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RROR演唱会事故后——舞蹈员重回舞台笑脸迎人，同时在看精神科

【编者按】2022年7月，香港男团MIRROR首次在红磡体育馆举办演唱会。在28日第四场演出至晚上10时半，舞台中央一个LED屏幕松脱坠下，压伤舞蹈员李启言（阿Mo）的头部，另一名舞蹈员张梓峰（阿Fung）亦被砸中受伤；加上前期彩排时受伤的舞蹈员Zisac，总计有3人在制作中受伤。而伤势最严重、被压中颈部和头部的阿Mo，现在仍于私家医院接受治疗。

警方介入调查事件，并在11月公布，发现有人虚报器械重量，拘捕涉事演唱会的承办商“艺能工程”和“协兴隆”共5名职员。主办方MakerVille和大国文化早前发声明指，会咨询法律意见，保留追究的权利，亦支持港府相关改善建议，并会继续承担舞蹈员的医疗费用。

事件引发社会讨论演唱会前期多宗意外的原委、制作时间不足、安全保障是否足够等等。有份参与表演的舞蹈员一直鲜有公开接受访问，他们早前在网上刊登公开信，披露更多演唱会的制作细节。端传媒接触到其中一位舞蹈员，透露近日的情绪和生活、前期制作的细节，以及对舞蹈界权益的想法。

MIRROR演唱会事故后4个月，有份参与表演的舞蹈员P，一直强调自己身体和情绪相对健康。但P知道，自己摆脱不到事故带来的阴影。好几次，P看到街上电视屏幕播放MIRROR的新闻，嚎哭不停。“大家看似复原，令我感到有压力，因为我会想到阿Mo。这个落差，我到现在仍在处理。”

最近，几个为MIRROR伴舞的同伴，第一次重回演唱会，有人感觉不自在，萌生以后不再做演唱会表演的念头。也有同伴需会见精神科医生，医生提醒他们留意发梦的情境，脑中会否出现闪回（Flashback）；每次会诊仍会触发他们不断哭泣。至于P，则在这两个月以工作填满自己，“我不想见精神科医生，我信不过医生，而且我觉得没有人会明白。我宁愿相信自己。”

对P来说，一个答案至为重要，“我们很需要知道发生什么事。”P认为，LED屏幕是一回事，前期制作问题是另一回事。在这两件事上，P觉得政府事故调查进度一直未完成，而主办方MakerVille和大国文化也未交代演唱会前期制作的意外原委，更未有保证会负担伤者日后的生活需要及开支。长远而言，P希望舞蹈行业权益有所改革。

一夜之间，曾为MIRROR伴舞的其他23个舞蹈员，陷入伤痛和沉重的郁结，站在怀疑演出事业的十字路口。舞蹈员阿Mo颈椎重创，目前情况稳定，继续留医接受治疗。同伴的复康路漫长，其他舞蹈员也正面对舞蹈表演带来的恐惧，勉力在舆论压力中不致被吹倒。

而他们最害怕的是，公众会逐渐遗忘这一宗事故。

重返舞台，或考虑退出

P在事发后休息近两个月，最近重拾活动演出，但尚未回到舞台。P说，有些同伴再次演出，有人专注在舞蹈室授课，有人一直会见精神科医生或心理治疗专家，也有人“待机中”，处于空白的“休渔期”。“大家都在试水温，感受自己会不会重回演出，或者到底何时复出？都是一个问号。”

“一些人情绪仍然很浓郁，但很尴尬，停工太久，真的没收入。”P说，“我们部分人已经重回红馆，但回到红馆工作，不代表已经康复。”

事故后，舞蹈员们维持紧密的联络。他们忙着到警署、劳工处落口供，并咨询律师意见，组织事故经过。外界对他们的各种期望也带来了巨大压力，像同业发来讯息，请他们把握机会为问题多多的舞蹈界争取权益。

“8个星期，每星期处理一件事，真的要疯了。”P觉得，那段时间，舞蹈员怕在风眼之中被利用，对外人并不信任，不敢接受陌生律师的主动协助，也不敢找记者，变得很抑压。他们觉得与彼此见面最有安全感，不时相约见面散心，留意着各人的情绪。

