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万安的第一个二二八（上）：和解、冲场、拒同台，这天如何被纪念？

几乎是在蒋万安确定当选台北市长的那一晚，社群网站上开始传播一个“地狱哏”：明年台北市的二二八纪念仪式，会由蒋万安主持。在关注二二八事件的人们眼里，宛如“加害者后代”在被害者的丧礼上担任主祭，实在没有道理。

在今年二二八纪念仪式中，趁著蒋万安致词时，拉著布条，朝蒋万安方向直奔而去的大学生们，便如此认为。这群大学生以“无力者”自称，分属不同院校，因关心社会议题，在2021年5月形成社会运动网络，抱持“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精神，参与过几场抗争。蒋万安就任台北市长后，便动念要透过行动抗议。

中山大学社会系四年级学生刘品佑，便是其中之一，他解释自己的动机：“我们都很重视二二八纪念活动，但蒋万安没有道歉、反省与承担，而是虚伪地主持受难者纪念仪式，这不是很荒谬吗？”

刘品佑的舅公林莲池在1947年2月28日当日出事。由于2月27日公卖局查缉员查缉私烟的事件处置失当，引爆群众怒火，隔日发动罢工、罢市，除涌向公卖局台北分局抗议，还前往行政长官公署请愿，还有群众千余人在邮政总局聚会，军警驱逐不散，发生冲突，民众死伤十数人。17岁的台北市民林莲池是在前往邮政总局途中，遭国军殴打，至3月12日伤重不治死亡。

林莲池是以一具复上白布的尸体样态回家，并被告知“是意外”。在长达40年的威权统治下，林家人只能自我禁锢与沉默，独自吞下悲伤。刘品佑的外婆则声声告诫子孙：“不可以碰政治。”

民主化后，二二八获得平反之际，林莲池也被列入1999年通过的第一波补偿名单之列，名单上共有1,536人。但刘品佑是在上了小学后，约莫2010年，发现家里收到二二八纪念活动的邀请函，询问家人，才知道舅公的死因。从小与外婆一起生活的他，受到外婆极大的影响，自然也包含这份历史的重量。

“他就是太爱管闲事，爱看热闹，结果就死了。”刘品佑的外婆虽然知道兄长死因没有那么简单，但在当时也只能接受。然此阴霾缠绕她一生，每到选举就紧张踱步，焚香拜佛，就怕国民党政权重来，并会为此失眠。

蒋万安当选台北市长的事实，对于像刘品佑外婆这样的二二八受难者家属而言，自是沉痛难当；对关注政治社会议题的民主世代青年来说，则是转型正义的课题。

不仅如刘品佑这样的大学生，尝试在这一天挺身抗议，曾参与太阳花运动、协助警察筹组工会的社运青年吴宗哲，在蒋万安宣布参选台北市长时，便想著：“如果你真的当选，我一定要在二二八纪念活动上出声。”于是仪式进行中，持著大声公，不断复诵著：“蒋家人滚出台湾，蒋万安下跪道歉。”而在更外围，则有台派团体聚集，要求浮棺迁葬，拆除铜像。

诉求大同小异，但都直指蒋万安的“蒋家身分”。但“无力者”的声明又独树一格，指向纪念仪式的“管制”，据代为发言的大学生陈彦廷所言，蒋万安上任后，本只是起心动念要抗议，但因二二八纪念仪式管制区扩大的消息传出，令他们决定付诸行动。

事情发生后，屡劝我不要碰政治的外婆在电视新闻上看到我，很担心，睡不著觉。她担心二二八再次发生，家人遭到不幸。

“今年二二八的活动管制区、游行集会禁制区堪称是再现过去威权统治的空间戒严。过去的统治者害怕人民的声音，所以一个个枪毙、抓进监牢；现在的市长延续过去的恐惧，因此禁绝让人民的情感与声音发生在二二八这一天、二二八公园这个空间。我们要告诉台北市政府蒋万安先生，不需要害怕我们，应该要害怕的是蒋家过去在台湾的罪行。”

尽管在“无力者”发出声明前，前二二八国家纪念馆馆长廖继斌便以家属身分，在纪念仪式上强调：“没有管制区扩大这件事。”他说，只要民众想参加，都可以不需邀请函进入。而这场纪念活动的协办者、台北市二二八协会理事长黄秀婉也证实，发给家属的邀请函有941份，但一般民众都可以登记进场，而当日发出的（民众）贵宾证，约有100张。换言之，共有100位没有收到邀请函的民众入场参加，并不如学生们所言那般，阻绝家属与民众参与。

