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福島核災復原（上）：經歷核災，日本人也是第一次｜端對談

2011年東日本的地震海嘯，引發3月11日的福島核災，至今12年。這是一個未完的災難。今年9月人們再次被「日本核廢水排海」的新聞衝擊。「福島現在怎麼樣了？」輿論熱議，媒體競相報導。

人類學學者譚萬基，2015年第一次去福島市飯館村。他形容在許多團體的描述下，以為福島是「很有毒的地方」，人們會白口罩白大衣全副武裝走進去好像生化危機。於是從福島站出來到飯館村的車上，他都留意著沿途輻射線量計的數字、車窗外路邊載有低放射性廢料的黑色膠袋，和許多長滿荒草的農田。「研究報告都是在說那裏有多麼的污染，或者人怎樣不應該回去」，直到他下車到了「福島再生會」成員宗夫先生的家。

再生會成員都是六七十歲的老人，但氣氛一下熱鬧起來，「別以為他們是老弱殘兵，吃完午餐後，就立刻帶我到用他們自己方法除染的農田考察，又帶我在村裏四處走，解釋他們如何測量輻射。」在飯館村呆了三、四天，譚萬基已經覺得想像與現實的衝擊之大讓他想重新認識一個問題：「究竟我們要怎樣去面對一個經歷過核災的地方？」人們沒有把那裏當作切爾諾貝利禁區般的「廢墟鬼城」，「他們一直談的不是離開，而是回來。」

「災前的福島民風很純樸，每天早上都只有納豆吃。」現在東京大學擔任教職的哲學學者張政遠，2000年左右到日本東北留學，學校在仙台，有一段時間常跑到一個小時車程以南的福島，玩和學車。到了福島才愛上的納豆，成了他的一個災前回憶。

2011年底，張政遠先去了仙台以北的石卷災區，由朋友的朋友帶進福島核災區則是在2013年。當時福島第一核電站方圓20公里的「強制避難區」都還沒有解封，他們爬到一個山頭往下看，想像人們如何抉擇要回流還是外流。眼見非核災區如仙台市、岩手縣、宮城縣的沿海地區「復興」較快，尤其仙台的人口越來越旺，而核災區似乎看不到明顯的變化。2014年他在香港中文大學日本研究系教學，有機會從更多日本的角度接觸環境問題，更覺得福島的跨時代復原是需要一直跟進的。

2017年開始留學日本的人類學博士生馮蘊妍，雖然田野在日本公害「原點」之地足尾和渡良瀨川流域，而不在福島，但早在研究足尾礦毒事件之前，剛到日本那年就參與了後311日本社會運動團體的全國問卷調查，調查對象之一為反核團體。從那開始把311視作一個整體去關心，對足尾銅山礦毒事件的關注亦部分源於此。

她跟「核」的關係則產生於2022年至2023年、任職法政大学大原社會問題研究所環境檔案館（Archives for Environmental Studies）的研究助理期間，她負責整理原子力資料情報室（Citizens’ Nuclear Information Center）寄贈的視聽資料，因而對核武和核電政策的動向，以及國內外反核運動的歷史有更系統化的理解。2022年她兩次到訪福島，去了濱通地區不同傳承館和博物館、以及飯館村、浪江町、雙葉町、木戶村一帶。她自己也會在東京組織社區放映，邀請居民和市民來觀看有關核電、核武、核災的紀錄片。

直到2017年4月，「強制避難區」包括飯館村在內的的大部份地方解封，譚萬基終於不再只能到當地短暫停留，而得以跟隨其中一戶人家回去，在飯館村長住了一段時間。在他的觀察裏，「經歷核災，日本人也是第一次」，其實人們也不知道要如何應對。根據村役所資料和日本醫師會的推算，災前有超過6000人口的飯館村，2020年的人口銳減到1000多人，未來只會繼續下跌。那麼是什麼人在回去，回去做什麼呢？這是譚萬基過去四年都在研究的問題。

更加關心福島後，張政遠在東北災區組織過多場「哲學咖啡」活動，讓意見分裂的日本專家、市民等人或團體坐在一起，聊災後的問題。因為他認為災後最重要的就是「民主化」，如果說福島核災是一個國家政策層面出現的人災，那麼如何透過一個討論空間去凝聚力量，反對某些非民主的決定，是他覺得仍能發展出新希望的方法。