10月，舞蹈员们陆续重投工作。回到红馆的人，则重临凿下深刻创伤记忆的舞台、后台和排舞室，和与受伤同伴相处过的每一个角落。“那段创伤不只是事发那一刻的事。”P说。“每一刻都在挑战，大家都在努力表现正常，如果表现不正常，吃亏的是自己。我们每一个人，如果能够努力的话，都很想前进。”而回到舞蹈室教班的人，重新接触一大伙学生也感到紧张。

第一次遇上大型意外，只懂得跳舞的他们，对法律、保险等等认识不深；开初因为不敢找寻帮助，也错失了发声和推动的时机。近日，他们咨询律师意见后才有信心写公开信，还原细节、提出诉求。“原来不用怕诽谤，不用怕影响证供；但遣词造句、语气、铺排，我们也不断讨论。”

不过，公开信除唤起公众支持，也引发骂战。部分留言翻旧帐，指早前有舞蹈员未查清事实，便转发并斥责MIRROR队长杨乐文（Lokman）回应传媒的说法；也有人留言要求舞蹈员不要再借MIRROR的名义争取诉求。从事故开始，舞蹈员的社交媒体帐户就不断涌进留言和讯息，这次争议再度激发浪花，有些舞蹈员在表演休息期间，不断查看关心或攻击讯息。

P和舞蹈员，跟不少同是跳舞出身的MIRROR团员已认识多年，“MIRROR是我们的朋友，这是我们一起建立的舞台、第一次的红馆演出；团队关系很Sweet，前期多危险也好，我们很期待这场Show。后来变成一件坏事，到现在还未有一个句号，（我们）还要变成‘架两’（多管闲事的人）。”

“这场MMA（综合格斗）很厉害，我们消化不到。”P不自觉地减少使用社交媒体，也常常思疑是否不应分享生活照片，“有人会tag我们问，你今晚还喝酒吗？你还有心情吗？”

“最担心的事发生了”

事故发生的当刻，P指，台上舞蹈员直击阿Mo被LED屏幕压伤的一幕，观众的尖叫声深印他们的脑海。舞蹈员当时被指示下台后，在后台受惊嚎哭，场面混乱。有人倒在地上，无法步行，要人扶抱。他们互相扶持回到休息室，那短短一段路相当漫长。

在休息室，有的人持续哭泣，也有同伴咆哮大叫。P听到其他人的哭声也不能自已，“好恐怖、接受不到。我觉得身边的事物都好危险。”P说，“我当时整个脑都在想，没可能的！岂有此理？这是真的吗？”状况维持至凌晨约3时，一名资深舞蹈老师协助安顿部分舞蹈员到酒店休息。

一个想法缠绕着P。“那一刻，我们一直最担心的事就这样发生了。”

7月25日公演前，MIRROR演唱会制作彩排时间不足、舞台安全成疑等消息早已不断传出。综合媒体资料和受访者说法，​​制作方于7月18日入红馆搭建舞台，舞蹈员于7月23日入台，这天原订计划是“踩台”，即走一遍舞台。但P指，他们实际上不断等待，“舞台还未准备好。”

那时，舞台上同时有舞蹈员走位、乐队排练、艺人测试吊索动作，“舞台很抢手。”制作单位只安排舞蹈员以15分钟排练一首歌，但按其演出经验，一首歌至少要30至45分钟排练，“就像要我以半小时完成全程马拉松，这是不可能的事。”

当天时间不足以完成踩台，舞蹈员在24日接续排练。P指，24日原订进行总彩排，但因机关问题改至25日凌晨1时半，期间，舞蹈员Zisac从舞台堕下受伤，又因有升降台无法升回原位，总彩排中止。“我们最后没有完成整个Full Run（总彩排）。”随后，舞蹈员和部分MIRROR团员在社交平台以黑图抗议舞台安全问题。

