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一塊墓地】记忆为他们挖的坟：关于暴力﹑痛苦﹑以及创伤

编者按：“寻找一块墓地”是端传媒新开设的专栏，我们希望在这里认真地和读者谈死亡﹑遗憾﹑悔恨，但也谈生命﹑爱﹑希望，和那些无法解决的道德难题。我是这个栏目的编辑陈婉容。这一期文章的作者Peter Callan是美国人，出生于上世纪纷纷扰扰的六十年代。他仔细回忆了他家中的那些看过战争的祖父辈－－他们在毫无准备下窥见人性最黑暗的一面，然后终身都在尝试摆脱那些痛苦回忆，只是大多徒劳无功。学术研究都说我们的身体会记住创伤，只是在作者笔下，那些创伤是那些他爱过的亲人朋友真实经历过的人生，而不止是医学或心理研究的名词。最后作者也记录了他在2019年的香港目睹的无边黑暗。这是一篇坦率得有点残忍的回忆录。

我的祖父母辈参加过二战。那一代人应召入伍，为国效力，亲身经历战争的恐怖。后来他们被誉为“最伟大的一代美国人”，因为他们曾在美欧两片大陆与法西斯主义搏斗，并且胜利了。战后，这代人被视为英雄，载誉而归——或者说，他们中一部分人得到了这样的荣耀。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还有很多美国人在二战中留在本土贡献后勤劳动。著名的塔斯基空军队伍中，每一个飞行员背后都有几十甚至几百个支援他的装卸工、勤杂工和卡车司机。本土工人对战争的重要性绝不亚于带枪上阵的战士，但他们并没有得到同等待遇。

我的祖父们就是这样一群人。

我外公战前在康州一家轴承公司工作。他高中肄业，但那份工作他胜任有余。我小时候，外公和外婆喜欢在他俩简朴的家中开野餐会，邀请同事来参加。外公的的同事那时都有五六十岁，一群粗壮的平头男人。幼年的我学会通过他们手指的数量来分清谁是谁——这些人一辈子都在操作机器，几十年来总会被机器“咬”上一两次。外公一只中指就缺了一半，他的同事也有类似的残疾，只是在不同的手指上。

我爷爷从波士顿学院取得硕士学位，这份学历为他赢得在康州一家飞机公司办公室工作的机会。二战爆发，外公和爷爷的专业技能都是支援战争中必不可少的，故两人都免除兵役。外婆也在轴承公司工作，战时她的工作比平时多，因为公司不少男人被征入伍。爷爷和外公的兄弟姐妹中很多人未能免于服役，陆续加入军队，被派往欧洲或太平洋战场，担任各种各样的工作和角色。

战争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了那一代人。

奶奶的姐夫希德爷爷很爱说笑，记忆中他总在笑。他从不会真的谈起战时的经历，其他几个爷爷也是如此。战后他在通用电气公司找到工作，安顿下来，有了小家庭。有天，他和我讲起当时和战友解放犹太集中营的事，那次他没笑，而是认真说起那天他在集中营闻到的味道，说起当时他和其他士兵如何努力理解眼前的一切。今天我们通过教育和媒介在理解大屠杀，但希德见到集中营之前，没有接触到任何背景讯息。刹那间看到那样的惨况，一定很痛苦。他难得严肃的样子让还是孩子的我很不安，于是他改变话题，又开始笑，笑得很开心。他没再和我提过战争，随着我年龄增长，我也学会了不去问这些事情。

而乔爷爷就从未谈论过战争，但他也不真的和我们聊天。

他像很多俗套电影里的角色：一个曾经因为某些事情受到创伤，几乎完全与世隔绝的，沉默寡言的老人。小时候过感恩节和圣诞节，父母带我去苏菲奶奶家做客。我记得那些家庭聚餐，但我不记得乔有坐在我们中间。他总在自己的房间里，不与人打交道。有时，他偷偷把我拉到一边，给我看从当铺买的手表。父母一早告诉我，千万不要问起乔关于战争的事情，很多年后我从亲戚那知道了原因。乔在太平洋战区服役时，曾和最好的朋友在炮弹坑里待了三天。只是，他的朋友第一天就被日本人的砲弹击中，死了。乔不得不和好友的尸体在洞里又困了两天。1970年代，美国大街上越来越多人在开日本汽车。对此乔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好话，他对日本人也没说过什么好听的。我知道他那样不好，但我理解——随处可见的日本消费品好像在说他和他朋友是个笑话。

