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一塊墓地】記憶為他們挖的墳：關於暴力﹑痛苦﹑以及創傷

編者按：「尋找一塊墓地」是端傳媒新開設的專欄，我們希望在這裡認真地和讀者談死亡﹑遺憾﹑悔恨，但也談生命﹑愛﹑希望，和那些無法解決的道德難題。我是這個欄目的編輯陳婉容。這一期文章的作者Peter Callan是美國人，出生於上世紀紛紛擾擾的六十年代。他仔細回憶了他家中的那些看過戰爭的祖父輩－－他們在毫無準備下窺見人性最黑暗的一面，然後終身都在嘗試擺脫那些痛苦回憶，只是大多徒勞無功。學術研究都說我們的身體會記住創傷，只是在作者筆下，那些創傷是那些他愛過的親人朋友真實經歷過的人生，而不止是醫學或心理研究的名詞。最後作者也記錄了他在2019年的香港目睹的無邊黑暗。這是一篇坦率得有點殘忍的回憶錄。

我的祖父母輩參加過二戰。那一代人應召入伍，為國效力，親身經歷戰爭的恐怖。後來他們被譽為「最偉大的一代美國人」，因為他們曾在美歐兩片大陸與法西斯主義搏鬥，並且勝利了。戰後，這代人被視為英雄，載譽而歸——或者說，他們中一部分人得到了這樣的榮耀。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還有很多美國人在二戰中留在本土貢獻後勤勞動。著名的塔斯基空軍隊伍中，每一個飛行員背後都有幾十甚至幾百個支援他的裝卸工、勤雜工和卡車司機。本土工人對戰爭的重要性絕不亞於帶槍上陣的戰士，但他們並沒有得到同等待遇。

我的祖父們就是這樣一群人。

我外公戰前在康州一家軸承公司工作。他高中肄業，但那份工作他勝任有餘。我小時候，外公和外婆喜歡在他倆簡樸的家中開野餐會，邀請同事來參加。外公的的同事那時都有五六十歲，一群粗壯的平頭男人。幼年的我學會通過他們手指的數量來分清誰是誰——這些人一輩子都在操作機器，幾十年來總會被機器「咬」上一兩次。外公一隻中指就缺了一半，他的同事也有類似的殘疾，只是在不同的手指上。

我爺爺從波士頓學院取得碩士學位，這份學歷為他贏得在康州一家飛機公司辦公室工作的機會。二戰爆發，外公和爺爺的專業技能都是支援戰爭中必不可少的，故兩人都免除兵役。外婆也在軸承公司工作，戰時她的工作比平時多，因為公司不少男人被徵入伍。爺爺和外公的兄弟姐妹中很多人未能免於服役，陸續加入軍隊，被派往歐洲或太平洋戰場，擔任各種各樣的工作和角色。

戰爭以不同的方式影響了那一代人。

奶奶的姐夫希德爺爺很愛說笑，記憶中他總在笑。他從不會真的談起戰時的經歷，其他幾個爺爺也是如此。戰後他在通用電氣公司找到工作，安頓下來，有了小家庭。有天，他和我講起當時和戰友解放猶太集中營的事，那次他沒笑，而是認真說起那天他在集中營聞到的味道，說起當時他和其他士兵如何努力理解眼前的一切。今天我們通過教育和媒介在理解大屠殺，但希德見到集中營之前，沒有接觸到任何背景訊息。剎那間看到那樣的慘況，一定很痛苦。他難得嚴肅的樣子讓還是孩子的我很不安，於是他改變話題，又開始笑，笑得很開心。他沒再和我提過戰爭，隨着我年齡增長，我也學會了不去問這些事情。

而喬爺爺就從未談論過戰爭，但他也不真的和我們聊天。

他像很多俗套電影裡的角色：一個曾經因為某些事情受到創傷，幾乎完全與世隔絕的，沉默寡言的老人。小時候過感恩節和聖誕節，父母帶我去蘇菲奶奶家做客。我記得那些家庭聚餐，但我不記得喬有坐在我們中間。他總在自己的房間裏，不與人打交道。有時，他偷偷把我拉到一邊，給我看從當鋪買的手錶。父母一早告訴我，千萬不要問起喬關於戰爭的事情，很多年後我從親戚那知道了原因。喬在太平洋戰區服役時，曾和最好的朋友在炮彈坑裏待了三天。只是，他的朋友第一天就被日本人的砲彈擊中，死了。喬不得不和好友的屍體在洞裏又困了兩天。1970年代，美國大街上越來越多人在開日本汽車。對此喬從來沒有說過一句好話，他對日本人也沒說過什麼好聽的。我知道他那樣不好，但我理解——隨處可見的日本消費品好像在說他和他朋友是個笑話。

