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下互联网浪潮最后一班车，她撤回二线城市，我选择留下

2022年8月，阿sa在朋友圈宣布：她养的大橘猫“土豆”历尽千辛万苦，终于从上海撤退到成都与她会合，母子至此要在成都迎接新生活。

逃离北上广回到二线城市，是中国众多年轻人正在经历的命题。阿Sa一路从北京到上海再到成都，求学到就业的每一步: 有县城高考状元的荣耀、有互联网/娱乐产业从飞腾到破灭的沮丧、 还有疫情三年以“上海封城”为高潮的荒诞。

如今的她，拿着还算体面的工资撤退二线城市，心底却有个挥之不去的声音：“三十几岁单身未婚名下没有房”。每当这句嗡嗡响起，不论这些年她打拼累积了多少见识，都会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

是否在哪一步做错了选择?

又或者，每一步抉择都被镶嵌在时代里：潮起潮落，无须过份苛责?

我们曾是彼此妆点安全感的名牌包

2015年阿Sa来制作公司面试时，我们相识了。小麦肤色、经常运动的身形裹在紧身白衬衫里、耀眼的金发和被眼线勾勒出上扬姿态的丹凤眼……一种蓬勃向上的生命力，我以为她是ABC（编注：American-Born Chinese，指在美国出生的华裔）。

当时我在创业型制作公司刚当上leader，天真、自负、愚蠢又狭隘: 我要跟其他中国式领导不一样——他们都害怕下属比自己优秀，我则要打造一个全部由世界名校组成的梦之队。只有我敢lead 这样的队伍来证明实力！

那时的我，跟全世界来北京的人一样，被“中国梦”滋养着，觉得这座城市最有效率、更包容地赋予我们和世界合作的机会。拿到阿sa这样优质学历的候选人，我非常兴奋，申请特批把她的起薪调高到8000元人民币(当时媒体行业硕士起薪普遍在6000元左右)，通知阿Sa时她听起来挺高兴的，我也觉得赚到了。

当年还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编注：由李克强在2014年9月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提出，翌年中国出台鼓励创业、创新的政策，在全国掀起创业热潮）的浪潮里，我们的老板张博是一个有博士学位的海归官二代，当她背靠着资源真诚地说着“有一天公司上市，所有创始团队都能靠着股份得到财务自由”的故事，我跟阿Sa即使不相信自己是万中选一的宠儿，也被集体创业的狂热拍打得晕头转向。

张博，一位名校毕业、旅居海外十年、不到40岁重返中国创业的博士。江湖传言，她父亲是某领域院士级别的大佬、丈夫是从本科时期就被党栽培且平步青云的人物。她的创业起点，是不断拿自身资本做交换，以此撕开挤身文化娱乐/影视制作这个圈子的裂口。

让张博初步成名的作品是一部纪录片，采用海外成熟的内容管理系统: 如同无所不在的cctv，用大量监控视角的摄影机全方位拍摄医院。不同于手持摄影机跟拍的模式，监控视角能让被拍摄者几乎忽略自己正在被拍摄，能捕捉到最真实的状态。这种方式也将产生大量拍摄素材，需要导播间随时对内容做判断，也需要工作人员在合适的时机说服被拍摄对象签下拍摄许可…..这些复杂又精细的工作被标准化、可复制后，就是海外行之有年、称作TV Bible制作宝典的内容。

这也是阿sa来公司参与的第一个作品。作为剧组的导演助理，以两人一间的住宿标准驻扎外地三个月，生活条件当然是辛苦的。但阿sa游刃有余：吃得了剧组条件艰难的苦、面对不同工种三教九流的人物都能如鱼得水、她的聪明才智更让她在内容讨论上脱颖而出。她一直说这是工作十年来最快乐的一段时光。

只是，纪录片让张博得了好名声却没赚到利润，张博把目光投入了有机会挣大钱的作品类型：明星娱乐真人秀。

这没有那容易。毕竟文化娱乐/影视制作圈子，是再几轮大洪水都湮灭不了的封建制度：讲究山头派系、阶级森严。尽管现代媒体的开放性给人一种更平等的错觉——谁都能够透过SNS私讯偶像，但要被请上桌谈合作，“谁的引荐”、“你有什么稀缺资源交换”都是心照不宣的入场券。

