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命沒有了，背後整個家庭都會受影響，有很多人受傷，我很想她們不只是一個數字。」
香港宏福苑大火中，共有10名外籍家務工罹難，其中9人來自印尼，1人來自菲律賓。大部分遺體被發現時，都與其照顧者身處同一單位或相近位置。
在鋪天蓋地的新聞當中，這些移工的名字卻鮮少被提起。語言、身份和資訊等隔閡，令她們的死亡更容易被忽略。
火災發生後，工業傷亡權益會幹事謝欣然先後聯絡移工團體及領事館，很快便收到來自印尼方面求助——有家庭無法聯絡上在港工作的親人。其後，一連串工作隨之展開：遺體辨認、聯絡中介、處理捐款，與政府溝通，以及協調遺體運回母國。
1月下旬，謝欣然登上前往印尼的航班，展開為期大半個月的探望殉職者家屬行程。出發之前，她坦言自己相當忐忑和感到愧疚，「自己心裏都會覺得，是我們香港人這邊做得不好，才令到火災發生，這個代價不應該由他們承擔。」
然而大多願意受訪的家庭，卻是拿出了豐盛的飯菜和糕點，去迎接她這位來自香港的陌生人。
在爪哇島24天，她從東到西走訪12個城市，探訪8個家庭、30名移工直系親屬，完成14次家訪。走過一場場的道別，這趟旅程超過2000公里。
家庭支柱崩塌
10個家庭各自承受突如其來的斷裂，不少遺屬得知消息後情緒崩潰，甚至需要送院治理。對他們而言，噩耗來得太快，也太遙遠——至親客死異鄉，連最後一面也無法見到。
謝欣然觀察到，不少移工出身基層，來自偏遠地方，家境相對拮据。她說如果是首都或較先進城市的人，一般都不會選擇離鄉背井，到一個陌生城市做家務工。而這些離世的移工，大多是家庭唯一或主要的經濟支柱。
在火災翌日，謝欣然和外籍家務工Yayuk曾現場尋找42歲的姐姐Sri Wahyuni的消息，最終確認她與照顧的婆婆一同罹難。Yayuk 隨即辭去工作，說要親自做姐姐遺體的 Body guard，送她回印尼安葬。
回到印尼之後，Yayuk幾乎每天都會到姐姐的墓前拜祭，和姐姐說說話。按照當地習俗，人們不會在墓前哭泣，Yayuk一直強忍淚水。到謝欣然到訪後，她們在墳前澆水，水沿著墓碑流下，Yayuk的眼淚才終於跟著流了下來。
謝欣然形容，家訪時仍能感受屋中瀰漫壓抑的悲傷。她曾嘗試與 Yayuk 媽媽說兩句，老人家卻已經馬上離座，一度哽咽：「不好意思，想到女兒，心裏還是很難受。」
「去的時候要健健康康，回來也要健健康康」，這是媽媽最常和 Wahyuni 說的話。妹妹解釋，因為 Wahyuni 是媽媽的第一個女兒，因此份外疼愛她。媽媽回憶說，以前和 Wahyuni 視像通話時已常常看到大廈外有紗網罩住，女兒也常說覺得「好焗」。她當時已經開始擔心，提醒 Wahyuni 如果有火災就「什麼都不要管，第一時間就走」。
「但結果就是回不來了。」 Yayuk 傷心地說。「我很想知道，為什麼火警鐘會不響？為什麼大廈沒有準備火警時，該怎麼辦？」
Wahyuni原先計劃今年會回鄉參與二女兒的婚禮，已經準備好禮物了。
同樣為支持家庭生計、隻身赴港工作的，還有32歲的 Novita 。 Novita 的爸爸因脊椎問題長期卧床，連站起來也要靠拐杖支持。為了爸爸的醫療費用，Novita 離鄉工作，惜最終魂斷宏福。
為協助家屬處理後事，謝欣然從不同僱主處收集移工的生活照片，整理成相冊帶到印尼交給遺屬。她們也即場為家屬打印相片，一位移工Khotimah的姨姨便拿著照片愛不釋手，親了照片一下。
然而，有些家庭甚至連一張完整的合照都沒有，48歲的 Darwati是其中之一。在她過身後，她23歲的兒子用AI拼湊了一張全家福——這是他們唯一的全家福。數前年 Darwati 丈夫過世，大兒子在印尼獨自照看兩個弟弟。大兒子說，「以往有什麼問題都會找媽媽商量，現在我不知道可以問誰了。」
Darwati 在平安夜當日下葬，晚上謝欣然收到消息， Darwati 90多歲的老父因悲慟過度，在女兒入土後不久離世。
端傳媒編輯部
失去母親的孩子
在9個受訪的罹難家庭中，有7個都有未成年子女。他們除了要承受失去至親的痛苦，還有往後生活細碎而長遠的缺口。
