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修平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英國埃克塞特大學巴勒斯坦研究博士）
2023年10月7日清晨，位於巴勒斯坦加沙（台譯：加薩）地區的哈馬斯發動「阿克薩洪水行動」（Operation Al-Aqsa Flood）。哈馬斯不僅向以色列投擲火箭彈，更首次派遣武裝人員闖入以色列南部，導致一千多名以色列人死亡，並虜走兩百多名以色列居民。面對哈馬斯的突襲，以色列政府迅速動員30萬部隊，在加沙各地進行持續的轟炸，導致許多巴勒斯坦民房倒塌及超過一萬名巴勒斯坦平民的死亡。
各界對此事件已有廣泛的報導及激烈的爭論。若不是長期關注「以巴衝突」的讀者，或許難以從中理出一條清晰的脈絡。事實上，已故的美籍巴勒斯坦學者愛德華・薩依德 （Edward Said, 1935-2003）早已提出深刻的觀察，有助於我們理解當前事件衝突的本質。
薩依德在世時，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英語及比較文學系的教授。他不是象牙塔型的學者，反而積極參與公共事務，致力改變大眾對國際局勢的認知。薩依德著作等身，台灣出版社已翻譯數十本薩依德的著作，其中以《東方主義》（Orientalism）最為著名。
《東方主義》的重要性已經有許多文章深入探討，在此不作贅述。本文主要介紹薩依德如何看待巴勒斯坦問題。薩依德出生於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基督教家庭，15歲時跟隨父親移民至美國。他在普林斯頓大學完成學士學位，並在哈佛大學完成碩士及博士學業。在1963年薩依德尚未取得博士之前，即已在哥倫比亞大學的英語及比較文學系任教，直至2003年過世。
薩依德原來專注於19世紀英文文學研究，但1967年的「六日戰爭」改變他的人生歷程，而投入巴勒斯坦民族解放事業之中。1967年6月，以色列先發制人，突襲埃及、約旦及敘利亞，短短六天時間佔領耶路撒冷、西岸、加沙、西奈半島及戈蘭高地。六日戰爭提升了以色列的自信，同時打破阿拉伯國家團結一致的神話。然而，對於巴勒斯坦人而言，1967年六日戰爭標誌著另一個苦難的開始，耶路撒冷、西岸及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從此受到以色列的軍事宰制。
薩依德原本可以像許多學者一樣，不用過問紛擾的俗事，專心在學術象牙塔過安穩的生活。然而，六日戰爭不僅改變中東區域的格局，也改變了美國政治輿論的氛圍。薩依德的學生提摩西・布倫南（Timothy Brennan）出版的《心靈的棲地：愛德華・薩依德傳》（Place of Mind: A Life of Edward Said），提及許多紐約知識份子在六日戰爭之後，成為熱情洋溢的猶太復國主義者（Zionists），高聲為以色列辯護。
1970年，薩依德發表一篇名為《被描繪的阿拉伯人》（The Arab Portrayed）的文章，雖然僅短短六頁，卻充分展現他對巴勒斯坦民族的強烈認同。他批評美國輿論一面倒地支持以色列，例如以色列被描繪成英雄主義和受人仰慕的國家，而阿拉伯人則被描繪為天生仇視以色列、歇斯底里和愚蠢的暴徒。薩依德指出，相較於英國及法國，美國對阿拉伯人的理解有限。他強調，巴勒斯坦人並非如以色列人所宣傳的那般是遊牧民族。巴勒斯坦人一直存在，擁有自己的文明、歷史及社會組織。然而，由於以色列非法佔領巴勒斯坦人的土地，每當巴勒斯坦人參與抵抗活動時，美國輿論不外乎使用恐怖份子的字眼來形容他們。
1979年，薩依德出版《巴勒斯坦問題》（The Question of Palestine），更有系統性地闡述他之前的觀點。他寫作的主要動機在於長期以來，巴勒斯坦問題遭到各界忽略，鮮有權威性的文獻探討巴勒斯坦歷史，因此他希望透過此書引起西方讀者的關注，進而讓巴勒斯坦問題成為公共的討論話題。
《巴勒斯坦問題》分為三大主題：巴勒斯坦人的存在與否、關於以色列立國意識形態以及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自決。該書出版後，薩依德不斷透過文字及演講方式反覆呈現這三大主題。
主題一：巴勒斯坦人存在嗎？
19世紀前往巴勒斯坦的西方旅行者，當他們看到當地阿拉伯農民及城市的居民時，往往使用野蠻及未開化等字眼描繪這些阿拉伯人。這些西方旅行者的觀點隨後影響了猶太復國主義者，他們認為巴勒斯坦是無主之地，在等候沒有土地的猶太人前來。
然而，薩依德反駁上述論點，他提到在1948年以色列建國之前，這片土地上已有大量本地人存在。這些本地人是誰呢？他們說阿拉伯語，其中大多數是遜尼穆斯林，少數是基督教徒、德魯茲（Druze）及什葉派穆斯林。這些巴勒斯坦人當中，約65%從事農業活動，分散於500個村落，種植著穀物及蔬菜。至於城市如納布盧斯（Nablus）、耶路撒冷、拿撒勒（Nazareth）、阿卡（Acre）、雅法（Jaffa）、耶利哥（Jericho）、拉姆拉 （Ramlah）、希伯侖 （Hebron）及海法（Haifa）等，則是巴勒斯坦人的文化中心。無論是在農村及城市的巴勒斯坦人，皆以阿拉伯人為自豪。