张博创业确实也亲力亲为，苦读出来的博士头衔，在学历普遍不高的圈子里，一声声喊着也多喊出几份尊重。她更是无所不用其极地用上自身资源：

带着各方大佬去欧洲行业展，一边聊业务一边吃米其林；帮领导安排子女留学移民的渠道……只要有聊合作的机会，她更是24小时待机，曾在互联网平台楼下带着团队等到半夜十二点——等到甲方开完年会，带着被苦苦等候的虚荣还有愧疚感，施舍了90分钟的提案时间。

只要熬到能说上案子，张博的秘密武器： 我跟阿sa所在的、囊括985院校及世界top 20名校毕业生组成的“内容开发＆研究部门”就派上了用场。

有别于其他制作公司提案，仅仅是一个个ppt说创意、画大饼，吹得天花乱坠；我们可是用社会科学训练过写论文的态度来写案子：从当下社会洞察、竞争环境分析到创意模拟。例如，为名人量身打造脱口秀时，我们可是从全球上百个脱口秀节目来归类/分析、从该艺人的社会舆情结合当下热点来找选题……足足写了100页扎实的调研。

于是，往往提案没有成，专属于张博的人脉却一个一个拿下了。

尝到甜头后的张博更疯狂地用提案的机会来认识各方大佬、艺人，我跟阿Sa也作为“公司大脑”，远离了门槛极低、熬夜又费肝的一线制作现场，回到了高材生们的拿手戏：写报告。

只是，我们都陷入了疲于赶报告却等不到作品积累的巨大挫败感：即使偶尔提案成功，在制作环节的种种妥协下，往往成品离我们起初的策划还有调研已毫不相关; 疏于一线制作培养的手感，让人更容易长出“冒牌者症候群”，在片尾长长的工作人员列表中，找不到自我定位。

多年后我问她： “一开始找工作怎么不去央视、电视台或互联网平台，怎么稀里胡涂地就被我拐进一家创业公司?”她说：“我想你一个台湾最好大学的毕业生都在这家公司，这家公司应该还不错吧?”

我哑然失笑，原来当年我们成为彼此妆点安全感的名牌包，试图用对方简历上的优秀作为“我在时代中做对选择”的背书。

在创业公司：看得到、学得到、却用不了的本事

阿Sa出生在四川遂宁市下辖的贫困县，用她自己的话说: “遂宁是四川人自己都搞不太懂在哪里的地方。”

她父母最早都在国有企业上班， 一个造纸厂、一个造丝厂，前者男生多 、后者女生多，两个工厂之间一对对地介绍，一对对地结婚，再住进厂区分配一家一套的宿舍里。

随着90年代市场化改革，中国肉眼可见地富了起来，一些胆子大的人辞掉“铁饭碗”下海经商，国有企业也在剧变中遭遇改革、重组。而阿Sa父母一直等到2000年左右，被动地让浪头拍向生活：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倒闭，父母双双下岗（被离职），一次性拿完赔偿金后，父亲开始辗转各地做工赚钱：电工 、焊工、装修 、污水……母亲则再也没有工作过。

即使家境处于当地中等偏下，由于身边的人都不富裕，阿Sa从没感受到缺乏; 又或者，作为“别人家的孩子”，优异的学业表现能带来超越物质的满足。当初中老师邀请学习优异的学生家长到班上分享“如何培育小孩养成良好的念书习惯”时，阿sa记得台上的爸爸特别开心得意，尽管“他好像也没分享出来什么东西”。

为了在当地念最好的高中，母亲陪着阿Sa搬到县城租了房子、照顾她吃饭读书。在那千军万马抢过独木桥的生涯里，作息是这样的：

高一高二早上七点开始自习，晚上九点放学; 高三则是接近十一点下课，专享一趟公交车载着疲惫的高三生，回家继续做题念书，日复一日……终于阿Sa考出漂亮成绩，成为县城的高考状元。

我猜，或许是状元的光芒太过耀眼又纯粹，让那之后不管处在哪个阶段，她都显得相对黯淡。于是每当问起这段过往，阿Sa总用一种轻描淡写又带有自嘲意谓的叙事方式，好让今非昔比的差距，小一点。

阿sa高中念的是理科，高考成绩很不错，大概是可以去北大、清华一些非主流科系，或者去其他一流大学念医科。可那时的她，却坚定地想去人民大学念新闻系。09年左右新闻还是不错的专业：做出优质的报导不但能换来名气，还能换来普罗大众心中的影响力和体面。阿sa想学新闻，来自于儿时记忆: 有小孩得了白血病需要救治，透过新闻，大量的捐赠涌入挽救了生命。这让她觉得做新闻“是一件很棒有意义的事情”。

