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远而言，我都不知道应如何处理。”城市大学学生会被逼搬迁，外务副会长何卓朗无奈看着堆满物资的会室，非常苦恼。“学校Wi-fi、厕所等问题，以前很容易察觉到，现在根本不知道学校发生甚么事情。”失去有形的空间，无形的关系都悄然消失，“以前在学校，我们有属于自己的房间，大部分讨论都会在那里发生。现在会室很偏僻，也没有以前那么舒服，没有家的感觉。”
港区国安法落实，社会运动消亡，连带让积极参与其中的香港各大学学生会从兴转衰——香港理工大学学生会被逼改名；城市大学学生会会室迁到工厂区；因中文大学学生会解散，旗下的《中大学生报》改名为《大学社区报》；岭南大学校长指学生会认受性不足收回场地……八大院校中，有四间校方曾表明拒绝承认学生会；六间院校收回学生会会室和民主墙等空间。
近日，中大传来学生会有望重组的消息。九间书院学生代表成立重组学生会架构工作小组，召集人罗竣彦说：“社会上很多公民团体都消失了，我有身位（位置）去重组学生团体时，更加珍惜这个机会。”
曾承载着几代人的理想公民社会实验所，如今何去何从？在强权掌政的社会现实下，学生会存在的意义又是甚么？
校园外的学生会，空荡荡的会室
约一千多呎的工厂大厦单位，天花板上整齐的白色光管，未能把整个地方都照亮，暗角堆满杂物。单位内有几个铁架，放了三十多个挤到胀起的“红白蓝”大袋（大型尼龙袋），和叠起来的水桶，全是学生会旗下学会的活动物资。城市大学学生会外务副会长何卓朗环顾四周说：“铁架都是我们刚搬过来的时候，庄员（干事会成员）自己一手一脚砌成的。”
城大学生会会长楼仔接话：“做了两年SU庄（Student Union，学生会干事会），学校的政策令学生会从兴转衰，对我来说是很大的悲伤，我始终会把这里当作我的家。”
今年7月，城大学生会收到学生发展处的通知，正式收回学生会所有场地，并仅给予7日期限迁出会址。旗下的五大中央组织，包括干事会、评议会、仲裁委员会、编辑委员会和城市广播的会室，都挤在这工厂单位内。然而访问当天，这个会室却空无一人。
“如果校内会室还在，大家会活跃很多，至少有其他学生在。”何卓朗说，这情况下要像从前一样去凝聚学生很难。“一个普通校政关注组，它的雏形都是要一班学生聚在一起，若果没办法动员或去团结一班人，是不会有类似公民力量的东西存在。”
学生会迁离校园后不久，校方便向学生会属下的学会招手。城市大学学生发展处向学会发集体电邮，邀请学会在校方名义下登记。城市大学的舞蹈学会、兽医学会等，现都归于校方名义下。
一场无声角力展开。学生会向属下学会发放消息，假如学会在校方名下登记，学生会则考虑不再提供任何资源上的协助。同时，校方也冷处理学生会的场地申请。举例说，学生会暑假时多次联络校方，希望校方就新生注册日传统迎新活动“木人巷”提供场地，但一直未获回复，最后唯有采用“网上木人巷”形式供新生报名，并将学生会年费降低约4成，希望能吸引更多新生加入。
与城市大学的情况相若，2022年4月，理工大学终止承认理大学生会，勒令学生会须即时停用包括“香港理工大学”字眼的组织名称，并要求学生会旗下所有组织要在7月15日或之前迁出理大校园范园；理工大学学生会其后改名为“红砖社”。
解散后再重组，是妥协吗？
各大学生会自2021年初开始，已面对来自校方和警方的打压，至今一直处于低气压；然而，今年中大学生会干事会出现重组希望。各书院学生代表遂成立重组学生会工作小组，并于7月为工作小组成立工作平台。
中大校方回复《明报》查询指，校方乐见有学生代表成立跨书院学生组织，期望与他们开展具建设性的对话和合作，并成立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组织，按相关条例注册和依据获通过之会章运作的学生组织。