此外，P提到演出的工时比其以往经验要长，最长的一天工时约为17小时。“我们没有行程表，今晚可能不知明天什么时候开工，下班离开时口头交代，或在WhatsApp问。”

P说，“演出的Day1就是我们的总彩排，当日才知道整个流程。”

25日正式演出，舞蹈员仍遇上不少惊险状况。P说，制作方理应在演出前示范一次烟火效果，让舞蹈员熟习走位，但既然没有完成总彩排，也就没有看到喷发烟火的完整流程。另外，有舞蹈员被安排掀开烟火遮盖，但每次爆发时间、角度不一。当天有人Panic attack（恐慌突袭），说：“Zisac已经受伤了，为什么我们还要揭火盖？”

P说，有舞蹈员出场后发现舞台漆黑一片，因为对舞台不信任，相当恐惧，“最后为什么会看得见？因为Fans的灯牌太光。”

当天，MIRROR成员AK（江𤒹生）在升降台上跳舞，期间舞台晃动；后来，全团在升降桥上演唱，天桥剧烈摇动。第二天，另一成员Frankie（陈瑞辉）失足从升降台跌下。意外短片在网上传播，引发公众质疑舞台安全。第三天，政府介入要求主办方改善，演唱会也改动演出安排、在吊台加设栏杆等等，演出最终顺利结束。

这段期间，舞蹈员一直感到不安。P说，“但是，升降顶多是地面的问题，我没有想到最危险的在天上。”

第四场的LED屏幕坠落，粗暴地煞停一切。

对于事故，P感觉矛盾。“你问我那一刻是不是很惊讶？很惊讶。我会觉得难以置信，但是也觉得很有可能。对我们来说，这个演出一直有问题。”P伸出右手不断挨近墙边，尝试作比喻：“我们一直很想避开，但好像被人推、推、推、推，推到一个位，事情真的发生了。”

现在回想，P觉得他们身为舞蹈员，在制作过程中不断屈就、“硬食”，很想以胆识和执生（应变）能力搭救，勉力拼凑错落的事物，最后却徒劳无功。“你很尽力很尽力，但最后仍然很糟糕，仍然是在做一件坏事。”

端传媒去信主办方MakerVille、大国文化，及母公司电讯盈科，查询相关升降问题及烟火效果安排等是否属实、制作及彩排时间不足会否与事故相关，截稿前未获回复。

没有守好的重重关卡

11月，香港警察公布部分调查报告，指承办商艺能工程向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虚报装置重量，以尽快获批举办演唱会；各类装置的实际重量，平均超出虚报数字的4倍。其中，6个LED屏幕申报3600磅，实重为9852磅，是申报数字的2.7倍；喇叭装置的实重，甚至逾申报数字的7倍。

至今警方拘捕承办商的4男1女，他们涉欺诈、容许物件从高处堕下等罪名，警方重申不排除有下一步行动。

调查发布当日，不少记者问及政府和主办方的责任问题。随后，《明报》报导指按红馆《租用条款》，康文署红馆经理须事先批准悬挂器材重量图则，署方委派人士须在悬挂前检查整体装置。不过，署方未有回应有否在MIRROR演唱会的工程前做检查，重申租用人应确保装置安全稳固，指事故涉刑事调查，不便评论。

P得悉当天表演的头顶上有多样器械虚报重量，相当错愕。“政府康文署、二判协兴隆……我不知道，到底是不是每个单位都出错？这个数字要经过好多关，而这么多关都没有守好才会变成这样。”P说，“现在说的是，红馆10几年来都是这样儿戏？”

P觉得调查报告和他们多年的认知有很大落差，“我们一直很信任舞台，很爱舞台，很相信监制。”P指指记者手中的笔，“原来你手中的笔长期用会中毒，但写了10几年才知道。我们知道更多后，下次表演还信不信政府？信不信把关的人？这令人毛骨悚然。”

另一方面，调查报告未能解答P的所有疑问，“谁要负责任的问题，其实未解决。”P认为，目前主办方MakerVille和大国文化未交代其独立调查报告的内容。交代不仅针对事故本身，更应好好检视前期制作的意外原委，“道歉、承诺、保障，没有人做过。”

