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下互聯網浪潮最後一班車，她撤回二線城市，我選擇留下

2022年8月，阿sa在朋友圈宣佈：她養的大橘貓「土豆」歷盡千辛萬苦，終於從上海撤退到成都與她會合，母子至此要在成都迎接新生活。

逃離北上廣回到二線城市，是中國眾多年輕人正在經歷的命題。阿Sa一路從北京到上海再到成都，求學到就業的每一步: 有縣城高考狀元的榮耀、有互聯網/娛樂產業從飛騰到破滅的沮喪、 還有疫情三年以「上海封城」為高潮的荒誕。

如今的她，拿著還算體面的工資撤退二線城市，心底卻有個揮之不去的聲音：「三十幾歲單身未婚名下沒有房」。每當這句嗡嗡響起，不論這些年她打拼累積了多少見識，都會陷入深深的自我懷疑:

是否在哪一步做錯了選擇?

又或者，每一步抉擇都被鑲嵌在時代裏：潮起潮落，無須過份苛責?

我們曾是彼此妝點安全感的名牌包

2015年阿Sa來製作公司面試時，我們相識了。小麥膚色、經常運動的身形裹在緊身白襯衫裏、耀眼的金髮和被眼線勾勒出上揚姿態的丹鳳眼……一種蓬勃向上的生命力，我以為她是ABC（編註：American-Born Chinese，指在美國出生的華裔）。

當時我在創業型製作公司剛當上leader，天真、自負、愚蠢又狹隘: 我要跟其他中國式領導不一樣——他們都害怕下屬比自己優秀，我則要打造一個全部由世界名校組成的夢之隊。只有我敢lead 這樣的隊伍來證明實力！

那時的我，跟全世界來北京的人一樣，被「中國夢」滋養著，覺得這座城市最有效率、更包容地賦予我們和世界合作的機會。拿到阿sa這樣優質學歷的候選人，我非常興奮，申請特批把她的起薪調高到8000元人民幣(當時媒體行業碩士起薪普遍在6000元左右)，通知阿Sa時她聽起來挺高興的，我也覺得賺到了。

當年還在「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編註：由李克強在2014年9月夏季達沃斯論壇上提出，翌年中國出台鼓勵創業、創新的政策，在全國掀起創業熱潮）的浪潮裏，我們的老闆張博是一個有博士學位的海歸官二代，當她背靠著資源真誠地說著「有一天公司上市，所有創始團隊都能靠著股份得到財務自由」的故事，我跟阿Sa即使不相信自己是萬中選一的寵兒，也被集體創業的狂熱拍打得暈頭轉向。

張博，一位名校畢業、旅居海外十年、不到40歲重返中國創業的博士。江湖傳言，她父親是某領域院士級別的大佬、丈夫是從本科時期就被黨栽培且平步青雲的人物。她的創業起點，是不斷拿自身資本做交換，以此撕開擠身文化娛樂/影視製作這個圈子的裂口。

讓張博初步成名的作品是一部紀錄片，採用海外成熟的內容管理系統: 如同無所不在的cctv，用大量監控視角的攝影機全方位拍攝醫院。不同於手持攝影機跟拍的模式，監控視角能讓被拍攝者幾乎忽略自己正在被拍攝，能捕捉到最真實的狀態。這種方式也將產生大量拍攝素材，需要導播間隨時對內容做判斷，也需要工作人員在合適的時機說服被拍攝對象簽下拍攝許可…..這些複雜又精細的工作被標準化、可複製後，就是海外行之有年、稱作TV Bible製作寶典的內容。

這也是阿sa來公司參與的第一個作品。作為劇組的導演助理，以兩人一間的住宿標準駐紮外地三個月，生活條件當然是辛苦的。但阿sa游刃有餘：吃得了劇組條件艱難的苦、面對不同工種三教九流的人物都能如魚得水、她的聰明才智更讓她在內容討論上脫穎而出。她一直說這是工作十年來最快樂的一段時光。