中大学生会解散，源于2021年年初上任的内阁“朔夜”，被校方指言论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遂被禁止担任校内学生委员职务；校方亦停止代收会费，以及停止提供场地等。伍宜孙学生会评议会主席兼工作小组召集人叶子骏忆述，当时大家心情沉重，“到底要继续抗争到底，还是人无事比较重要？”那种恐惧与迷惘让他至今难以忘怀。最后，“朔夜”上任不足一天，就向中大学生会代表会请辞。
同年10月，学生会发表公开信宣布解散。其后有学生向中大学生会司法委员会提出司法覆核，原讼庭于11月7日裁定中大学生会代表会或学生会联席会议“解散学生会”之宣告违宪并无效，联席会议应该重启学生会职务。
虽然司法覆核结果出炉，但没人重整架构。
叶子骏坦言， 自己当时有参与解散学生会的决定。他尴尬地说： “我觉得我有份打烂（破坏）的东西，要把他再重建起来。”罗竣彦在旁打趣哼起歌来：“点解要走去破坏，CU已经烂晒，我地乜都输晒……”两人忍俊不禁。
（编按︰歌词改编自建制派立法会议员梁美芬在个人社交平台发布批评反修例运动的音乐影片《点解要揽炒》）
谈到失去中大学生会的日子，他们又再严肃起来。叶子骏说，“没有学生会后，中大安静了许多。同学的归属感也弱了。”
罗竣彦对这种归属感有另一番感受。他本已被浸大新闻系录取，但因认识不少中大的朋友，让他决定放弃学位，重考文凭试，成功考入中大。然而，他入学数个月，中大学生会就正式解散。中大不再一样，但他说：“既然我现在有身位（位置）可以让它（学生会）重生，都想出一分力。”
过去解散的中大学生会中，最高立法机关又名“代表会”，当中代表有三种。第一种是当然代表，即是九间书院的学生会干事会及代表会，或同等立法机构首长；第二种是民选代表，根据书院的人数多少决定席位数量，再一人一票选出代表；第三种就是委任代表，即当前两种方法未能产生足够人数参与，就由代表会或同等立法机构去委任。代表会举办选举选出中大学生会干事会、中大学生报、校园电台。
罗竣彦说，没有中央机构，学生需要面对不少问题：“尤其学会要重新适应首次出现的额外行政工作，例如所有学会都需要在会章的‘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XX系会’，改名为‘香港中文大学XX会’，要不停开会、投票再通过会章修订等。”
他解释，学校有各种委员，包括中央事务委员、交通事务委院会等，其中教务会议就是中大学生可以参与到最高层面的委员会，会议内容包括大学通识课程的更改、其他委员会报告以及中文大学（深圳）的课程内容等。在这些会议中，学生的票数虽然不及校方，但他认为“至少可以为同学的需要发声”。“我用学生会的身分去做一份问卷，大家填回来，我有（调查）数字，都至少有反映学生意见。”
例如，2022年6月底，承载着中大师生回忆的李卓敏基本医学大楼小食店“Med can”结业，餐厅要再投标遴选，本来经由学生会协助选出膳食委员会中的学生代表，现在只能由校方委任，并没有民意基础的“学生代表”在席。罗慨叹，现在完全没有投标的消息，“就算不谈政治，也要吃饭。”
开学后，工作小组密锣紧鼓地展开宣传工作。两位召集人指，校方与他们多次沟通会章内容，表明会在12月召开校董会审视会章。过了校方高层一关，再通过全民投票，中大学生会就可以申请社团注册，逐渐恢复旧日的工作。沟通的过程中，工作小组或需作出妥协，例如学生会需要独立注册，也需按校方要求包含本地及非本地研究生在学生会架构内，但工作小组仍会尽力权衡，“如果全民投票都通过，这是大家的集体意愿。”
罗竣彦解释，校方颇为乐见中大学生会重组，源于最初校方高层觉得需给予学生会压力，但意想不到引来解散的结果，“校方不想做千古罪人，而实际上，学生会在行政架构上的确有其作用。例如没有学生会之后，（校方）学生事务的工作量变相增加了许多。”
