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哲翰：同島一命的怨懟共同體——「交通地獄」裡，民主台灣的認同弔詭

自2019年至今，台灣人自我想像中所包含的微妙矛盾，比過往都更加明顯地浮現檯面。一方面，中國日趨侵略性的外在壓力讓台灣民眾的台灣認同攀升到空前高度，但另一方面，這樣的台灣認同雖然出於面對極權進逼時所謂「同島一命，抗中保台」的憂患意識，但卻仍然缺乏明確的內涵來支撐。

回顧自90年代民主化以來，台灣公共論域並沒有再出現如70年代鄉土文學論戰、80年代台灣意識論戰等對台灣認同內涵的集體辯論與積極探索；反之，國族認同屢屢成為黨國與本土陣營政治交鋒與選戰動員的修辭工具，以致於在公共論域中迅速冷卻、甚至讓多數民眾反感。

在認同議題帶來撕裂衝突的情況下，過去30年台灣認同對台灣大眾所扮演的角色，因而比較不像是共同體生活的最大公約數，卻更像是最小公約數——它的積極內涵越少越好，對歷史反省與真相重建最好保持尊重性的「存而不論」、或象徵性的「點到為止」，與此相對地，它非常節制地成為僅僅基於民主生活共同體之既有事實的、默而不宣的必要條件。

正因為基於民主生活共同體的既定事實，不同世代對民主實踐的生命經驗差異，便為台灣認同帶來相當明顯的世代落差。此外，也正因為僅僅作為肯定既有事實之默而不宣的必要條件，台灣認同始終擺脫不開現狀的糾葛、並以維持現狀為重要目的。

如此「最小公約數」的台灣認同，只有在現狀遭受外力挑戰時會浮上檯面並開始建構自身，因而它是一種外因驅動的、反應式的認同。其特徵就是：人們並非訴諸歷史、文化或政治的大論述（甚至對此感到不耐），而是滾動式地在當前現狀中尋找個別事實，作為臨時建構國族認同的要素，例如從各種登上國際版面的「台灣之光」，到使用漢語詞彙的差異、夜市文化、對外國觀光客的人情味，乃至於「防疫模範生」等等。

台灣認同的內涵既是不明確的，但它的存在卻又必須被視為不證自明的基礎事實。內涵和實存之間的落差，此一外因驅動的認同所遭遇的弔詭，就在過去三年多以來伴隨著台灣認同的飛躍式增長而更加突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