但对青年学生，乃抗议的团体来说，重点不是围篱拒马，而是看不到的阻挡。刘品佑表示，当日先去福德宫逛逛，便已看到不少带著密录器的便衣，前进二二八纪念公园的活动场地时，也遭到便衣驱赶，“没错，你看不到围栏，但这些便衣形成的禁制，也让你看不出来。”

即便如此，这群大学生仍能在蒋万安致词时，突破禁制，持著布条，高喊：“杀人凶手，下跪道歉”，并往台上的蒋万安方向前进。旋即遭到随扈压制，刘品佑也被押往警局，遭保护管束。作为晚辈，他因肃穆仪式遭抗议中断，对台下的二二八受难者家属感到抱歉，希望他们不要被伤害；而他那在二二八中失去至亲的外婆，只挂记著“弟弟”的安危。

“事情发生后，屡劝我不要碰政治的外婆在电视新闻上看到我，很担心，睡不著觉。她担心二二八再次发生，家人遭到不幸。”

二二八，台湾民族主义的转捩点

由于父母及其他兄长的挂念，我们最后还是在寺庙为他办过简单的法会了事。那场法会，也是在不知兄哥的忌日下完成的，真是荒谬。

二二八是影响台湾至深的历史事件，1947年春天持续发生的逮捕、整肃、绥靖、清乡，造成至少2,000人失踪死亡或刑囚受难（注1）。彼时郊堆骸骨，河有浮尸，位在花莲的制宪国大代表张七郎父子，张灯结彩欢迎国民党政府，却落得三人衣衫不整肠子外露，尸首在郊区被发现，律师汤德章、画家陈澄波遭到公开枪决，但也有许多人至今下落不明，不知命丧何处。

例如，王育霖。

王育霖是日本第一位台籍检察官，战后因坚持司法正义贾祸，即便未曾加入二二八事件抗争，也无参与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工作，却于3月14日遭到逮捕后，人间蒸发。

王育霖被带走后，长子未满三岁，么儿才两个月大，其妻每天揹著婴儿出门，到处打探丈夫的消息，也在台北市郊的尸体堆积处找寻其踪影。“我们家始终没为兄哥举行葬礼。”其弟王育德曾如此写道：“办葬礼没有尸体或遗骨是不成的。可是也由于父母及其他兄长的挂念，我们最后还是在寺庙为他办过简单的法会了事。那场法会，也是在不知兄哥的忌日下完成的，真是荒谬。”

“为什么兄哥非要被逮捕、被枪杀不可呢？我至今仍不知其确实的罪状。”日后成为台独运动先驱的王育德如此感叹。

日前才出版《化悲愤为力量：一个二二八遗属的奋斗》的王育霖长子王克雄认为，父亲王育霖极可能是被陷害，而列在中国国民党台湾省党部所呈报的名册中。又因为是违法杀人，所以遭到灭尸，而不发还尸体。日后，他才从档案中得知：王育霖就在陈仪政府的密裁名单之列，犯罪理由栏上却是空白（注2）。

厘清真相，对王家人很重要。每每谈及此，王克雄总会强调：无法确认真正的忌日，无法替父亲作忌，一直是母亲最深的遗憾。

为故人作忌，方能让逝者安息。二二八，宛如受难者的共同忌日，过往在威权体制下，带著恐惧记忆的人们无法谈也不能语，这串数字密语般藏在家户屋簷之下，直至解严才溢出窗门，透过法会、集会与游行，逐渐形成一个从民间到官方，从地方到中央，年年举行的纪念活动。行政或地方首长会在仪式中展现对威权历史的反省，民众也能借此向故人致上无限追思。

然正是因为二二八纪念日与相关仪式带著强烈的追悼意义，有识者只要想到凭著父祖留下的政治资产进而踏上权力台阶的蒋万安，将因民选市长身份踩上因蒋家威权而成受难者的祭台，自然会发出反对的声音、展开拒绝的行动。

特别是二二八受难者家属们。

抗议的第一枪，便是由“二二八关怀总会”发出，他们在蒋万安就任台北市长前夕透过声明：“拒绝蒋万安出席二二八活动”；而过去几年协助前市长柯文哲团队举办二二八纪念活动的本土社团“台湾国家联盟”，则开了第二枪：今年不与北市府合办二二八纪念活动。