在以色列建國之前，各地的巴勒斯坦知識份子已經成立政治團體，呼籲建立民族國家，他們反對英國的統治及猶太人的殖民活動。然而，1917年在英國政府支持之下，猶太復國主義者得到鼓舞，計劃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民族家園。這意味著數以萬計的巴勒斯坦人將被迫流離失所，讓出家園給猶太人建立新的國家。薩依德反對猶太民族家園的概念，因為這隱含著「轉移」（transfer）巴勒斯坦人口。
主題二：以色列立國的意識形態
薩依德所提的「轉移」概念與以色列立國的意識形態「猶太復國主義」（Zionism）有關。他指出猶太復國主義受到種族主義及殖民主義的影響，懷有此意識形態的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殖民地，並驅離當地的巴勒斯坦人。但問題是，外來的猶太移民者在面對絕對多數的巴勒斯坦居民時，要如何建立其安全的根據地呢？
薩依德引用1940年一位猶太復國主義者約瑟夫・魏茲（Joseph Weitz, 1890-1972 ）的「轉移」論點：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以色列土地問題及猶太問題不再是『發展』而已。必須搞清楚的是，這個國家無法容納兩個民族的空間……。假如阿拉伯人離開這個國家，我們將有廣大的生存空間。假如阿拉伯人留下來，這個國家將變得狹小及充滿不幸。為了在以色列土地上建立希伯來國家，購買土地並不足夠，必須將阿拉伯人轉移到其他地區……。絕對不要讓一個村落、一個部落存在。阿拉伯人應該轉移至伊拉克、敘利亞甚至外約旦等地。唯有進行轉移，這個國家才能吸收數以百萬的猶太兄弟。猶太問題將會迎刃而解。除此之外，沒有其他可行方式。」
魏茲所提的阿拉伯人就是今日所知的巴勒斯坦人。魏茲在1930年代擔任「猶太國家基金」（Jewish National Fund）的負責人，專門負責購買巴勒斯坦的土地，然而，1930年代猶太人購買的土地僅占5%，且猶太人口在巴勒斯坦比例約30%。換句話說，猶太人未來若要建國，在沒有人為強力干預下，勢必成為少數民族。因此，為了確保生存權，從1940年代起猶太復國主義者開始著手「轉移」工作，詳細調查巴勒斯坦各城鎮及鄉村的風土民情。
在1947年英國準備撤離巴勒斯坦時，猶太武裝部隊掌握政治空窗機會，執行轉移方案。經過近一年的時間，猶太武裝部隊有系統摧毀了513座巴勒斯坦人村落、並清空11座以巴勒斯坦人為主的城市，最終迫使將近八成的巴勒斯坦人流離失所，成為難民。剩下不到兩成的巴勒斯坦人則處於以色列的軍事統治之下。
主題三：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自決
以阿戰爭在1949年停火後，以色列控制巴勒斯坦78%的土地。巴勒斯坦人從1920年代以來的建國理想完全破滅，絕大多數人成為難民，分散於鄰近的阿拉伯國家。以色列建國對於歐洲猶太人來說，代表不再受到外族壓迫，擁有一塊可安身立命之地。但對於巴勒斯坦人而言，以色列的建國意味著摧毀他們的社會基礎。
自1950年代起，流離失所的巴勒斯坦青年紛紛成立軍事組織，以武裝解放巴勒斯坦為最終目標，其中以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 1929-2004）領導的法塔赫（Fateh）最具代表。1968年，駐紮在約旦邊境的法塔赫游擊隊發動攻勢，造成數名猶太屯墾居民的死亡。以色列國防部長戴揚（Moshe Dayan, 1915-1981）下令鏟除法塔赫在約旦的根據地。儘管法塔赫在這場戰役當中損失慘重，但由於游擊隊戰士的英勇抵抗，成為阿拉伯世界新一代的英雄。數以千計的巴勒斯坦青年自願加入法塔赫，參與民族解放的行列。
1969年，阿拉法特成為巴勒斯坦解放運動（PLO）的主席。經過數年的發展及組織規模的擴大，PLO成功整合巴勒斯坦各政治派系，並在1970年代被視為巴勒斯坦人的唯一合法代表。PLO具有領導人、民族議會、執行委員會、政治部門、軍事部門、民族基金、教育部門、紅新月會、資訊部門、研究機構及社會福利機構等。薩依德自1977年起，擔任PLO旗下民族議會的獨立委員，為阿拉法特為首的領導團隊提供諮詢意見。
薩依德原本期盼PLO能引領巴勒斯坦人走向民族自決，建立一個世俗及民主的國家。然而，1993年9月，當阿拉法特與以色列總理拉賓（Yitzhak Rabin, 1922-1995）簽署《奧斯陸和平協議》（The Oslo Peace Agreement）後，薩依德批評阿拉法特背離原則，因為該項和平協議未能真正幫助巴勒斯坦人實踐民族自決，反而製造一個虛幻的和平。以色列仍牢牢控制巴勒斯坦的通道及經濟，導致絕大多數巴勒斯坦民眾的權益不斷遭到忽視。此外，薩依德批評阿拉法特成立的巴勒斯坦當局（Palestinian Authority）過於腐敗，被認為是以色列的魁儡政府，等同於二戰時期法國的維琪政府（Vichy Government）。