公害、污染、天災、人災⋯⋯這些是可以被完全清理乾淨和遺忘的大創嗎？足尾銅山礦毒事件始於明治時代，但仍然並未「完全解決」或「結束」。馮蘊妍基於自己的田野調查寫作散文《在工業廢墟中寄望植物》，在礦毒事件肇端過百年後的今天，提出這個問題：在工業污染的持續後續（aftermath）中，如果既沒有即時的出口，也沒有終點線，我們該如何希望？工業污染災難「之後」，到底是怎樣的一種時間和存在？

什麼是復興、是否還能被治癒？或者，「治癒」到底是什麼呢，是有終點的嗎？端傳媒邀請三位香港學者對談這些問題，談在災難過後，如何傳遞與寄望。

以下為對談節錄。

端=端傳媒

馮蘊妍：一橋大學社會科學研究院博士生，專攻人類學，關注毒和污染的政治、以及環境再生的多物種時間，現於足尾銅山和渡良瀬川沿岸地區進行多點民族誌研究，探討足尾銅山礦毒事件的後續中污染和再生的政治。

張政遠：日本東北大學博士（哲學），現任日本東京大學大學院綜合文化研究科副教授、Tetsugaku Companions to Japanese Philosophy (Springer) 編輯、Journal of Japanese Philosophy (SUNY Press) 助理編輯及《希哲雜誌》主編。研究興趣為日本的哲學、思想與文學。

譚萬基：曾任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總幹事、綠色和平可持續及責任投資項目主任；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博士，自2015年起以福島飯館村為研究田野。目前在義大利繼續博士後。他的研究興趣為政治生態學、科學與技術（STS）、多物種民族志和社會運動。

飯館村很特別——地理上它相對來說最遠，但是受的污染甚至比（離核電廠）很近的南相馬要高。

返村

端：你們都去過福島，有長期有短期。有沒有一些你們到了現場之後才有的感受和觀察？譚博士在飯館村做田野，2017-2023年正好是有一批人回流福島的階段，你看到是什麼人回去？大家回去做什麼？

譚萬基：福島是很大的，它分三個主要地區，海邊（濱通地區，在東邊）、山（中通地區）、和西邊（​​會津地區，也是遊客常到訪的地方）。從核災的角度來講，從沿海到飯館村，所受的影響當然是比西邊嚴重的。

但相對於其他譬如說浪江町、雙葉（縣）這些地方，飯館村其實是離核電廠比較遠，在「強制撤離區」中它是最遠的一個地方。所以飯館很特別——地理上它相對來說最遠，但是受的污染甚至比（離核電廠）很近的南相馬要高。南相馬距離核電廠是10-20公里左右，飯館村是40-80公里。

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核災的頭幾天有個所謂的氫爆，西北風把核輻射吹到了飯館村，很不幸當時吹到飯館就下了一場雨雪，大部分的核輻射落在當地，然後輻射雲才再調頭向西南面山中郡山的方向去。

飯館村第二個特點是，它人口很少，在災前其實只剩下6000多人，但是它的面積差不多是香港四分之一這麼大，有75%是森林。這對政府來說「很好用」，因為可以拿它來堆核廢料，地多人少，反對聲音相對來說比較容易壓下。

第三個特點是，飯館村仍然有很多人以農業為生。而政府除染手段中，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就是農地除染，這令當地的農民受到很大的影響。

我的研究就是看一班想回家的人，他們是怎樣重新開展以農業為重點的生活的？其中一個部份就是，他們怎樣利用民間的一些科學和技術，去進行「復興」和「再生」的。

最初我的問題是「究竟他們能不能回去」，但之後問題變成，「回去之後他們面對的將會是什麼樣的生活困難？究竟可不可以持續這樣一個生活？」同時，我還想知道有沒有人是從外面搬進去的，他們為什麼搬進去？他們會做些什麼等等？

端：那你的觀察呢？搬回去的人是老人還是年輕人多？

譚萬基：年長的人比較多。其實也很容易解釋， 因為（離開飯館村）搬進臨時住宅區之後，一些大家庭都會分開到不同的區，有些是分兩個區，有些是分三個區。年輕人帶小朋友在其他地方落腳的話，小朋友會在那裏讀書，年輕人可能也在當地找到工作，所以都不會隨便地搬回村裏。

我經常說一個笑話：我最初訪問的一家人，一開始只有一個三十代（30-39歲的人）回去了。為什麼那個人回去了？因為他在東京失戀了⋯⋯這個就是我唯一聽過的年輕人回去的故事。

