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邀请报导中国，一名尼日利亚记者眼里的“中国道路”和中非未来

“中国当然对非洲有益，但重要的是如何充分利用这种关系。”

尼日利亚记者Solomon Elusoji的这番话，或许最能够概括他对自己祖国和大陆在21世纪最重要、最被讨论也最充满分歧的双边关系的态度。但是，这并非他一贯以来对中国的看法，2018年，年仅23岁、当时还是尼日利亚日报社ThisDay实习记者的Elusoji，一天接到了编辑打来的电话。电话那头，编辑对说他：“我想让你去中国。”

“那时我对于中国一无所知。我知道那是个共产政权，并且看起来像朝鲜，一个十分军事化的国家。对我来说，那只是一个遥远的地方，非洲人们去那购买廉价商品，再把它们卖回非洲。”

去中国的机会由中非新闻交流中心（China-Africa Press Center，CAPC）提供，这个中心由中国公共外交协会组织，后者由中国外交部主管。很明显，这一走访中国的项目是北京在非洲公共外交布局的一部分，Elusoji收到的具体解释为：“旨在帮助（非洲记者）理解中国媒体、政治和社会”。它不只全款资助参与者在遥远的中国进行报导——这是非洲记者很少能得到的机会——更让他们能在北京有名的中国人民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报导机会包括参与重大会议和政治活动，例如全国两会，还有巡游采访各地、参观媒体机构和政府部门，以及大量的文化旅游。

那时，年轻有志的Elusoji刚刚从尼日利亚中部的贝宁大学（University of Benin）毕业，正规划著未来的职业生涯。他已经为去英国上学做好了充足的准备，那是尼日利亚人选择出国深造的传统目的地。手握两份正式的录取通知书的同时，他还申请了英国政府资助的志奋领奖学金。

然而，来自中国的机会意味著意想不到的采访机遇。

“当我开始了解中国时，我才猛然意识到，在某个地方有这样一个不同的世界，一个⋯⋯完全和我的世界不呼应的现实⋯⋯我处于发现的边缘，非常渴望知道它是什么。”Elusoji在他的书里写道。

在冒险和未知的感召之下，Elusoji选择了中国。这段经历被证明是浓墨重彩以及让人成长的。他对中国的理解由此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事实上，他对自己家乡的看法同样发生了改变。2019年回到尼日利亚之后，他将自己的经历写进了《与老大哥同行：一个记者的中国旅程》（Travelling with Big Brother: A Reporter’s Junket Across China）一书。也正是这本书，构成了今年七月端传媒与他对话的背景。

走近中国

接受了在北京报导和学习的机会后，Elusoji做了任何初生牛犊的记者在一生一次的冒险之前都会做的事：他狼吞虎咽地阅读了大量有关中国的资料。

“我找到的所有关于中国的新闻和书都是白人男性写的，几乎找不到任何非洲人写的东西。”

这很说明问题。

“例如，我不认为一个西方人会去到中国，然后会被那里的基础设施震撼，”Elusoji说。

但是，这恰恰是2018年，Elusoji在北京步下飞机时收获的第一个深刻印象。在书里，Elusoji描述了从首都机场到建国门附近的外交公寓的路上，窗外流逝的基建风景。建国门将是他和非洲记者同伴们在这一年中居住的地方。

“有点像魔法⋯⋯摩天大楼直刺夜空。宽阔的路、精细复杂的天桥，这座城市近乎神圣般的壮丽宏伟⋯⋯我对于中国的看法已经被重置了。”

这是贯穿全书的话题，也一直出现在我们的对话中。事实上，这也是中国在发展中世界投射软实力的一大要点——雄心勃勃的基建项目包含了变革性力量，而中国国有企业恰恰擅长于此。

英语世界中对中国看法的多样性缺乏可能带来很大的局限性，Elusoji评论道。他说，西方传媒解读中国的方法过于受中美对抗的视角支配，这大多预先将各个国家和地区在强权对抗的棋盘上做出角色定义——比如非洲的穷而无助，以及中国作为崛起中的大国，具备著修正主义的力量。

