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散的人，流动的书：开一家中文书屋，对抗“一代移民”的宿命

“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在鹿特丹见到小渡的那个下午，她这样说起她开的线上中文书店的名字含义，“我总觉得说起一个海外（中文）书店，心里想到这个意境，是很像的。野蛮生长，路子完全是自己摸索出来的，也不知道以后会发展成什么样子。”初秋的阳光照在我们身上，她说起书店时双眼闪著光。她的中文书店取名为“野渡书店”。

中文纸质书在海外是一种沉默的存在。去年9月，荷兰的明雅书店快停业前，小渡才第一次知道这家位于阿姆斯特丹唐人街附近的中文书店。书店玻璃橱窗上贴著好几张醒目的打折标志，还有繁体中文写的“门市结业清货大减价”。推门进去，像回到中国县城的新华书店——大红色的塑纸灯笼，中国字画，教辅材料，佛学书籍，针灸大全，中文教材。

那天小渡带了两本小说回家。尽管这里很多书都不符合她的阅读口味，但小渡还是对它即将闭店的事实触动很大。有些可惜，她想。中文书在欧洲是稀缺的，巴黎、汉堡、马德里等欧洲城市，只散落著零星几家中文书店。想买中文纸质书，就要从网路书店订，运费不菲；而想逛实体的中文书店还没那么容易。

小渡过去习惯在Kindle上看中文书。那天离开书店，她在大陆的网上书店一口气下单了自己想看的许多书，等待他们从国内运送到荷兰，需要将近两个月。那都是她感兴趣的闲书，刘子超的《失落的卫星》，杨潇的非虚构文学《重走》，郑执的长篇小说《生吞》。

等书过程中，她突然有了一个想法：开一个网上中文书店。于是从零开始，她在YouTube上花了几个小时学习怎么建网站，又用几个周末把网站设计好。

两箱中文书远渡重洋，在去年12月抵达了她的家。一家线上中文书店就这样开始运作。

1 流动的书﹑流动的人

如今“野渡书店”已成立近一年。这是一家“共享书店”，买书可以邮寄或自取。新书售出后，读者在两个月内可以八折的价格卖回给书店，并随书附上一条手写的留言便条，写一些读书感悟、或者送给其他读者的话﹑甚至涂鸦都可以。小渡相当于只收取一份租金。

书店运作机制是从她自己的角度考虑的：“如果我想去一个中文书店买书，我希望它是什么样的。”买回来发现不喜欢怎么办？且对于许多要回国的留学生，以及经常租房搬家的人，纸质书有时也成了一种重量上的“负担”。她希望大家能没有负担地去买书，把真正喜欢的留下，把不想留下的退回来，再流动给其他人。

小渡会从读者那收二手书，以人民币标价的四折或五折来收取，也从国内淘一些绝版的旧书。我和她见面时，她刚刚卖出去一本在店里摆了几个月的刘云若的《小扬州志》。“书，总会找到喜欢它的人。”她说。

她的顾客绝大部分是年轻女性。她猜想，可能和她选择小红书作为宣传平台有关。“基本上十个里面有八个都是女生。”刚营业时，小渡遇到过坐了四五个小时火车从德国过来，只为取一套脂评本《红楼梦》的女生。她把书拿到手后，又坐火车回了德国。小渡向她提到，之后书店会到一本九十年代的《呐喊》，女生让她帮自己留著，下次再来取。

目前书店非常畅销的是日本女权主义学者上野千鹤子的书。过去两三年，上野千鹤子在中国网络的讨论度很高，也陆续出版了多部简中译本。尽管进书之前，小渡想象得到这些书会比较好卖，但她没想到，后来还是需要一遍遍地补库存。

起初，书店的选书围绕小渡的喜好。“我们已经不是那个有一个新华书店就可以满足的一代人，又大又全的书店，反而会让你觉得有点困扰，”她说。她爱看现实题材的小说，喜欢《山海经》﹑《海错图笔记》这样的自然科学古籍，也对女性主义感兴趣。

但同时，读者也影响著她的选书。有时她们会提出自己想看的书，小渡觉得合适的，也会从国内买过来。也有人提过想要学吉他、学英语、学做法餐的书，这些她便没有采纳。今年4月，小渡在荷兰国王节当天摆摊（荷兰政府允许民众在这天免费摆摊）卖书时，有一个男生过来看了一圈，说了句“怎么都是通俗小说呀”就离开了。小渡回去后开始做功课，又进了一些哲学书。