没想到，儿时的新闻理想在名校里失去了运转的力气。北京用物质及阶级上的差距，碾压了县城状元。当阿Sa18岁第一次坐28小时火车硬座到北京，面对的是中国各地在厮杀中胜出的菁英。宿舍里摊开的日用品，明明白白摆着每个人生活条件的差距，戴着眼镜不曾化妆的她，举手投足的无措说着敏感还有不自信。

阿Sa自嘲那时自己“自命清高又愤青”，她相信眼前的不公义来自社会制度，更看不上其他既得利益者们对社会的漠然。她每天去图书馆，周末去北京农民工小学支援，寒暑假去农村支教。

高考看似相对公平地给予了阶级流动的机会，可阶级依旧是道无形的墙，同学据此自动分群，留给阿Sa的同温层非常稀薄。她的成绩在班上中下游，不利于保研; 当她无意中发现，教授使用同一份教材给大学部还有研究生上课时，更完完全全失去了留校念新闻的动力。

大学四年的冲击让阿Sa意识到：“世界还是需要被改变， 只是原来我不是那个被选中的人。”

她申请到奖学金去韩国读国际关系硕士。自嘲小县城的“白左”，相信在遥远的他方有一个更理想的制度能让人民有更好的生活。可22岁从北京到首尔后，她觉得想象中的“他方”也许从来不存在。

在阿Sa眼中，看似繁华又自由的首尔，被东亚儒教还有西方资本主义同时冲撞；同学们几乎日日流连夜店喝个烂醉，路都走不直的时候依旧被长幼有序、各种敬语半语等习惯绑架; 课堂上教的“不是国与国的关系，而是崛起的中国对其他国家产生的威胁”，阿Sa起身纠正，全场心照不宣释放出“你就是这样被政府洗脑的”的讯息。这些都让她觉得荒谬。她说自己能冷眼看穿——热爱跟亚洲人hangout的白人同学的底色。会讲点中文的欧洲同学得意洋洋说着自己是中国农村女友的救世主：“我把她带离了第三世界，她的妈妈连普通话都不会说，可是我妈妈会说三国语言。”阿Sa坐不住了，指着鼻子骂了他一顿。

阿Sa说，她发现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问题，外国的月亮没有比较圆; 而人性的软弱都一样，所以 “我一点也没有比别人差”。她拾起另一套游戏规则，学会化妆，爱上电子音乐，学会clubbing，学会展现自己作为女性的魅力。她决定：要靠自己在这样的世界生存。

2015年，我和韩国留学归来的阿Sa在创业公司相遇。我们跟着张博进入各种谈判场合，被宏大的愿景、动不动几亿的投资、名人的八卦冲昏脑袋，长出了自己未来也能是个咖的幻觉; 直到回到北漂狭小的住处，拿着固定工资却过着随时待命的高压生活，才被冰冷的现实拍醒。

普通人想在文化娱乐/影视制作圈子里有一席之地，赌的是能跟上一个好师傅：导演、编剧、摄影、剪辑…..若师父有一天成为山头，自然跟着鸡犬升天。然而，张博的创业是以自身资本为本金，一路加码投资不断累积的成果。对毫无资源的人而言，她的优势是看得到、学得到、却用不了的本事。当张博以公司能申请北京户口（号称黑市价格20万）绑五年工作合约（违约将承担巨额赔偿）的条件来吸引阿Sa时，她果断拒绝，“我反正买不起北京的房子，要户口何用？”

下定决心离职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张博积攒了多年人脉，终于做成了一个黄金时段成本过亿的明星娱乐真人秀，却不仅没有挣到钱，还狠狠做砸、成了行业笑话。

彼时，阿Sa与我已经消耗了职场三年光阴，却没有真正拿得出手的代表作，还困于“内容开发＆研究部门”的定位，缺乏一线制作扎实的基本功，在再求职的路上收到无数闭门羹。这才意识到，当初以差不多的薪水进入创业型制作公司而非名声更响亮的平台做甲方，不仅没有公司的名声能为自己带来附加价值，也错过了趁早在平台内卡位的时机。

成熟是承认自己不过是大数据里的一个样本

2017、18年我跟阿sa先后脚离开张博，挤身进入互联网平台做甲方。时代的浪潮又给了我们间隙。

过往在长视频平台（类似Netflix模式，在中国有优酷 、爱奇艺 、腾讯等）飞黄的年代，光爱奇艺一家，就有14年“奇葩说”、17年“中国有嘻哈”、18年“偶像练习生”…….这些既能创造商业收入、又能拉新用户并加深用户忠诚度的超级IP。