“这没有深度，并掩盖了真正的问题”他说。

Elusoji举的一个例子是，中国政府将“发展的权利”作为全球政治和人权的一部分，这一概念在过去几年中被近乎刺耳地不断鼓吹宣传。西方传媒在大多数情况下对于这一点不屑一顾。这往往仅被视为对西方的人权与政治自由概念的挑战。但是，“对于来自非洲的人来说，由于那里大部分人都很穷，这个概念听起来并不一定是坏主意。”

Elusoji很谨慎，不想直接跌入某一边。这个问题很大、很复杂，并且与作为殖民地的过去和竞争性的未来愿景相交织。或许，无论如何，这种二元分立都是错误的。“作为一名记者，我可能最强调政治自由⋯⋯但同时我也理解，经济自由可以是一个力量强大的东西。”两者可以共存，而Elusoji最热切呼吁的是，关于中国和非洲的报导能够在打破框架的同时，也涵盖复杂性和细微差异。

北京的非洲思辨

不过，在中国生活后，透过应对这些问题的经验，让他得出了明确的结论：“的确，非洲有很多可以从中国学习的东西。”在书里，Elusoji触及了一个更深层面的问题。待在中国的日子里，他发现自己一边观察一边“好奇（非洲）本可以怎么样”。有一种感觉是，中国做了一些正确的事，而太多的非洲国家则走上了浪费了希望的道路。

这往往源于贫穷以及腐败的政治。

“非洲各国政府一次又一次地让民众失望，在人民与权力之间选择后者，”Elusoji说。而这一问题，也深切影响了中非关系。最终，Elusoji说，这一双边关系的成功或失败将由非洲各国政府如何对待它决定，换句话来说，我们对于中非关系的理解，需要比通常情况下更加立足于非洲政治的现实才可以。

“当然，中国对非洲有益。中国拥有对非洲经济发展有用的能力⋯⋯摆脱干扰的问题能够让我们专注在真正的问题上，即让非洲掌握自身的命运⋯⋯重要的，说真的，是非洲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崭露头角？”

Elusoji说，迄今为止，我们见证了太多非洲领导人滥用了中非关系提供的机会，去选择建设足球场等民粹主义项目，而不是追求那些真正能为国家经济和民众带来福祉的建设。“但还是有希望的”，Elusoji大胆说道。他认为，不仅非常有必要对非洲领导人进行如何与中国接触的培训，同时也需要扩大非洲的公民空间，以便民众能够让与中国打交道的政府负起责任。

在非洲各国政府的国家治理挑战，以及自己需要仔细观察和更好地了解中国的背景下，在北京，Elusoji发现了一群活泼、折衷、有充分参与感的非洲人——记者、学者和商人——他们讨论的正是这些问题。

在三里屯SOHO钢筋与玻璃结构的内部，有一家尼日利亚餐馆。带著对异国他乡中属于故乡的这座小岛的好奇，Elusoji前去调查，想写一个关于该地的报导。到达后，他点了一份种子和蔬菜做成的埃古斯（Egusi）汤、名叫Okazi的松树状蔬菜，以及山药，这些都是尼日利亚的主食。刚坐下不久，一个非洲男人走了进来，“按照北京大多数黑人的习惯”，他朝Elusoji招了招手，“（以表示）这是位在异乡的同志。”并坐下来和Elusoji聊天。这个男人，Sunny，也来自尼日利亚。寒暄很快转换成聊政治，两个尼日利亚人在北京一间地下室餐馆里，热烈纠正祖国那些政治家们所犯的错误。

这只是Elusoji在北京与充满活力的尼日利亚人和非洲人社区众多次邂逅中的一次。参加CAPC资助项目的非洲同侪们来自毛里裘斯、突尼西亚、肯雅、博茨瓦纳，而针对亚洲国家的相似项目的参与者们则来自蒙古、马尔代夫以及其他地方。建国门附近的一家义大利餐馆为这一多元、且无疑是不知所措的记者们，提供了最能调和众人口味的食物和会面地点。对于此前从未出过国的Elusoji来说，“认识来自不同国家的人的感觉就像是在宇宙间展翅高飞⋯⋯特别是交到非洲各地的朋友，帮助我以不同的方式思考那片大陆，思考我们是如何如此不同却又这么相近的。”

