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9．28雨傘運動爆發一周年，傳媒都在做回顧專訪，檢討運動得失。其實許多組織者剛從情緒低谷中走出來，佔領恍如昨天的事，一周年應該慶祝還是哀悼，頗是迷惘。

黃仁宇說論斷歷史，最好有500年的區隔。當年馬丁路德金在美國南部以公民抗命爭取黑人平權，幾多人攻擊他摧毀法治和破壞社會和諧，連華盛頓一些開明的政客都批評他捲入太多青少年，更有教友寫信給他說上帝既造黑人和白人，上帝就是支持種族不平等。五十多年後的今天，我們已有較成熟的眼光看待公民抗命，也就覺得當時一些評論不值一顧。

又譬如今天我們讀漢娜鄂蘭的《邪惡的平庸》，覺得她將納粹劊子手艾希曼描述成一個只懂「依法辦事」，忠誠執行上級命令的庸碌官僚，是對於人們「拒絕思考」而淪落為邪惡的共犯的最深刻批判，而不知道當年她在《紐約客》發表此文時被攻擊得體無完膚，說她為納粹辯解、將受害人變成加害者（因她指出一些猶太組織領袖實質是納粹共犯），結果眾叛親離，幾乎丟了教席。就像今天在七警濫用私刑、佔領者被打到頭破血流後，有人敢說不要將執法者說成是黑警，其實他們動手時都沒有邪惡的動機，只是缺乏能力去分辨公民抗命與一般違法，要怪的是上層官員的奸詐和植根在低層社會的愚昧，又有多少人能接受這種論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