18年前后，互联网大厂攻城略地到了白热化的地步：在原有赛道已经不能突破时，就得去抢别人碗里的来吃。于是，以用户自发创作、算法驱动分发为主的中短视频平台（如字节跳动、快手、B站）也开始想打造“原创”“自制”“优质”的影视作品，发起对长视频平台的进攻。

作为万众期待的新业务，分工上能更为精细还有富足：比照一般产品生产流程，有了“内容研发岗位”“制作人岗位”，当然还有负责产品在各通路流通的“商务”“营销”“市场”等岗位。新业务带来新机会，让我们趁乱搭上了互联网浪潮的最后一班车。

阿Sa继续以“内容开发岗位”landing 大厂，在业务里作为中台，规划整体内容战略、服务一个个制片人产出作品。工作内容包括：梳理全世界各种内容创意、版权、模式，还有中国的行业竞争环境分析，评估乙方的合作资质……而我，则在之前求职的挫败中长出了一定要有作品的执念，选择了成为制片人的道路：作品如果失败了，所有人都能对你冷嘲热讽甚至饭碗不保; 若成功了，超过工资的虚荣感也是无价的。

来到平台我们都享受了一阵蜜月期——即使你是最小的咖，也是甲方，是外头众多乙方想要费心打通的人脉关节。像那些最早从体制内、制作公司到互联网卡位的人，动不动就是总监职级以上外加股票分红，早已搭上财富自由的列车; 即使我跟阿sa到得晚，平台狐假虎威的光环，让人偶尔也有自己是中产阶级的幻觉。

然而，时代的红利是众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政策上的鼓舞不能消弭审查上的枷锁：作用在每个企业上，等于每分每秒都在博奕。包括但不限于：2016年南韩部署萨德反飞弹系统引发的“限韩令”，让许多中韩合作的电影、剧 、节目胎死腹中; 还有层层加码的限娱令、封杀失德艺人连坐法牺牲了众多从此不能面世的影视作品….. 创作的环境愈不自由，代表对内容投资的风险愈大; 加上全球疫情爆发，实体经济受到影响，掌握预算的品牌主不愿意再去赞助如同奢侈品一样的综艺/影视作品，宁可在直播平台带货以最小投入收获最大利润；蚂蚁金服以及滴滴出行先后被叫停上市，更意味着中国互联网经济蜜月期结束，迎来多年亏损下，潮水褪去的压力：

曾经被视为秘密武器的“原创内容”业务，被发现效果不如预期。字节跳动、爱奇艺、腾讯…..相关业务规模一缩再缩，不管是内容作品还是人才都供过于求，只能一波一波地裁员。

那是一种，迎面淹来、无处遁逃的——对自己所选择的职业方向的失望还有无力。

阿sa做“中台”而非“业务”的岗位，在整体环境下滑时最容易被牺牲：毕竟她不直接产出结果、不用对作品最终负责，却享有体面的位置和待遇。另一方面，有着内容审美甚至是内容洁癖的她，也对自己眼高手低（看了那么多好作品却做不出来）感到失望。问她为什么不转型做业务、做制片人？她给自己的借口是：“承受不了那样为作品生死负责的压力”；“更不想明明知道是个烂活儿，也硬要做出来好满足考核指标”；还有“错过了转型的最好的时机，同辈都上位了也卷不动了”。

总是自嘲工作很混、却从来不想放弃对内容的热爱。工作上，她以中台的身份据理力争换掉不适任的乙方，力保相中的素人歌手进比赛（最后果真大红大紫）；推荐的海外IP被买下、本土化版本创下了豆瓣9分的佳绩。工作以外，她开始了自己的播客，以行业观察家的身份点评各种影视作品….. 她一直小心翼翼的在这个迷人又危险的圈子里，贡献着自己的产出、搜集着自己的成就感——只可惜当时代的巨浪拍打下来，那些信念一下子就蒸发了。

2022年3月，上海疫情政策收紧：阿Sa去同事家吃饭，晚餐还没结束楼栋就封了。被迫与同事共居的她，踏入了为期两个月的大型生存真人秀“上海封城”：靠好心邻居先一步带走独自在家的橘猫土豆；每日抢菜抢物资；承受工作上环境愈差、领导愈是变本加厉瞎忙的压力……