只是，紀錄片讓張博得了好名聲卻沒賺到利潤，張博把目光投入了有機會掙大錢的作品類型：明星娛樂真人秀。

這沒有那容易。畢竟文化娛樂/影視製作圈子，是再幾輪大洪水都湮滅不了的封建制度：講究山頭派系、階級森嚴。儘管現代媒體的開放性給人一種更平等的錯覺——誰都能夠透過SNS私訊偶像，但要被請上桌談合作，「誰的引薦」、「你有什麼稀缺資源交換」都是心照不宣的入場券。

張博創業確實也親力親為，苦讀出來的博士頭銜，在學歷普遍不高的圈子裏，一聲聲喊著也多喊出幾份尊重。她更是無所不用其極地用上自身資源：

帶著各方大佬去歐洲行業展，一邊聊業務一邊吃米其林；幫領導安排子女留學移民的渠道……只要有聊合作的機會，她更是24小時待機，曾在互聯網平台樓下帶著團隊等到半夜十二點——等到甲方開完年會，帶著被苦苦等候的虛榮還有愧疚感，施捨了90分鐘的提案時間。

只要熬到能說上案子，張博的秘密武器： 我跟阿sa所在的、囊括985院校及世界top 20名校畢業生組成的「內容開發＆研究部門」就派上了用場。

有別於其他製作公司提案，僅僅是一個個ppt說創意、畫大餅，吹得天花亂墜；我們可是用社會科學訓練過寫論文的態度來寫案子：從當下社會洞察、競爭環境分析到創意模擬。例如，為名人量身打造脫口秀時，我們可是從全球上百個脫口秀節目來歸類/分析、從該藝人的社會輿情結合當下熱點來找選題……足足寫了100頁扎實的調研。

於是，往往提案沒有成，專屬於張博的人脈卻一個一個拿下了。

嘗到甜頭後的張博更瘋狂地用提案的機會來認識各方大佬、藝人，我跟阿Sa也作為「公司大腦」，遠離了門檻極低、熬夜又費肝的一線製作現場，回到了高材生們的拿手戲：寫報告。

只是，我們都陷入了疲於趕報告卻等不到作品積累的巨大挫敗感：即使偶爾提案成功，在製作環節的種種妥協下，往往成品離我們起初的策劃還有調研已毫不相關; 疏於一線製作培養的手感，讓人更容易長出「冒牌者症候群」，在片尾長長的工作人員列表中，找不到自我定位。

多年後我問她： 「一開始找工作怎麼不去央視、電視台或互聯網平台，怎麼稀里胡塗地就被我拐進一家創業公司?」她說：「我想你一個台灣最好大學的畢業生都在這家公司，這家公司應該還不錯吧?」

我啞然失笑，原來當年我們成為彼此妝點安全感的名牌包，試圖用對方簡歷上的優秀作為「我在時代中做對選擇」的背書。

在創業公司：看得到、學得到、卻用不了的本事

阿Sa出生在四川遂寧市下轄的貧困縣，用她自己的話說: 「遂寧是四川人自己都搞不太懂在哪裏的地方。」

她父母最早都在國有企業上班， 一個造紙廠、一個造絲廠，前者男生多 、後者女生多，兩個工廠之間一對對地介紹，一對對地結婚，再住進廠區分配一家一套的宿舍裏。

隨著90年代市場化改革，中國肉眼可見地富了起來，一些膽子大的人辭掉「鐵飯碗」下海經商，國有企業也在劇變中遭遇改革、重組。而阿Sa父母一直等到2000年左右，被動地讓浪頭拍向生活：效率低下的國有企業倒閉，父母雙雙下崗（被離職），一次性拿完賠償金後，父親開始輾轉各地做工賺錢：電工 、焊工、裝修 、污水……母親則再也沒有工作過。

即使家境處於當地中等偏下，由於身邊的人都不富裕，阿Sa從沒感受到缺乏; 又或者，作為「別人家的孩子」，優異的學業表現能帶來超越物質的滿足。當初中老師邀請學習優異的學生家長到班上分享「如何培育小孩養成良好的念書習慣」時，阿sa記得台上的爸爸特別開心得意，儘管「他好像也沒分享出來什麼東西」。