“二二八受难家属的意见对我们来说很重要，他们不愿意与蒋万安同台，他们也有权力这么做。”台湾国家联盟副总召集人魏瑞明表示，蒋万安确定当选台北市长后，受难者家属自是失望，内部讨论也随之开启，很快达成退出北市府纪念活动协办行列的共识。某位受难者之子，甚至愿意自掏腰包，资助台湾国家联盟另起活动。

台湾国家联盟成立起源与二二八有著直接的关系。2004年，民进党政府于二二八当日发起对抗中国势力的“二二八牵手护台湾”活动，促成本土社团形成结盟，虽说如此，参与结盟的团体与成员组成，实源于战后台湾人民自决运动或海外民主与台湾独立运动。二二八事件经历者与受难者家属，正是这股运动的核心组成。

1934年出生的魏瑞明，某个意义上，也是二二八事件受害者家属，其父魏主默曾是台南二二八处理委员会成员之一，当台南市处委会主委汤德章遭罗织入罪，准备执行枪决前，警告成员们快逃。魏家人便于1947年3月10日当晚，分头逃亡。

“台北发生事情后，警察跑掉，人民要自己组成自卫队来保护自己。”魏瑞明不解：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是陈仪政府认可的，父亲也是听政府的话出面来维护秩序，为什么国民党军队抵台后，处委会成员就成了犯罪者？

事件发生时，魏瑞明年纪还小，只记得在西市场服务的父亲因很有管理头脑，被敬称为“市长”，并一肩扛起台北缉烟事件后，保护市民的工作，不料却因此遭殃。当时父亲在台南市郊的鱼塭草寮藏躲，年幼的自己也跟著母亲辗转避居的生活。魏主默躲逃许久，在彼时国防部长白崇禧来台宣慰，释放“宽容”讯息后，以自新自首的方式投案，即便军法审判获判无罪，却还是被关押有五年之久。

尽管魏主默不像处委会其他成员，因密裁丧命，仅是落入囚牢，但光是这段经历与出狱后遭到监控，便令他怀有恐惧且为保护家人而噤声；魏瑞明直至出国留学，才透过海外台湾人社群，知道二二八事件的来龙去脉，但真正知道父亲遭遇细节，却是在2019年，魏主默名列二二八事件基金会公布第二波“可能受害者”之列时。而所谓的“可能受难者”名单，─即过去未主动申请赔偿、家属也未必知道其受难、但其姓名存在于台湾省警备司令总部档案里。

“对于独派来说，二二八是国殇。”长期在海外参与台湾自决与民主运动的魏瑞明直言，海外台独运动者皆将二二八视为重要的精神依据，且相关运动多有二二八受难者家属的参与，因此，直至台湾解严，海外与岛内的民主力量与平反声浪汇集，二二八仍是不变的核心。

直至今天，依然如此。2023年2月28日当天早上，由郑南榕基金会与民间社团共同举办的“228.0纪念行动”，便藉著二二八的游行活动，主张“二二八还未过去，我们必须继续向前行”。这场活动自2017年，二二八事件70周年开始，彼时也是民进党重新执政之时，但本土社团并不认为政权转换代表一切，进一步诉求独立建国。

又因为蒋万安当选台北市长，今年的行动宣言便特别强调，公义还未能在这片土地上实现，转型正义还没有彻底执行：

“我们仍活在深沟里，尽管有人会抬头会看星星，如果心里有疼惜与希望，黑暗里也能有光。同时，再心痛也没有用，我们的身边还有很多人看不清未来，是非不分，二二八凶手的后代才因此当选了台北市长。我们一定要记住，2023年，由二二八凶手的后代主持二二八事件纪念仪式，是我们台湾人的耻辱。”

二二八与台湾国族主义的连结彷若自然形成。国史馆馆长陈仪深曾为文写道：“二二八为什么被国民党当作禁忌？因为它会唤起台湾人的主体意识、反抗意识，挑战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

“二二八可以说是台湾民族主义的重要转捩点。”陈仪深举例，像是逃往海外的廖文毅，就视二二八为重要日子，由他发起的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就选在1956年2月28日成立。而第二代台独运动者黄昭堂、蔡同荣等人所成立的组织，也不断在二二八举办纪念活动。可以说，所谓的独派，都是受到二二八的召唤。

即使与廖文毅意见不太相同的王育德，也曾主张：“台湾民族实质上的成立，是在二二八起义之后。”

王育德在二二八事件后逃至海外，其侄子王克雄直至赴美留学才摆脱情治机关监控与白色恐怖的阴影。尽管王克雄读的是电机，从事科学研发工作，但仍承继了父亲的正义感，持续为平反二二八而奔走。1992年，他与其他人在海外的二二八受难者家属组成“二二八遗族返乡团”，除拜访时任总统的李登辉外，也前往立法、司法两院，向当时国民党当局提出“公布二二八真相”与“正式道歉”两项诉求。