过往职场的挫败让阿Sa无数次想回成都定居，让她留下来的也许不是信念而是恐惧：“花了这么多力气走出去，回来之后却依旧什么都没有”的唏嘘；怕辜负年少的自己、更怕辜负江东父老们的期待——这一切的挣扎，在中国人集体经历的疫情三年以封城做高潮后，突然有了放过自己和他人的台阶：毕竟个人在时代面前的作用是无限渺小。

上海封城期间阿sa自愿被裁员优化，谈好了丰硕的赔偿金，解封第一刻就办好手续。

家乡是避风港还是枷锁

2022年7月从大厂离职后阿Sa父亲被查出癌症，她马不停蹄地回成都。那会儿疫情政策还没松绑，只能由母亲一人陪护。进手术室前，父亲不断对母亲念叨：“我们的女儿怎么办，又没有工作又没有成家”。

阿Sa只能想办法让自己的新生活快速进入轨道。好在，这些年成都在游戏、动漫行业逐步形成规模效应，她很快找到某大厂的子公司做商务，两万多的月薪已经能在当地过上舒服的日子。

离家十几年，当她历尽千帆归来，亲戚们总不免扼腕：“要是当年一毕业就回家考公务员，现在怎么样都当上县长了吧！”她也会想：要是当年撇下新闻理想去学医，是不是就有了一个能终生精进的职业，过上愈老愈值钱、愈有安全感的一生？回首过去十年，在比才华的内容领域里承认自己的平庸后，自己还剩下什么? 眼下成都的工作依旧仰赖于残存的互联网红利，光景还有多久？

工作上的迷惘，已经削弱了儿时因为“会念书”能在父母亲友面前据理力争的“人生话语权”；而她“大龄未婚无对象”，更是让一辈子没出过远门的亲戚长辈，都能挺直腰杆对她晓以大义: “你不结婚就是不负责任，对不起父母”。

她当然也渴望亲密关系，可是，愈多的见识及思考，也架起了更高的门坎。“都不用聊到女性主义，聊中美关系就能够删掉很多人了——当然，我对别人愈多的要求，别人也会用更高的择偶标准来看我。”阿Sa说。

明明知道结婚不是幸福人生的解药，但还是无法控制被制约：习惯有题目来了，就得迎难而上考出高分。“为什么别人都可以做到(结婚生子)，我就不行?” 被逼急了，心里甚至升起对母亲的怨怼: “为什么妈妈只会逼我结婚，却没有教过我：如何恋爱生子、如何成为受欢迎的女人?”那是读了再多的女性主义，都没办法浇熄的怒气; 转头又对自己如此“政治不正确”感到失望。

父亲癌症手术前“我们的女儿又没有工作又没有成家”的挂念，一度成了阿sa不管不顾想把自己嫁掉的觉悟：只想让父母开心，“大不了结了再离”。她主动联系了邻居介绍的相亲对象。男生是同一个县城的，中国top 5 本科＋硕士，金融业，不到40岁在上海买房。 双方父母都再般配不过：男方家长喜欢阿Sa的孝顺得体，阿Sa的父亲更觉得“这样的条件再不成就是存心跟自己过不去”。阿Sa把男生约出来，活泼地想炒热气氛、也真诚交待自己的情况。

也许对方也是中国婚恋环境下拧巴的个体吧。饭桌上，阿Sa能清楚感受到，对方非常懂得自己作为男性在婚恋市场上身价一路看涨。好像对阿Sa有意思，“就见了几面，他却特别殷情地想到医院探访我爸”，却在阿sa主动谈及自身状况时，不断回避自身规划，“好像不想推进关系就怕错过更好的”。当阿Sa试图天南地北聊各种话题，想要找出彼此共同点时，职场上熟悉的直男特色扑面而来：“受不了别人懂的比较多，不管聊什么都要疯狂怼你”。至今她都说不明白，当她努力用星座话题活络气氛时，究竟是哪个点，可以让男方如此无礼地说出：

“你现在是在教我做事吗？”

阿Sa放弃了，如果逼自己跟这个人结婚，好像过去三十几年自己小心翼翼维护的一种价值、一种信念、再辛苦迷惘时都努力抬头挺胸的尊严，都会变成笑话——那她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可是，这些幽微却真实的心思，连她自己都很难梳理，又要怎么对父母说明白呢？

父亲生病后，阿Sa更小心翼翼照顾父母的情绪。一次电话中，父亲还是不断惋惜那个相亲对象：“最近对方是不是又联系你了？你都多大了，你还能不结婚吗？你到底想不想结婚啊？” 阿sa终于爆发了：“过了30岁不结婚难道我就没有活着的价值吗？”