40歲的 Siti Khotimah 離世時遺下一個17歲的兒子和9歲的女兒。為了節省開支，Khotimah 在過去6年都沒有放假回印尼探親，即使合約到期也僅是短暫出境澳門便回港。她原本打算，今年回鄉看看家人。
「等了媽媽6年，最後還是等不到。」Khotimah 的媽媽說，孫女每次掛念媽媽，就會偷偷穿媽媽的衣服，或是翻看媽媽在中介訓練學校用過的書，那是她唯一能感受到母親的觸覺聯繫。直到謝欣然第二次家訪時，女兒才小聲的說，媽媽答應過會送一條刻了自己名字的手鏈給自己。
但手鍊始終沒有隨遺體運回，或許仍留在警署被當作證物，又或是在大火中熔化了。
在宏福苑大火當日，Suyitno 則在印尼隔著視像電話，目睹34歲的妻子 Erawati 被濃煙淹沒，Erawati 到最後仍照料著僱主孩子，惟二人最後雙雙離世。
在最後時刻，Erawati 心裏掛念的，仍是6歲的兒子、丈夫和雙親。她在視像裡對兒子說：「如果我過去做錯了什麼，對不起，請原諒我！」
Erawati 在香港罹難的報導刊出後引來不少反響。謝欣然探訪前也擔心小朋友的心理狀況，她形容她的兒子是個比較少說話、很聰明的小孩，這次家訪她帶了些模型給他，沒想到他很快就砌好了，而旁邊卻多了一對倉鼠——那或是家人買給 Erawati 兒子的寄託和陪伴。
同樣遺下兒女的，還有43歲的 Yasmiati。大火當日，Yasmiati 因不忍丟下負責照顧的婆婆，最終一同葬身火海。
遺屬除了要面對失去至親至愛，怎樣和未成年子女解釋媽媽的離世，亦成為不少家庭難以開口的問題。
謝欣然造訪其中一個家庭時，兩個小孩剛剛放學，丈夫細聲叮囑她，不要在小朋友面前說媽媽的事，「他們不知道媽媽死了」。謝欣然當下感到愕然，後來卻得知，原來女方家人早已將消息告訴小朋友。
「為什麼無緣無故有個香港人來？為什麼媽媽這麼久都不和我 Video call⋯⋯」她說其實小朋友或多或少都知道發生什麼事，但爸爸未必懂得如何和子女開啟這個話題。面對突如其來的失去，驚愕與悲傷在家中盤旋，難以言說。
是母親，也是女兒
來到 Dina 的家，謝欣然能感受她們和其他移工的經濟差距——她家裏的地還是水泥地，塑膠和地蓆充當地磚。在探訪時， Dina 的父親剛從農地回來。謝欣然心裏一酸，同行義工嘆道，若不是每天要維持農作，他的時間或許更難過。
38歲的Dina，後事由父親籌辦。當時捐款沒分到他和妻子手上，他只好向店家賖帳，為女兒下葬。來到 Dina 的墓前，謝欣然看見墓地撐起一把紫色的傘，傘上印着一圈鬱金香和桔梗花，陽光透過傘照下來，映出的光和煦細膩。Dina 父親每次來到，都會把墓地整理一番，再一次次的架好傘子，彷彿仍在照顧女兒，免得她被太陽曬著。
對許多家務工的家庭來說，長時間的分離是常態，有些人多年未曾回家，有些則在計劃回鄉之際，遭逢了劫難。
在香港工作20年的Desy Widyana對上一次回印尼已是2015年，在這10年間，Desy 沒有見過父母和弟弟。起初，她出外打工是因為家人生意失利、幫補生計，後來狀況好起來後，家人經常勸 Desy 回家，她每次都說下年就回來印尼。她也的確買好了家品、廚具，把房間堆滿，打算今年辭工回家。
Desy 的弟弟同樣在外工作，他和姐姐感情深厚，把她的照片放在手機保護套中，時常可見。他笑道自己老婆都沒有這樣的位置，老婆也深知他對姐姐的愛。
得知姐姐去世的那天，他感覺自己整個人像麻痺了一樣，愣了整整兩個小時。弟弟甚至不敢將死訊告訴父母。但隨著香港的消息不斷傳到印尼，新聞也不停在播，直到中介公司打給 Desy 父母，兩人激動得哭暈了過去。
Desy 弟弟嘆道，其實很多家務工深愛他們照顧的對象，更希望其他僱主可以對工人「好一點」。「我的姐姐完全可以自救，她也願意陪伴奶奶走到生命的盡頭。有那麼多移工死了，都是因為他們太好人。」
「我想跟在香港工作的移工說，不要忘記你鄉下的父母，不要離開太久。」他說。
同時，Desy 弟弟亦很想知道一切是如何走到這一步。當初姐姐之選擇到香港打工，是因為覺得香港安全，有健全的制度，他從沒想過會有這樣的災難發生。「我想問，是不是有人故意或者做錯事令火災發生？我想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也想知道是誰做錯。」
