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一：K在一間金融機構工作，恆常加班令他身心俱疲，裁員壓力更導致人心惶惶。透過社交平台的演算法推送，他接觸到愈來愈多關於職場倦怠與成人ADHD的內容，開始懷疑自己也有類似症狀。適逢公司推行企業員工健康計劃，他訂下健身目標、制定營養餐單；心理諮詢環節評估出他有焦慮抑鬱傾向，建議他盡早求醫。私家醫生為他處方血清素調節劑和興奮劑，轉了幾款藥後K的情緒似乎比以往平穩，但礙於高昂藥費，醫生最終將他轉介至政府門診服務跟進。

K的遭遇是不少打工族的寫照，同時也是「精神病化」的一個典型切面。

生活於香港，很難再把「精神健康」視為一個邊緣議題。2025年香港有八百多宗自殺個案，年輕人自殺和企圖自殺個案在15至24歲群組中持續偏高，並逼近2020與2023年的高峰。香港心理衞生會與中文大學社工學系發表的「全港抑鬱指數調查2025」顯示，香港市民的平均抑鬱分數達7.27分、焦慮5.9分，雙雙創下歷年新高，當中需要專業治療的中重度抑鬱及焦慮群組比例，較2020年上升逾五成；Z世代的困擾尤為嚴重，約四成受訪青年呈現中度至重度抑鬱。

香港近年的精神健康政策背後，其實有一條相對清晰的治理脈絡：政府正嘗試用「分層護理」的模式：由學校與社區的普及推廣、到地區中心與基層醫療處理一般情緒困擾，再到醫管局的精神科專科服務，形成一條逐級遞進的梯子。「精神健康檢討委員會」在2017年發表報告，建議成立常設的「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成為香港精神健康政策跨局、跨界別協調的「中樞」，負責持續檢視服務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