P指，主办方于事故后和舞蹈员开会3至4次，达成协议会提供生活资助，但在交代调查进展上较为被动。他们和公司曾开会，希望公开调查报告内容，“我们想要一个说法，一个原因，一个道歉，或者什么都好。但我们一直无法得到答案。”

另一方面，P又感觉到近年演唱会制作的时间愈缩愈短，行内的追赶文化加剧。“我们学舞步很急，踩台很急，那么之前的安全检测急不急？是否就像调查报告所说，为审批速度加快而虚报数字？”P疑惑，舞蹈员除了跳舞，还要兼顾烟花效果、特技或演戏，“舞蹈员要Pick up不同能力，这件事健康吗？到底这代表大家是专业的，抑或其实是被逼做的呢？”

在存在“硬食”文化的商演舞蹈界打滚，P曾经相信the show must go on，也认同专业的舞蹈员不应轻易缺席表演。现在，P开始质疑舞蹈员是否有相应的责任，喝停一场问题处处的演出，“我们不是单纯受害者，我们没有call停表演。”

但是当时P也不确定，以零散工状态被聘请的舞蹈员有没有这个权力，“我们不知道我们有这个能耐，亦不够胆这样做。”事故后，公众和媒体提出关于“假自雇”的质疑；劳工处其后审视舞蹈员工作模式及受聘资料，判断他们为雇员身分。

记者问P，经历一切后，还相信the show must go on吗？

“有动摇。”P说。

把内疚感转为动力

10月，P和其他舞蹈员觉得一定要行动。他们在铜锣湾为阿Mo办生日会，请公众留下祝福字句，想他知道有人在守候。在生日会前，他们终于和阿Mo的父亲见面，得知其近况，“知得愈多愈痛苦，那时他看着天花板，两个月了。”

舞蹈员阿Mo早前一直在伊利沙伯医院留医，目前已转至私家医院。他现时专注接受各种胸肺、脊椎神经、关节肌肉及身体调理的复康治疗，盼能强化机能、体能，和启动沉睡的脑神经。阿Mo的父亲李盛林透露，其康复进度相对快速，现时只要按指示方法吞咽，能进食一般食物。

阿Mo现时的心愿是“能有更大的耐心和投入为康复而战”，但间中也会因不知等到何时而忐忑郁闷。

跳舞的时候，P总有种内疚感、幸存感。“怎可能跳舞？我们凭什么呢？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受伤。”负面想法在舞蹈者的脑海持续扩大，“阿Mo信主，家庭能量很强大，我不断想，是不是他帮我们顶了？我们好想见他，但去了又能做什么？我们双脚站在地上赠庆（幸灾乐祸）吗？”

一些舞蹈员跟他认识时间较长，曾约定一起到红馆表演。在朋友眼中，阿Mo是个比较内歛的人，话不多，但偶尔的发言很幽默；他也是个温暖的人，会常常拥抱相熟的朋友；他坚强和乐观，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要付出什么，也是一个勤力的舞者。阿Mo和同为MakerVille旗下女团COLLAR成员So Ching（苏芷晴）是情侣，事发前常常以情侣档演出。一众舞蹈者跟她也相熟，“女朋友变成老婆角色，你想想压力有多大？”

P说，“这次我们要为同业争取权益，否则阿Mo的受伤……我们要把内疚感转为动力。”

舞蹈员目前整合几个诉求，希望继续跟进事故之余，长远改善行内风气，为表演者提供更多保障。他们希望主办方对外披露其独立调查报告，增加事故透明度；他们也要求艺人管理公司就事故出面回应及承担，不要再让同样受害的MIRROR成员承受压力。

MIRROR近月复工，首次在事故后表演，但不少观众留意到原班底舞蹈员并未参演，团员Anson Lo（卢瀚霆）亦在台上落泪，一度无法演唱。P说，有份参演事故演唱会的舞蹈员，决定拒绝MakerVille的相关工作邀约，“我们不想破坏这个好气氛，我们想复出，比任何都想再次一起享受舞台。但为什么不行？做不到，因为（公司）还没有交代。帮你们做事，会令我们觉得接受了你们以不处理事情的方式去Move on。”