Elusoji在项目后期认识的一个尼日利亚同行名叫Charles Okek，一名转行到学术领域的商人，他甚至为热心政治的在京非洲人建立了一个社群网络，叫做“Conscious African Network”（清醒的非洲人网络）。这群人以“教育、启蒙、感召非洲同胞⋯⋯让他们了解参与到这片大陆的复兴努力的必要性”为目的，每月一次在城市各处的餐馆会面。Okeke主张将尼日利亚改革为一党制、任人唯贤的国家。尽管这听起来像是从中国共产党的治理方针中直接抽出来的理论，Okeke实际上将其视作与欧洲那些成熟、富有的君主立宪制一致的政治制度。他补充说，这一结论是在自己遇到其他在京非洲人后才得出的，这些人向他讲述了遍布非洲大陆的糟糕治理与腐败故事，这些情况，他原以为仅仅是尼日利亚本国的问题。

“尼日利亚的情况并非特例。55个非洲国家都有同样的问题。这就是领导力的问题⋯⋯由殖民者们设计，他们留给我们的是一个并不民主的民主政体，”Okeke在采访中告诉Elusoji，该对话发生在现已关闭的在京外国人知识分子活动中心“老书虫”（The Bookworm）的屋顶上。

“我们今天在非洲拥有的民主是有缺陷。这便是我们必须审视它的原因。这样做，我们才能获得一个以功绩为衡量标准的民主体制。”

Okeke只是Elusoji在北京遇见的众多非洲思考者之一，他们中的许多人正从中国的成功发展中吸取经验，并将其应用到非洲的语境中。

这一激烈讨论非洲和全球议题的社群的存在，与Elusoji刚到北京不久后就遭遇的严格受控的媒体空间形成对比。CAPC学员们第一次的报导出行——抵达后仅数日之后——目的地是2018年的两会。Elusoji回忆起枯燥的会议讨论，以及全美电视台的记者张慧君奉承式的问题，同为记者的梁相宜夸张翻起的白眼让张就此出名。“两会加深了我在阅读中对中国的印象，中国不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

不意外的是，项目中的很多记者都对于在中国自由报导范围持怀疑的态度。然而，当其中一个记者问CAPC的项目负责人陈哲（音），他们的报导是否需要在发表前受审查，陈回应说“我们没有那个（审查的）权利。”这一点被坚持了下来，记者们随心所欲地为家乡的出版物写作。当然，这并不是他们的中国同行可以享受到的奢侈。

种族主义在中国

有一个问题深层次地动摇著中非关系。种族主义。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Elusoji有点抵触在中国对非洲态度的语境中使用这个名词。“‘种族主义’（racism）这个词与奴隶制以及殖民主义紧密相连，”他说，“我会把种族主义与白人和西方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举个例子来说，我发现很难想像一个黑人对一个白人有种族主义，或是一个中国人在一个黑人面前是种族主义者。种族主义存在著一个很强的政治和社会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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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论点，早在2018年，就被活跃在中国的非洲学者之一、时任浙江师范大学东非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现任索马里总理顾问的 Hodan Osman博士反复强调。“殖民者们在非洲做了什么？”Elusoji回忆起Osman博士说的话，“他们对待人比对待动物还糟糕，将人们带出非洲大陆并且奴役他们。那么殖民主义这个词，以及其所蕴含的那些历史意义，怎么能被用来描述中非关系呢？我认为这是极其愚昧的。”

中国政府的确对待非洲时展现出的尊重，远超西方国家一路以来的作法。正如Elusoji指出的那样，出访北京的非洲国家领导人常常享受红地毯的迎接。并且，中国与非洲的交往并不伴随著对后者在国家治理方式上的要求。“有很多关于中国在非洲的扩张主义的议论，但那（与实际）并不是一回事。”Elusoji总结道。

