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一深宵爆發的旺角警民衝突，令人聯想起1960年代中期的兩場暴亂：1966年因天星小輪加價而起的九龍騷動，和1967年受國內文化大革命鼓動的暴動。有超過2000名學者和專業人仕聯署提出特區政府應學習港英政府，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以開誠佈公的態度去探究事件成因。也有意見領袖認為，殖民地政府在兩次暴亂後全力推行社會改革，回應社會訴求，特區政府必須以此為鑑，以恢復善治。借古鑑今固然是好事，而要求梁振英政府認真思考，何以民怨會如此沸騰也是合情合理。不過，要從歷史中汲取教訓，首先要弄清歷史事實。

從社會背景來談，民怨固然是這幾次騷亂的共通之處。旺角街頭衝突的觸發點，近因可能是針對警方處理無牌小販的手法所致，但相信大部分人也會認為這次警民衝突，和現時充滿張力的社會氛圍有關。當前的社會怨氣，固然與年輕人置業無望、向上流動艱難，以至不滿中港融合所帶來的種種生活困難相關。但更大的不滿，卻是和政治權利相關。

特別是佔中以後，年輕人感到苦無出路，對政治秩序徹底失望，認為絕對無法在現有遊戲規則下，伸張自己心目中的一套公義理想。他們認為，反正眼前的制度已腐朽不堪，無甚可取，只能訴諸更直接的手法衝擊制度，而採取暴力手法也變得無可厚非。要把制度打個落花流水的心態，在不少年輕人心中遍地開花，因為在他們眼中，多年來「和理非非」路線成效不彰，而在講求自律克制的雨傘運動無功而還後，這種「革命」想法更是大有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