不过，在报导刊出前一天，两人忙着由“联书院学生会平台小组”筹办的艺墟之际，校方早上派员到场，指忧虑舞台背景板上的民主女神像标志会“引来外界不详揣测”，要求把其遮盖。大会亦因应要求，将标志用黑胶带覆盖。
中大回复《独立媒体》查询时称，艺墟舞台背景设计其中一个标志不属于中大地标，亦含政治元素，与活动不相关；鉴于大学校园是一个传播知识、进行学术和研究的地方，应紧守政治中立的原则，故校方要求主办单位将该不合宜的标志遮盖。
从时政到福利，这是学生会的未来？
浸会大学学生会是在打压潮下幸存的一员，连同科技大学、岭南大学、城市大学，至今仍获校方承认。虽然浸大校方于2021年7月宣布新学年不再为学生会收会费，但比较幸运的是，浸大学生会的会室得以保留下来，为仅留在校园内的两间大学学生会之一。
开学前一个月，家住南区的浸大学生会署理会长郭朗峰，每天花3小时来回九龙塘校园，与副会长Oscar马不停蹄准备新生注册日——联络属会、安排摊位位置、场地布置。这段时间，他们每天只睡4、5个小时，睡醒后便回校筹备。
以往新生注册日由校方的学生事务处与学生会合办，安排新生在开学前回校办理学生证，而不同属会会于注册日摆摊位，以宣传学会、迎新营和招揽会员。自疫情爆发后，注册日便停办；今年浸大校方再以防疫理由拒绝举办。于是，郭朗峰和4位学生会成员决定，在开学前两周自行主办一连两天的新生注册日。
“我希望告诉同学，浸大学生会还未死。”略带倦态的郭朗峰坐在学生会的摊档说。他希望把握新生注册日的机会，宣传学生会并招揽新会员。在新生注册日这两天，他们增收600位会员，占新生人数一半。
自校方不再代收会费后，学生会的财政变得紧绌，由以往约1.2万名会员大减至1000多名，每年收入减少约100万港币。因此，学生会不得不放弃举办大学迎新营、“千人宴”等大型活动，削弱学生会组织学生的功能。这600位新会员总算填补了一些学生会收入。
对郭朗峰来说，更重要是学生会在这两天能被同学看见，提供福利成了他们最主要的策略，“福利是连系学生的桥梁，吸引他们留意学生会，继而唤醒同学关注校政或者其他议题，建立动员能力。”
除着力经营售卖平价货品的福利合作社外，他们亦计划寄卖独立书店的书本，引入更多类型的货品，亦希望举办电影放映会、漂书活动，和派发社区报等，组织一个“浸大人”社区，让同学在校园的空间里“围炉”（聚在一起）。
然而，面对校园内的政治空间被逐步缩窄，郭朗峰也不时思考，“究竟（校方的）红线在哪里？尤其是政治表态上。”
关于政治表态的帖文，他们会份外谨慎。2022年6月，他们在社交媒体发文回顾反修例运动，尽管他们已仔细地审视一字一句，也避免表达鲜明的政治立场，但翌日即收到校方电话，指校方收到投诉，提醒他们发布帖文前用字要小心，最后他们坚持保留帖文。
不论自由或专制，学生会必要存在？
如今，作公开的政治表态，可是攸关学生会存亡的问题。2021年底，港大的国殇之柱、中大的民主女神像，及岭南大学的六四浮雕、民主女神像壁画，先后被校方移除，当时浸大因装修工程，学生会将设置在校内的民女像暂移至储物室。遗憾的是，这尊纯白色的民女像并没有重见天日，郭朗峰知道若把雕像放回，“学生会便会被杀。”比起一个象征式的雕像，他觉得学生会的存活更重要，“在这个时代，不应该过于拘谨形式，保存自身更重要。”
曾因反修例运动入狱的副会长Oscar，出狱前夕收到朋友被控国安法的消息，令他打消出狱后只当个平凡大学生的念头。他知道，学生会或许只能小修小补——“大势很难去Bargain，例如疫苗通行证、国安教育、智慧教室。”但他希望“发掘学生会还有什么可以做”，亦相信仍有空间在细节上向校方争取。
例如，校方在去年推出“智慧教室”计划，在课室加设镜头，称是为提升网上及混合教学模式成效，此举引起同学忧虑私隐问题，最后学生会成功要求校方在闲置时遮盖镜头。郭朗峰说，“只要能为同学争取应有的权益，（学生会）仍然是需要（存在）的。若连学生会也失去，这丁点权益也会失去。”
