢試試，又何嘗不可。既然新法子好使，就用下去，掀起一輪又一輪的廉政攻勢。終於 1994 年中期選舉時，共和黨在衆議院一舉拿下了 230 個席位，時隔 40 年後重新成為多數黨，金裏奇也被選為議長，博納也被選為黨鞭，成為黨內的四號人物。在前所未有的勝利面前，金裏奇和他的黨內支持者當然是一鼓做氣，繼續用攻勢壓倒對手，而不是選擇妥協。

於是我們就迎來了 1995 年的兩次政府關門。1995 年共和黨逼着政府關門雖然很難看，讓共和黨在民調中節節下滑，但是最後還是克林頓選擇了妥協，同意了在共和黨要求的七年內平衡預算，而且，是否平衡要按國會預算辦公室的標準。在總統權力日益擴大，不斷從國會手中搶走權力的時代，能從總統手裏搶回一點權力，政府關門幾天也是值得的。

但是，金裏奇的這種對抗策略，是建立在不斷勝利，甚至是越來越大的勝利的基礎上的。一旦遭遇大的挫折，黨內的反對聲音就會冒出來。

諷刺的是，金裏奇應該不是不知道這樣做的危險。選擇強力對抗的議長，通常都不長命。就比如 1987 年擔任議長的民主黨議員吉姆·懷特（Jim Wright），就選擇了把日見強硬的共和黨排斥出立法議程之外的做法。那年他在談判中推出了一個綜合性預算和協調法案，並利用封閉性規則（close rule），禁止共和黨提出任何修正案。結果議案沒有通過，有 48 名民主黨議員也投了反對票。於是懷特破天荒的讓規則委員會修改規則，當天通過休會再開的方式把一個工作日變成兩個，再次強行投票，最後終於以一票的優勢勉強通過。這些當然在金裏奇的嘴裏，就都成了國會立法體系「道德上，智識上和精神上破產」的標誌。第二年，金裏奇指責懷特通過演講和僱傭自己夫人等方式獲得了超額的政治獻金，併成功引發了國會道德委員會調查。1989 年五月懷特主動辭職，並表示希望兩黨能借此重修舊好。共和黨的回應是把金裏奇推舉為黨內二號人物。

結果金裏奇自己當上議長後，大權在握，他選擇了進一步加強議長權力，用他之前痛斥過的封閉性規則，延長投票，特殊利益項目等「道德上，智識上和精神上破產」的方法推進自己的議程。他自己也受到了國會道德委員會的調查，成為史上第一名因為道德違規而被紀律處分的議長。

更加諷刺的是，反對金裏奇的聲音最響的，來自比金裏奇還激進的年輕保守派議員，金裏奇一手發掘培養出來的新人，他們覺得金裏奇跟克林頓做了太多的妥協，沒有為保守派價值觀堅持到底。結果在 1998 年中期選舉中，原本以為能借着彈劾克林頓鞏固自己優勢地位的共和黨意外的失去了四個席位。來自亞利桑那的共和黨議員Matt Salmon馬上放出話來要金裏奇放棄議長職位，否則他們寧可沒有議長也不會投票給他。

共和黨保守派要的是什麼呢？當然是不妥協，他們要的是保守主義的革命，既然是革命，當然是要對手無條件的接受自己的暴力改造。這看上去是不是很熟悉。2015 年的博納，剛剛下台的麥卡錫，受到的黨內指責也都差不多，也都因此最後失去了議長的位置。

所以幾十年過去了，共和黨的衆議員們依然沒有學會，怎麼去當執政黨。

是他們真的學不會麼？不一定。更加激進的姿態，是他們理性的選擇。只有這樣才能放大自己的政治影響力。

委員會的沒落，強力議長的誕生

在共和黨裏，領導人因為新人不滿而被迫下台的情況，屢見不鮮。

當下共和黨衆議院黨內矛盾的核心，是權力分配。如今的美國衆議院，是議長專權的時代。這個時代，只有弱勢的議長，沒有弱勢的議長職位。

金裏奇、博納、麥卡錫，他們作為議長，風格非常不一樣。金裏奇咄咄逼人，博納擅長談判，麥卡錫則是黨內的老好人。但是不管你是誰，你有什麼政策理念，只要坐在議長的位置上，你就大權在握。而衆議院裏權力最小的人是誰呢？當然是那些新入職的年輕面孔。

