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達爾文主義給了我深刻的啟示……在利害攸關的時刻，誰都是按照人的本能進行選擇，沒有一個真正虔誠地服從那平日掛在嘴頭上的崇高的道德和信念。人都是自私的，不可能有什麼忘我高尚的人。過去那些宣傳，要麼就是虛偽，要麼就是大大誇大了事實本身……對人生的看透，使我成了雙重性格的人。一方面我譴責這個庸俗的事實；另一方面，我又隨波逐流。黑格爾說過：『凡是現實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現實的。』這幾乎成了我安撫、平復創傷的名言……」

「我體會到這樣一個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還是創造，都是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所以我想，只要每一個人都儘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價值，那麼整個人類社會的向前發展也成為必然的了。這大概是人的規律，也是生物進化的某種規律——是任何專橫說教都不能淹沒、不能哄騙的規律。」

這樣一封「個人色彩」強烈的信，其實是上級授意的集體創作，也並非僅僅反映北大學子這個單一精英群體。1980年《中國青年》雜誌社兩位編輯馬笑冬、馬麗珍，在對當代青年進行思想狀況調研時，分別發現了兩個典型的例子： 出生於1955年的女青年黃曉菊（當時是北京市第五羊毛衫廠的女工）；出生於1959年的男生潘禕（北京經濟學院經濟數學系本科二年級）。編輯把黃曉菊的經歷與潘禕的觀點糅合在一起，以男生的姓和女工的名，組成了「潘曉」。

80年代的中國，毛主義的激進政治偃旗息鼓，市場化改革逐漸深入， 在當時的氣氛下，「潘曉」們懷疑社會主義的宏大敘事，試圖突出個人的優先位置，談論「社會達爾文主義」這個貌似西方的、科學的、現代的價值觀，直接衝擊了雷鋒式「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社會意識形態。这种迷茫中对「個人價值」的探索，针对的仍是社會主義集體「大家庭」的背景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