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理斯三世今日加冕，一群英国人却高喊“他不是我的国王”

（碧莉，资深记者，关注全球气候变化、能源转型与英国的社会民生问题。）

在一个略有寒意的春日傍晚，位于西伦敦的克尔本（Kilburn）迎来了一天中最繁忙的时段之一。萨鲁斯伯里街（Salusbury Road）上有匆匆赶回家的上班族，有在街边酒吧与朋友小喝一杯的大叔与文青，也有懒散地在路边遛狗的老年人。私家车和公交车将路口堵得水泄不通。

女王公园火车站一如既往的人来人往，出站与进站的人常会撞个正着。站外，一大排锁在路边的自行车向南蛇形开去，再往南约200米就是西克尔本的圣卢克（St Luke West Kilburn）——一个矗立在五岔路口旁的教堂。

圣卢克造型奇特：本是外观结实、由奶黄色砖块垒起的现代建筑，却顶着一个传统教堂的细尖顶。尽管与女王公园火车站只隔着一个路口，这里却异常安静。

推开圣卢克的门，一对父子对我笑脸相迎。

“这里是有‘Not My King’活动吗？”我问道。

“对的。”父亲模样的中年人礼貌地对我说道。

“你需要看我的票吗？”

“不用，我们等的就是你，里面请。”中年人用英国人特有的冷幽默回答道。

推开教堂的内门，屋子里已坐了约摸六七十个听众，以中老年人士居多。台上坐着三个人，除了中间的主持人外，还有英国著名的反君主制活跃分子格雷姆（Graham Smith）与记者兼作者雅思敏（Yasmin Alibhai-Brown）。后排，一大群媒体已架好长枪短炮，其中包括日本的NHK和英国大报《卫报》。

在英国国王查理斯三世正式加冕的前两周，这么多人在一个周三的傍晚“悄无声息”地聚到这里，是为了与“同温层”讨论一件事情：废除英国的君主制。这里的氛围与7公里外白金汉宫前的欢庆感差天共地。

无法公开讨论的主题

活动一开张，代表主办方的主持人就坦白地解释了将此次演讲低调处理的原因：“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今天即将进行的讨论是不能在公开场所、大张旗鼓进行的。”

这个开场白解开了我的疑惑：为何这场活动仅在英国的活动网站Eventbrite上有一个不起眼的购票链接；而即使在活动开始之际，圣卢克的外围也无比安静，几乎看不出里面有活动的痕迹。

这一切缘于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王国的一项虽然几乎没被使用、但真实存在的法律——1848年制定的叛国重罪法（Treason Felony Act 1848）。该法律规定，任何“思索、想象、发明、计划或有意图”推翻君主（由于当时属于维多利亚女王时期，法律的原文以“最仁慈的女王夫人”指代君主）的人都可以受到终身监禁的惩罚。

虽然这项法律从1879年起就没有被英国的法庭使用过，但是它仍然具有法律效力。多年来，一直有个人、社会团体，甚至是媒体机构希望英国政府可以废除或修改这项法律。

《卫报》就曾在2001与2002年两次向管辖英格兰与威尔士的高等法院发起法律挑战，要求法院公开宣布，任何通过和平方式主张废除英国君主的人都不会受到惩罚。《卫报》上诉的原因是希望可以出版一系列文章，以主张通过公民投票（referendum）来决定英国君主制的未来。该报希望大法官可以确认旗下的记者和编辑不会因此受到法律制裁，但其两次诉讼均遭到驳回。

在2002年出版的一篇文章里，《卫报》的时任法律通讯员克莱尔（Clare Dyer）写道，《卫报》认为这项法律是“过气”的，且“违反”了《欧洲人权公约》里的言论自由条例。