流动的书自然地连结起流动的人。“你按自己的品味找了一些书，聚集起一些读者之后，读者又给你推荐一些书，某种程度又改变了你的一些品味。”小渡的男友说。他也是书店的联合创始人，平时帮忙一起照看书店。小渡形容，那像是一种人肉算法的“猜你喜欢”。

2 百分之六十的人

书店不是小渡的本职。硕士毕业后，她留在荷兰工作。过去这几年，很多读书时认识的朋友都陆续回国了，但她暂时还不打算回去。

“就混口饭吃，我更希望能有工作生活平衡的状态。”小渡说。她考虑过要不要换个欧洲国家生活，不过现在有了这家书店后，她也像吃了一颗定心丸，近期也不会再离开荷兰了。

刚来荷兰读书那两年，她很想家。这边天气不好，经常下雨。学校里国际学生很多，虽然她没有无法融入的感觉，但和同学间也不太有很深入的交流，有一种疏离感，她们只是在文化的表层有一些触碰。

毋庸置疑的是，母语拥有与生俱来的亲和力。小渡形容，如果一个人的母语表达是百分之百，那么英语能表达的就只是百分之七十、六十，当大家都用著自己的非母语，用著那百分之六十在交流时，“有时候比较难touch the soul（触及灵魂）。”

“用母语交流，你表达的自由度更高一点。说中文的人都知道的一些梗啊，就是会更亲切一点。”

小渡平时也爱看中文书，这是一个“没有被遏制过”的需求。对她来说，英语阅读只有在专业需要的时候才会读，看闲书时，中文比英语舒服很多，语感上也很不一样。

“读德文、英文都是你境界再高，都没有办法达到母语的境界。”谈起中文书的意义，德国蓝书屋的创办人之一诗苹说。蓝书屋是德国汉诺威的一个公益社团，拥有一个藏书量高达九千多的中文图书馆。对她来说，读外语书更像是一种学习的必经路程，而不是享受和滋养。

诗苹是台湾人，1994年来德国学社会学，并在这里工作、成家，定居至今。那是一段和小渡完全不同的留学经历。没有电子书，没有手机，遇到不认识的单词便翻字典。每次从台湾回德国，她的书包里都会装满中文书。她说，那时要看到中文的东西，是一件很珍贵的事情。

她有过因为上课听不懂，读不懂德语书而在家哭的时候。她也遭遇过排外，被人吐口水。“当时因为你的语言程度不好，有时候外界社会跟你没办法沟通，有些人觉得你的语言程度跟你的智商划等号，他就会不尊重你。”

虽然是个别现象，她也可以做到不去管它，但寂寞﹑想家，还是最大的困难，让她时时感觉痛苦孤单。而这种时候，诗苹说，读中文书就像“回家”，像一个“接地装置”：“那些能量要释放的时候，你接了地，才能好好继续方旋下去。”

“融入”是一个被反复讨论的议题。尽管也有不少人说，这是一个伪命题。诗苹的合作伙伴靳松是大陆人，在国内工作几年后，于1990年代末来到德国求学，认识了同一学校的诗苹。毕业多年后，他们又一起共事。靳松提及，如今诗苹在语言上是融入得很好的。之前，诗苹与伴侣一起参加过德国电视台的百科知识问答节目，拿到了很多奖金，一些问题连她的德国丈夫都回答不了。靳松还说，拿一本德语字典，随便翻一页，找一个词问诗苹，她都知道。

“但你语言再到怎么样的程度，是没办法百分之百懂它的。”诗苹说，语言上始终有一层很难跨越的东西。她很庆幸自己在台湾接受了完整的教育，可以毫无障碍地看中文。

3 离散图书馆

蓝书屋位于德国汉诺威市中心一栋老建筑的二楼，层高三米三，连接著门口的过道有两米宽、八米长，还有一个不小的会议室，很适合打造一个公共空间。诗苹和靳松找来工程师计算每面墙的承重，能放多少本书，最终在这条近八米的过道打造了一整面橡木落地书架。后来，他们又在办公室和会议室增加了两面书架。那时他们预计，这里大约可以放下1万本书。