為了在當地念最好的高中，母親陪著阿Sa搬到縣城租了房子、照顧她吃飯讀書。在那千軍萬馬搶過獨木橋的生涯裏，作息是這樣的：

高一高二早上七點開始自習，晚上九點放學; 高三則是接近十一點下課，專享一趟公交車載著疲憊的高三生，回家繼續做題念書，日復一日……終於阿Sa考出漂亮成績，成為縣城的高考狀元。

我猜，或許是狀元的光芒太過耀眼又純粹，讓那之後不管處在哪個階段，她都顯得相對黯淡。於是每當問起這段過往，阿Sa總用一種輕描淡寫又帶有自嘲意謂的敘事方式，好讓今非昔比的差距，小一點。

阿sa高中念的是理科，高考成績很不錯，大概是可以去北大、清華一些非主流科系，或者去其他一流大學念醫科。可那時的她，卻堅定地想去人民大學念新聞系。09年左右新聞還是不錯的專業：做出優質的報導不但能換來名氣，還能換來普羅大眾心中的影響力和體面。阿sa想學新聞，來自於兒時記憶: 有小孩得了白血病需要救治，透過新聞，大量的捐贈湧入挽救了生命。這讓她覺得做新聞「是一件很棒有意義的事情」。

沒想到，兒時的新聞理想在名校裏失去了運轉的力氣。北京用物質及階級上的差距，碾壓了縣城狀元。當阿Sa18歲第一次坐28小時火車硬座到北京，面對的是中國各地在廝殺中勝出的菁英。宿舍裏攤開的日用品，明明白白擺著每個人生活條件的差距，戴著眼鏡不曾化妝的她，舉手投足的無措說著敏感還有不自信。

阿Sa自嘲那時自己「自命清高又憤青」，她相信眼前的不公義來自社會制度，更看不上其他既得利益者們對社會的漠然。她每天去圖書館，週末去北京農民工小學支援，寒暑假去農村支教。

高考看似相對公平地給予了階級流動的機會，可階級依舊是道無形的牆，同學據此自動分群，留給阿Sa的同溫層非常稀薄。她的成績在班上中下游，不利於保研; 當她無意中發現，教授使用同一份教材給大學部還有研究生上課時，更完完全全失去了留校念新聞的動力。

大學四年的衝擊讓阿Sa意識到：「世界還是需要被改變， 只是原來我不是那個被選中的人。」

她申請到獎學金去韓國讀國際關係碩士。自嘲小縣城的「白左」，相信在遙遠的他方有一個更理想的制度能讓人民有更好的生活。可22歲從北京到首爾後，她覺得想象中的「他方」也許從來不存在。

在阿Sa眼中，看似繁華又自由的首爾，被東亞儒教還有西方資本主義同時衝撞；同學們幾乎日日流連夜店喝個爛醉，路都走不直的時候依舊被長幼有序、各種敬語半語等習慣綁架; 課堂上教的「不是國與國的關係，而是崛起的中國對其他國家產生的威脅」，阿Sa起身糾正，全場心照不宣釋放出「你就是這樣被政府洗腦的」的訊息。這些都讓她覺得荒謬。她說自己能冷眼看穿——熱愛跟亞洲人hangout的白人同學的底色。會講點中文的歐洲同學得意洋洋說著自己是中國農村女友的救世主：「我把她帶離了第三世界，她的媽媽連普通話都不會說，可是我媽媽會說三國語言。」阿Sa坐不住了，指著鼻子罵了他一頓。

阿Sa說，她發現每個地方都有自己的問題，外國的月亮沒有比較圓; 而人性的軟弱都一樣，所以 「我一點也沒有比別人差」。她拾起另一套遊戲規則，學會化妝，愛上電子音樂，學會clubbing，學會展現自己作為女性的魅力。她決定：要靠自己在這樣的世界生存。