也許外界認為薩依德只會不斷的批評，沒有提出具體的方案。事實上，在薩依德的晚年，他已提出一國方案的倡議，即一個國家兩個民族共存的想法。
一國方案的內涵
薩依德提倡一國方案的背景是在和平進程（1993-2000）的晚期。1998年12月，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領導的聯合政府倒台，主因是聯合政府的極右翼政黨不滿意內塔雅胡讓出土地給巴勒斯坦人。隔年一月，薩依德投書至《紐約時報》，認為和平進程已無法促成以色列與巴勒斯坦真正和解，唯有一國方案才是唯一可行方式。
薩依德承認一國方案的實踐不是件容易的事。首先，他回顧過去半個世紀的歷史，以色列官方意識形態與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自決原則是相互矛盾的。以色列聲稱1948年發動的是解放戰爭，而巴勒斯坦人說他們的社會遭到摧毀，絕大多數人遭到驅離。從1948年以來，巴勒斯坦人長期遭到以色列的壓迫，充滿著憤怒、羞辱及對以色列人的敵意。
薩依德在簡要回顧以色列壓迫巴勒斯坦人的歷史後，轉為抨擊1993年的奧斯陸和平協議。他批評阿拉法特與其支持者臣服於以色列。另外，在西岸及加沙的巴勒斯坦人的居住區域呈現塊狀化，分別取得10%及60%的土地，且其所擁有的土地無法相連。薩依德感嘆奧斯陸和平協議只會讓巴勒斯坦人忘記歷史，成為受害者中的受害者，難民中的難民。
薩依德提到巴勒斯坦人的困境取決於以色利的態度。以色列接受奧斯陸和平協議乃基於隔離原則。過去50年來，以色列持續擴充領土，並在巴勒斯坦人居住的城鎮及鄉村周邊建立屯墾區（settlement），將猶太屯墾者與巴勒斯坦人區隔開來。然而，這種隔離原則沒有實際作用，因為這無法阻止巴勒斯坦人民族自決的願望。此種隔離原則只會讓以色列人持續享有優勢，而巴勒斯坦人仍處於次等的地位。
為了打破此隔離原則，薩依德提出一國方案的倡議。事實上，早在1969年2月，PLO所屬的民族議會已提出一國方案的構想。1970年代，民族議會也不斷重申一國方案的必要性。不過隨著國際局勢的變遷以及PLO與以色列之間權力的不對稱，PLO認知一國方案實踐不易，最終還是務實地接受兩國方案，承認以色列的合法性，並接受聯合國的相關決議案。即使如此，一國方案仍是巴勒斯坦知識份子不斷討論的話題。
薩依德坦承以色列與巴勒斯坦兩邊實力的懸殊差距，雙方堅持己見，且互不相讓。但薩依德仍察覺以巴雙方仍有和解的曙光。少數的猶太人與巴勒斯坦知識份子已提出替代選項，即未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與以色列猶太人生活在一個國家，共享對等權利。至於這個國家不再是基於種族，而是以公民理念為共存的基石。
薩依德的一國方案倡議並未立即得到歐美學界的迴響。直到近十年來，由於以巴衝突的加劇，歐美學者逐漸認知兩國方案的侷限性，開始有系統討論一國方案的內容及可行性。
《巴勒斯坦問題》之後：巴勒斯坦人與恐怖主義
《巴勒斯坦問題》在1979年出版後，巴勒斯坦問題依舊未受到重視。每當巴勒斯坦武裝份子與以色列發生軍事衝突時，巴勒斯坦人依舊是恐怖份子的形象。薩依德反對透過暴力解決問題，但從未使用恐怖主義貶低巴勒斯坦武裝團體。他對哈馬斯選擇武裝手段感到相當遺憾，但能理解哈馬斯的興起，其背後代表著許多巴勒斯坦人長期以來承受以色列的屈辱及否定，而表達強烈的反抗情緒。
薩依德也反對西方媒體採用恐怖主義或恐怖份子加諸於巴勒斯坦人身上。他從1980年代直至2003年過世之前，不斷質疑恐怖主義的用詞。1988年，薩依德在《責怪受害者》（Blaming the Victims）一書提到：
「巴勒斯坦並非普通之地，其沈浸於宗教及文化的濃厚氣息。過去一個世紀來，這邊是猶太復國主義運動與非猶太居民（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全面衝突之地。此衝突也在國際社會放送，各種大眾媒體如收音機、報紙、電視、電影及學術活動，皆傳達好戰性的言論且通常伴隨著宣傳。以色列在1948年建國之後，不僅控制多數巴勒斯坦土地，也在國際社會取得政治話語權……」
「西方輿論對以色列的關注是制度性且相當正面，美國不讓以色列帶有恐怖主義字眼。相反的，巴勒斯坦人在美國電視螢幕、新聞報紙及商業廣告中，往往簡化成一種單一的刻板印象：瘋狂的伊斯蘭好戰份子、毫無緣由的殺害無辜民眾以及野蠻人等形象。」
薩依德另外在1987年，批評以色列駐美大使內塔尼亞胡所主編的專書《恐怖主義：西方如何勝利》（Terrorism: How the West Can Win）。他認為此書對恐怖主義的定義不明，恐怖主義只局限於共產主義及伊斯蘭極端主義。薩依德認為該書呈現的主題是：我們（以色列）從未是恐怖份子，穆斯林、阿拉伯人及共產主義者才是。薩依德對此書的論述有下列的解讀：