这是一栋建于1903年的老建筑，外墙是淡雅的灰蓝色，雕饰著花木纹样。推开一楼的橡木大门，走上楼梯前，还能看到过道两旁精致的琉璃砖。蓝书屋的微信公众号上这样写道：“我们，橡木门上的大树，外墙的草木装饰，进门后美丽的琉璃花木，和我们的图书馆，互相依附，共同呼吸，共同生存……将图书馆按建筑的特性命名为蓝书屋的意念，就再也自然不过的诞生了。”

“图书馆是一个让你有归属感的地方，我们是海外的diaspora（侨民），一个少数群体。”诗苹说。

从2016年历经大半年的选书，到2017年等待183箱共计3.037吨的新书从大陆运过来，他们随后又花了两个月在业余时间整理归类，设计条码和编号。靳松和两位国内的朋友一起挑了这些书，为了支持实体书店，其中一部分是从南京先锋书店订购的。他们挑选的书籍涵盖文学、艺术、社科、青少年读物等领域，有少量港版和台版书。目前蓝书屋有9400多本藏书，之后还有八箱港版新书会陆续邮寄过来。

这里的“中文图书馆”并非单指华语作家的书籍，而是世界文学和非虚构作品，因此大多数书籍是中文翻译本。“人类的智慧财产是共享的，不一定要局限在某一个民族或国家。”诗苹说。

起初，蓝书屋的读者群体还只是面向家人和朋友。2020年，他们完成了公益社团注册手续，并在2021年德国疫情好转后正式向公众开放。未成年人、学生、65岁以上老人、社会救济人员，在登记后均可免费借阅图书，其他社会人士的年费则是10欧元，每次最多借五本，借阅时长为一个月。

这里不仅有中文书的流动，也举办过许多讲座。诗苹指著去年一张海报上的名字告诉我，那是一名华人父亲，俄乌战争爆发后，他开车带两个家庭从乌克兰来到德国汉诺威。分享那天，蓝书屋的会议室里来了大约三十人。

诗苹是偶然得知他的这段经历的。那时他带著三个小孩来图书馆借书，看到小孩都很乖，诗苹和他聊起，才知道他们刚刚从乌克兰过来，于是邀请他来分享这段故事。分享那天，大家问他，路上很危险，车上有没有武器。他说没有，但那一路上遇到了很多善意的人。而孩子的幼儿园，则不幸被炸弹攻击了。

他们还邀请过旅德学者王歌谈论“和孩子一起读哲学”，马格德堡应用科学大学的前副校长来讲“留学生和华二代在德国高校的职业发展”，一名教设计的大学讲师来分享“商品的标签化”……今年8月，中国资深媒体人钱钢也被邀请来做了“150年前的中国留学生”分享。虽然讲座的语言都是中文，但有时一些会讲中文、正在学中文的德国人也会来。

在这之前，汉诺威当地华人社群更多是以商会、教会、学生会的形式聚集。但诗苹觉得，蓝书屋不一样。除了母语书籍这样更为抽象的概念所带来的归属感，蓝书屋的确更是一个华语公共空间和精神社区。

在设计图书馆标志时，他们讨论过要用简体字还是繁体字。最终选定了繁体，他们觉得那样好看，而且历史长久、意喻深刻。今年3月底，他们邀请了中国独立学者柳红来做讲座，公众号上的活动介绍是简体字。那时恰逢大陆与台湾关系紧张，有些台湾人不理解他们的做法。“正常，完全能理解。”靳松说。由于蓝书屋大部分书籍是简中出版，他们也不习惯阅读。但最初蓝书屋从中国订书，是因为国内有熟悉的伙伴能帮他们把书籍打包、装箱，运输通畅许多。

分别来自台湾和大陆的诗苹和靳松，成长背景其实存在著一些差异。但在共事的过程中，他们换位理解，也对彼此的文化保持好奇。诗苹觉得这是人生中“很赞”的事：“文化无国界。”诗苹也向爸妈讲述了邀请钱钢来做讲座的经历。之后，她的妈妈便去市立图书馆，把他的书都借过来。“现在我们全家都在读钱钢老师的书。”她说。

4 妈妈的语言

“要怎么样让你的小孩，继续讲你跟你妈妈讲的话？”

蓝书屋拥有超过2000多本的儿童绘本，被借得最多的是《巴巴爸爸》和《大象艾玛》系列故事。诗苹估计，蓝书屋大概有三分之一的读者是小孩。

图书馆每周通常会开放四天，有几名当地华人义工过来帮忙。周五会从下午两点开到五点，周六则从上午十点半到下午两点，和当地中文学校的开放时间差不多。这样可以让送完小孩的父母过来看看书，下课以后，父母还可以带他们再来坐一会。