当时，他们还提出将二二八定为国定纪念日的建议，此项诉求最终在1997年拜访时任台北市长的陈水扁时，得到立即的回应。

诸如王克雄这类来自海外的声音，以及自1987年台湾岛内平反二二八的民间声浪崛起，促使台湾各地陆续建立二二八纪念碑、举办追思或纪念活动，并转而对当局形成压力。李登辉执政时期的国民党政府，便在这局势下，陆续透过成立二二八研究小组、与二二八纪念公园等官方举措，让这曾经晦暗的历史事件，逐渐走进大众视野。每年二二八举行公开纪念活动，也成为惯例。

选择“放下”与“和解”的二二八家属

我阿公跟其他受难者不一样，他虽然没死，但他被国民党陷害，而有了冤屈。

不过，不是所有受难者家属，都对二二八纪念活动或政治诉求有想法，许多受难者家属在40年白色恐怖的噤声下，内化了恐惧，从而转为默不关心，甚至以“放下”、“和解”的姿态，转化这份刻在家族记忆里的伤痛。

前总统马英九在今年的台北市二二八纪念仪式上，提到自己曾在台北市长任内，于二二八纪念馆办一场展览，由二二八受难者张七郎孙子张安满担任策展人。张七郎是医生，也是制宪国大代表，却与两位儿子一起遭到杀害，尸体在郊区被发现时，肚破肠流，死状甚惨。即使马英九多次探访张家，但展览揭幕当天，张安满的母亲叶蕴玉却未出席，原因竟是“不敢到台北，怕会出事”。马英九称自己当时内心一阵绞痛，心想：怎么当年的恐惧没有消去，这是什么样的恐惧？

因二二八感到恐惧的，并非只有亲人死亡的家庭，凡是受威吓或危及生命的经历者，终生都会有阴霾。

例如蒋渭水文化基金会副执行长蒋理容转述她母亲的经验：这个于二二八事件隔年嫁进蒋渭川家的大媳妇发现，只要到了2月，即使是农历年节喜气洋洋之时，恐惧的气氛蔓延，让她感到压力很大。蒋理容童年的记忆亦是如此，她说，课本都说“新年到穿新衣戴新帽”，但她却知道这代表二二八要到了，四姑姑巧云的遗照要拿出来了。

蒋渭川是台湾民众党创办人蒋渭水的弟弟，在其兄病逝后，继承其理想，战后一度尝试重建台湾民众党与台湾工友总联盟，并因此涉入公共政治与政党选举活动。二二八事件发生后，蒋渭川受陈仪之托，代其广播安抚群众，又因为他与行政长官公署往来密切，并与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成员间意见不和，偶有冲突。

蒋渭川曾抨击陈仪政府而遭“警察”突袭，遭到开枪射杀，虽然侥幸逃过，但流弹射杀了一子一女，女儿巧云不幸死亡。然结束逃亡日子后的蒋渭川，被拔擢为官，遂令外界对于他在二二八事件中的角色，产生猜疑，蒋家人因而长期受到有色眼光相待。

“我阿公跟其他受难者不一样，他虽然没死，但他被国民党陷害，而有了冤屈。”蒋理容表示，当二二八可以公开谈论后，大姑姑梨云、六姑姑节云总不会错过各种二二八研讨会与纪念活动，她们一方面对二二八受难者致哀追思，另一方面则是想知道自己的父亲如何被谈论，对他的评价是否公平？

但那是很大的心理煎熬，蒋理容解释，因为姑姑们真心关心二二八，却也要同时承受他人的恶意攻击：“你们又不是受害者。”她说：“连我这个第三代都还会听人家这样骂我，更何况他们？”

对姑姑们报以同情与敬佩的蒋理容，藉著自己母亲视角的时代再现与书写，尽力呈现蒋家女人的二二八心情。她说，那个时代的女人被男人在外的政治活动伤害很深，镇日害怕恐惧，只要政府派人上门，祖母就会面色惨白地想到丈夫逃走的那一天——警察不是拿枪指著她们的太阳穴，就是呼女儿巴掌。而她的两个姑姑，受的是日本教育，又是女人，就算心里有冤，听著台上各种议论，也只能沉默。

