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疆維吾爾人境遇受到聚焦之時，歐美知名媒體如《經濟學人》和《外交政策》也開始關注中國的另一個主要穆斯林民族：回族。《經濟學人》於10月8日發表的一篇題為「中國的另一個穆斯林」（ 「China's Other Muslims」 ）將回族的相對成功歸因於「文化同化」。 或許受到當代人類學有關民族生成理論的影響，「同化」假說認為回族作為一個少數民族是因為「戶口使然」。 這一假說進而描繪出一副有關回族的奇幻世界，好像回族生存在中國政治、歷史、文化的真空：回族基本不受「恐伊症」（恐懼伊斯蘭）的傷害，可以和政治體制的灰色地帶協商；回族作為中國國企在中亞和海灣地區的中間人，甚至可以在某種程度上踐行伊斯蘭法。

解讀中國的任何民族都需要一個基本的歷史場景，穆斯林亦不例外。不同於18世紀中葉納入清朝的維吾爾人，回族先祖自唐宋以來就入華定居、經商、通婚。這一長時段的社會、歷史、文化經歷造就了回族的複合型語言、宗教、文學、民族等。這些複合型和複雜性使得西方學者在研究回族時經常使用粘合性詞彙，如 「華人穆斯林」 、 「漢人穆斯林」 、 「回儒」 等。也許基於這一複合現象，在亨廷頓拋出 「文明衝突論」 後，回族成為 「文明對華」 的經典個案。以杜維明和納賽爾為代表的新儒家和伊斯蘭學者推動的 「回儒對話」 基本上就是這一複合生成現象的哲學和宗教學詮釋。

毫無疑問，回族的漢化程度在某種程度上高於維吾爾族，但這僅僅是因為回族早在維吾爾族被清朝征服之前就已和漢文化經歷了長時段交流互動。但是，將回族的相對成功歸功於文化同化是反歷史的，是對所謂漢文化同化能力的盲從和背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