表面上看，這些持激進原則的議員，都是保守派。沒錯，他們是保守，比共和黨衆議員整體上要保守一些，但是也遠沒有那麼保守到涇渭分明，他們跟其他共和黨議員的差別，當然要遠遠小於共和黨議員和民主黨議員的差別。

他們的另一個特徵，是相對年輕。在最新一屆衆議院裏，最激進的自由連線黨團，有超過七成是 2010 年以後新當選的，沒有任何在國會待過超過四十年的老政客。而其他共和黨議員裏這個數不到六成，甚至有十多名議員已經在國會里待了超過四十年。

這些理念上更保守的新議員能夠當選，大多是因為他們來自安全的共和黨選區，只要在黨內初選中獲勝，就能穩穩拿下議員席位。也就是說，他們通常不用擔心連任的問題。但是，因為是新進議員，資歷尚淺，甚至還在學習衆議院裏遊戲規則，他們在僧多粥少的衆議院，就沒有什麼實權。這種差異就讓他們有點像國會中的永遠的少數派，必須用一些激進的方法來打造和推進個人政治形像，放大自己的力量，甚至不惜犧牲本黨的集體利益。

正好，共和黨又是一個意識形態上相對均一的政黨。它不像民主黨，不同的議員經常代表不同的社會少數群體，基於種族/性別/經濟等不同的利益基礎，政治訴求的原則也就差別很大。共和黨背後的核心團體相對單一，白人中產階級，這讓大家的基本理念相對一致。於是當新議員用理念不純粹，犧牲自身原則這樣的理由去攻擊在位當權的老議員時，就特別有效。

所以在共和黨裏，領導人因為新人不滿而被迫下台的情況，屢見不鮮。早在 1960 年代，共和黨中就出了一批自稱為「Young Turks」的少壯派異見議員。他們在 1964 年競選共和黨大敗後力推傑拉德·福特（Gerald Ford），掀翻了當時的少數黨領袖 Charlie Halleck。1994 年共和黨大勝拿下衆議院，本來少數黨領袖 Bob Michel 是順理成章要當議長的，但是因為年輕議員們支持金裏奇，Bob Michel 乾脆直接宣布退休。而 Bob Michel 的前任 John Rhodes，Charlie Halleck 的前任 Joe Martin，一個主動辭職，一個敗選，也部分是因為被少壯派共和黨議員苛責。

所以這種少數年輕激進議員挑戰黨內領袖，推出自己的代理人，提升自己的議事權力，其實一直都在共和黨的基因裏。只不過，因為種種原因，這些衝突，現在變得更加直接，不計代價。

在 1960-70 年代的國會衆議院，跨黨合作並不罕見，尤其是一些重要的委員會里，甚至是常事。但是這些合作的常態其實是在二十世紀中期定下來的，那時候共和黨還曾經兩次拿到過衆議院多數，也沒有人知道下一次是不是共和黨又能拿回多數。反正多數黨控制了議程和立法方向，讓少數黨參與一些細節問題也不會改變大局，大家面子上都好看。所以在本黨執政時給對方一些合作機會，是很現實的，萬一衆議院易主了還可以繼續合作嘛。

