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疫情解封後踏上歐洲大陸，為親炙久違的雙年展與各大美術機構展覽，從倫敦、威尼斯、雅典一路向東，來到伊斯坦堡。第17屆伊斯坦堡雙年展由跨領域跨地域的三位策展人組成：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當代藝術中心館長烏特．梅塔．鮑爾（Ute Meta Bauer）、擅長以影像與多重裝置探討權力、暴力與正義政治的印度藝術家 Amar Kanwar，以及長年關注東南亞現當代藝術的藝評與策展人鄭大衛（David Teh）。

當下世界，各地各種名目的雙年展早已深深與資本市場扣接，主張及實現龐大視覺奇觀的國際雙年展非常多，但這次伊斯坦堡雙年展則有些不同，它以小而發散的游擊策略，想達到策展人們稱之為「堆肥」的社會效應：參與展覽的個人或團隊都被冠以「貢獻者」（contributor）而非「藝術家」之名，他們長期投入的各項計畫藉著展覽、出版、對話與現場活動，散落呈現於伊斯坦堡城市間的醫院、大學、餐廳、甚至土耳其浴場。策展方面是想通過這樣的實踐，激發對公眾議題的更多關注與討論，試圖鬆動個體彼此之間、以及個體與世界既有的互動方式。

這樣的企圖自然無法與雙年展舉辦地的社會與政治狀態脫鉤，展覽論述有一段這麼寫著：「當我們的溝通管道變為僅是操弄的工具」，「另類的思考形式、說話與實踐，像是詩、電影、聲音，能否讓我們接收資訊，保持一顆對公眾事務警醒的腦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