2015年，我和韓國留學歸來的阿Sa在創業公司相遇。我們跟著張博進入各種談判場合，被宏大的願景、動不動幾億的投資、名人的八卦衝昏腦袋，長出了自己未來也能是個咖的幻覺; 直到回到北漂狹小的住處，拿著固定工資卻過著隨時待命的高壓生活，才被冰冷的現實拍醒。

普通人想在文化娛樂/影視製作圈子裏有一席之地，賭的是能跟上一個好師傅：導演、編劇、攝影、剪輯…..若師父有一天成為山頭，自然跟著雞犬升天。然而，張博的創業是以自身資本為本金，一路加碼投資不斷累積的成果。對毫無資源的人而言，她的優勢是看得到、學得到、卻用不了的本事。當張博以公司能申請北京戶口（號稱黑市價格20萬）綁五年工作合約（違約將承擔巨額賠償）的條件來吸引阿Sa時，她果斷拒絕，「我反正買不起北京的房子，要戶口何用？」

下定決心離職的最後一根稻草，是張博積攢了多年人脈，終於做成了一個黃金時段成本過億的明星娛樂真人秀，卻不僅沒有掙到錢，還狠狠做砸、成了行業笑話。

彼時，阿Sa與我已經消耗了職場三年光陰，卻沒有真正拿得出手的代表作，還困於「內容開發＆研究部門」的定位，缺乏一線製作扎實的基本功，在再求職的路上收到無數閉門羹。這才意識到，當初以差不多的薪水進入創業型製作公司而非名聲更響亮的平台做甲方，不僅沒有公司的名聲能為自己帶來附加價值，也錯過了趁早在平台內卡位的時機。

成熟是承認自己不過是大數據裏的一個樣本

2017、18年我跟阿sa先後腳離開張博，擠身進入互聯網平台做甲方。時代的浪潮又給了我們間隙。

過往在長視頻平台（類似Netflix模式，在中國有優酷 、愛奇藝 、騰訊等）飛黃的年代，光愛奇藝一家，就有14年「奇葩說」、17年「中國有嘻哈」、18年「偶像練習生」…….這些既能創造商業收入、又能拉新用戶並加深用戶忠誠度的超級IP。

18年前後，互聯網大廠攻城略地到了白熱化的地步：在原有賽道已經不能突破時，就得去搶別人碗裏的來吃。於是，以用戶自發創作、算法驅動分發為主的中短視頻平台（如字節跳動、快手、B站）也開始想打造「原創」「自制」「優質」的影視作品，發起對長視頻平台的進攻。

作為萬眾期待的新業務，分工上能更為精細還有富足：比照一般產品生產流程，有了「內容研發崗位」「製作人崗位」，當然還有負責產品在各通路流通的「商務」「營銷」「市場」等崗位。新業務帶來新機會，讓我們趁亂搭上了互聯網浪潮的最後一班車。

阿Sa繼續以「內容開發崗位」landing 大廠，在業務裏作為中台，規劃整體內容戰略、服務一個個製片人產出作品。工作內容包括：梳理全世界各種內容創意、版權、模式，還有中國的行業競爭環境分析，評估乙方的合作資質⋯⋯而我，則在之前求職的挫敗中長出了一定要有作品的執念，選擇了成為製片人的道路：作品如果失敗了，所有人都能對你冷嘲熱諷甚至飯碗不保; 若成功了，超過工資的虛榮感也是無價的。

來到平台我們都享受了一陣蜜月期——即使你是最小的咖，也是甲方，是外頭眾多乙方想要費心打通的人脈關節。像那些最早從體制內、製作公司到互聯網卡位的人，動不動就是總監職級以上外加股票分紅，早已搭上財富自由的列車; 即使我跟阿sa到得晚，平台狐假虎威的光環，讓人偶爾也有自己是中產階級的幻覺。