那個時候，國會里論資排輩，坐到委員會主席這樣位置的人，都是資深議員，他們往往比國會的年輕議員更加溫和，也就更容易跨黨合作。

而且呢，那個時候，國會里論資排輩，坐到委員會主席這樣位置的人，都是資深議員，他們往往比國會的年輕議員更加溫和，也就更容易跨黨合作。那時候兩黨也沒有現在這樣在意識形態上這麼兩極分化。大量的民主黨議員來自還是種族隔離制度下的南方，他們自己的意識形態當然也很保守。因為民主黨長期獨霸南方，也讓他們的地位特別穩固，貢獻了大量位高權重的議員。1963 年，衆議院十三個撥款分委員會，有五個分委員會主席由偏保守的議員擔任，看上去不多，但這五個分委員會包辦了超過四分之三的預算。同時共和黨一邊也有大量來自東北方，立場更加自由派的議員。在 1961-63 年國會里，共和黨有 63 名偏自由派議員，只有 16 名保守派議員。雙方都有在意識形態上相近的議員，也就讓跨黨合作變得容易和自然。

但是到 1994 年重新拿回衆議院時，共和黨就只剩下 7 名偏自由派議員，而保守派議員足足有 94 名。這一過程，當然就是在 1970 到 80 年代完成的。

在這一過程中，委員會主席的傳統地位，也在被慢慢消弱。雖然說民主黨的年輕議員不像共和黨裏的那樣氣勢洶洶，他們當然也不滿意國會里論資排輩的傳統。只不過那時候，在國會把持大權的，是委員會主席，而不是議長。他們不滿意的，就是溫和甚至保守的老議員長年把持重要的委員會，讓自己沒有機會大展鴻圖。所以他們也跟共和黨少壯派一樣，一有機會就發起挑戰，只不過，因為民主黨在那幾十年裏在國會的絕對優勢，他們鬧也不會鬧到民主黨失去多數。既然當時國會的權力主要集中在資深的委員會主席，民主黨年輕議員的矛頭就主要對準了委員會的權力分配機制。

他們的法子，是在民主黨大勝的時候，利用大量新進的民主黨衆議員涌入新一屆國會，需要分配權力的時候，藉機推進自己的目標。

1958 年中期選舉，民主黨豪取 49 個新議員席位，在國會里比共和黨多出整整 130 席，開啓了民主黨獨霸國會時代。於是新進的自由派議員開始成立屬於自己的黨內團體，並開始逐步向重要的委員會輸送自己的議員。1964 年民主黨搶到 37 個新席位，領先優勢達到 145 票。這時他們開始要求整肅那些在大選中未能支持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議員，也就是開始要求議員的個人訴求要和黨派的整體訴求一致。他們也要求更加民主透明的委員會機制，挑戰委員會主席權威，把更多權力分到分委員會。到 1974 年，民主黨又一次拿到 49 個新席位，多了 76 名新民主黨議員。在他們的集體要求下，民主黨黨團廢掉了三名委員會主席，也就廢掉了論資排輩的傳統。

委員會主席職位沒有了安全保障，這就大大消弱了委員會主席的權力。好處當然是就算是資歷較淺的議員，憑藉自己的理念，籌款能力，黨內影響力，也有機會進入重要的委員會，甚至獲得主席的職位。同時，隨着委員會主席權力的消弱，帶來的，是愈發強勢的議長。只是新議長所面臨的，則是兩黨極化，對抗空前高漲的時代。

委員會主席權力被消弱的另一後果，就是讓老一代南方民主黨人紛紛退休或者退居二線，他們在國會里實力被大大消弱，也讓保守的共和黨人有機會在南方站穩腳根。兩年之後，金裏奇就入選了國會，代表着南方保守派共和黨人的崛起。所以到了 80 年代，國會的合作氛圍也就慢慢的淡了。前面提到 1987 年民主黨議長懷特用了封閉性規則這樣的手段單方面推進本黨支持的議題，但是其實，這一作法在他之前的議長，提普·奧尼爾 1977 年上台之後，就慢慢多了起來。懷特這樣願意用強力手法壓制少數黨的議長上台，當然也是議長權力變大的結果。