端：那其他非本地的人搬進去是在做什麼？

譚萬基：這幾年因為村政府有一些所謂「援助計劃」，鼓勵外面的人搬進去，會給一些津貼，所以也吸引了一些人過去試。我認識的一些20-30歲的年輕人，有些本身住在福島其他地方，有些在其他城市工作，但是可能對那裏的工作有些厭倦，然後就想去飯館找新生活。他們有些原本只是一般的公司白領，但是去飯館村肯定沒有白領做，就開始做農活。

我認識一個原本是在千葉縣做白領的人，他就去了飯館種花。另外我認識一班冒險精神比較強的，他們原本在首都圈開一間整骨院，剛搬進飯館時什麼都不懂，嘗試去種青瓜，但發現青瓜在日本農業中被壓榨得很厲害，不夠日圓10円一條，根本維生不了，就放棄了改種別的東西。後來覺得總是搞不定種東西，就開始想其他辦法，還開始招募朋友一起搬進飯館住。聽聞我離開的時候他已經招募了四五戶，這很厲害。

我另外還認識一個20歲這代的蠟燭藝術家，他本來不是做這些的，但搬進飯館之後就開了自己的工作坊，然後也做得不錯，而且他住的地方挺漂亮的。

端：大家好像都是從零開始？農業、蠟燭⋯⋯

譚萬基：也不是的，有一對夫婦本身是鑄刀師，他們就在飯館村開了自己的工場。但是這些是少數。確實很多人去那裏是做一些不是之前做的東西。

我最近帶一些學生去災區，除了看這些博物館、紀念館之外，就是嘗試找一些當地的かたりべ（Kataribe）。這個詞的漢字叫做「語り部」，就是嘗試透過自己的角度，去講一些災區的問題。

民間記憶

端：也想問問張老師，你去了很多次東北災區的紀念館，也在福島組織紀念活動。起初你為什麼去這些紀念館？你看到的敘事是怎樣的？

張政遠： 我是哲學出身，對於這個問題的反省角度，我稱之為「巡禮」。「巡禮」並不是一般宗教意義上的巡禮，而是對於一些每個地方都在遺忘的事情，我們透過身體力行去災區、寺廟，去實地了解的時候，可以嘗試將一些被遺忘了的事情重新記起來，其實是一種對抗遺忘的哲學實踐。我從2012年開始開始有意識想做這些事情。

我在了解紀念館的時候，其實主要參考的是沖繩的一些戰爭紀念館。有人叫我不要只看沖繩縣的和平紀念館，要看一些私人建造的。例如姬百合（的紀念館），姬百合就是女性的中學生被迫上戰場做從軍的醫護甚至要開槍等等，她們的故事都是相當淒涼。

我們去巡禮，當然是要找出更多更細的敘事，不要被一個大的論述去壟斷。很可惜現在能被看到的、相當宏偉的紀念館，基本上都是以大敘事為主，它沿岸建造，有部分是（日本）國家參與，福島縣也有參與。那要怎麼聽到一些細微的聲音呢？

除了看博物館，我們可以再看看有沒有一些博物館以外的東西。2013年我第一次在南三陸災區（日本東北的海嘯災區）參加了「傷痕遊」，「傷痕遊」不是政府搞的，就是當地的酒店，你住一晚、第二天先不要走，我們就搞一個「傷痕遊」，有興趣可以參加，還要收費。

我試過幾次，每次都有不同的人講他們自己的故事，雖然每個人選出來參觀的地方都有少少出入，主要都是看防災中心、學校等等。所以我最近帶一些學生去災區，除了看這些博物館、紀念館之外，就是嘗試找一些當地的かたりべ（Kataribe）。這個詞的漢字叫做「語り部」，就是嘗試透過自己的角度，去講一些災區的問題。

馮蘊妍：日本的戰爭、災害或者是公害的記憶和傳承，很多都有「語り部」的活動，如廣島與長崎原子彈爆炸、以及1995年發生的阪神-淡路大震災等等。有的人可能已經過世了、或者老去了。而他們想敘述的，也不一定是災害本身，而是災害之後他們自己經過消化思考到的事情。