二战中服役的美国人并没有所谓的服役期。他们要么死在战场，要么受重伤回国，或者活到战争结束。乔在太平洋战区一直守到1945年。好友死后，他没有再交任何朋友，只埋头于军队分配给他的工作，直到回家。母亲告诉我，哪怕到1950年代，乔听到警笛或消防笛，也会躲最近的车辆下面。当时的人们把这种反应称为 “炮弹休克”，后来才知道这是创伤后应激障碍。其实一直到1970年代，乔即使在家里也经常幻听。他有了工作，但从未结婚。他有朋友，也有家庭，但他从未能真正与我们建立关系。他没有孩子，很可能是害怕再次体验失去一个人的伤痛。他从未拥有过一个家。他的工作也都是些不起眼的职业。

乔并没有死在战争中，但他无疑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1985年，他做了一个心脏手术。手术似乎扭开了一个开关。手术后的乔有说不完的话，把我们都惊呆了。也许与死亡擦肩而过终于让他庆幸还活著，也许他终于放下了来自40年前的记忆。他开始谈起战争，面带微笑，热情洋溢，非常不协调。为了乔爷爷，我们花了好多心思避谈二战话题，但现在他居然自己开始讲了。他谈战争的时候那么公开坦率，好像忘记我们这代人并没有经历过战争。和很多退伍军人一样，他爱用一种让人觉得理所当然的语气，谈论大家都不愿经历的事。

战争中乔是工程师，他的任务之一是清除军队前进中遇到的日本碉堡。“我们把手榴弹扔进日本人的药箱，但日本人会把它们扔回来。后来，我们就用澳大利亚手榴弹。” 我问他有什么区别，他笑：“美国手榴弹有七秒钟的引信。澳大利亚的只有5秒。后来我们每次都能成功。”

他在太平洋战场三年，只看到过一个日本战俘。战俘很憔悴很脏，无论美国士兵如何安抚，这名囚犯仍然惊恐万分，不愿吃任何东西。后来通过翻译乔才知道，有人跟这名日本士兵说美国人会吃战俘，他怕美国人是想在吃掉他之前把他养肥。乔和战友们觉得这非常有趣，纷纷开这个战俘的玩笑，这是这些被死亡和苦难包围的人找幽默的方式。乔的战争故事也不都是黑暗的。有天他在硫磺岛开着千斤顶，惊动了两个附近的美国士兵。他们以为听到了机枪声，于是立刻找掩护。乔拿那两个士兵取乐了一个下午：每当他们中一个人探出头来，乔就会发射手锤，假装是枪声。他觉得很好玩。

希德和乔，以及他们那代大多数人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战争，他们看到了难以言喻的事情，也可能做过难以言喻的事情。他们与之开战的是很具体很明确的敌人，当时没人质疑他们的生活方式。

然后他们回家，试图忘记经历过的一切。

创伤后应激障碍那时还不为人知，但威士忌和酒精却很流行。1940年代和1950年代，男人不谈论他们的恐惧，也不讲他们的感受。相反，他们在酒吧或退伍军人协会大厅度过空闲时间，喝酒，抽烟，尝试忘记他们的记忆和情绪。美国各地的退伍军人协会大厅是男人的第二个家，他们有共同的经历，但不会谈论它——那不是男人做的事。他们喝酒、抽烟、谈论体育赛事，试图提醒自己，他们已经拯救了世界，所以值得。他们工作、养家、钓鱼，很少允许自己感受到内在的情绪。

这些人很多在60多岁时去世。他们一旦从工作岗位退休，就失去了忘记痛苦的方式，生命变得没有目标。1970年代，我和家人埋葬了我的两位祖父。我爷爷在战前就酗酒，战后十多年，每天半加仑威士忌对他造成了永久伤害。外公在周末不上班时曾打过半职业足球联赛，即使在住院后，他还坚持他的结肠癌只不过是消化不良。他以前很爱吃烤焦了的吐司，还跟我说焦了的部份有维他命。我说那些是碳，不是维他命。他会回应：“不要自作聪明。”但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总是笑著的。