當金裏奇上台時，他接下來的，就是這麼一個有着巨大權力的議長職位。在權力的誘惑面前，但凡野心大一點，都會去擁抱它，而不是拒絕。表面上金裏奇壓制了分委員會的權力，為委員會主席重新賦權，但是他給了自己任免委員會主席的權力，這其實是進一步加強了議長的權力。

回歸正常秩序可能只是一個美好的願望

如今絕大部分的共和黨議員都是 2010 年以後進入國會的，他們從來就沒有見過兩黨合作的委員會時代，也就沒有任何合作的經驗，當然很多保守派議員也沒有合作的意願。

所以，經過一系列的政治改革，衆議院裏的權力分配問題依然存在，只不過到這時候，矛盾不再是資深議員和資淺議員，委員會主席和普通議員之間的矛盾，而是變成了新進議員和以議長為首的黨內領導層的矛盾。

於是，年輕的激進議員們的改革焦點，當然就在如何從議長手裏搶回自己的權力。但問題是，這種作法往往會加強兩黨之間的矛盾。

金裏奇下台後，取代他擔任議長的丹尼斯·哈斯特爾特（Dennis Hastert）是一個著名的不作為的弱勢議長。雖然國會里從此經歷了一段風波不興的時代，但是後面是著名的哈斯特爾特規則（Hastert Rule），就是任何議案被拿出來在全院表決的前提，是先要在共和黨黨團內部獲得過半的支持。對於哈斯特爾特，這個簡單的做法可以保證有至少一半的本黨議員支持自己，也就能保住自己的議長職位。代價是，他交出了作為議長的一個重要權力，同時也讓兩黨的矛盾日益激化。因為如果只有那些被共和黨自己青睞的法案才有機會獲得通過，這其實就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跨黨合作的可能。哈斯特爾特風平浪靜地的做了八年議長，但這段時間，衆議院裏兩黨對抗明顯增加。於是到了 2007 年民主黨拿回國會，南希·佩洛西成為議長時，民主黨也不想再回到委員會主導的合作時代，而是更主動的推進本黨支持的立法。

但是不管你是誰，你有什麼政策理念，只要坐在議長的位置上，有自己的政治野心和報負，就需要跟民主黨去談判，就不可避免的要妥協。雖然絕大部分議案，可以採用哈斯特爾特規則，但是總有例外。像博納擔任議長的幾年，他就數次違反了哈斯特爾特規則。

這當然也引來了保守派的不滿。兩黨矛盾激化，立法相持不下，最後一些重要議題只能由議長出頭談判，這豈不又反過來加強了議長的權力。所以 2015 年博納辭職，保羅·萊恩被拉出來救場的時候，自由聯線黨團跟保羅·萊恩談判，其中一個重要條件就是萊恩要堅持哈斯特爾特規則。

堅持哈斯特爾特規則只是自由聯線黨團的一個要求。他們還提出了要求在任命委員會成員的指導委員會（Steering Committee）里加入更多成員，消弱議長和多數黨領袖對任命的影響力。在今年麥卡錫競選議長時，他們抓住麥卡錫一味討好大多數人，委區求全的特點，要求麥卡錫回到「正常秩序」（regular order），以分委員會為單位去推單獨的十二個撥款法，給議員更大的議事權。

其實在過去二十年裏，共和黨的歷任議長也意識到了這一點，他們也都會承諾，努力恢復正常秩序，把立法細節交給議員，自己去做戰略性的決策，參與少數最重要的議題的談判。但是，如今絕大部分的共和黨議員都是 2010 年以後進入國會的，他們從來就沒有見過兩黨合作的委員會時代，也就沒有任何合作的經驗，當然很多保守派議員也沒有合作的意願。因為以委員會為中心的立法程序的核心就是要淡化以黨為中心，以理念為中心，從而讓兩黨所有議員都能參與進來，發表意見，這樣才能完成跨黨合作。沒有合作意願的結果，就是共和黨自己內部都無法搞定諸多重要的立法，更不要說跨黨合作了。於是大家就面臨着一個一旦共和黨議長交權，兩黨矛盾就會讓國會立法陷入癱瘓，而議長一旦強力推進立法，就會被黨內矛盾呑沒職位不保的困境。

