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3月9日，前北愛爾蘭（北愛）民族主義政黨新芬黨（Sinn Féin）領袖亞當斯（ Gerry Adams） 現身在倫敦高等法院，並將於下週出庭作證。三名在1970至1990年代愛爾蘭共和軍（IRA）爆炸案中受傷的受害者對他提起民事訴訟，指控他曾是IRA領導層成員並對攻擊行動負有責任。三人只要求象徵性的1英鎊賠償——目的並非金錢，而是尋求法律上的「責任認定」。

這起案件使一個持續數十年的問題再次浮上檯面：亞當斯是否曾為IRA領導人？同時，案件也觸及另一個法律與政治難題——數十年前北愛衝突中的暴力，是否仍然可以被追責？

亞當斯是IRA領導人嗎？

亞當斯是北愛共和派政治運動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他自1983年至2018年擔任新芬黨主席，長期被視為爭取北愛脫離英國統治、實現愛爾蘭統一的象徵人物。

在1960至1990年代的北愛衝突（The Troubles／Na Trioblóidí）期間，IRA因為頻繁暴力手段，曾被英國及許多國家列為恐怖組織，而新芬黨則被視為IRA的政治組織。批評者長期指稱亞當斯曾為IRA高層，甚至是許多軍事決策核心的一員。但他始終否認自己曾是IRA成員。

在本次案件中，原告三人試圖論證亞當斯曾是IRA成員、他參與制定在英國本土發動爆炸攻擊的行動，因此應對爆炸案負責。

這三人是克拉克（John Clark）、葛內什（Jonathan Ganesh）和雷柯克（Barry Laycock）。他們分別在1973年的老貝利（Old Bailey）爆炸案，以及1996年的倫敦碼頭區（London Docklands）與曼徹斯特爆炸案中受傷。此外，原告方發起群眾募資用以支付法律費用，已籌集超過11.4萬英鎊。

原告方的法律團隊主張，即使亞當斯沒有親自放炸彈，他也與執行者「同樣有責任」。為支持這一說法，法庭聽取了前IRA成員的證詞。

3月10日，曾被判刑確定並服刑完畢的前IRA成員奧多爾蒂（Shane O’Doherty）站上法庭，指稱亞當斯確實是IRA的高層。奧多爾蒂曾於15歲加入IRA、並在1976年因郵包炸彈攻擊被判處30次終身監禁。他在服刑期間向受害者道歉、呼籲IRA停火，並於1989年獲釋，此後，他不斷公開批評新芬黨與IRA。

原告方律師在法庭展示1971年的一張照片，照片中亞當斯正為凱恩（Michael Kane）抬棺。凱恩是一名IRA志願兵，在貝爾法斯特一場爆炸事故中喪生。奧多爾蒂形容亞當斯當時儼然是「最高領導人」，並補充說：「在IRA榮譽守靈葬禮中，通常只有他（死者）在IRA內最親密的戰友，才會為其執行送別榮譽。」

律師更追問，若亞當斯不是IRA成員，會戴著貝雷帽嗎？奧多爾蒂稱在當時不太可能，因為那樣的穿著有可能引來政府追捕。因為IRA成員常配戴黑色或深綠色貝雷帽，被視為標誌性形象。奧多爾蒂還強調，亞當斯負責喪禮演說這點，能證實他在IRA具重要角色。

亞當斯的委任律師則詢問，奧多爾蒂是否掌握亞當斯涉入原告方三起爆炸案的第一手資訊？奧多爾蒂回答都是「二手資訊」。不過，奧多爾蒂表示自己和IRA前指揮官、已故的北愛爾蘭前副首席部長麥吉尼斯（Martin McGuinness）關係密切，試圖證明自身消息的可靠性。麥吉尼斯與亞當斯是摯友，後來也都是新芬黨重要人物。

目前案件尚在審理中。不過，這場訴訟的歷史意義在於，這是首次有法院直接審理亞當斯是否曾在IRA領導層任職。

亞當斯是否曾為IRA的成員，這項爭論其實已持續數十年。許多歷史學者認為，亞當斯在1970年代的確在共和派武裝運動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始終缺乏確鑿證據足以證明他在IRA中的具體職務和權力角色。

在法律問題上，此案件的另一核心爭議是法律時效與歷史責任。

三名原告受傷的時間都遠超過20年以上，這些攻擊都發生於北愛衝突最激烈的時期。在刑事部分，許多與北愛衝突相關的案件一直面臨取證困難與政治爭議。英國政府近年甚至打算立法限制對「北愛爾蘭問題」時期犯罪的追訴，引發激烈辯論。因此，這起案件透過民事訴訟求償，而非刑事審判。

在英國法庭實務上，民事案件的舉證標準是「相對可能性」（balance of probabilities）亦即只要有足夠證據讓法官認為「某件事存在」的可能性高於「不存在」，即可判定此事為真。而刑事案件往往需要足夠「排除合理懷疑」（Beyond reasonable doubt）的證據，檢方舉證難度較高。換言之，在民事訴訟中，法院只要判定亞當斯有可能在IRA中扮演領導角色，他就可能面對賠償責任。

而原告方只要求象徵性的1英鎊賠償，正是為了避免被視為金錢索賠，而是尋求確認歷史責任。對受害者而言，這起案件象徵一種「最後機會」。如同原告三人表示，「這可能是讓亞當斯在法庭上交代真相的最後一次實質機會」。由於許多衝突時期的受害者已年老，亞當斯本人也已屆77歲高齡，原告們擔心如果不透過法律程序留下紀錄，歷史責任可能永遠無法被確認。

不過，亞當斯方則認為，這類案件在數十年後才提出，本身就存在程序與公平問題。

此案預計將於3月17日結束，時值愛爾蘭最重要的聖派翠克節。

北愛衝突背景：亞當斯是和平締造者還是戰爭決策者？

要理解這起訴訟的重要性，須回到北愛衝突的歷史。

1960年代末至1998年，北愛爾蘭陷入長達30年的政治暴力。多為天主教徒的共和派民眾希望脫離英國並與愛爾蘭共和國統一，而主要為新教社群的聯合派則支持繼續留在英國。

在此期間，IRA與英國軍隊、忠誠派民兵組織之間爆發大量武裝衝突與恐怖攻擊。並長期利用這些暴力手段威脅聯合派勢力，奪走約3500人性命。

亞當斯在其中的角色極具爭議，他同時被視為和平進程的關鍵人物，也被視為暴力衝突的幕後決策者之一。

亞當斯18歲時投入IRA運動，並在1983年起擔任新芬黨黨魁。1990年代，他與麥吉尼斯推動政治談判，最終促成1998年的《貝爾法斯特協議》（又稱受難日協議，Good Friday Agreement），結束大規模武裝衝突，並允許北愛公民自行決定未來的方向，亦即要繼續留在大英聯合王國，或是與愛爾蘭合併為一個國家。新芬黨此後開始與各黨派籌組自治政府，亞當斯也成為北愛議會的議員。

不少批評者認為，亞當斯若在1970至1980年代參與IRA的決策，那麼他就是暴力策略的制定者。儘管他這輩子不斷否認曾參與IRA。

這起司法案件受外界矚目的原因在於，若法院裁定亞當斯曾是IRA領導層，將可能對北愛政治產生「震撼性」影響。雖然北愛衝突已結束，但審判也反映了未解的問題——社會應如何面對過去的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