弟弟卻說，如果他見到那個人，他會和對方說，「我原諒你」。
謝欣然當刻感到愕然。後來，她追問弟弟為何會選擇原諒？他回答：「那個人也一定有他的家人，Desy一家已遭受了失去親人的痛苦，我不想其他人再經歷這些痛苦。上帝也會寬恕，為什麼人類不可以呢？」
「如果你們香港的法律制度會懲罰他們，那他已經得到應該有的懲罰，我不會繼續去憎恨。」
後續
Wahyuni的妹妹 Yayuk 跟著謝欣然探訪了幾名家屬，她跟其他家屬分享了一個夢境，說夢見到姐姐跟其他女人在一起。
「她可能是跟你們家人在一起，你不用怕她們自己一個人。」探訪、聊天、進食，是他們互相慰藉的方式，Desy 的家人也因此回應，曾夢見過 Desy 交託他們好好為她看管她的衣服 。
雖然10名移工均已下葬，但對家屬而言，事件遠遠未結束。
2025年12月2日，勞福局局長孫玉菡表示，每名喪生移工家庭可獲約80萬港元補償，其中逾50萬為法定勞工保險。然而在實際操作上，跨境申請、文件核實、款項分配，以及發放方式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困難。
由於涉及香港與印尼兩地制度，不少保險與賠償安排仍需反覆協調。例如未成年子女的賠償，是一次性發放，還是交由法院分期管理，在跨境情況下仍未有清晰方案。
與此同時，補償金亦衍生出新的問題。謝欣然指出，部分家庭出現分配糾紛，甚至有遺屬遭詐騙，被要求支付費用以協助處理香港事宜。但由於這屬於領事館之間的溝通，她在得知情況後也只得向勞工處反映，再由局方與印尼領事館交涉。
有見及此，謝欣然在處理民間捐款時收集了每個遺屬的資料和銀行戶口，再把善款平均地分發至每位直系家屬，盡量減少爭議。
除家訪外，工權會亦在印尼舉行了工作坊，向家屬講解移工在香港的權益，說明整個賠償程序。她希望能幫助遺屬對未來有多一點掌握，紓緩焦慮情緒。
同時，她亦希望組織援助小組，為遺屬做一些儲蓄投資的教育，作長遠規劃：「80萬對印尼人是天文數字，怎樣去找正確的人，不會被人騙呢？」都是他們關心的事。
回到香港，謝欣然自覺仍有很多事要做，她曾向勞工處提出，最終的大火調查報告能否翻譯成印尼文和菲律賓文，好讓遺屬清楚知道事件的全貌；她亦希望能為家屬轉介心理輔導，慢慢讓遺屬接受家人的離去；除此之外，她更想在香港舉辦有關印尼文化的展覽和分享會，令香港人能更完整地理解移工的處境和遭遇。
在印尼，喪禮是一個延綿數年的過程：遺體在返回母國後立即下葬；第40天，村裏的人會一起吃飯，為逝者祈禱；在第1000天再次祈禱，慢慢學習與逝者告別。」
在廿多日內，謝欣然穿州過省，隨著汽車在爪哇奔馳。沿途見得最多的，是無邊無際的天空。
每到一處家訪，謝欣然都會帶上鮮花到殉職者墓前拜祭。她覺得印尼的拜祭是一個很溫柔的儀式：大家把依蘭和玫瑰撒到墓上、再慢慢為墓地澆水，一切都是靜默而克制地進行。在過程中，逝者靈魂被淨化、超渡，對生者亦是一種排解和抒懷。
「你放心去吧，我會看著你爸爸媽媽，看著你的子女，讓他們有書讀有飯吃。」她在拜祭時對死者說，也跟死者的子女說。
她說 Khotimah 的女兒聽見後哭了，後來才知道她擔心媽媽離世後，沒有人再供她讀書。「看到小朋友的時候，他們真的沒有什麼，但是一直觀察著他們，會覺得他們對於自己的將來真的有一份擔憂。」
「賠償和捐款對小朋友來說是很陌生的事情。」她們鼓勵未成年的小孩努力讀書，會盡可能支持他們，「對這班小孩就算許一個十年的承諾，我都覺得是不誇張的。」
這並不是謝欣然第一次講述這些外籍家務工的故事。她說，最初她難以控制悲傷，總是無法說下去。現在她較能說出這些故事了，但你仍然能聽見她提到愧疚時的哽咽，看到她講起家務工的小孩時，眼眶盈滿淚水。
她再三強調，不想移工只是新聞上的一個數字：「我不想她們像廢紙一樣，在香港做到事時就用一個很低的人工請你，但到你做不到事，就被人用完即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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