「此觀點就是如此簡單，否定1948年以色列建國所埋藏的事實，就是該國的成立是驅除巴勒斯坦人的結果……武裝鬥爭原則源於抵抗權的概念，受到壓迫的所有民族普遍享有這個權利。像所有民族一樣(也包含猶太人)，巴勒斯坦人偶爾訴諸於引人矚目的惡行，其目的是誇大鬥爭並施加於痛苦在敵人身上。但我一直認為，這是政治錯誤且帶有嚴重的道德後果。」
「不過，以色列毫無疑問對巴勒斯坦人的暴行在規模及傷害程度上，一直是遠遠超過（巴勒斯坦人對以色列人的暴行）……這十年來，以色列善用美國政策，無所顧忌地操弄猶太人對另一次大屠殺的恐懼，同時激化猶太教及基督教反對伊斯蘭的隱藏情緒。」
薩依德認為，西方媒體使用恐怖主義指責巴勒斯坦人，是一種去脈絡及去歷史的專業化術語，並以民主與恐怖主義對立為名，藉此抹去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造成的長期傷害。
薩依德的遺產
薩依德離世已滿20週年，但他在1979年《巴勒斯坦問題》的分析架構仍有助於我們理解當前的複雜局勢。此外，薩依德留下三個遺產。第一，來自薩依德家族本身。他的兩位外甥沙利·馬克迪西（Saree Makdisi）及烏薩馬·馬克迪西（Ussama Makdisi）繼承薩依德的學術衣缽，分別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英文系及柏克萊大學歷史系擔任教授，致力於巴勒斯坦問題研究，在西方學界具有一定的影響力。第二，薩依德之後，巴勒斯坦問題已經成為相對熱門的學術研究。美國及英國的一些知名大學設立以巴勒斯坦研究為名的研究中心及教學機構（註）。這些學術單位以歷史學、人類學、社會學及政治學等跨領域途徑，所展示的學術觀點正是薩依德多年所倡導的。
最後，薩依德對巴勒斯坦問題的關懷不僅感染巴勒斯坦人，也滲透至西方社會。西方國家內部已不是鐵板一塊。即使西方大國的政客展現對以色列無條件的支持，但社會上仍有不少聲援巴勒斯坦人的聲音。參與該社會運動的人士，強調透過非暴力方式，透過「杯葛、撤資及制裁」等方式，要求以色列必須結束對巴勒斯坦人的佔領狀態。此外，知名國際人權團體如「國際特赦組織」及「人權觀察」則以「種族隔離」（apartheid)）字眼，描述以色列對待巴勒斯坦人的不公行徑。
儘管薩依德已經不在，他的思想仍是抵抗壓迫者的最有力武器。
註：如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巴勒斯坦研究中心（Center for Palestine Studies）、英國亞非學院（SOAS）巴勒斯坦研究中心（Centre for Palestine Studies）與英國艾克塞特大學的歐洲巴勒斯坦研究中心 （The European Centre for Palestine Studies）。
@weber，不，我不是這個意思，我再說清楚些。
烏克蘭有無新納粹組織？大概有吧……但人數多少？假若10萬人中有1有一個新納粹（反正這不會有統計數字，數字亂作），能合理化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不能，新納粹人數太少。
同樣，以色列用剷除「恐怖分子」為理由攻擊加沙（他們就是直接假設加沙平民就是「恐怖分子」），這也不能合理化他的無差別攻擊加沙。說到底，一個比例問題，而以色列明顯就是 **醉翁之意不在酒**。戰爭本身就會死人，而現代戰爭的底線，就是不能屠殺平民。但以色列全部犯了，不是一單兩單個別子，還繼續進行中。
//關上門，讓他們私下處理吧。// 某意義你說得對，但他們指「戰勝國」。你看，假若以色列戰勝（十有八九），罪大惡極的內塔尼亞胡會被判戰爭罪？不計其他，單是他令哈馬斯崛起，都足夠令以色列判他戰爭罪吧？
@rsk，我想我知道你的意思，但你是否有意混淆討論內容呢？
例如說：『俄羅斯入侵鳥克蘭，都是為令烏克蘭「去納粹化」，你覺這理由不混賬嗎？』，當你將這樣的論述跟加薩並列在一起時，是否意味著你認為烏克蘭在烏東犯下跟雷姆音樂節大屠殺一樣大規模無差別殺人的罪行呢？ 當然如果你能提出論據，我很有興趣了解烏克蘭納粹的細節。
當我談論空襲手段時，針對的是@TWI所謂『個別逮捕』的部分，也就是所謂「制裁」，針對這部分以、美部隊降低附帶損害的精確打擊手段已經非常純熟。
不喜歡附帶損害低的空襲手段，那就必須採取附帶損害「高」的地面作戰手段；不喜歡空襲手段的理由很多，但如果有人要在這裡推薦會讓巴勒斯坦人死傷較多的手段，我會希望有適當的理由(例如說實際死傷會比較少)。
你的『早產兒』故事顯然是將目前以色列的「報復」性攻擊跟我所要討論「制裁」手段混為一談，但問題也是一樣：同樣一位早產兒如果不是死於空襲，也會死於地面作戰。可能的差異在於，地面作戰會多死一些以色列人，而每死一個以色列人，就會死一百個巴勒斯坦人。故事可以觸動人心，數字則過於冰冷，故前者用於宣傳，後者則是用於判斷。
我們都只知道「討論」無濟於事，然而要我說：最好的做法就是制止以色列的報復行動，由聯合國部隊介入制裁，這樣就算不能避免死亡的苦難，至少也能降低以巴美之間的仇恨連鎖。
當然，若如你所說的，哈瑪斯裡面也有好人，所以哈瑪斯無法被定罪，那自然也就沒有他人介入制裁的必要了。關上門，讓他們私下處理吧。
