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佔中到雨傘運動，絕對的「和平非暴力」一直是兩者的核心信條。換言之，雨傘運動的核心是一種對以暴抗命一途的正當性的否定。到後來，當警方使用武力的程度越益提高，同時採用拖延的策略消耗民氣，又有其他政府部門的各種配合後，抗命者當中出現了一股呼聲，認為堅持再用甘地般「道德聖人」的方式作為抗爭手段明顯脫離現實。抗爭不能純從道德層面出發，更要從現實政治和策略去考慮，所以暴力有時候是必要的。然而，甘地的非暴力抗命的確在歷史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非暴力抗命不是一個純粹的理念，它背後有其歷史的重量。在和平抗爭看似離地，暴力抗爭勝算不高時，我們似乎找不到一條抗命的出路。基於這種思想困境，我便開始進入甘地的相關著作去尋找答案，希望進一步了解和平非暴力抗命的哲學基礎以及對現實的意義。在進入其思想體系以後，最令我驚訝的是，除了道德的正當性外，甘地的非暴力抗命相當大程度上是建基於他對現實政治的判斷和理解，而以一種純粹「理想主義者」或「道德聖人」的視野去詮釋甘地，會遮蔽了非暴力抗命重要的現實意義。

從宏觀的角度而言，甘地的非暴力抗命開拓了另一種社會變革的可能性。20世紀不論從希特拉、列寧到毛澤東，以暴力為主軸的軍國到階級鬥爭，都導致了大量人命傷亡，同時亦建立起歷史上幾個最大型的極權主義國家。而甘地則以一種截然不同的和平方式介入政治，並將印度建立成最大的民主國家。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因而指甘地展現了一種「聖人介入政治」的可能性，這種理解一直是主流對甘地非暴力抗命的理解。

理想主義的困局　政治暴力理性化

與一般將他理解為純粹理想主義的聖人相反，甘地認為20世紀的政治其實是陷入了一種「理想主義」（idealism）的困境。理想主義的困境具體展現於工具論思維當中（instrumentalist thinking），即指，當理想被確立為可欲並正當時，餘下的問題就是如何最有效將這理想狀態實現。因此，對於採用何種手段來實現理想社會的圖像，除了有效性以外就不存在其他限制。在一般情況下，要將一個現存的社會結構推倒而建立新的結構，最快速的方式便是暴力革命，甘地因此認為，20世紀的理想主義所導致的意想不到的結果是：政治暴力的理性化（rationalization of political viol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