挂完电话，以往总是扮演黑脸的妈妈扮起了白脸，传了讯息跟阿Sa说：“你爸爸不是那个意思，我们只是希望你过得好。”

我想起2020年，阿Sa父母在她租的上海老公房请我们一群朋友吃饭。

矮小的四川男人烧得一手好菜，留着吋头，眼睛笑得弯弯的，像水一样，好像生活的酸甜苦辣都能被化掉的温柔; 而妈妈则有被艰苦生活洗涤出来的粗壮身形，留着方便干活的短发，分不清让她不自在的是我们还是她难得的衣着——为了招待我们，穿戴上违和的大红花裙还有珍珠项链——她怯怯地面带笑容却不多话。他们是比我们多活了半辈子的长辈，可是在上海这座繁华又巨无霸的城市面前、在晚辈面前，他们无处安放的笨拙，只能藏在这一道道热气腾腾的菜肴里。

我想，对结婚成家这件事的执念，也许是因为，这是阿Sa父母心中最能够照顾女儿的方式，是他们力所能及的视野里，能带给女儿幸福、最具体的想象——就像阿sa在外漂泊的这些年，省吃俭用给家里攒下大几十万，不过希望父母多开心一点。

和解：继续做个坦荡有生命力的人就好

回成都8个月后，阿Sa更释然了。她形容成都的子公司“所有人都围着一小摊业务，想内卷都没事情可以卷”。昔日北京上海同事们关注的是“可以去哪里拿到更多资源”、“哪里还有跳槽往上走的空间”; 成都同事们说的都是日后要做点小生意：“如果我离职了就要去开糖水铺”“那我要去郊区弄个农场”，受到感染阿Sa也去同学开的服装店见习，看着同学一下午生气勃勃地帮客人出主意、搭配服饰，一笔笔的进帐让人感到特别舒服踏实，她也在心里盘算着“有一天我离职了就来开分店”。成都公司每天中午都有两小时的休息时间，大伙儿会约定成俗的关灯、放低音量、一起午觉——这都是北京上海的打工人不能想象的。

虽然“没有对象没有买房”这件事还是像诅咒一样，会在低潮时攻击她，但她新交了一群朋友：有离婚的、有不婚的、有未婚的；有诗人、有音乐家、有做演出的。周末一起爬山、看演出、参加瑜珈活动。跟成都嬉皮们一起时，多多少少分散了自己大龄未婚的焦虑。

她继续靠大量阅读思考人生，一集不落听着最喜欢的播客“翻转电台”，保持盼望继续探索自己的calling呼召（不是把赚钱还有生活切成两半的工作; 而是能贯穿生命、能让世界更美好一点的一份志业）。她透过自己的播客持续向外发射讯号——想要被同温层接住、也渴望去安慰陪伴一些人：聊女性主义、聊生存焦虑、聊追剧…..

而我，辗转几度重新回到北京，顶着过往制片人的光环想要重新landing好的位置，这才发现，那title与其说是光环，倒不如说是自己放不下的“包袱”——舍不得放下作品被喜爱时无价的虚荣; 更是“障碍”——制片人一词带着文化娱乐/影视制作圈子独有的鲜明标志，不像“商务”“营销”“市场”这些岗位更好横向流动、跨产业发展。

我也想过回家，只是近十年在海的这一岸，太多的沉没成本让人不敢轻举妄动：

阿Sa从北京到上海再到成都，这条迁徙的轨迹里，她过往经历的高低起伏，都能被理解、被翻译，也许兑换上有折损，但都还在同一战场上累积分数;

而在两岸关系紧张、文娱合作几乎停止的现在，离开此岸，近十年累积的资源/成绩将重新归零——我甚至不觉得自己能在台北找到月薪2万人民币的工作。

我跟阿Sa三不五时彼此加油打气：“优秀的你如今也是如此的辛苦阿！”这种政治不正确的心底话，成了此刻的惺惺相惜; 社会科学的训练，让我们覆盘过往每一步时，不敢轻视社会结构性的事实，更不愿推卸自己在每一步都需要承担的责任。

我想，我们每一步都做了选择，只是每一脚都踩进了流沙：勇敢的迈开步伐后，也需要学会接受，在潮起潮落中，着地的座标也许早已偏离起步的方向。

文中张博、阿sa为化名。

本文作者是一位在中国十多年的台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