那一代男性亲人中，希德活得最久，这可能不是巧合；他是我唯一能回忆起在笑的人。我想，希德爷爷看到和做过的可怕的事情比较少，应该没有过乔那样的恐怖回忆。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给外婆送葬的时候。我们把她的骨灰带到外公墓地那边，她比丈夫多活了几十年。

“我们的墓地离这里不远，”希德说，“我们有四个骨灰位，如果哪天你需要一个，就给你一个。”

不知为甚么，那一刻一直留在我心中，它是我对希德的理解的缩影——善良、务实、慷慨，让人感到被关心，但又没有施予者的姿态。那一切让死亡看起来，没那么让人孤单了。

二战结束后，美国政府推行大兵法案，退伍军人想上大学的话有财政援助，想买房的话也有联邦贷款。大兵法案创造了美国中产阶级。那之前，高等教育基本上是富人的特权。许多退伍白人军人利用大兵法案获得大学学位。他们结婚生子，搬进了大兵法案贷款买来的新房子。我的家人并没有利用这个机会。他们仍然留在康州，仍是信仰天主教的工人阶级，生活在小而整洁的家中。他们会在佛罗里达度假，能买新的、甚至是奢侈的汽车。

最伟大的一代美国人，为了战争胜利、大学学位、好工作和新房子而兴奋。他们结婚生子，生下婴儿潮世代。虽然我的父母在战前出生，严格来说，并不是婴儿潮一代，但他们的朋友和同事都是。那代人很多都是都是各自家庭历史中第一代中产。他们有房有车，有三四个孩子。战后经济蓬勃发展，这样的小家庭里，爸爸工作，妈妈操持家务，新出现的电视机是家庭文化的里程碑。

那一代上大学已经不是遥不可及的愿望。1960年代早期，美国的大学比以前更多。新中产阶级的孩子去了象牙塔，在那里发现了大麻、药丸和马克思。他们在理论层面而不是人生中学习历史和政治。他们最关心的政治话题就是美国介入越南战争。许多人认识到，美国的参与说好听点是有问题，说得难听就是大错特错。那一代人在课堂上也在家里表达自己的观点。他们的父母曾经响应国家号召，与法西斯主义斗争，无法理解这些孩子在大学里到底学到了什么。国家派你去哪里，你就去哪里，这就是国家。你不会质疑政府，你也不想看到共产主义越做越大，不是吗？

相当多的婴儿潮一代反对战争。一些人通过教育机会延期入伍，也有人跑去加拿大。但更多人没有这些选择。我父亲早在1958年18岁时加入海军，越战前他就完成了足够的现役和预备役服务，所以不必参战。很多他的同龄人都去了。在越南，数百万人死亡、受伤，或遭受精神和身体上的创伤，这些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我不想贬低东南亚人民的痛苦遭遇，但我想说，越战也是整整一代美国人的梦魇。1970年代，它占据了几乎所有人的意识。

一个为我父亲工作的人曾去过越南，回来后吸食海洛因上瘾。他试过戒毒，但从没成功过。他无法开口谈在越南目击的一切，但那些记忆缠扰他一生。我父亲的一个海军战友在越南呆了一年，回国后恢复了看似正常的生活。有天在看新闻时，他看到当年他基地附近的村庄被空袭摧毁。这人曾在村子里待了很长时间，为改善战区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现在这些努力也都化为乌有了。另一个我父母的朋友谈到，他从越南回来后找到一份办公室工作。办公室老板不曾在越南服役，有天要求这个人对工作任务排序，并称这是“生死攸关的问题”。这话让他忍不住笑起来，因此得罪了老板。他在越南看到了大量的死亡，理解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

我一位年长的朋友也参加过越战，还曾赢得一枚勋章。他的空军基地被攻陷的那天晚上，他在炮击声中跳下床，只拿了步枪和弹药袋。他“穿着该死的内衣”跑到外面，看到两个人在黑暗中奔跑。他掏出弹夹，杀死了这两名携带炸药的越南工兵。三十年后，他仍然倍感幸运。“我甚至没有看清是谁。我其实也可能轻易地杀死了两个自己人”。这枚奖章被埋在他家阁楼上的纸箱里，不见天日。