@weber，既然你問到，我講講自己立場——比起批評「整個」哈馬斯，我想以哈馬斯的「成員」各自情況，去考慮有無罪？
很簡單的事實：是否全部哈馬斯成員都有無差別攻擊？顯然不是。
舉例，the accountant of auschwitz的主角Oskar Groening，他進行公開活動，譴責否認猶太人大屠殺的主張，反而因此得媧，作為auschwitz的會計，被控告「協助殺害至少三萬名猶太人的大規模謀殺罪」(wiki)
我無法說服自己要集中營的會計，背負種族屠殺的罪名，特別是他發聲的目的是要「使那些否認大屠殺存在的人閉嘴」(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20582 )
@rsk，你可以先想一下，哈瑪斯的行為是有罪的嗎？
如果有罪，那要如何制裁？
怎麼樣的制裁，附帶損害最低？
這不需要站在以色列的立場去想。
Weber，是否恐怖分子、是否罪犯？不是猶太人的我，就不會用以色列的立場去看。
我不知道你用甚麼立場、背景去看？但你認真想想，不然很容易寫出很冷血的內容出來……
@weber，你要知道，俄羅斯入侵鳥克蘭，都是為令烏克蘭「去納粹化」，你覺這理由不混賬嗎？你的理據，成不了以色列攻擊加沙，波及平民的理由啊。
還有，「燃燒的白色裝甲車不會有人記得」，那我一樣可以說：因攻擊醫院而死的早產嬰，除了他們的父母，誰有會記得啊？
@rsk，『個別逮捕』不是派兩三個警察敲門就能達成的任務，第一步要做的就是『進攻加薩』。
我想這顯然就不需要討論是否會波及平民了。
第二點，不需要指稱為恐怖份子。既然都提到逮捕，那哈瑪斯就是罪犯。最沒有爭議的做法，就是讓聯合國部隊開著白色小車車進去拘捕，這樣就不會有無辜的人死掉。
美國黑鷹被擊落可以拍成電影，但燃燒的白色裝甲車不會有人記得。
.....@weber, 你知道你自己在說甚麼吧？
你的話反轉來說的話就是——為了捕捉「罪犯」，不犧牲「精銳部隊」，所以乾脆「用炸彈」來擊殺「罪犯」。
那你的意思是不是：「用炸彈」不會波及平民（上帝保佑）？還是加沙的人民是「恐怖分子」，是罪有應得？
當討論衝突時，有一個很重點是不能「脫離現實」。
@TWI提到『用炸彈來擊殺，而不是個別逮捕。前者便宜，後者昂貴但是較可避免無辜傷亡。』就是一個完全脫離現實的例子。
實際會發生的情況可以參考被拍成『黑鷹計畫』的摩加迪休之戰。美軍與聯合國部隊為了逮捕區區兩名罪犯，陷入當地巷戰，造成數十名精銳部隊死傷，上千名當地軍民傷亡。
逮捕一名罪犯，犧牲兩位數的軍警，死傷四位數的當地民眾，這就是@TWI口中的『較避免無辜傷亡』。
回覆樓下，對於被屠殺中的庫德族非回教徒的敘述，確實是我對相關資料的誤讀。
至於我對@TWI言論的相關指控，如果你認為有誤，也可以明說。
這位Weber朋友不知道是不是不了解中東的歷史和伊斯蘭問題，只是有一些潦草的印象，就開始發表意見了呢？你所說的「海珊在80年代以化武大規模殺害非回教徒」說的是什麼事？是1988年的Halanja屠殺嗎？那遇難的近一萬人基本都是納什班底耶蘇菲的遜尼派庫爾德穆斯林。如果你對歷史的基本事實的理解是不夠乃至是錯的話，又怎能直接得出一個對「回教徒」的很直接的結論呢？恐怕這種發言和討論方式是不負責任的。
『我主張以色列這個國家不應該(道德判斷)以現在的狀況存在。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猶太國必然結果就是種族清洗與種族主義。 這不是花言巧語。』
所以我說@TWI你是在『花言巧語』，你實質上就是否定以色列這個國家的存在，並且不認為以色列人民的生命與生存權利可以獲得任何保障；以白話來說，你的言論涉及反猶、反人類、煽動仇恨。不過是用巧言包裝，才讓人以為可以被容忍。
實際上只要一拿海珊用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殺害庫德族人、以飛毛腿飛彈攻擊以色列並列在一起，@TWI就會把海珊這個冷血屠夫當作被美國迫害的可憐蟲。
如果聲援巴勒斯坦人要用這種手法，這也太可悲。
我們應該回到問題本質：殖民來考慮這裡發生的事。巴勒斯坦被殖民佔領。因此有反擊。現在的戰爭被講成以色列的自衛反擊戰，好像他遭受加薩國的攻擊而自衛。但其實，這個戰爭是counter-insurgency war，正確的模型法國的阿爾及利亞戰爭。在2000年前以色列軍隊控制此處，這對他的資源與部隊士氣都是很大的損耗。退出此地專心經營西岸的殖民，用炸彈來擊殺，而不是個別逮捕。前者便宜，後者昂貴但是較可避免無辜傷亡。以色列選擇了一個更傷害無辜的方式，然後把轟炸行動講成是國對國的自衛反擊，用戰爭的不確定性(fog of war)來遮掩高度的 civilian/militant kill ratio。來遮掩集體懲罰濫殺濫炸的行徑。
殖民者的戰爭是總體戰，動員了全民與媒體，海外所有社會關係，泡製合法化的宣傳。其實台灣的學界與民間輿論太無辜了，錫安主義的殖民是非常精緻細密的，遠超出老牌的殖民主義。