格雷姆直言，君主制最大的问题是，它“在原则上是错误的”；君主制逼迫人们在自己的原则问题上“妥协”，容许这个制度存在。

“在我们的国家，我认为，绝大部分的人支持民主，绝大部分的人也支持问责制、透明与法治。无论是在原则上还是在实际操作中，君主制都完全有违这些理念，”格雷姆坚定地说。

除了古老法律的束缚，对君主制或在任君主不满的英国人也会因触犯其他法律条文而面临警方的抓捕。在过去的八个月里，有两个相关案件在英国社会造成争议：其一发生在牛津，其二发生在约克。

去年9月10日，在伊莉莎白二世女王逝世两天后，查理斯被正式宣布成为“查理斯三世国王”。次日，当传统的宣布仪式在牛津进行时，当地人西蒙（Symon Hill）在街上说了一句：“是谁选出来的他（Who elected him）？”。

据西蒙所述，周围只有两三个人听到他的话，但他随后即遭到警方短暂逮捕。警方在未能明确告知他所犯何罪的情况下，为他上了手铐。他说，当天警方开警车将他送回家中时跟他说，他被逮捕的原因是其行为可能会对他人造成“骚扰和焦虑”。西蒙还因此受到了皇家检察署（Crown Prosecution Service）的指控，虽然该检察署在今年1月取消了指控，原因没有公开。

两个月后的11月9日，当查理斯访问约克时，23岁的约克大学学生帕特里克（Patrick Thelwell）在约克大教堂外向查理斯扔了五个鸡蛋，以表示其对英国国王的不满。虽然五个鸡蛋全没有打中，但帕特里克立即遭到逮捕，并在今年1月受到了法庭的指控，罪名为“扰乱社会秩序”。

BBC的报道指，当庭播放的警方视频显示，帕特里克在扔鸡蛋后向警察说道：“我向他扔鸡蛋是因为他罪有应得。”他同时表示：“这是殖民主义的受害者唯一能得到的公义。”

帕特里克上月被约克地方法院判处有罪，被处以时长12个月，共计100小时的无偿社区劳动。法院也向他开出了总计714镑的罚金。

这场讲座的听众之一朗达（Rhonda Evans）跟我说，西蒙和帕特里克的遭遇简直“不可思议。”，轻声细语的朗达今年69岁，退休前是电影工作者。她说英国人常以这个国家容许抗议为傲，但警察竟有这么大的权利去逮捕对君主制有意见的人。“那个扔鸡蛋的男孩被逮捕并处罚，令人太不可思议了。我想帮他付那笔罚款。”

虽然英国有叛国重罪，警方也会使用其他法律来对某些示威者进行逮捕，但天空电视台（SKY TV）的报道指出，警方是否真正采取行动取决于反对者是否被认为对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还是有反王室的人士可以在街上示威或在报章上撰文。

以反对君主为职业的人

即使有被捕入狱的风险，还是有英国人将自己的毕生事业倾注在反对王室上，比如该国最为活跃的反对君主制施压组织“共和国”（Republic），以及它的首席执行官格雷姆。

在英国，大多数反对君主制的人都希望英国可以从一个“王国”变为“共和国”，因此他们也被称为“共和主义者”。“共和国”组织也以此为名。

在查理斯三世加冕的当天，该组织在加冕路线沿线一路发起反对示威活动。这次活动是“共和国”组织“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示威活动，预计会有超过1300人参加，所有参与者将穿着黄色马甲，高喊“Not my King”的口号。

今年49岁的格雷姆从2005年起，便开始投身“共和国”。他演讲能力很强，明显经验老到。在圣卢克，他选择站在演讲台后方发言，因为“这让我看起来更有权威”。他说话时有点像身经百战的销售人员，语速极快，中间很少停顿，一口气说了二十分钟有余。
“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一个能证明君主制优点的说法，没有一个。君主制没有任何一个方面可以经得起公众的仔细审查，” 格雷姆开场时就激昂陈辞。

