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5號，一場連綿數年的黎智英國安案件，經過漫長的囚禁和審訊後，終於來到宣判的日子。毫不意外地，國安法庭完全不接納黎智英的自辯，裁定他兩項「串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一項「串謀發佈煽動刊物罪」的罪名，全部罪名成立。在法庭公開判詞後，外國政要官員和組織隨即跟進，發表聲明甚至在記者會上直接回應。

美國總統特朗普在裁決後再次向習近平提出，要求釋放黎智英，而國務卿馬爾科·魯比奧 （Marco Rubio）對黎智英的健康表示關切。英國外交大臣葉維特・古柏（Yvette Cooper）在周一表示，英國譴責這宗「出於政治動機、最終導致今日有罪裁決的對黎智英的檢控」；黎智英因和平行使其言論自由權利，而「成為中國及香港政府的打壓對象」。英國首相史達默（Keir Starmer）在周三接受國會質詢時，再次對事件表示關注。澳洲政府亦對有罪裁決「深感關切」；歐盟指出，該裁決結果「象徵香港民主與基本自由正持續遭到侵蝕」。台灣的陸委會表示，這項定罪在台灣引發「深切的哀痛」。

外國政要的表態，並未對中國政府有太大的壓力，中國駐英大使館和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同樣發表聲明，批評英國及其他國家對黎智英案說三道四，公然干預抹黑香港司法，中方對此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並予以嚴厲譴責。國際社會和中國反擊兩相不下，儼然一場嚴詞厲語的攻防。

過去國際社會一度傾向人權外交（Human Rights Diplomacy），影響不少對各國來說「威脅國家安全」的人物的命運。然而，儘管黎智英子女都曾就「保外就醫」、「特赦」的可能性向中國和國際社會進行呼籲，但這一次，在激烈的話術外交戰中，這樣的聲音顯得相對單薄。對於中國語境下的黎智英案，人權外交還有可能嗎？在廿一世紀二十年代的世界局勢下，輿論壓力和人道主義還有多少影響力，還能如何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