P说，“为什么我们要打烂自己的饭碗？我们也不明白。”截稿前，MakerVille未回应会否按舞蹈员诉求考虑公开内部调查进度，以及就事故出面回应。

另一方面，舞蹈员认为政府调查小组可以调查彩排入台等前期状况，梳理灾难发生的前因后果，并希望舞台安全保障作出根本性改变。P指出，舞蹈业界的从业员大多为自由工作者、零散工身分，保险、合约、工时长短和工作环境等等权益，一直都难以推动。

以往，舞蹈员和雇主习惯在WhatsApp口头倾谈工作内容，“这一行都是口碑挂在前面。”事故后，P眼见不少舞蹈员坚持要正式签约，也有意识要厘清保险由谁安排购买、保额多少等等，“以前我们不知道，原来劳工保险跟自己买的（意外）保险不同，大家都很蠢。”P说。

现在，一些舞蹈员如P希望可以团结更多同行，一同思考未来的行动，甚至酝酿不同的教育讲座。“我不知道是不是工会，但想有一个组织为舞蹈员发声。能走多少步，很难说，但保险一定要做到，再慢慢处理工时、工作环境的问题；甚至想去研究，我们有没有权利和机制去叫停一个表演？”

对于访问，P也忧虑实名发声，或许无法再在舞蹈界找到工作。P指在行内，独立排舞师愈来愈多，以前由几间工作室或制作公司主导工作机会的情况逐渐改善，但怕得罪人、怕被别人取代的风气仍然存在。P也告诉自己，“我们说的都是事实，我们不是想MakerVille倒下来，不是想ViuTV倒下来，从头到尾都是对事不对人。”（编按︰ViuTV为香港免费电视台，2022年分拆制作部及艺人管理部组成公司MakerVille。）

创伤过后，有一股公民意识的呼唤鼓励P行动。比起担忧，更让P害怕的是，公众遗忘这一次事故，“我们不想公开信之后，好像没事发生一样。”

跳舞不再纯粹

当P加入MIRROR演唱会的舞蹈团队时，P相当期待。“跟部分MIRROR团员认识很长时间，你们做到明星又那么爆红，我们又终于做到你们的舞蹈员。今次集合几个排舞师也是新景象，真的很期待。”在舞蹈员演出成就的清单上，“今次是MIRROR第一次红馆演唱会，Yes。”

这场演出在P心中一度是完美的。终局的落差，重击了参与这场演唱会制作的所有业者。

现在P觉得跳舞不再纯粹。台上，他们不期然会觉得公众对自己有舞蹈以外的关注，“我们用最大的努力克服舞台，还要受公众压力，但我们仍然要笑脸迎人。”P很想问自己，是否还想跳舞？如果还想继续，P会逼自己再到舞蹈班学习，去表演，感受自己和找回热诚。

但最近P满脑子想的仍然是，临近圣诞节，要做些什么让阿Mo感觉到未被众人遗下？

人生第一次踏上红馆，P跑到舞台中央不断转圈、四处张望，“哦，原来站在中央，是这种感觉。”P也永远记得第一次表演，在台上等待黑幕徐徐掉下的时候。开演前5分钟，P的脸紧贴着黑幕，透过一布之隔看到观众浪潮般的灯牌，直至帷幕落下，“你管不到那么多，身体就会自己动。”

P最初喜欢上跳舞，是因为成就感。“年轻时什么都不擅长，朋友懂弹琴、唱歌，我就找些东西玩。接触跳舞后被人赞，又可能真的有天份……好开心，有满足感又有朋友圈。”一直自称没事的P涌出一堆眼泪。“以我们认识的阿Mo，他也应该一样。”

记者问，“现在怎样看跳舞这回事？”

P答：“就是不想放弃跳舞啰。”

（尊重受访者意愿，P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