針對怎樣去敘述災害的問題，日本文藝界近年以「災間（さいかん, Saikan）的概念展開討論，更多在說「災害的常態化」，好像上一個災害的傷口未完又發生下一個。

在這個情況下，針對怎樣去敘述災害的問題，日本文藝界近年以「災間（さいかん, Saikan）」的概念展開討論，意思就是災害之間。它本身是社會學家仁平典宏做出來的字， 呼籲思考在下一次災害之前，如何站在支持處於最困難境地的人們的角度，重新審視整個社會並進行改革。仁平典宏的使用主要是針對新自由主義的問題，想說多一點關於義工、或者是社會福利的重要性的。不過文藝界用這個概念時，更多在說「災害的常態化」，好像上一個災害的傷口未完又發生下一個。

其實足尾也好、水俁也好，或者其他的地震事件，到現在都還是有很多是正在進行的痛苦（ongoing struggles），好像就是不停在疊加。在這個情況之下怎樣去進行紀錄傳承，或者是讓個體有發言的空間？這些都需要討論。

張政遠：我最有印象的館，是我在仙台的時候，有一個叫做「仙台媒體中心 Mediatheque」，這個 Mediatheque 不是災區紀念館，是一個市的設施，但它有一個空間給市民主導、去整理資料，譬如搞一些當地人主導的存檔（archive），像是災後的照片、影片（視頻）、聲音檔案。會有一班義工去整理。

（福島）災區有什麼呢？我最近留意到一個在雙葉町的，叫做「大震災的傳承館」，是官方的。有沒有大問題呢？最大的特點似乎就是沒有死者名單。你知道在一些戰爭的紀念館，像廣島、長崎，除了承擔傳承記憶的功能外，通常都有作為追悼的一個設施，死難者名單通常都見到。但是在傳承館，就沒有這個死難者名單，它有展示核災前一些宣傳讚揚核電的標語，像是「核電是未來能源之光」這樣的，我也看了幾款。

譚萬基：我覺得傳承館的另外一個缺漏是，它的論述是很官方的，就算東電怎麼認錯、或者政府怎麼說自己做得不好，對於民間當時的努力、尤其是核災之後的努力，這個館是隻字不提的。

對核災的傳承和記憶，很多時候受到的是「黑暗旅遊」的影響，很多人去福島帶出來的影像，都是廢墟式的，似乎那裏是很詭異的地方。

馮蘊妍：災區的風景，我想起赤城修司的攝影集 Fukushima Traces，以及一個一邊參與除染工作、一邊做藝術作品的藝術家岩井優，他有個系列叫做 Control Diaries。

他們的作品呈現出來的就是，一方面有一個很壓倒性的除染、或者是復興的痕跡，譬如那些黑色膠袋裝的（被污染的）泥土、或者是高壓水槍清除過的痕跡，但是同時他們也會拍比如工作時的天空，或者拍一條除染之後的街，和東京的哪一條街放在一起，其實是不是真的那麼不同呢？風景有很多層次。

什麼要留在原地，什麼留在博物館？ 同時會有這個思考。如雙葉町的「核電是未來能源之光」的標語，在撤走時有居民發起過反對運動。

以為飯館村只有幾千人，有這麼大的地方，一定租到房子，但原來發覺是租不到的。因為所有人，就算不再在那裏住，都不願意放棄他們的家人家園。

譚萬基：我覺得以往海嘯地震、災害的傳承紀念，其實都有一種套路在裏面，但是對核災，敘事應該是怎樣的，大家好像還在摸索中。

我有一次和一個新搬進飯館村的村民聊天，他的觀察是很有趣的：日本人已經習慣了地震之後房子燒了、海嘯之後所有東西都沖走了，反正就是由零開始重新來過；但是在飯館村，沒有東西被破壞過，所有東西都好像和以前一樣。日本人從未感受過核災，他們不懂得要怎樣去反應，究竟是要搬走、拆房子、賣地，還是怎樣呢？很多人到現在都未能做到決定。

為什麼他會和我講這件事呢？因為他以為飯館村只有幾千人，有這麼大的地方，一定租到房子，但原來發覺是租不到的。因為所有人，就算不再在那裏住，都不願意放棄他們的家人家園。不同於海嘯和地震，房子都沒有了，那一定要走的，但是在飯館就是，房子還在、物件還在，他們不懂得放棄。這種心情到現在都還是這樣。

犧牲的構造

端：所以天災和核災是不一樣的，核災在你們看來是什麼性質的問題呢？日本環境研究中，對於公害的產生和國家的關係結構，有過各種討論嗎？大家認為歷史或某種結構問題是在重複的嗎？