当地一所中文学校的校长黄老师，也是蓝书屋的义工。在学校时，她也时常鼓励小朋友到这边来借故事绘本。中文学校是一个重要的学习中文的场域，而蓝书屋也给当地的二代、三代移民小孩提供了课外书籍资源。蓝书屋也与中文学校合作过一个小项目，让一些年纪很小的刚要学中文的二代移民小孩来这边上课，换个学习环境。靳松觉得，如果小孩会讲中文，能对自己的文化有所感觉，这就是中文童书的意义所在。

黄老师说，很多华人家长都有让小孩学中文的愿望，最起码会聼、会说。但家长本身不一定能投入接送的时间和精力，“很多家庭开始是很积极的，但是时间久了呢，家长疲惫。”家长的配合很重要。像诗苹这样让小孩在中文学校待了好几年的家长，在黄老师看来是难得的，他们每次坚持接送，也不怎么缺课。

而有些孩子也会对学中文感到迷茫。他们的母语已是德语，也觉得自己以后不会去中国工作生活，为什么要学中文。对他们来说，中文学校的作业也是一种额外的负担。

诗苹认为，在海外生活的华人家庭有一个很特殊的挑战，来自于母语的延续，“要怎么样让你的小孩继续讲你跟你妈妈讲的话。”

诗苹从书架上抽出一本《自由，是什么》，这是那段时间她和十岁的混血女儿在看的儿童哲学书。它的几个篇章向孩子们提出了很重要的问题：“别人能限制你的自由吗？”“只有长大以后你才能自由吗？”“犯人有自由吗？”“自由有什么用？”

女儿小时候，诗苹会在睡前给她读《丁丁历险记》的故事。七八岁的时候，如果给她念了有形容词的长句，女儿就听不懂，扭来扭去，恳求“妈妈读德文”，诗苹便会简化句子。虽然女儿有在当地的中文学校上课，但中文不如双亲都是华人的孩子那么好。她很喜欢读书，也看得快，几百页的德语书，两三天就可以看完；但如果是中文书，一行字里可能只看得懂四五个字，因此也不愿意主动去看。

不过每次回台湾，她和阿公阿婆都是尽量讲中文。诗苹不希望给女儿太多压力，只要不对中文陌生就好了，“她有兴趣，愿意去，就很难得了。你要再叫她每个字写两百遍，她不就崩溃了吗？”

和女儿一边看《自由，是什么》这系列书时，她们会一起讨论书中的那些问题。有时无法用中文表达，女儿便直接用德语讲，诗苹觉得也可以。她希望女儿多看多接触，来蓝书屋时，能知道有这样一群和她背景相似的华人二代小孩。因为在学校，她是班上唯一“长那样的人”。

5 连结

去年年底回台湾时，诗苹原想带一些繁体书籍到蓝书屋。她还是习惯看繁体纵书的排版。但那时海运不通，空运成本太高，他们打算之后再看看情况。目前蓝书屋已申请成为基金会，未来，他们希望与更多华语媒体、教育机构展开合作，也支持一些华语地区的学者和专业人士到德国访问交流。

自从有了线上书店，小渡被推著往前走，她需要有规律地在社交账号上产出内容，不再像以前那样闲散地看书。她的生活也忙碌起来，周一到周五需要上班，到了周末，又是一份工作：新书上架，写宣传贴文，包装，发货。她感觉有些捉襟见肘，无论是时间管理还是书籍库存，她总感觉还需要投入更多精力。

她也计划，之后如果书店找到了一个线下空间，可以增加一个“流通站”，大家可以把不想要的书放在这里，再免费流通给其他需要的人。

在这边生活六年之后，小渡也已经习惯那种疏离感。“但就是要适应，因为这是你选择的一部分。”小渡说，“如果你不介意这个，生活里也会慢慢有一点跟这个地方连结的感觉。”他们常常去楼下的中餐厅吃饭，现在和老板的关系很熟，有点像家人。

她说，可能这就是“一代移民”的宿命，无论工作和生活有多深度的介入这个社会，实际上永远都是一个外来者。而能让味蕾被满足的中餐厅便是一种与故土的连结。中文书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