“它也没有满足我他妈的期望。”

还有个退伍军人朋友对我影响很大。他说自己到越南时 “已经一团糟”。只要有机会，他就会灌醉自己，而且这些机会多著。一天早上，他酩酊大醉，没有参加上午的直升机飞行。就在那个上午，直升机被击落，他同组的四名机组成员全部死亡。一直到1980年代，他都没能直视越战纪念墙上刻著的战友的名字。三十年后说起这件事情，这个身材魁梧、体格健壮的人仍然含著内疚和悔恨的泪水。当兵的经历使他有资格获得读大学的援助，他也很聪明地接受了援助。在一所常春藤盟校读书的第一个星期，他坐在校园里，意识到其实那时距离离战争结束只有几个月。他听到两个大学生聊天，说暑假在欧洲各地旅行的见闻，其中一个人说欧洲远非自己期望中的样子。“我去年在越南呆了一年，”他打断这两个年轻人。“它也没有满足我他妈的期望。”

这两个大学生能够利用求学读书寻求延期入伍，虽然我们都能理解这样的苦衷，但当时人们对此的看法往往是负面的。像美国的许多其他事情，能不能延期，总是受到阶级或财富的影响。越战期间被征兵的多是工人阶级和穷人，这些人的父母往往没能从二战大兵法案中获益。我认识很多这样的人。因此，每当我听到有人轻描淡写地说“我不想让越战耽误我的学习，”我都会瞪他。因为我知道有太多人没有这种特权。

我上大学时找到一种勤工俭学的方法——为所谓的 “高危”儿童工作。我参加的工作项目就是为他们提供机会，在夏季参加大学课程，如果他们表现良好，可以在秋季上大学。这些孩子中很多是柬埔寨人、老挝人和越南人。美国不但对退伍军人的待遇很差，对战争难民同样很差。难民来到美国，被安置在公房中，这些房子看起来就像战区。很多人来到美国时要么是婴儿，要么是第一代移民。他们在战争中失去了家人，特别是柬埔寨的孩子，几乎没有任何亲属。我提醒自己不过问他们的生活，或他们父母的生活，他们有足够多的创伤要处理，我不想在伤口撒盐，我只是帮助他们充分利用他们得到的（不充分的）机会。在认识他们的过程中，我理解了退伍军人的部分痛苦。

有个学生叫詹姆斯。他来自海地，一个被卷入美国冷战期间魔鬼交易的国家：只要一个国家声称自己反共，美国就会支持它。而当时管控海地的是恶劣的杜瓦利埃家族。我记得我读过一本关于海地的书，一直看到一个叫 “项链 ”或 “Pere le Brun”的词。我问詹姆斯这是什么意思。他告诉我 Pere Le Brun 就像米其林人——秘密警察来到你家，把你拖到街上，把轮胎套在你的头上，装满汽油，然后把轮胎连人一同点燃。

我问詹姆斯是否见过这样的事情。“当然啦，”他说。他说这句话的方式与他解释这些术语的方式相同；平淡，真实，很像乔爷爷谈论日本士兵的手榴弹。从那以后，我经常和其他美国人说，如果一个移民对美国的唯一要求，只是不需要担心被拖到街上并被烧掉脑袋，我真的不在乎他们是不是能被我们“同化”，或者他们是不是“成功人士”。

我出生于1960年代晚期。1984年，我在邮局填写了征兵服务卡。当时没有征兵，但以防万一，国家仍然需要你登记。1980年代是格林纳达和巴拿马的十年，这些战争规模小、时间短，仿佛一眨眼就会错过。第一次海湾战争其实只持续了一个工作周。 我在军队中认识许多人，他们参加过第一次或第二次海湾战争，还有后来二十年的反恐战争。这段时间我没有住在美国，但我还是看到了战争对又一代（或两代）美国人的影响。我的朋友们在波斯尼亚等地执行维和任务。哪怕他们自身没有陷于险境，还是目击了许多不人道行为，而且他们束手无策。