二戰中服役的美國人並沒有所謂的服役期。他們要麼死在戰場，要麼受重傷回國，或者活到戰爭結束。喬在太平洋戰區一直守到1945年。好友死後，他沒有再交任何朋友，只埋頭於軍隊分配給他的工作，直到回家。母親告訴我，哪怕到1950年代，喬聽到警笛或消防笛，也會躲最近的車輛下面。當時的人們把這種反應稱為 「炮彈休克」，後來才知道這是創傷後應激障礙。其實一直到1970年代，喬即使在家裏也經常幻聽。他有了工作，但從未結婚。他有朋友，也有家庭，但他從未能真正與我們建立關係。他沒有孩子，很可能是害怕再次體驗失去一個人的傷痛。他從未擁有過一個家。他的工作也都是些不起眼的職業。

喬並沒有死在戰爭中，但他無疑獻出了自己的生命。

1985年，他做了一個心臟手術。手術似乎扭開了一個開關。手術後的喬有說不完的話，把我們都驚呆了。也許與死亡擦肩而過終於讓他慶幸還活著，也許他終於放下了來自40年前的記憶。他開始談起戰爭，面帶微笑，熱情洋溢，非常不協調。為了喬爺爺，我們花了好多心思避談二戰話題，但現在他居然自己開始講了。他談戰爭的時候那麼公開坦率，好像忘記我們這代人並沒有經歷過戰爭。和很多退伍軍人一樣，他愛用一種讓人覺得理所當然的語氣，談論大家都不願經歷的事。

戰爭中喬是工程師，他的任務之一是清除軍隊前進中遇到的日本碉堡。「我們把手榴彈扔進日本人的藥箱，但日本人會把它們扔回來。後來，我們就用澳洲手榴彈。」 我問他有什麼區別，他笑：「美國手榴彈有七秒鐘的引信。澳洲的只有5秒。後來我們每次都能成功。」

他在太平洋戰場三年，只看到過一個日本戰俘。戰俘很憔悴很髒，無論美國士兵如何安撫，這名囚犯仍然驚恐萬分，不願吃任何東西。後來通過翻譯喬才知道，有人跟這名日本士兵說美國人會吃戰俘，他怕美國人是想在吃掉他之前把他養肥。喬和戰友們覺得這非常有趣，紛紛開這個戰俘的玩笑，這是這些被死亡和苦難包圍的人找幽默的方式。喬的戰爭故事也不都是黑暗的。有天他在硫磺島開着千斤頂，驚動了兩個附近的美國士兵。他們以為聽到了機槍聲，於是立刻找掩護。喬拿那兩個士兵取樂了一個下午：每當他們中一個人探出頭來，喬就會發射手錘，假裝是槍聲。他覺得很好玩。

希德和喬，以及他們那代大多數人經歷了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戰爭，他們看到了難以言喻的事情，也可能做過難以言喻的事情。他們與之開戰的是很具體很明確的敵人，當時沒人質疑他們的生活方式。

然後他們回家，試圖忘記經歷過的一切。

創傷後應激障礙那時還不為人知，但威士忌和酒精卻很流行。1940年代和1950年代，男人不談論他們的恐懼，也不講他們的感受。相反，他們在酒吧或退伍軍人協會大廳度過空閒時間，喝酒，抽菸，嘗試忘記他們的記憶和情緒。美國各地的退伍軍人協會大廳是男人的第二個家，他們有共同的經歷，但不會談論它——那不是男人做的事。他們喝酒、抽菸、談論體育賽事，試圖提醒自己，他們已經拯救了世界，所以值得。他們工作、養家、釣魚，很少允許自己感受到內在的情緒。

這些人很多在60多歲時去世。他們一旦從工作崗位退休，就失去了忘記痛苦的方式，生命變得沒有目標。1970年代，我和家人埋葬了我的兩位祖父。我爺爺在戰前就酗酒，戰後十多年，每天半加侖威士忌對他造成了永久傷害。外公在週末不上班時曾打過半職業足球聯賽，即使在住院後，他還堅持他的結腸癌只不過是消化不良。他以前很愛吃烤焦了的吐司，還跟我說焦了的部份有維他命。我說那些是碳，不是維他命。他會回應：「不要自作聰明。」但他說這句話的時候總是笑著的。