那么，现时的学生会还可以做甚么？面对低气压，城大学生会的成员们坦言有想过解散，但会长楼仔说：“我们不会遇到打压和少少挫折就放弃，希望可以透过学生会身位去感染学生，就像我们的干事会‘聚流’一样，尽力去汇聚同学。”
中大重组学生会工作小组的召集人罗竣彦则觉得，现今社会要重新建立公民社会组织已相当有难度，但是，见到公民社会土崩瓦解，缩窄少少来看，大学的制度内，容许有个组织出现的时候，“我觉得有些鼓舞的成份。”
“我觉得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学生会。” 另一召集人叶子骏说。
（修正：本文在9月22日刊出版本中，有一小节内容试图梳理香港的大学学生会、学联、学运历史，以及其与社会议题的关系；后经编辑部讨论，这部分内容无法准确呈现这段历史，全面的梳理也并非这篇报导能够承载，因此在此文中删减。也特此感谢提出批评意见和建议的读者。）
文章在刊出之後，收到讀者的意見、批評、建議。作為文本的責任編輯，我有仔細看過每個讀者的留言，並重新檢視文章，認同資料有出錯，和過於簡單去描述一個複雜的歷史脈絡。作為把關人，我責無旁貸，在此為犯下的錯誤致歉。
本次報導，不足以做到幫助讀者梳理這段歷史的目的，故刪除文章中試圖梳理脈絡的小節，其中也包含資料出錯的部分。再次為導致出錯的疏忽和工作上的不足致歉，未來也會引以為戒，更為謹慎。
感謝讀者一直關注端的文章，每一個留言，都提供了機會讓端和編輯部思考未來的新聞如何做得更好。編輯會謹記教訓，在未來漫漫長路上，更努力做好報導。再次感謝讀者對端一直以來的支持、愛護。
端傳媒編輯
袁慧妍
如同樓上的評論，這篇文章把當下學生會的處境和掙扎寫出來，已是重要的記錄。
但現在有關爭議部分的處理方法，是值得討論的，因為這是涉及媒體倫理的。
在原文的歷史疏理，撇開帶有判斷的文字不談，最大的問題是歷史資料出錯，日期和描述都有事實錯誤。因此，這問題不只是「無法準確呈現這段歷史」。讀者提出的也不只是「批評意見」，而是要求更正錯誤。
那怎麼可以就這樣刪減，也不解釋和承認原本的事實錯誤呢？
這類事實錯誤的更正是媒體倫理的大課題。網媒能夠輕易刪改文字是更宏觀的現象，端會回應，寫出這段「修正」信息，意圖是好的。但現在的修正信息給人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的感覺，令我覺得端在這方面還沒有摸索出合情合理的回應方法吧。希望編輯部能認真處理，admit the errors, fix the errors. 而不是淡化它、迴避它。
謝謝端傳媒關心這個課題，在這個時代關注學生會和學生運動的狀況和未來是非常重要的。
這個題目觸及的內容既重要又複雜，絕對是過去十多年香港公民社會最重要的議題之一——學生會和學運關乎香港本土思潮、社會運動、中港關係、香港政治的各種路線和策略之爭，過去十多年年有林林種種的演變、辯論和事件，然後突然在2020年前後「 戛然而止」，被打壓、掩蓋、封殺。
文章在中段插入歷史敘述或許是意圖為當下的困局、為廣泛的華語讀者提供歷史的縱深，但文章顯然難以處理如此紛雜的歷史——當然不止這篇文章，目前就連學術研究、事件參與者、其他媒體都難有好好梳理學運歷史的書寫。某種程度上，這個題目大眾和學術界也未必很關心，這本身就是位於主流新聞以外的議題， 雖然社會意義重大，但只有某些圈子、某些群體比較關心，收集資料也有這樣那樣的困難。
但這並不是文章學運歷史錯漏百出的理由，或者編輯和作者下筆要意識到，這些真實的歷史，背後承載的是很多大學生在過去數十年的思考和行動，因此要非常警覺和小心處理。但本文編輯和作者似乎沒有足夠認真對待這段歷史，只是輕率粗疏地將學運歷史作為某種背景、某種對照、某種充實文章的過場片段。
