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有一種說法，是香港研究正在衰落之中，甚至正邁向死亡。本地議題不受大學教授重視，這是客觀現實，但這種提法有趣的地方，是似乎在說香港研究曾經有過輝煌一刻，又或者今不如昔，這就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從事香港研究的學者人數是否愈來愈少？以本地為題的學術專著數量真的大不如前？我作了一個粗略計算，發現客觀情況可能和很多朋友的感覺並不一樣。就以香港大學為例，過去十年間（2005－2014）以香港為題的社會科學、歷史、法律、教育和地理的博士論文共有282篇。再看20年前的情況，在1985年至1994年期間，同一範疇的博士論文卻只有23篇。再看學術成果，簡單看看專門出版有關香港專著的香港大學出版社多年來的目錄，同樣發現上述領域的出版刊物數目，1985年至1994年間便只有32本，而2005年至2014年間卻有181本。從這兩組數目來看，從事研究香港的人士數目，不單沒有大幅減少，反而在不斷上升。就以個人學習經驗來看，1980年代讀香港政治，可供本科生參考的學術專著，來來去去就是邁樂士教授（Norman Miners）、劉兆佳教授和金耀基教授的幾本「天書」。相比之下，今天的學生卻幸福得多，不僅選擇更多，而有關的學術專著也在不同的範疇有着更深入的討論，而非只限於導論入門性質的讀物，內容的更新也更貼近時代轉變。

單一國家為本的地域研究近年漸被輕視

這當然並不是說香港研究正處於大熱大盛的黃金年代。正如很多學界朋友指出，近年大學沉迷國際排名，着意大學教授要在國際重點學術期刊發表文章，並以此來決定他們在的晉升機會，這就令不少學者對西方興趣有限的香港問題望而卻步，因而嚴重影響了香港研究的發展。我也粗略統計了幾本相對對香港研究較有興趣的國際重點學術期刊（註）近年刊登香港研究文章的數目，結果情況相當明顯，這些學刊對香港的興趣確實有限，在1985年至1994年間，這幾份期刊加起來，大概一年只會刊出一篇香港專題文章。近十年的情況稍有改善，但也是一年只有兩篇左右。就是說，重點研究本地問題的大學教授要在這些重點學刊成功搶灘，異常困難，這當然會嚴重窒礙香港研究的發展。不過，這種情況，也非香港研究獨有，而是一種學術潮流趨勢使然。對以單一國家為本的地域研究（Area Studies）近年逐漸為學界所輕視，國際學術界也普遍要求地域研究向學科研究（Discipline Studies）轉型。主流的觀點是不管以任何一個國家為案例的專門探討，也不能只從本地角度、當地具體情況去作實證分析，而是應該把它提升到一個更具跨越場景（Cross Contextual）意義去分析問題，以求能和更多讀者和專家產生共鳴，引發更廣泛和深入的討論。這種潮流下，重點學術期刊編輯對所有投稿者的一個標準問題是：那些對你文中着眼的國家的發展完全沒有興趣的人，如何可以從你的文章中有所得益受到啟發？這個考慮，已成為了一篇文章能否躋身世界頂級的學術期刊的最重要因素。能否滿足這種對理論層次提升的要求，是決定香港研究會否茁壯成長的其中一個關鍵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