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3月24日，香港警方以涉嫌「明知而出售具煽動意圖刊物」，拘捕深水埗一拳書館店長及店員。據報導，涉案書籍為《黎智英傳》；而該書主角黎智英，已於2025年12月被裁定「串謀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成。這並非一拳書館首次面對政府執法。在此之前，書店已多次遭不同部門「拜訪」。2025年4月，書店因開辦西班牙文興趣班， 被控違反《教育條例》下「管理未經註冊學校」等五項傳票控罪；同年6月，又因被指無牌舉辦棟篤笑表演，遭食環署提出兩項檢控。

相比之下，這次指控的性質與後果顯著不同。根據《維護國家安全條例》，明知刊物具煽動意圖而出售，一經定罪最高可判監七年；若涉及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最高刑罰可達十年。這亦是政府首次引用該條例拘捕書店負責人。

在2019年社會運動之後，隨著公共政治空間急速收縮，人們對知識與本地社會的關注卻並未消散，反而轉向更細緻、日常的實踐。香港一度湧現大量獨立書店，例如留下書舍、獵人書店，而於2020年9月開業的一拳書館，正是這一波浪潮中的佼佼者。正如Cheryl Shea 和 Milan Ismangil的研究指出，這批在運動後出現的獨立書店，並不僅僅是文化消費場所，而是「在政治機會收窄之下維繫公共生活的替代空間」。它們透過選書、空間佈置與活動策劃，讓人們得以相遇、對話，甚至在日常實踐中延續某種形式的公民參與。

《黎智英傳》是否構成煽動，或許香港特色的司法制度終會作出裁定；但在那之前，我希望提出一個更根本的問題：在今日的香港，「賣書」這件原本再日常不過的事情，是否已經成為一種需要不斷計算風險的行動？如果一間書店需要為書架上的內容承擔刑事風險，那麼問題就不再只是某一本書，而是整個閱讀與流通體系的改變。當風險不再集中於作者或出版者，而是向零售端延伸，書店不再只是文化中介，而成為風險承擔的前線節點。這一轉變，標誌著香港文化管治的一個重要變化：它不再主要透過直接禁止內容來運作，而是透過重新分配風險，來重塑整個文化生態。

書店從「文化空間」到「風險節點」

在過去十多年，香港的獨立書店經歷了一次看似矛盾的發展。一方面，出版與零售業整體收縮，租金高企、閱讀習慣轉變，讓傳統書業步履維艱；另一方面，獨立書店卻在2010年代後出現一波增長，特別是在2014年雨傘運動與2019年反修例運動之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