@Weber，我沒有印象他的飛彈是襲擊了以色列什麼措施，我以我問你他攻擊了以色列什麼東西，我已經說了很明白我的立場是什麼，我可沒有為海珊暴行背書。根據美國自己的規則，war is nasty，假如美國可以隨捏造WMD藉口攻擊伊拉克，那海珊以以色列違反大量國際法的事實攻擊以色列，那也沒什麼不對，是嘛。你幹嘛為種族清洗的殖民主義洗地辯護呢，怪了，你是基督教福音派的吧。
既然@TWI你讀了這麼多書，還能針對海珊在第一次波灣戰爭中對以色列平民的導彈攻擊做出這種回應：
『既然我們主張普世價值，無差別攻擊總是觸犯戰爭罪，就如同十月七哈瑪斯的暴行。但另一方面如同美國自己說的，War is nasty, 總有平民傷亡，你確定伊拉克是無差別攻擊？』
海珊在80年代以化武大規模殺害非回教徒，在92年入侵科威特；而海珊為了裂解美國與阿拉伯聯軍，以精度極低的飛毛腿導彈突襲從未參戰的以色列。
為什麼，因為以色列一參戰，美國跟中東國家對伊拉克入侵他國的反擊陣線就會瓦解。
任何一位獨裁屠夫，只要殺害了以色列人，他就會成為穆斯林的英雄。
不計較他做了什麼惡事，不論他入侵他國。
這就是中東穆斯林、這就是@TWI的道德價值觀。
@rsk ：多謝，我知道這本，有空要去念念。我認為巴勒斯坦所發生的事，是一連串的政治上錯誤的決定，不是悲劇，但對於身處其中的Kibbutz人們，尤其是他們的下一代如Amos，以色列是生養他們的社會，假如他還相信普世價值的話，的確是悲劇。遺憾的是，現在這樣的人已經是少數中的少數了。左翼不相信1948發生了種族清洗，右翼覺得清除殺害巴勒斯坦人是正確的。反正，聖經裡約書亞殺進迦南，那是神要你做的。有關右翼的猶太至上極端主義的報導太多了。
@ProtagorasZ :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受到秦暉的影響，他的以巴講話是很糟糕的，例如他沒有提，巴勒斯坦在奧斯陸協議裡早就願意在歷史巴勒斯坦的20%土地上建國(這是當時巴人在1987年第一次大起義後的共同意願除了少數派例如哈瑪斯)，你去看過去的報導就知道，那時所爭執的重點是耶路撒冷與難民的問題。你的認知不正確。聯合國181給了以色列合法性，但以色列自己也沒遵守協定，181形如廢紙。之後2002年沙特在阿聯提出了和平倡議，願意在巴勒斯坦建國後與以色列關係正常化。這一點我也沒聽秦暉提過，其他很多論點也很荒謬。虧他還寫過南非與農民工的問題，糟透了，那篇，根本是垃圾。
你說"与萨义德活跃的时代相比，以色列面对的国际环境越发友善，而巴勒斯坦人的发声机会越来越少。" 我想你沒有看新聞吧。剛好相反，當然，美帝國還是我行我素。但這是妨害美國利益的。沒錯，巴勒斯坦人處境危險，他們可能就像維吾爾族一樣，誰能拿中國如何？這代表我們不去發聲反殖民嗎？
《愛與黑暗的故事》有着這樣的內容：
奧茲也曾經在一個「基布茲」裏住過，年輕時，他曾幼稚地問過一個老戰士有沒有在「獨立戰爭」當中殺過「兇手」，結果他得到一番教訓：「兇手？可你又能期待他能怎麼樣呢？從他們的角度來看，我們是天外來客，在他們的領土上着陸，並擅自進入他們的領土，……他們應該敲鑼打鼓來迎接我們？應該把整個土地的門戶拱手讓給我們」？奧茲的回應很典型：「那你在這裏拿槍又為什麼？幹嗎不移民出去？或者拿着你的槍到他們那邊去打仗」？「他們那邊？他們那邊並不要我，在這個世界上哪兒都不要我們，……就是因為這個原因，我來到這裏，就是因為這個原因，我拿着一杆槍，……你不會看到我用『兇手』一詞去形容失去村莊的阿拉伯人。……我們打贏了，從他們手中奪來了土地。沒什麼值得炫耀的！……要是我們有朝一日從他們手裏奪得更多，既然我們已經擁有，那就是極大的犯罪」。
這段話基本上可以用來總結奧茲後來的政治立場，他是個猶太復國主義者，但不是為了什麼神聖的民族使命，古老的歷史傳統，就只不過是因為他們被人從歐洲趕出來了，無處可去，就是這麼簡單，這麼現實，「沒什麼值得誇耀的」。所以他也反對還在不斷擴張的猶太殖民區，主張以色列退回到「六日戰爭」之前的邊界。這種立場對右派的以色列人而言很討厭，無異於向敵人投降，軟弱得可恥；但在巴勒斯坦的極端派來看卻又軟得不夠，因為他們覺得猶太人還是應該滾回歐洲和其他地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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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兩國論也好，一國論也好，大概都不會有各方滿意的解決方案……但我是幾認同這句的——「……從他們手裏奪得更多，既然我們(以色列）已經擁有，那就是極大的犯罪」
@Weber: 其實你是被以色列的宣傳迷惑了。以色列經常要哈瑪斯或者其他人承認"
Israel right to exist", 但其實以色列的意思是"Israel right to exist as a Jewish state"。沒錯，我主張以色列這個國家不應該(道德判斷)以現在的狀況存在。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猶太國必然結果就是種族清洗與種族主義。 這不是花言巧語。
