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系列第一篇,在東亞各地政府大力出錢出人鼓勵生育的時候,各地有怎樣的共通性?這些手段有沒有達到政策意圖?為什麼?我們也藉此討論一個關鍵的人口問題:是否一定要依靠生育、捆綁婚姻家庭,才能滿足國家治理的願望。
近年來,面對低至「全球窪地」的東亞生育率,東亞各主要經濟體推出或強化了系統性的生育鼓勵政策。例如,大陸在2021年三孩政策後推出多項生育鼓勵政策,香港於2023年推出「組合拳」鼓勵生育。也有個別吸睛舉措成為熱議與質疑的焦點。例如上海市黃浦區民政局推出「夜店領證」,新人在完成婚姻登記後可參與夜間頒布活動。攜程集團聯合創始人、董事局主席梁建章以個人名義設立「創生基金」,計劃自2026年起為香港在讀博士生提供5萬港元的育兒津貼。
那麼,這些政策在多大程度上有效呢?與大眾印像有些不同的是,大陸、香港、韓國2024年的出生人口數其實出現了小幅回升。但這一回升似乎並非長期趨勢的改變。中國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5年出生人口相比2024年的954萬,降至792萬人,為共和國歷史最低。 2025年12月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首次提出「努力穩定新出生人口規模」。而香港的2025年出生人口數則不足三萬兩千人,同為歷史最低。
理解人口變化的一個核心指標是總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即女性一生中平均生育的子女數量。數值2.1被認為是「更替水平」,也即足以維持人口規模的生育率。即使出現反彈,中國大陸、香港、台灣、日本、韓國和新加坡這六個東亞社會的總和生育率也均遠低於2.1,並且低於1.3、即「超低生育率」的門檻。韓國的總和生育率更是世界最低。
當「生育友好」列入各地的高優先級議程,哪些生育政策已經實施,哪些正在路上?並且,我們更需要退後一步,審視這些政策背後的假設和邏輯:在普遍的生育焦慮下,以更多的新生兒挽救老齡化的人口結構、可能的財政虧空與萎縮的國家規模,是唯一選項嗎?當下低生育率的癥結為何,怎樣的人口政策是更理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