在香港這樣的輿論環境下，端傳媒幾乎是唯一一個比較能以長篇報導書寫學生會和學生運動的媒體。希望端傳媒可以好好珍惜這空間，足夠認真對待香港這些年的人和事。實在處理不了的部份，或許可以暫且懸置，也不一定非要為每篇文章都背負某種宏大的敘事重擔和回答不了的問題。
就像這篇報導，好好將當下學生會的尷尬和困境寫出來，就已經是很好的歷史初稿。
《端》日前刊登了一篇香港學運的專題，前半篇討論近一年來學生、學生會面對的後國安法狀況和重建學生會的可能；後半篇則試圖論證「學生會與香港公民社會命脈相連」。這篇報道的訪問內容如何，可以存而不論。但文中企圖整理70年代以降的歷史，其所述的脈絡卻非常混亂，落筆所做的判斷亦十分輕率，莫名其妙。這文的問題還不是由甚麼立場去解讀歷史，而是更基本編綵問題。
首先最基本的史實也寫錯了，碼頭工潮在2013年發生，文中「香港學生會社會事件大事記」一圖，卻放在「2003－2011」一列。圖中指「學聯與各大專院校學生會」「參與保衛皇后碼頭運動、反高鐵運動、支援碼頭工潮、並參與五區公投」。而文中亦描述學運在2000年代「逐漸甦醒」，大專生參加了上述運動。很明顯，文章作者將這幾場運動理解為一個學運再起的階段，判斷非常清楚。因此，圖中的碼頭罷工，看來不是2007年扎鐵工潮的誤植，因為扎鐵罷工中的學生參與，與碼頭罷工的規模根本不能同日而語，兩者是不能置換的。
然後同一張圖的骨架，都非常混亂。究竟中間那一欄是行動的主體？還是事件發生的地方？有些寫是學生會，有幾項又寫「香港大學」等地方名，咩事？當然也未必理解不到。不過「2015年前，學聯由八大專院校學生會組成」，但全圖由60年代數起，卻又有誤。實情是學聯在2013年才有科大學生會加入，「儲齊」八大。學聯的成員會由60年代以降變動甚多，也不是退聯之後才有變化。當然此文可以推說這不是文章的重點，的確不是，但問題在於，假如真的想梳理如此長的歷史脈絡，有些細節是否可以不知呢？
這就是本文的重點－－成篇文為了推論「70年代起，學生會與公民社會命脈相連」，幾乎是胡亂將社會運動的各種事件堆砌到學聯和學生會的名下。題下的小標題引文明明說「學生會不等於學生運動」，但最以為學生會就是學運的，卻又是這篇文章。文中判斷，學運在90年代「靜如止水」（原文，現已更改為「及後的九十年代，學運帶來的輿論則相對較少」。可見原文是判斷，修改後的版本是頭盔。），在千禧年代就「甦醒」了。可是舉出的例證，例如皇后碼頭、反高鐵等等，都正好是證明學聯和學生會當時不合時宜，跟不上新型社運動員的例子，其參與並不深入。筆者現在只是以文論文，不打算提供詳細脈絡，否則會變成場外討論。然而，2007年以降的新一批社運，是青年主導、網絡動員，但學生會／學聯這些機構的角色並不強，要到後來，這些社運反過來影響學生團體，這文中意義下的「學運」（即比較與學生會系統相關的學運）才開始連上新的社運模式。
而「參加五區公投」的「大專2012」，雖然成員大多來自學聯的體系，但仍然是另一團體，不能在歷史述事上簡單地稱為學聯。如果是阿伯話當年，當然可以咁講，「咪又係同一班人」。但事實上，如果要討論學運，正正因為學生會之類有好多侷限，才會有大大小小的團體出現。學生會／學聯在運動中在什麼情況下，會擔當支援／行動者／動員者／領袖／失語者／9upper／KOL／鍵盤etc的角色，係討論這些機構在公民社會／運動中發揮什麼功用的一個主要問題，故此，用一張圖由60年代中文運動數到近年運動，簡單地用「學聯與各大學生會」來歸納，其實是不負責任的。又簡單地講，有無咁勁先？（都未得閒講，講到學生會幾十年「一直」代表學生聲音，但其實「（港大）學生會赤化」係一個幽靈級的學運問題）