然而，時代的紅利是眾人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政策上的鼓舞不能消弭審查上的枷鎖：作用在每個企業上，等於每分每秒都在博奕。包括但不限於：2016年南韓部署薩德反飛彈系統引發的「限韓令」，讓許多中韓合作的電影、劇 、節目胎死腹中; 還有層層加碼的限娛令、封殺失德藝人連坐法犧牲了眾多從此不能面世的影視作品….. 創作的環境愈不自由，代表對內容投資的風險愈大; 加上全球疫情爆發，實體經濟受到影響，掌握預算的品牌主不願意再去贊助如同奢侈品一樣的綜藝/影視作品，寧可在直播平台帶貨以最小投入收穫最大利潤；螞蟻金服以及滴滴出行先後被叫停上市，更意味著中國互聯網經濟蜜月期結束，迎來多年虧損下，潮水褪去的壓力：

曾經被視為秘密武器的「原創內容」業務，被發現效果不如預期。字節跳動、愛奇藝、騰訊…..相關業務規模一縮再縮，不管是內容作品還是人才都供過於求，只能一波一波地裁員。

那是一種，迎面淹來、無處遁逃的——對自己所選擇的職業方向的失望還有無力。

阿sa做「中台」而非「業務」的崗位，在整體環境下滑時最容易被犧牲：畢竟她不直接產出結果、不用對作品最終負責，卻享有體面的位置和待遇。另一方面，有著內容審美甚至是內容潔癖的她，也對自己眼高手低（看了那麼多好作品卻做不出來）感到失望。問她為什麼不轉型做業務、做製片人？她給自己的藉口是：「承受不了那樣為作品生死負責的壓力」；「更不想明明知道是個爛活兒，也硬要做出來好滿足考核指標」；還有「錯過了轉型的最好的時機，同輩都上位了也卷不動了」。

總是自嘲工作很混、卻從來不想放棄對內容的熱愛。工作上，她以中台的身份據理力爭換掉不適任的乙方，力保相中的素人歌手進比賽（最後果真大紅大紫）；推薦的海外IP被買下、本土化版本創下了豆瓣9分的佳績。工作以外，她開始了自己的播客，以行業觀察家的身份點評各種影視作品….. 她一直小心翼翼的在這個迷人又危險的圈子裏，貢獻著自己的產出、蒐集著自己的成就感——只可惜當時代的巨浪拍打下來，那些信念一下子就蒸發了。

2022年3月，上海疫情政策收緊：阿Sa去同事家吃飯，晚餐還沒結束樓棟就封了。被迫與同事共居的她，踏入了為期兩個月的大型生存真人秀「上海封城」：靠好心鄰居先一步帶走獨自在家的橘貓土豆；每日搶菜搶物資；承受工作上環境愈差、領導愈是變本加厲瞎忙的壓力……

過往職場的挫敗讓阿Sa無數次想回成都定居，讓她留下來的也許不是信念而是恐懼：「花了這麼多力氣走出去，回來之後卻依舊什麼都沒有」的唏噓；怕辜負年少的自己、更怕辜負江東父老們的期待——這一切的掙扎，在中國人集體經歷的疫情三年以封城做高潮後，突然有了放過自己和他人的台階：畢竟個人在時代面前的作用是無限渺小。

上海封城期間阿sa自願被裁員優化，談好了豐碩的賠償金，解封第一刻就辦好手續。

家鄉是避風港還是枷鎖

2022年7月從大廠離職後阿Sa父親被查出癌症，她馬不停蹄地回成都。那會兒疫情政策還沒鬆綁，只能由母親一人陪護。進手術室前，父親不斷對母親念叨：「我們的女兒怎麼辦，又沒有工作又沒有成家」。

阿Sa只能想辦法讓自己的新生活快速進入軌道。好在，這些年成都在遊戲、動漫行業逐步形成規模效應，她很快找到某大廠的子公司做商務，兩萬多的月薪已經能在當地過上舒服的日子。