紧接着，他又大谈特谈王室的弊端，比如王室可以不用为自己的行为向公众解释，不用公开自己的财务状况，可以“违法”﹑“为所欲为”且照样“逍遥法外”。

他举了一个例子。2021年底，《星期日泰晤士报》爆出独家新闻，指查理斯在2011年至2015年期间，接受了来自时任卡塔尔总理高达250万英镑的“现金捐赠”，这些钱被放在拉杆箱或塑料袋里交给查理斯一方。这条新闻在英国上下造成了轰动。

“就在其他人说：‘哇，这个新闻有意思’或‘这真是一个带劲的丑闻’时，我把他（查理斯）告上了警局”。但他说后来他的报案不了了之。“警方说，他们调查了两个人，就把案件上报给了皇家检察署。”查理斯的发言办公室在去年6月表示，该笔现金被马上转给了查理斯名下的慈善机构，且流程正规，因此不必要进行调查。

“（英国的王室）不应该是这么一个神秘组织。”格雷姆说道。他同时还谈到了为何英国王室成员，“比如菲利普亲王（注：Prince Philip；已故伊莉莎白二世的丈夫）”，可以发表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言论且不受法律制裁，因为“在七十年代，他们游说了上议院，让自己可以从种族平等法中豁免”。

尽管如此，格雷姆对英国废除王室的前景显得非常乐观，他语带激动：“好消息是，（王室）是可以被摆脱的，它也会被摆脱。”

有一个光头的中年男士在场下大声问道：“甚么时候？”在其后排的另一位中年男士马上对光头男士说：“我也想问这个。”对此，格雷姆没有给予回应。场下询问者立即摇了摇头，似乎认为格雷姆有点盲目自信。

格雷姆的乐观也许与其组织近几年受到的关注有关。他早前在媒体上表示，靠捐赠维持运营的“共和国”近两年来的收入至少翻了一番。拿去年为例，组织的全年收入为28万6千英镑，但在2020年仅为10万英镑。在伊莉莎白二世女王去世的当月，“共和国”的收入就高达7万英镑，其中大多数是来自普通人的小额捐款。格雷姆向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表示，这些收入使该组织得以招聘了新员工，并搬入了新的办公室。

如果英国有一天真的迎来的“后君王”时代，格雷姆说他希望英国能成为一个“议会共和国”。在这样一个共和国里，“我们可以同时选举议会上下两院，并有一个成文的宪法，它明确规定谁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拥有什么样的权力。”目前，英国上议院（House of Lords）的成员通过世袭或指派等渠道、而非竞选产生。

“共和制就可以让我们拥有通过竞选产生的总统，就像爱尔兰、冰岛、德国和奥地利等国家一样。”

但格雷姆也明确表示，他理想中的英国总统和美国总统不同。“（英国）国家元首不会是政府的一部分，没有官方权力……他会由我们选出、从我们之中产生，应该像一个首席代表那样代表我们，（他）有一部分现在的君主拥有却拒绝使用的权力。”对最后一部分，格雷姆解释道，总统将可以否决议会提出的某些要求，比如提前进行大选。

但最重要的是，“如果他们（总统）做了一个坏决定，有必要的话，他们可以在下一次选举中被换掉。”

我们国家的精英，从出生起就被选定了

在英国，公众对王室的态度与年龄层紧密相关。根据最新的一项民意调查，在18-24岁的人群中，有近40%的受访者表示英国应该有一位通过选举产生的元首，而非君主；但在65岁以上人群中，有78%的人支持君主制，仅有15%的人希望拥有元首。

在4月份刚刚进行的另一项民意调查中，仅有9%的人表示他们对查理斯三世的加冕“非常关心”，24%表示“比较关心”，但“不怎么关心”和“根本不关心”的人数达到35%和24%，剩余的人表示“不知道”。

圣卢克讲座的另一位发言人、记者兼作家雅思敏（Yasmin Alibhai-Brown）坦言：“我不像格雷姆那样乐观，因为他们（王室）在操纵民众上非常聪明。”她指出，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英国王室——特别是已逝的女王与英国政府之间完成了一系列“幕后交易”。