那一代男性親人中，希德活得最久，這可能不是巧合；他是我唯一能回憶起在笑的人。我想，希德爺爺看到和做過的可怕的事情比較少，應該沒有過喬那樣的恐怖回憶。我最後一次見到他，是給外婆送葬的時候。我們把她的骨灰帶到外公墓地那邊，她比丈夫多活了幾十年。

「我們的墓地離這裏不遠，」希德說，「我們有四個骨灰位，如果哪天你需要一個，就給你一個。」

不知為甚麼，那一刻一直留在我心中，它是我對希德的理解的縮影——善良、務實、慷慨，讓人感到被關心，但又沒有施予者的姿態。那一切讓死亡看起來，沒那麼讓人孤單了。

二戰結束後，美國政府推行大兵法案，退伍軍人想上大學的話有財政援助，想買房的話也有聯邦貸款。大兵法案創造了美國中產階級。那之前，高等教育基本上是富人的特權。許多退伍白人軍人利用大兵法案獲得大學學位。他們結婚生子，搬進了大兵法案貸款買來的新房子。我的家人並沒有利用這個機會。他們仍然留在康州，仍是信仰天主教的工人階級，生活在小而整潔的家中。他們會在佛羅里達度假，能買新的、甚至是奢侈的汽車。

最偉大的一代美國人，為了戰爭勝利、大學學位、好工作和新房子而興奮。他們結婚生子，生下嬰兒潮世代。雖然我的父母在戰前出生，嚴格來說，並不是嬰兒潮一代，但他們的朋友和同事都是。那代人很多都是都是各自家庭歷史中第一代中產。他們有房有車，有三四個孩子。戰後經濟蓬勃發展，這樣的小家庭裡，爸爸工作，媽媽操持家務，新出現的電視機是家庭文化的里程碑。

那一代上大學已經不是遙不可及的願望。1960年代早期，美國的大學比以前更多。新中產階級的孩子去了象牙塔，在那裏發現了大麻、藥丸和馬克思。他們在理論層面而不是人生中學習歷史和政治。他們最關心的政治話題就是美國介入越南戰爭。許多人認識到，美國的參與說好聽點是有問題，說得難聽就是大錯特錯。那一代人在課堂上也在家裏表達自己的觀點。他們的父母曾經響應國家號召，與法西斯主義鬥爭，無法理解這些孩子在大學裏到底學到了什麼。國家派你去哪裏，你就去哪裏，這就是國家。你不會質疑政府，你也不想看到共產主義越做越大，不是嗎？

相當多的嬰兒潮一代反對戰爭。一些人通過教育機會延期入伍，也有人跑去加拿大。但更多人沒有這些選擇。我父親早在1958年18歲時加入海軍，越戰前他就完成了足夠的現役和預備役服務，所以不必參戰。很多他的同齡人都去了。在越南，數百萬人死亡、受傷，或遭受精神和身體上的創傷，這些影響一直持續到今天。我不想貶低東南亞人民的痛苦遭遇，但我想說，越戰也是整整一代美國人的夢魘。1970年代，它佔據了幾乎所有人的意識。

一個為我父親工作的人曾去過越南，回來後吸食海洛因上癮。他試過戒毒，但從沒成功過。他無法開口談在越南目擊的一切，但那些記憶纏擾他一生。我父親的一個海軍戰友在越南呆了一年，回國後恢復了看似正常的生活。有天在看新聞時，他看到當年他基地附近的村莊被空襲摧毀。這人曾在村子裏待了很長時間，為改善戰區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現在這些努力也都化為烏有了。另一個我父母的朋友談到，他從越南回來後找到一份辦公室工作。辦公室老闆不曾在越南服役，有天要求這個人對工作任務排序，並稱這是「生死攸關的問題」。這話讓他忍不住笑起來，因此得罪了老闆。他在越南看到了大量的死亡，理解什麼是真正重要的，什麼是不重要的。

我一位年長的朋友也參加過越戰，還曾贏得一枚勳章。他的空軍基地被攻陷的那天晚上，他在炮擊聲中跳下床，只拿了步槍和彈藥袋。他「穿着該死的內衣」跑到外面，看到兩個人在黑暗中奔跑。他掏出彈夾，殺死了這兩名攜帶炸藥的越南工兵。三十年後，他仍然倍感幸運。「我甚至沒有看清是誰。我其實也可能輕易地殺死了兩個自己人」。這枚獎章被埋在他家閣樓上的紙箱裏，不見天日。