離家十幾年，當她歷盡千帆歸來，親戚們總不免扼腕：「要是當年一畢業就回家考公務員，現在怎麼樣都當上縣長了吧！」她也會想：要是當年撇下新聞理想去學醫，是不是就有了一個能終生精進的職業，過上愈老愈值錢、愈有安全感的一生？回首過去十年，在比才華的內容領域裏承認自己的平庸後，自己還剩下什麼? 眼下成都的工作依舊仰賴於殘存的互聯網紅利，光景還有多久？

工作上的迷惘，已經削弱了兒時因為「會念書」能在父母親友面前據理力爭的「人生話語權」；而她「大齡未婚無對象」，更是讓一輩子沒出過遠門的親戚長輩，都能挺直腰桿對她曉以大義: 「你不結婚就是不負責任，對不起父母」。

她當然也渴望親密關係，可是，愈多的見識及思考，也架起了更高的門坎。「都不用聊到女性主義，聊中美關係就能夠刪掉很多人了——當然，我對別人愈多的要求，別人也會用更高的擇偶標準來看我。」阿Sa說。

明明知道結婚不是幸福人生的解藥，但還是無法控制被制約：習慣有題目來了，就得迎難而上考出高分。「為什麼別人都可以做到(結婚生子)，我就不行?」 被逼急了，心裏甚至升起對母親的怨懟: 「為什麼媽媽只會逼我結婚，卻沒有教過我：如何戀愛生子、如何成為受歡迎的女人?」那是讀了再多的女性主義，都沒辦法澆熄的怒氣; 轉頭又對自己如此「政治不正確」感到失望。

父親癌症手術前「我們的女兒又沒有工作又沒有成家」的掛念，一度成了阿sa不管不顧想把自己嫁掉的覺悟：只想讓父母開心，「大不了結了再離」。她主動聯繫了鄰居介紹的相親對象。男生是同一個縣城的，中國top 5 本科＋碩士，金融業，不到40歲在上海買房。 雙方父母都再般配不過：男方家長喜歡阿Sa的孝順得體，阿Sa的父親更覺得「這樣的條件再不成就是存心跟自己過不去」。阿Sa把男生約出來，活潑地想炒熱氣氛、也真誠交待自己的情況。

也許對方也是中國婚戀環境下擰巴的個體吧。飯桌上，阿Sa能清楚感受到，對方非常懂得自己作為男性在婚戀市場上身價一路看漲。好像對阿Sa有意思，「就見了幾面，他卻特別殷情地想到醫院探訪我爸」，卻在阿sa主動談及自身狀況時，不斷回避自身規劃，「好像不想推進關係就怕錯過更好的」。當阿Sa試圖天南地北聊各種話題，想要找出彼此共同點時，職場上熟悉的直男特色撲面而來：「受不了別人懂的比較多，不管聊什麼都要瘋狂懟你」。至今她都說不明白，當她努力用星座話題活絡氣氛時，究竟是哪個點，可以讓男方如此無禮地說出：

「你現在是在教我做事嗎？」

阿Sa放棄了，如果逼自己跟這個人結婚，好像過去三十幾年自己小心翼翼維護的一種價值、一種信念、再辛苦迷惘時都努力抬頭挺胸的尊嚴，都會變成笑話——那她真的什麼都沒有了。

可是，這些幽微卻真實的心思，連她自己都很難梳理，又要怎麼對父母說明白呢？

父親生病後，阿Sa更小心翼翼照顧父母的情緒。一次電話中，父親還是不斷惋惜那個相親對象：「最近對方是不是又聯繫你了？你都多大了，你還能不結婚嗎？你到底想不想結婚啊？」 阿sa終於爆發了：「過了30歲不結婚難道我就沒有活著的價值嗎？」

掛完電話，以往總是扮演黑臉的媽媽扮起了白臉，傳了訊息跟阿Sa說：「你爸爸不是那個意思，我們只是希望你過得好。」

我想起2020年，阿Sa父母在她租的上海老公房請我們一群朋友吃飯。

矮小的四川男人燒得一手好菜，留著吋頭，眼睛笑得彎彎的，像水一樣，好像生活的酸甜苦辣都能被化掉的溫柔; 而媽媽則有被艱苦生活洗滌出來的粗壯身形，留著方便幹活的短髮，分不清讓她不自在的是我們還是她難得的衣著——為了招待我們，穿戴上違和的大紅花裙還有珍珠項鍊——她怯怯地面帶笑容卻不多話。他們是比我們多活了半輩子的長輩，可是在上海這座繁華又巨無霸的城市面前、在晚輩面前，他們無處安放的笨拙，只能藏在這一道道熱氣騰騰的菜餚裏。