看上去，國會議員們不僅是簡單的要議長交權，自己也必須要學會如何合作，把交到自己手裏的權力用好，才能讓衆議院恢復正常秩序。如果這只是國會本身的問題，這可能只是個時間問題，但是更多的外部因素的變化，卻讓嘗試合作比幾十年前難多了。

當一名議員選擇與對方黨派的議員合作，在重要議題上妥協時，他面對的，不僅是本黨議員的質疑，更多的是來自這些媒體的質疑，引發選民的反噬。

一個重要的原因當然是黨派極化，地方議員的意識形態越來越和本黨在聯邦問題上的政治立場一致。政治極化的背後則是選民的極化。而催動選民極化的，不僅有各種傳統媒體，更包括了大量的新興媒體，比如各種黨派立場鮮明的政治脫口秀，政治博客，還有X/推特、臉書、Youtube 上的無數自媒體。這些新舊媒體帶動的，是大量的狂熱草根選民，和大量的捐款，這很可能會直接決定一名議員在黨內初選中的命運。這在反建制情緒越發激烈的共和黨愈加明顯。

所以，當一名議員選擇與對方黨派的議員合作，在重要議題上妥協時，他面對的，不僅是本黨議員的質疑，更多的是來自這些媒體的質疑，引發選民的反噬。反過來一名議員選擇堅持原則毫不妥協，雖然立法上可能一事無成，但他可以宣傳自己是乾淨的，不受深層政府控制的，只向選民負責的議員，那他就會收穫大量狂熱選民的支持，確保他在接下來的黨內初選中不會輸給黨內更極端的候選人。

就像這次罷免議長麥卡錫，前白宮幕僚長史蒂夫・班農（Steve Bannon）就在自己的節目《War Room》裏極力支持罷免麥卡錫，成功之後馬上把兩名投了罷免票的共和黨議員，馬特·蓋茲和 Nancy Mace 請到節目裏做客，幫助他們募款。

技術似乎也不在支持合作的議員一方。以前議員們做私下的談判，不用過於擔心被提前曝光。但是現在是智能手機時代，泄密再所難免，就很難讓他們神不知鬼不覺的完成比較深入的談判。很多談判，可能剛剛有眉目，就因為被曝光引發本黨激進選民和議員的怒火而被迫放棄。

這一切，都讓衆議院變得越來越低效，越來越難以順利完成自己的工作。但是政府的工作總是要有人做的，所以，如果衆議院再這樣混亂下去，那它的職能就會被其他機構蠶食，自己就會淪為次一級的政府機構。就像本來對它來說最重要的立法工作，就很有可能被其他機構，比如參議院、白宮，和高院給牽着走了。

所以在衆議院，至少在短時間裏，它還會繼續走弱。

就像這一次，麥卡錫被罷免後，共和黨面臨選新議長的任務。本來這是衆議院共和黨的內部事務，但是作為候選人之一的吉姆・喬丹（Jim Jordan），想出來了讓前總統特朗普背書。這雖然讓他聲望大增，但是也是引狼入室。如果喬丹最後當選，那他這個議長這個職務難免會被掛上一個前總統特朗普的章，缺乏應有的獨立性。就算他沒有當選，他這一行為也已經讓議長這個職位有了可以被其他政治機構評議拿捏的可能。

不過至少在作者完稿時，喬丹在共和黨黨內選舉中輸給了更加傳統的候選人斯卡利斯。這說明衆議員共和黨在現在還是願意擋住這樣過於直接的對他們的影響，堅守衆議院內部事務內部解決的這個底線。

當然，如何處理在黨派極化下黨內如何有效分權的矛盾，這才是美國衆議院所面臨的真正危機。不管下一任議長是誰，他依然會處於政治風暴的中心，面對可能是更大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