張政遠：有個哲學家叫高橋哲哉，他的書叫做《犧牲的體系》，他的想法是災區很多問題背後是有「構造性的問題」的，有「犧牲的」和「被犧牲的」兩個群體。這兩個群體的關係是怎樣呢？例如要蓋基地，那基地就盡量不要在我的後花園蓋，盡量在遠一點的地方——沖繩從被美國佔領到回歸日本之前，都有一些基地了，不如就在那邊蓋多一點吧！

這樣的思維下，就把所有的被犧牲都放在那裏，那個地方就不能翻身。「犧牲的構造」就在於，不會輕易令到一群被犧牲者得到他們應有的一些權利。

福島也有類似的問題，一個相當關鍵的地方在於，福島核電廠的電本來就不是給福島人享用的，而是給東京電力公司、東京首都圈的人用，福島自己的電是來自「東北電力」。如果核電這麼安全，為什麼要去另一個電區的地方發電呢？有很多歷史因素，重點就在於想找一個偏遠的地方去「犧牲」，出了事它繼續被犧牲，而安全的地方可以繼續享受。

其他環境問題在這個構造上都是相當明顯的，最經典的就是（熊本縣）水俁事件，日本四大公害之一。也是特意找一個很偏遠的地方，建一個高污染的化工廠，排污帶有水銀。那個犧牲可能還叫「有一點點甜頭」， 而飯館村是連甜頭都沒有。

其實核電廠附近的區域全部都有一點點甜頭，我建一間廠給你，幫你建一個球場之類，令人覺得引入核電是帶來希望的。但是飯館村連甜頭都沒有，犧牲卻最多。所以直到今天，都是一個「犧牲的構造」，是沒有改變的。

有「犧牲的」和「被犧牲的」兩個群體。這兩個群體的關係是怎樣呢？例如要蓋基地，那基地就盡量不要在我的後花園蓋，盡量在遠一點的地方——沖繩從被美國佔領到回歸日本之前，都有一些基地了，不如就在那邊蓋多一點吧！

馮蘊妍：我做足尾銅山的研究，最初關心的是廢棄（waste）和殘留（residue）的問題，起初礦山殘留的廢石，現在還是放在山上，廢水也需要半永久處理。結果311地震的時候，足尾其中一個置放那些廢石的尾貝壩坍塌了，導致一些（廢棄有毒）物質又流到河裏面。

東北其實也有同樣的事情發生，宮城縣氣仙沼市的大谷礦山也出現了類似的坍塌，也有釋放物質。另外就是東北海嘯在三陸沿岸沖起了很多海底和河底的沖積物，其中有比較高的砒霜的濃度。那些砒霜是從哪裏來的呢？當然和東北本身的礦山地質有關，但也有可能和礦業、或者是受溫泉這些人為產業影響。

所以那時的一個關心是，公害遺留的重金屬，在開採生產完結之後，那些沉積物是會再「回來」的。

足尾、水俁和福島三者的共通點，在311大地震之後經常被拿出來討論。討論的其中一個焦點在於，同樣是作為一種國家的政策，它們是有相似之處的，譬如足尾銅山礦毒事件是要富國強兵，水俁是要戰後復興，福島則是有一個原子力和平利用的背景，都是在一個國家政策論述下，國家的利益和企業利益捆綁在一起時出現的大型災害。

另一個重點就是出現災害之後的賠償問題，有一個「不得有異議」或者賠償該以什麼名義進行的問題。足尾銅山礦毒事件就有一個「永久示談契約」，「拿了錢之後，不可以再追究」。水俁病都有一個「見舞金契約」，見舞金不同賠償金，「見舞」字義上是「探病」的意思，也就是不承認自己是公害原因。

譚萬基：好像慰問金一樣。

馮蘊妍：是的。足尾銅山礦毒事件那時還有很多「捐款」，捐款幫渡良瀨川沿岸受影響地區恢復農地之類的，但不會說是一個「賠償」。

福島在「原子力損害賠償紛爭解決中心」底下，協助東電和解的其中一項「清算條款」，就是說如果你和解了，之後就算你發現有其他傷害、或者新的問題，你都不可以再去請求了。

所以研究日本公害的學者就認為，在國家政策和賠償政策上，足尾、水俁和福島的構造也是相似的。

「災」我們會想成一個 disaster，但其實它是一個 crisis，是一個持續進行中的危難來的。

「災難無間」

譚萬基：其實回顧日本的環境史，不要忘記日本作為一個列島，它在亞洲差不多是最早進行工業化和現代化的。不要看現在日本那麼乾淨，其實它早期也可以說是全亞洲最多污染的地方。