“这还是一个民主社会吗？”她反问道。

今年73岁的雅思敏是出生在乌干达的印度裔穆斯林。1972年，22岁的她移居英国，并在牛津大学获得了哲学硕士学位。从1980年代早期开始，雅思敏进入英国媒体界，在包括《新政治家》、《卫报》、《标准晚报》、《每日邮报》和《独立报》等各大报章撰文。

即使英国的主流媒体经常会揭王室的短，发表批评文，对王室丑闻的报道更是乐此不疲，但鲜有记者会公开承认自己是一名共和主义者。其中的原因错综复杂，但大多都是出于对自己的职业前途与声誉的考虑。

但雅思敏从不掩饰自己对英国王室的批判。“我不怕表达我的意见，我经常在媒体上直接说，（君主制）是一件多么糟糕的事情。”

雅思敏一生共见过伊利沙白二世女王三次，其中一次是2001年，女王向她颁发大英帝国员佐勋章（MBE），以表彰她为媒体界做出的贡献。回忆那次受女王接见的场景，雅思敏骄傲地对听众讲道：“我拒绝（向女王）请安。我不向任何人请安。”现场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雅思敏立刻补充道，自己在2003年归还了被授予的勋章，以抗议英国在那年加入伊拉克战争。她说，对接受勋章一事，“我感到非常惭愧，非常惭愧”。

在雅思敏眼里，王室和贵族的有“三宗罪”：首先，他们“从自己的子民手里偷东西”，包括大量土地；其次是殖民主义和奴隶制；最后是他们的政治取向。

“原则上，王室成员应该是政治中立的，但你不用有一个很聪明的脑袋就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温莎家族的人是天生的保守党支持者。”雅思敏表示，“我不认为任何姓温莎的人会支持工党或社会民主党，即使是哈里王子。”

自由撰稿人谭妮娅（Tanya Gold）也是一位公开的共和主义者。在2013年伊莉莎白二世庆祝加冕60周年时，她就在《卫报》的专栏里将女王的加冕庆典形容为“如弗洛伊德般的白日梦，它想象着一个虚假的、毫无意义的令人欣喜若狂的国家团结感”。

在圣卢克讲座的提问环节，谭妮娅对英国记者在王室报道上的非中立性表示失望与批判。她对坐在台上的雅思敏说：“难道我们的媒体同行都失去理智了吗？”

“将君主制神化，等如像骗小孩般骗我们。”在讲座后的第二周，谭妮娅对我说。她不仅反对君主制，而且反对英国的整个阶级系统。她认为，君主制是整个阶级系统的“家长和新闻办公室”，因为它似乎一直在“告诉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有些东西不属于他们”。

“阶级系统是一个有形的恶魔。要是不信的话，那就到我在西康尔沃郡（West Cornwall）的家，我会带你看看：天资聪慧的小孩被浪费、被束缚，只能做最低工资的工作，因为我们国家的精英从出生即被选定。”

对于王室成员不将自己的小孩送到公立学校，不使用公立医院，可以受到法律豁免，并且不用交税这些事情，谭妮娅嗤之以鼻。她说道，对于支持王室的人们而言，这些是他们需要好好思考的问题。

除了记者，很多从事其他行业的人也需要对是否公开自己共和主义者这一身份三思而行。讲座的听众、前电影工作者朗达告诉我，如果她现在还在工作的话，一定会更加“审时度势……但我现在已经到了畅所欲言的年纪”。

朗达也认为，君主制的存在是“反民主”的，因为“我们不能选举我们的国家元首，我们必须继承他们”。她很坦白地和我讲，她希望查理斯可以“主动退位”，还说自己希望能看到一个更加透明的国家机制。

和格雷姆一样，雅思敏、谭妮娅和朗达均表示，希望可以有一天能亲手投票选出英国总统。

“如果我们有一个总统，那今天，任何一个出生的孩子有朝一日都有机会成为总统。但如今，我们的国家有一个金字塔，而在金字塔的最顶端就是温莎家族，” 雅思敏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