我想，對結婚成家這件事的執念，也許是因為，這是阿Sa父母心中最能夠照顧女兒的方式，是他們力所能及的視野裏，能帶給女兒幸福、最具體的想象——就像阿sa在外漂泊的這些年，省吃儉用給家裏攢下大幾十萬，不過希望父母多開心一點。

和解：繼續做個坦蕩有生命力的人就好

回成都8個月後，阿Sa更釋然了。她形容成都的子公司「所有人都圍著一小攤業務，想內卷都沒事情可以卷」。昔日北京上海同事們關注的是「可以去哪裏拿到更多資源」、「哪裏還有跳槽往上走的空間」; 成都同事們說的都是日後要做點小生意：「如果我離職了就要去開糖水鋪」「那我要去郊區弄個農場」，受到感染阿Sa也去同學開的服裝店見習，看著同學一下午生氣勃勃地幫客人出主意、搭配服飾，一筆筆的進帳讓人感到特別舒服踏實，她也在心裏盤算著「有一天我離職了就來開分店」。成都公司每天中午都有兩小時的休息時間，大伙兒會約定成俗的關燈、放低音量、一起午覺——這都是北京上海的打工人不能想象的。

雖然「沒有對象沒有買房」這件事還是像詛咒一樣，會在低潮時攻擊她，但她新交了一群朋友：有離婚的、有不婚的、有未婚的；有詩人、有音樂家、有做演出的。週末一起爬山、看演出、參加瑜珈活動。跟成都嬉皮們一起時，多多少少分散了自己大齡未婚的焦慮。

她繼續靠大量閱讀思考人生，一集不落聽著最喜歡的播客「翻轉電台」，保持盼望繼續探索自己的calling呼召（不是把賺錢還有生活切成兩半的工作; 而是能貫穿生命、能讓世界更美好一點的一份志業）。她透過自己的播客持續向外發射訊號——想要被同溫層接住、也渴望去安慰陪伴一些人：聊女性主義、聊生存焦慮、聊追劇…..

而我，輾轉幾度重新回到北京，頂著過往製片人的光環想要重新landing好的位置，這才發現，那title與其說是光環，倒不如說是自己放不下的「包袱」——捨不得放下作品被喜愛時無價的虛榮; 更是「障礙」——製片人一詞帶著文化娛樂/影視製作圈子獨有的鮮明標誌，不像「商務」「營銷」「市場」這些崗位更好橫向流動、跨產業發展。

我也想過回家，只是近十年在海的這一岸，太多的沈沒成本讓人不敢輕舉妄動：

阿Sa從北京到上海再到成都，這條遷徙的軌跡裏，她過往經歷的高低起伏，都能被理解、被翻譯，也許兌換上有折損，但都還在同一戰場上累積分數;

而在兩岸關係緊張、文娛合作幾乎停止的現在，離開此岸，近十年累積的資源/成績將重新歸零——我甚至不覺得自己能在台北找到月薪2萬人民幣的工作。

我跟阿Sa三不五時彼此加油打氣：「優秀的你如今也是如此的辛苦阿！」這種政治不正確的心底話，成了此刻的惺惺相惜; 社會科學的訓練，讓我們覆盤過往每一步時，不敢輕視社會結構性的事實，更不願推卸自己在每一步都需要承擔的責任。

我想，我們每一步都做了選擇，只是每一腳都踩進了流沙：勇敢的邁開步伐後，也需要學會接受，在潮起潮落中，著地的座標也許早已偏離起步的方向。

文中張博、阿sa為化名。

本文作者是一位在中國十多年的台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