在很多剛才蘊妍有提過的事件背後，都有一個體系在，就是政遠說的一個犧牲的體系。再細緻一點，就是國家和企業綑綁在一起之後，在不同的被犧牲的地方進行一些工業或開礦活動，之後造成污染。

但是我又想帶回去核災的性質。雖然在核電裏，我們也不能忽略犧牲體系在背後的運作，但是我覺得核災和足尾污染、水俁事件等等最大分別就是——如果用「災間」這件事去想的話，其實就是「無間」的。

「核災無間」是什麼意思呢？如果「災間」就是災和災之間的空間/時間，那麼核災是「無中間」的。核災有中間是一個假象。今天為什麼我們會坐在這裏談福島？就是因為前幾個月說要排放廢水，那你現在再去追問為什麼要排放那些廢水，因為反應堆（reactor）溶解了的核心，如果沒有把水灌進去根本就還沒穩定。你以為它是像垃圾一樣死了在這裏嗎？它還沒死的，我們要用水養著它，各種放射性物質變成水的一部份被抽出來過濾，它是一個生態（ecology）來的，好像養著一缸金魚。

所以「核災」這個概念本身有一個小小的問題，用英文講會比較容易：「災」我們會想成一個 disaster，但其實它是一個 crisis，是一個持續進行中的危難來的。排放核水這件事，只是再一次重新提醒我們，第一這是一個 ongoing crisis， 第二比起足尾這些，它是超越時間和空間的。首先核電本身就超越時空，核廢料是要儲存幾萬年，我們根本現在都還沒有一個最終的處理它的方法；而核災噴出來的輻射，不單止污染飯館村，也都會吹到全世界，包括譬如當時受到污染的那些核電廠殘骸，過了幾個月就沖到美國西岸。

日本政府雖然公佈了一個所謂「拆除反應爐」的計劃，而且有一個所謂的時間表（time frame），50年。 但如果你細心看，其實這個所謂的50年都是很虛的， 只是一個不停搬龍門的一個計劃。

馮蘊妍：對，那個預期開始取出受損反應器中的燃料碎屑的時間其實已經延遲了。

我也同意，雖然我引用文藝界「災間」的討論，但我也覺得災害其實沒有一個中間。不過因為我自己研究足尾銅山礦毒事件，我會覺得足尾也是無間斷的、未完的，也包括其他礦山。因為只要挖了礦山洞，它出來的水就是要一直去處理，處理完又會產生一些新的沉澱物，那些沉澱物也是需要管理的，管理的地方建得再安全也好，遇到像地震這樣的事，它也都可能再流出。而那些酸性礦山排水的處理也是很難做到百分百所謂的「乾淨」。

我在想的是，為何對時間的感知會有不同呢？我做研究會覺得足尾未完，但的確在社會上就會覺得，足尾或者其他礦山的問題就是完結了，而核災還是「當下」。

除了福島之外，日本都一直有大大小小的核事故、或者是在核電廠的勞動者的身亡，但是，這些意外在社會上又好像往往被視為個別的意外，而沒有被視為一個內在於「核」這一社會-技術聚合（assemblage）或網絡中反覆出現的問題結構。

另一個是，除了福島之外，日本都一直有大大小小的核事故、或者是在核電廠的勞動者的身亡，1995年有福井県的快中子反應爐文殊（もんじゅ, Monju）因鈉蒸汽洩漏引致的火災事故，1999年茨城県的東海村JCO核燃料製備廠有核輻射事故，福井縣的美濱核電廠那邊就1991和2004都發生過事故，2007年新潟縣的柏崎刈羽核電廠發生了火災⋯⋯就是不停地有核電廠相關的意外發生。但是，這些意外在社會上又好像往往被視為個別的意外，而沒有被視為一個內在於「核」這一社會-技術聚合（assemblage）或網絡中反覆出現的問題結構，不知道是不是跟無法看到（invisibility）和遺忘的問題有關。