「它也沒有滿足我他媽的期望。」

還有個退伍軍人朋友對我影響很大。他說自己到越南時 「已經一團糟」。只要有機會，他就會灌醉自己，而且這些機會多著。一天早上，他酩酊大醉，沒有參加上午的直升機飛行。就在那個上午，直升機被擊落，他同組的四名機組成員全部死亡。一直到1980年代，他都沒能直視越戰紀念牆上刻著的戰友的名字。三十年後說起這件事情，這個身材魁梧、體格健壯的人仍然含著內疚和悔恨的淚水。當兵的經歷使他有資格獲得讀大學的援助，他也很聰明地接受了援助。在一所常春藤盟校讀書的第一個星期，他坐在校園裡，意識到其實那時距離離戰爭結束只有幾個月。他聽到兩個大學生聊天，說暑假在歐洲各地旅行的見聞，其中一個人說歐洲遠非自己期望中的樣子。「我去年在越南呆了一年，」他打斷這兩個年輕人。「它也沒有滿足我他媽的期望。」

這兩個大學生能夠利用求學讀書尋求延期入伍，雖然我們都能理解這樣的苦衷，但當時人們對此的看法往往是負面的。像美國的許多其他事情，能不能延期，總是受到階級或財富的影響。越戰期間被徵兵的多是工人階級和窮人，這些人的父母往往沒能從二戰大兵法案中獲益。我認識很多這樣的人。因此，每當我聽到有人輕描淡寫地說「我不想讓越戰耽誤我的學習，」我都會瞪他。因為我知道有太多人沒有這種特權。

我上大學時找到一種勤工儉學的方法——為所謂的 「高危」兒童工作。我參加的工作項目就是為他們提供機會，在夏季參加大學課程，如果他們表現良好，可以在秋季上大學。這些孩子中很多是柬埔寨人、老撾人和越南人。美國不但對退伍軍人的待遇很差，對戰爭難民同樣很差。難民來到美國，被安置在公房中，這些房子看起來就像戰區。很多人來到美國時要麼是嬰兒，要麼是第一代移民。他們在戰爭中失去了家人，特別是柬埔寨的孩子，幾乎沒有任何親屬。我提醒自己不過問他們的生活，或他們父母的生活，他們有足夠多的創傷要處理，我不想在傷口撒鹽，我只是幫助他們充分利用他們得到的（不充分的）機會。在認識他們的過程中，我理解了退伍軍人的部分痛苦。

有個學生叫詹姆斯。他來自海地，一個被捲入美國冷戰期間魔鬼交易的國家：只要一個國家聲稱自己反共，美國就會支持它。而當時管控海地的是惡劣的杜瓦利埃家族。我記得我讀過一本關於海地的書，一直看到一個叫 「項鍊 」或 「Pere le Brun」的詞。我問詹姆斯這是什麼意思。他告訴我 Pere Le Brun 就像米其林人——秘密警察來到你家，把你拖到街上，把輪胎套在你的頭上，裝滿汽油，然後把輪胎連人一同點燃。

我問詹姆斯是否見過這樣的事情。「當然啦，」他說。他說這句話的方式與他解釋這些術語的方式相同；平淡，真實，很像喬爺爺談論日本士兵的手榴彈。從那以後，我經常和其他美國人說，如果一個移民對美國的唯一要求，只是不需要擔心被拖到街上並被燒掉腦袋，我真的不在乎他們是不是能被我們「同化」，或者他們是不是「成功人士」。

我出生於1960年代晚期。1984年，我在郵局填寫了徵兵服務卡。當時沒有徵兵，但以防萬一，國家仍然需要你登記。1980年代是格林納達和巴拿馬的十年，這些戰爭規模小、時間短，彷彿一眨眼就會錯過。第一次海灣戰爭其實只持續了一個工作周。 我在軍隊中認識許多人，他們參加過第一次或第二次海灣戰爭，還有後來二十年的反恐戰爭。這段時間我沒有住在美國，但我還是看到了戰爭對又一代（或兩代）美國人的影響。我的朋友們在波斯尼亞等地執行維和任務。哪怕他們自身沒有陷於險境，還是目擊了許多不人道行為，而且他們束手無策。