可是，他在中国的生活却呈现出一番矛盾的景象。Elusoji回忆说，有一件小事深刻改变了他的想法。在CAPC项目组织的武汉报导之旅的某个晚上，为报导和采访忙碌了一天后，两位同事来到酒店的游泳池放松。但当他们一进入泳池，两名当时正在游泳的中国女人随即匆忙离开。这种事情再加上被路人盯著看、试图触摸皮肤和头发，一幅显而易见的、非洲人在中国受到歧视的画面便由此浮出水面。

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Elusoji仅仅将这些事情看作是愚昧，最终是无害的。然而，他的一些同事对此的看法却截然不同。他来自南非的同学斩钉截铁地认为，这就是种族主义。

武汉的泳池风波之后，Elusoji和他们站到了一边。“仔细想过（他们的）这段经历后，我发现不用这一行为的本质，也即种族主义去称呼它是很愚蠢的。如果不这样做，就是在粉饰这一行为，是在嘲弄作为黑人的经历，”他在自己的书里这样写道。但Elusoji还是对此做出了限定，指出在中国，种族主义是“微妙、难以言表以及容易被忽视的。”

他还指出，在宣传机器坚持的中非之间的平等兄弟情谊之下，暗含著一种叙事：中国在“帮助”非洲，这种说法进一步助长了非洲人即贫穷又低劣的观念。

但是，Elusoji仍然不清楚如何处理这一问题。

“中国的种族歧视是一个大问题，一个对很多生活在中国的非洲人非常糟糕的东西。但你能怎么办呢？我们有什么应对筹码呢？所以很多人索性无视它，继续正常过日子。”

近期关于中国男子卢克（Lu Ke）为了中国的在线视频市场，拍摄年轻的马拉维人唱歌，甚至让他们朗读明显带有种族歧视意味的中文语句的丑闻，便让Elusoji在非洲人的反应中看到了这样的状况。很多非洲人在BBC的调查爆光后察觉到了这个故事，但很快就转移了注意力。这类事件太寻常，同时也不是非洲人优先关注的议题，他解释道。

根本上，Elusoji认为“非洲国家需要成为更好的自己”，这与他对关于非洲国家在中非关系里需要“崭露头角”的论点产生连结。他相信，非洲良好的治理以及坚实的经济，将会是驱散在中国、欧洲以及全世界挥之不去的种族主义情绪的良药。这个层面上讲，中非的双边关系提供了一个克服种族主义的机会，前提是在非洲各国政府对这一关系妥善处理，并充分利用好现有机会强化非洲的情况下。

回到拉各斯

2019年回到尼日利亚海港及最大城市拉各斯（Lagos）后，Elusoji在对中国感兴趣或在中国待过的非洲记者社群中越来越活跃——这个社群也日益蓬勃。他在Twitter上主持Space讨论中国、人权、发展等问题，并继续同尼日利亚媒体合作，报导与中国有关的故事。对于他的报导以及他对中国对新观点，来自尼日利亚的各方反应很复杂。许多人发自内心地赞赏他对中国投射的新看法，这个国家常常被认为是神秘而不可知的，而另一些人，则将他视为“某种中国特工”。

“一般来讲，我觉得很多尼日利亚人都想要更多地了解中国，但没有足够的理由去做这样的努力。比如语言障碍。并且，中国不是有志移民者的理想目的地，大多数尼日利亚年轻人便属于这一类人。”

对于Elusoji来说，他相信，“中国在本世纪的世界经济和政治中会发挥巨大的作用，特别是关系到非洲各国的发展上，无论好坏。”

而这个过程，值得被全面、详尽、细致入微地报导。正是像Elusoji这样，带著好奇、有理解力，以及有意愿不断探究追问的人，在扮演著追究中国和非洲利益相关者责任的角色，以及，如他所说，也是在塑造非洲国家在对华关系中“崭露头角”方式中的关键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