張政遠：你說的這個無法看到的問題，2013年的時候，我和一些哲學家去水俁開會，其中一位學者說了一個我覺得很重要的點，就是很多公害其實你都能看到，看到黑煙、污水⋯⋯水銀比較難看到，但或許整個海有些死魚⋯⋯還有剛才說的礦毒的一些污泥，或者是谷中村現在建了一個湖來擺污泥污水⋯⋯ 這些或多或少可以「看到」。

但是輻射，你是感受不到，最大問題就是你看到那個（測量）數字爆了，但你看不到它。我個人見過最高的一個數字就是69（μSv），不是0.69，是69，這個爆表的數字下，其實我身邊是一片一望無際的太平洋。福島環境給你一個錯覺，好像是沒有任何污染，我認為這才是它和其他災害的根本的差異。（編註：國際安全標準的核幅射量是0.02微西弗（μSv），核電廠周邊是1.70左右，張老師當時身處第一核電廠內部。）

另一個重點是剛才你提到的「除染」。除染也是相當困難的一件事，以水俁為例，整個海都污染了，那怎麼除染呢？填了它嗎？現在你看到的水俁市，最近主要的一些中心地方全部填了海，將很多本來是淤泥的、搞不定的，填了，當作沒事發生。

水俁影響的範圍，都算是「可以擦掉」，但是福島的影響範圍⋯⋯除染基本上我認為是沒有意義的。基本上它只不過是「移染」，將一些污染物量度到一個你看不到的很高的數字，然後用高壓水清理，或者把淤泥製作一個小包。現在做法都不是堆在山頭，而是放到中間儲存設施裏面放30年，接著就去一個福島縣以外的地方，再長遠地置放，而到現在我們都不知道這個地方在哪裏。

我是很抗拒「除染」這個相當誤導的字眼。地方化的、局部的（localized）除染是做到的，有些農業教授在飯館村嘗試透過種稻米來有效除染，他們做了大量苦工和很多實驗，得到一個相對理想的做法。但是整個山、整個海，是超越了我們現有的技術資源。

還有一個問題是，除染讓人以為，已經乾淨了、可以回去住了，很多人以為回去是一種美德，回到災區是理所當然的。但這讓人失去了另一種可能性也不一定，我們離開故鄉、去其他地方謀生，其實也有它的理據，這些技術以外、我們稱之為人生抉擇的東西，怎樣透過不同的方法再有新的討論呢？我認為到今天我們是完全沒有解決的。

我個人見過最高的一個數字就是69（μSv），不是0.69，是69，這個爆表的數字下，其實我身邊是一片一望無際的太平洋⋯⋯除染基本上我認為是沒有意義的。基本上它只不過是「移染」。

馮蘊妍：有一個補充是，當避難區域解除了之後，人就會變成「自主避難者」，然後可能一些避難的支援就會沒有了，譬如會沒有了一些無償居住的地方。另外除了個人選擇離開外，也有譬如在岩手縣大船渡市，有一個漁村是集體討論後選擇解散的，因為他們沒有辦法再維持共同的生活，譬如祭禮這些事情。但對於決定解散的村落又或者是選擇不回去的個人，支援上其實是少的。

譚萬基：可能我們遺忘了的一些污染，它不是真正不見了，又或者那些有毒的物質，其實不會真的分解了。所以在時間軸上，足尾和核災都應該是共通的。但在空間上我覺得核災真是無法令任何一個人置身事外。我們整個世界被大氣、海洋、陸地連接著。所以我們要更正一個概念：在所有人都要面對的核災和氣候變化面前，我們怎樣自處和共同面對呢？

你們的觀察都是對的，核輻射本身無色無染無臭無感覺，但在飯館村其實不僅有能見性（visibility），而且是超高的（hyper），因為它實在堆了太多核廢料在那裏，和實在有太多的監控發表（monitoring post），輻射數字還是實時的（real time），它被放在日本環境省的網站上，而且那些數據全部可以下載。

所以我會覺得，福島和過去切爾諾貝利，或者再說遠一點，三哩島核災，一個很不同的地方就是，輻射在福島的可見度很高，高到令人覺得，只是福島污染了，福島以外的地方其實是「乾淨」的。這是另外一種假象。

馮蘊妍：其實（我田野所在的）栃木縣，都有除染工作，它都是受核污染，尤其是在那須市，那裏都有実施除染作業。在足尾附近的中禪寺湖，那個湖有十年不讓大家在那裏食用或拿走那個湖的魚，因為有放射性的污染。而我到訪福島時，也感受到那些黑色的袋和數字其實是很有能見性的。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