傑夫是我在大學裏最親密的朋友，他覺得學術生活不適合自己就退學了。他其實非常聰明，完全可以完成學業，所以我當時覺得很不解。但很快他應徵入伍，然後在特種部隊服役。他是在阿富汗搜索本-拉登的特種兵之一。我從來沒有問過他阿富汗或者他去過的任其他地方的情況，但我通過共同的熟人知道，傑夫的軍旅經歷讓他很痛苦。但除了對少數經歷過同樣事情的人，他對那些痛苦絕口不提。

傑夫在軍中學會並迷上了跳傘。他在世界各地從飛機上跳下了數千次，也當過數百人的跳傘教練。他說跳傘可以緩解壓力，因為退役以後，他當了警察，那又是一份高壓工作。有天，他和一個朋友跳傘時，由於落地時太用力，他心臟病發作離開了人世。那時他還很年輕，剛當上父親不久。

我的生活是由戰爭塑造的。我在朋友和家人身上觀察到的痛苦，早已使我對戰爭沒有任何妄想。勇敢在和平時期並不是美德，毅力才是。我看着一代又一代的男人帶着痛苦、遺憾和挫敗感走過人生最後的幾十年。一些人被它摧毀，一些人成為更好的人，但他們並不總是像我的希德爺爺那樣愛說愛笑。一位朋友的父親在1950年代上大學，他的同學都是參加過朝鮮戰爭的老兵。老兵們只比其他大學生大幾歲，但他們的成熟和嚴肅是後者所不能比的——老兵沒有能力享受輕浮的生活。

這可能是創傷最隱蔽也是最有害的地方——它剝奪了你感受快樂的能力，或樂觀的能力。受創傷的人擁抱和平，因為他們看過戰爭。他們試圖不傷害別人，不是因為那是錯誤的，而是因為他們曾經受到過傷害。他們努力做正確的事情，因為他們不想再為世上的錯誤做出貢獻。

我沒有太多第一身的創傷經驗，也沒經歷過戰爭。但我的創傷仍跟暴力﹑痛苦和憤怒分不開。2019年下半年，我親眼看到不受約束的國家暴力會造成甚麼後果。那年6月12日，我目擊香港警察用催淚彈和橡膠子彈回應扔向他們的空水瓶。他們無視警察通例，也無視武器製造商訂下的使用準則。他們不分青紅皂白地，無知地使用武力；沒有引起踩踏或人群擁擠只是奇跡。

那天，我看著一個不到18歲的年輕女孩因恐懼而發抖。我從未感受過這樣的無助和憤怒。那些眼睛發紅﹑淚流滿面的年輕人邊咳嗽邊問我有沒有事。「沒事，」我跟他們說：「我是美國人。」他們就點頭說：「哦，你已經習慣了。」然後他們繼續尋找可能需要幫忙的人。這種無私和關懷，貫穿了那年餘下的時間。不幸的是，同時貫穿2019下半年的，是邪惡﹑愚昧的警暴。

我看到一名警察掐住示威者的脖子，試圖讓他失去知覺，只是被記者發現才停下來了。我在不到50米遠的地方，看到警察用豆袋射擊一個年輕女性的面部，讓她失去了一隻眼睛。我看到警察在一次和平的抗議活動中，在沒有任何警告的情況下，立即向示威者和旁觀者發射催淚彈。有時他們發射的有毒化學品太多了，死了的鳥兒會從天上掉下來。

有個描述拳擊手的說法是他們的鼻子「滿臉都是」（all over the face）。我以前不知道這句話是甚麼意思，直到香港中文大學被包圍的那天，我見到一個被橡膠子彈打中的年輕人。他的鼻子被打扁了，扁得覆蓋了臉上不該覆蓋的地方。我看到警察以世上任何地方都無法容忍的方式殘害示威者。

警察的支持者辯解說，在美國示威者只會被槍殺。這說法斷然不實，也狡猾地忽略了美國警察會因濫權而受紀律處分的事實。但沒有任何香港警察因無數暴力行為而受紀律處分，更不用說被起訴了。這個認知給我的創傷不亞於我目擊的所有暴行。而且，美國警察向公民開槍的頻率的確驚人，但公民也會向警察開槍。但在1997年後的香港，唯一向警察開槍的人，是其他警察。

隨著疫症的出現，香港和中央政府抓住了時機，以防疫為名借法律和政治壓制了抗議行動。他們聲稱這個城市已回復穩定，但他們只是把張力暫時抑制下來了－－有天它會再次爆發。到時候，我希望要承受傷痛的，不是那些已經受過超過任何人類能夠容忍的創傷的人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