“当时虽然解严了，但她们还是很害怕。”蒋理容解释，因为不知道那是真的还是假的？会不会又有什么事要发生了？

听到行政院组成二二八研究小组，蒋梨云与妹妹便把父亲逃亡期间记下的二二八事件后一个月的经历，印成小书，希望能让学者注意；但1992年行政院公布的“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并未还蒋渭川清白，反而指出蒋渭川受到情治机关利用来分化处委会。

为了自清，蒋梨云远赴美国找出当年蒋渭川发给蒋介石解释二二八事件的档案，尽一切努力，证明父亲并非外界所污蔑的那种人。也因为同情姑姑们这一生的劳苦奔走，蒋理容也尽可能地帮助他们，并藉著演讲与书写，来完成“自己的转型正义”。

但蒋家人的经历，实在太过复杂，无法简单落入人们立刻产生同情的受难者故事框架里，凡谈及二二八事件时，也不常被讨论或正视。于是，蒋理容一直抱著一个心态：“只要有人愿意听我讲二二八，不管蓝的绿的，我都很愿意去说。”

台湾就是能够自由发声的多元社会啊，在不伤害别人的情况下，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这就是我阿公当年期盼的世界。

2023年2月10日，蒋万安在台北市文化局长蔡诗萍的陪同下，于台北市二二八纪念馆贵宾室与四位二二八受难者家属见面，蒋理容与她的六姑姑也在其中，她们简单交代了蒋渭川的冤屈，希望蒋万安若有能力，能代为平反。

“以蒋万安的年纪跟他的政治生涯，我想，他完全不会懂二二八的问题是什么。”蒋理容直言， 所以她并不会指望蒋万安做转型正义工作、发掘真相或道歉，“那是不可能的事，就算有，也是很不自然、是做出来的 。”

然而，整个面谈时间不到一个小时，时间短的不足以容载任何一人完整的生命故事，何况三个家庭？二二八受难者徐征之女徐光，对于自己才只能将故事说一半感到慌张，急道自己没说完呢；台北市二二八协会理事长黄秀婉则更没有时间开口，但她说，相信蒋万安会再继续听受难者家属说话。

黄秀婉是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重要人物王添灯的外孙女，其母王纯纯当年亲眼看著自己的父亲被抓走，再也没有回来。而在王添灯长子严令下，王家孩子谨言低调，父亲的死亡只能是家族内低语的悲伤，因此黄秀婉自小就感觉到与2月年节极不相衬的肃穆哀伤，大人会向她解释阿公死于二二八，但又叮嘱她不能说出去，即使解严后，二二八的平反与追思，成为政治运动的重要议题，王家大多数成员，仍然沉默，既不公开讨论，也不参加纪念活动。黄秀婉认为那某种程度是种保护，也是不希望后代带著仇恨。

日后却在因缘际会之下，受到台北市政府委托，在二二八纪念活动上，朗读祖父的文章，从此就由一个单纯的音乐老师，成为二二八纪念活动的策划者与执行者；今年，台北市的二二八纪念仪式，亦是由她策划执行。

“在蒋万安还是立委的时候，我曾向他提出二二八活动的邀约，他虽说会和幕僚讨论，但也直接表明自己的身份或许不适合在这样的场合出现。”黄秀婉能够感受到，蒋万安对于他的身分与二二八的关系，有所意识。换个角度想想，也觉得不必要徒增困扰：蒋万安既不是总统，又不是市长，要以什么立场出席呢？

作为长辈，她忍不住替蒋万安叫屈：不应该只因为他姓蒋，就对他如此苛刻，要求他立刻为自己没参与过的事负责。黄秀婉直道，自己身为受难者第三代家属，与阿公的时代已有所距离，更何况蒋万安是第四代？而她只希望自己的儿女不需要再承担这份重量。

黄秀婉为人师表的宽容，并不限定蒋万安。

2023年2月28日下午，瞻前顾后，设法让仪式顺利进行的她，眼见自己尽心规划的活动，被抗议学生闯入，一度中断了两分钟，也只是无奈耸了耸肩，称这就是一个“插曲”：“台湾就是能够自由发声的多元社会啊，在不伤害别人的情况下，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这就是我阿公当年期盼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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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二二八受难人数受限于当时时空环境，一直无法精确统计。1992年出版的二二八研究报告，指出数量为一万八千至两万人，蒋渭川担任民政局长时所做的统计，也是这个数字。但与国民党政府档案上的数字落差甚大，因此向来就是争议所在。本文所用数字，以二二八纪念基金会通过的补赔偿人数计算。

注2：来源为台湾省二二八事变政法与死亡人犯名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