1948年五月，阿拉伯部隊進入巴勒斯坦想做什麼我不知道，也許想殺光猶太人，但是其實班古里昂自信滿滿，當他一面宣傳以色列面臨第二次大屠殺時，他非常清楚阿拉伯的聯軍根本不是對手。以色列已經給英殖訓練多年了，1947年蘇聯與捷克給以色列大量軍火。(這個時期工會與共產黨是很紅的)。你得去念書才明白。
感觉谈不上“深度”，也没有什么启发。
本文历数了很多以色列的暴行，而以色列人想必能搬出十倍百倍的阿人暴行回击。强制驱离是恐怖的，但相比灭国战争和恐袭又如何呢？这种血仇纷争数十年的地方，想找出“第一个行凶者”“完全正义、仅仅是正当防卫的行为体”是不现实的。
巴勒斯坦现在缺少的是愿意基于现实进行谈判的代表。长年以来，都是以色列和美国提出各种方案，而巴勒斯坦甚至不能就具体条件进行反驳。巴以冲突不是千年前的民族宗教矛盾，而是二战后国家-国际秩序建设的一个环节，已经有联合国181号决议作为基础。而本文偏偏跳过了181号决议制定的过程而把大量篇幅用来描述前代的暴行，是认为181号决议不公平而不愿意接受吗？那一切商谈的基础就没有了，而巴人在战场上拿不到的“公平”还想让那些从立国意识形态就有问题的敌人拱手相送吗？世人皆知巴勒斯坦受到以色列右翼政府的不公对待，而巴勒斯坦的代表不是默默接受，就是高喊“我们的领土是从河到海”这种既无法理又无实力支撑的口号，想帮助也无从着手。
至于“一国方案”就更虚幻了。须知二族共处一国的想法早在联合国设计解决方案的时候就被美国提出来了，被各方一致反对，怎么现在又成新事物了？按照181号决议的设计，“犹太国”从建国伊始就是犹太人口与阿拉伯人口各占一半的多元国家，而“阿拉伯国”是单一民族国家；历史告诉我们萨义德的同胞们当时并不满足这种设计，现在他们就能接受多元国家了吗？
展望未来，文章最后提到“西方国家内部已不是铁板一块”；遗憾的是，外交是民意影响最小的政治领域。政客们支持以色列，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以色列确实能带来国家利益，而巴勒斯坦不能。当今，心怀泛阿拉伯主义、愿意就巴勒斯坦问题出兵的政治强人们早已逝去，中东诸国现在关注的是安全，换言之就是伊朗的威胁。以色列不仅不会威胁王爷们的统治，还能成为经济与情报领域的重要合作伙伴，而巴勒斯坦能提供什么呢？在这篇文章刊出当天的阿拉伯领导人会议上，大家当然是一致谴责以色列，但说起采取什么措施——阻止美国转运装备、石油禁运、切断与以色列的关系等——沙特埃及约旦这些有影响力、曾经活跃在反以前线的国家没一个赞成。与萨义德活跃的时代相比，以色列面对的国际环境越发友善，而巴勒斯坦人的发声机会越来越少。
感觉谈不上“深度”，也没有什么启发。
本文历数了很多以色列的暴行，而以色列人想必能搬出十倍百倍的阿人暴行回击。强制驱离是恐怖的，但相比灭国战争和恐袭又如何呢？这种血仇纷争数十年的地方，想找出“第一个行凶者”“完全正义、仅仅是正当防卫的行为体”是不现实的。
巴勒斯坦现在缺少的是愿意基于现实进行谈判的代表。长年以来，都是以色列和美国提出各种方案，而巴勒斯坦甚至不能就具体条件进行反驳。巴以冲突不是千年前的民族宗教矛盾，而是二战后国家-国际秩序建设的一个环节，已经有联合国181号决议作为基础。而本文偏偏跳过了181号决议制定的过程而把大量篇幅用来描述前代的暴行，是认为181号决议不公平而不愿意接受吗？那一切商谈的基础就没有了，而巴人在战场上拿不到的“公平”还想让那些从立国意识形态就有问题的敌人拱手相送吗？世人皆知巴勒斯坦受到以色列右翼政府的不公对待，而巴勒斯坦的代表不是默默接受，就是高喊“我们的领土是从河到海”这种既无法理又无实力支撑的口号，想帮助也无从着手。
至于“一国方案”就更虚幻了。须知二族共处一国的想法早在联合国设计解决方案的时候就被美国提出来了，被各方一致反对，怎么现在又成新事物了？按照181号决议的设计，“犹太国”从建国伊始就是犹太人口与阿拉伯人口各占一半的多元国家，而“阿拉伯国”是单一民族国家；历史告诉我们萨义德的同胞们当时并不满足这种设计，现在他们就能接受多元国家了吗？
展望未来，文章最后提到“西方国家内部已不是铁板一块”；遗憾的是，外交是民意影响最小的政治领域。政客们支持以色列，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以色列确实能带来国家利益，而巴勒斯坦不能。当今，心怀泛阿拉伯主义、愿意就巴勒斯坦问题出兵的政治强人们早已逝去，中东诸国现在关注的是安全，换言之就是伊朗的威胁。以色列不仅不会威胁王爷们的统治，还能成为经济与情报领域的重要合作伙伴，而巴勒斯坦能提供什么呢？在这篇文章刊出当天的阿拉伯领导人会议上，大家当然是一致谴责以色列，但说起采取什么措施——阻止美国转运装备、石油禁运、切断与以色列的关系等——沙特埃及约旦这些有影响力、曾经活跃在反以前线的国家没一个赞成。与萨义德活跃的时代相比，以色列面对的国际环境越发友善，而巴勒斯坦人的发声机会越来越少。