杰夫是我在大学里最亲密的朋友，他觉得学术生活不适合自己就退学了。他其实非常聪明，完全可以完成学业，所以我当时觉得很不解。但很快他应征入伍，然后在特种部队服役。他是在阿富汗搜索本-拉登的特种兵之一。我从来没有问过他阿富汗或者他去过的任其他地方的情况，但我通过共同的熟人知道，杰夫的军旅经历让他很痛苦。但除了对少数经历过同样事情的人，他对那些痛苦绝口不提。

杰夫在军中学会并迷上了跳伞。他在世界各地从飞机上跳下了数千次，也当过数百人的跳伞教练。他说跳伞可以缓解压力，因为退役以后，他当了警察，那又是一份高压工作。有天，他和一个朋友跳伞时，由于落地时太用力，他心脏病发作离开了人世。那时他还很年轻，刚当上父亲不久。

我的生活是由战争塑造的。我在朋友和家人身上观察到的痛苦，早已使我对战争没有任何妄想。勇敢在和平时期并不是美德，毅力才是。我看着一代又一代的男人带着痛苦、遗憾和挫败感走过人生最后的几十年。一些人被它摧毁，一些人成为更好的人，但他们并不总是像我的希德爷爷那样爱说爱笑。一位朋友的父亲在1950年代上大学，他的同学都是参加过朝鲜战争的老兵。老兵们只比其他大学生大几岁，但他们的成熟和严肃是后者所不能比的——老兵没有能力享受轻浮的生活。

这可能是创伤最隐蔽也是最有害的地方——它剥夺了你感受快乐的能力，或乐观的能力。受创伤的人拥抱和平，因为他们看过战争。他们试图不伤害别人，不是因为那是错误的，而是因为他们曾经受到过伤害。他们努力做正确的事情，因为他们不想再为世上的错误做出贡献。

我没有太多第一身的创伤经验，也没经历过战争。但我的创伤仍跟暴力﹑痛苦和愤怒分不开。2019年下半年，我亲眼看到不受约束的国家暴力会造成甚么后果。那年6月12日，我目击香港警察用催泪弹和橡胶子弹回应扔向他们的空水瓶。他们无视警察通例，也无视武器制造商订下的使用准则。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地，无知地使用武力；没有引起踩踏或人群拥挤只是奇迹。

那天，我看著一个不到18岁的年轻女孩因恐惧而发抖。我从未感受过这样的无助和愤怒。那些眼睛发红﹑泪流满面的年轻人边咳嗽边问我有没有事。“没事，”我跟他们说：“我是美国人。”他们就点头说：“哦，你已经习惯了。”然后他们继续寻找可能需要帮忙的人。这种无私和关怀，贯穿了那年余下的时间。不幸的是，同时贯穿2019下半年的，是邪恶﹑愚昧的警暴。

我看到一名警察掐住示威者的脖子，试图让他失去知觉，只是被记者发现才停下来了。我在不到50米远的地方，看到警察用豆袋射击一个年轻女性的面部，让她失去了一只眼睛。我看到警察在一次和平的抗议活动中，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立即向示威者和旁观者发射催泪弹。有时他们发射的有毒化学品太多了，死了的鸟儿会从天上掉下来。

有个描述拳击手的说法是他们的鼻子“满脸都是”（all over the face）。我以前不知道这句话是甚么意思，直到香港中文大学被包围的那天，我见到一个被橡胶子弹打中的年轻人。他的鼻子被打扁了，扁得覆盖了脸上不该覆盖的地方。我看到警察以世上任何地方都无法容忍的方式残害示威者。

警察的支持者辩解说，在美国示威者只会被枪杀。这说法断然不实，也狡猾地忽略了美国警察会因滥权而受纪律处分的事实。但没有任何香港警察因无数暴力行为而受纪律处分，更不用说被起诉了。这个认知给我的创伤不亚于我目击的所有暴行。而且，美国警察向公民开枪的频率的确惊人，但公民也会向警察开枪。但在1997年后的香港，唯一向警察开枪的人，是其他警察。

随著疫症的出现，香港和中央政府抓住了时机，以防疫为名借法律和政治压制了抗议行动。他们声称这个城市已回复稳定，但他们只是把张力暂时抑制下来了－－有天它会再次爆发。到时候，我希望要承受伤痛的，不是那些已经受过超过任何人类能够容忍的创伤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