一國方案恐怕無法套用現有的民主制度，因為制度本身就在鼓勵從政的人走民族主義路線，但是其他選擇只剩下黎巴嫩內戰前的族裔政治或是復興黨路線強行產生新的民族認同，或是某種類似大英帝國治下（強迫）多民族共存的路線，目前上述方法都已經被證明是失敗的了
看看WIKI上面的：『在以色列建國之後，埃及、伊拉克、約旦、敘利亞、以及黎巴嫩等阿拉伯聯軍向以色列宣戰，開始了以色列獨立戰爭。』
這篇文章跟@TWI特意的忽略了阿拉伯各國從一開始就動用國家軍隊，企圖有組織、大規模的殺害以色列人這個歷史事實。
在花言巧語之下，包裝著一個基本核心立場：從一開始，以色列這個國家就不該存在。
好文章。
1948年後的猶太移民，有一半是來自於伊斯蘭世界，以阿拉伯語為母語的猶太人，本來就安居樂業，例如巴格達的四分之一的市民就是猶太裔，從資本家到工人都有。剛好就是因為以色列的建立，被迫流亡到以色列，還因為講著阿拉伯語受到主流的東歐猶太裔歧視。最近英國學者Avi Shlaim出版自傳，他五歲時從巴格達移民至以色列。Youtube上有他的演講影片，很有趣。他考證了，以色列的特工在巴格達炸了一個禮拜堂，製造猶太社區的恐慌這件事是真的。
自細閱讀本文，例如“以色列建國對於歐洲猶太人來說，代表不再受到外族壓迫，擁有一塊可安身立命之地”，連作者也中招了。其實大部分Holocaust倖存者理想去處是美國，這很自然嘛。美國的發展機會遠高於以色列。另外在觀念上，Ｈolocause 的教訓是普世的正義，反對任何形式的種族主義壓迫。這是一些經歷過大屠殺的猶太知識分子與其後代，例如記者Amira Hass 的信念。"一個猶太國作為保障猶太人的必要條件"這個命題，假定了猶太人是永恆的異族，假定Gentiles and Jews are forever incompatible. 一方面譴責反閃主義，卻延續了反閃主義將猶太人種族化的設定。如此，以色列當然不可能是民主社會。實踐上以色列對境內非猶太裔公民嚴重歧視。眾所周知，世界上任何一個猶太人只要踏上以色列國土，立刻享有比世代居此的巴勒斯坦裔公民更優越的待遇。種族歧視是必然後果。
戰後歐洲尤其是在各種延續殖民主義的戰爭失敗之後，開始向內努力認知自己是一個人權的歐洲（根據Timothy Snyder)德國努力去納粹化。西方社會把反閃設為禁忌，努力讓猶太人安居樂業。但同時支持ㄧ個種族主義猶太國。以色列利用大屠殺，動員世界猶太人認同以色列，與西方政府支持，是以色列認知作戰的最大成就。真是有詭異的趣味，不知道唸哲學的會怎麼講？
沒念過薩伊德，我理解他的貢獻是，對於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進行知識考古，理解在其中，知識與藝術如何被製造創造與實踐。但對於以巴問題，他的寫作似乎不夠硬。1992年後因為南斯拉夫的分裂與人道災難，”種族清洗“一詞開始流行，Exeter大學的Ilan Pappe教授在80年代研究以色列檔案的著作，’’Ethnic cleansing in Palestine” ，確立1948年以色列建國就是種族清洗的結果。這本書提供理解其後70年以色列侵略行為的範本。
班古里昂的戰略指導原則：Power and Opportunity 與彈性。策劃戰爭的同時，也要策劃公關與宣傳。這包含提供以色列公眾與西方世界，一套說法或動員的策略。1948年的行動可說是一個基因的code. 現在主流媒體輿論的相關常識，或者”認知範式“就是如此塑造出來的。就拿當下的以哈戰爭來說，媒體會大量報導加薩的人道災難，但是媒體所提供的背景資訊，卻沒有脫離基本設定：以色列作為猶太國家的存在，是在大屠殺過後，保障猶太人生存的必要條件。
以色列很早開始就確立，已包含西岸與加薩的整個巴勒斯坦作為猶太國的領土，而且猶太裔人口必須超過8成。在1948年，他們與貪心的約旦國王秘密協定，把西岸分給約旦，讓約旦精銳的武力不介入，但也開始策劃殖民西岸，等待機會。1967是一個機會，1991波灣戰爭後巴解站錯邊，又是另一個機會。奧斯陸協定是一個和平攻勢，拉賓提供自治，把巴解變成殖民代理人，同時加速對西岸建設定居點。殖民人口由當時的30萬增加到現今的70萬。
記得我在美國念博士班時，有次著名的戰地記者Rober Fisk 來學校演講。學校的猶太人動員起來，到場散佈對Fisk的人身攻擊，與AIPAC編寫的各種宣傳。演講過後學生紛紛提問質疑。我還記得有個大學生有點激動，他有一雙無辜雪亮的大眼睛，堅持以色列對佔領區的土地並無興趣。顯然，為了建國大業，欺騙自己人也是必要的。
用現代的話語來講，其實我們早在以色列的認知作戰籠罩底下。這包含大部分關心人道的學者。當然殖民計畫總有一天要圖窮匕首見，但事實已成，大概也沒人能拿他如何。哈瑪斯為了政治目的恐攻，同時以色列也把這看成一個機會，你看到西岸的以軍與殖民者騷擾巴人。也不掩蓋他們想清除巴勒斯坦人的慾望。整個社會法西斯化，對境內的巴裔公民打壓迫害。半島電視報導，中國在新疆的那一套已經在西岸城市Hebron實現。之後是否普及？應該是肯定的。
这也算“深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