又繼續講張圖，選材也是不知想點的。哪怕是2000年代後之事，何以會這樣選材呢？2018年浸大的事固然要緊；但港大在2015件的任命副校長事，卻沒有表列。當然不是要事事點出，但整張圖就是看不出何以迴響更大的事件反而沒有記載。文中有「90年代靜如止水」的判斷，而大事記圖上，整個90年代也是一片空白，這明顯是作者的用意。可是2000年有「釋法一周年」導致的集會，反釋法和支持居港權的運動和學運，自然是90年代尾發生的，對不對？大事紀中不乏學聯成員被拘控的事件，那麼90年代其實也時有發生，何以又被忽略？如果說那些拘控對比今日是九牛一毛，那釋法一周年那件事又何大之有？文中有頗多篇幅講民女入中大一事，又沒有被記入大事記（形容為標誌性事件）。但與民女同樣性質的國殤之柱，是97年入港大，至少是90年代止水中的一點漣漪（如果不是標誌性事件）？我重申我沒有責任真正去論述90年代有沒有學運，本文的重點是批評《端》刊登的這篇專題，意圖勾勒出「幾十年」的脈絡，但是選取的歷史片段卻沒有邏輯可言。
這種歷史錯亂，以文論文，又舉一例。文中說「直至六四事件發生，學聯以集會遊行、到新華社抗議……」，好像要六四之後，學生才到新華社抗議，而六四之前，學聯代表是到北京見港澳辦一樣。但其實5月就有學聯人去新華社啦好不好？上北京都不是只見了官好不好？有帶錢帶物資上去對不對？（再講又變講歷史了）香港來說，「直至六四事件發生」，都差不多到三罷（叫停了）、碧街都暴動了好不好？
對歷史的認知水平如此，還要一下子論到去退聯。（！）好像2015年退聯，學界才有本土思潮一樣，然後又超簡單來一句「（本土派學生會）把過去相對左傾的學生會理念，轉為以本土為主、與中共割席……」這幾句春秋筆法，牽涉幾多定義、脈絡，可以用幾十字交代出一個哪家來的史觀？這真的可以算是新聞嗎？2015是割席後，那割席前又是點？「過去相對左傾的學生會」究竟又應如何理解？是「火紅年代」左？「民主回歸」左？定還是「靜如止水」左？2000年「甦醒後」左？就算上述皆為「左」，在華文脈絡中，全部的內涵都不同，但就可以幾句用退聯做分水嶺交代？什麼事？
是的，現在做什麼都很難了，也不是網絡上隨手可以翻到資料，也不是人人都願意受訪。既然如此，不如先接納某些稿題的不可能。也不是事事非得來個半世紀脈絡，單單看到現在在校園努力的他們，老實說就是好重要的紀錄了，但不希望有混亂的史觀來誤導讀者。不少帶有主觀目標的史觀，都比這一篇文認真而詳實得多，我並不單以立場來否定之，尤其是我不熟悉的部分。將討論寫出來，希望編採方都應該正視。
完！！！
香港学生会未来会如何，不妨参考一下今日大陆学生会是个啥样
篇稿出咗之後改了多少次？每次睇都有唔同嘅⋯
請問端現在是否沒有編輯審稿？小至製圖中誤寫碼頭罷工是2013年（圖上指2011），大至歷史脈絡上的種種謬誤，（1）把退聯視作2014年決策失結果，更像因果倒轉的描述，在大學內學生會漸與學生關係疏離，出現在年輕群體的六四集會爭議早於2013年或更早等等，退聯根本是種種前因後果總成。（2）學聯和學民恩潮是真的雙雙領導反國教嗎？領導和運動核心難道不是學民恩潮、家長關注組和教協嗎？請提出學聯和院教學生會除參與除了遊行和罷課外，真的有其他參與嗎？（3）90年代是沒有學運嗎？這個總結到底是基於什麼推敲？
對歷史脈絡處理的粗疏，實在令人難以想像這是經審批、放在端收費平台上的文章。以上問題若是出現在wikipedia 的學運timeline或許能蒙混過關，但這裏是端，好不好？
學生會到底是甚麼？文中呈現的不過是呈現所謂「盛載民主理想」的代議體，完全感受不到學生會與大學生群體，以及真正觸及政權底線的價值。
如果香港組徵稿是為了豐富本地內容，讓還不太了解香港的海外華文讀者理解今日香港，那麼容許冗長、像缺乏編輯且充滿錯處的「專題文章」刊出，到底是要在這年代呈現一個甚麼樣的香港？
端曾經是華文最優質媒體，但在香港僅餘的空間，改變竟然換來質素每況月下，實在令人痛心。
謝謝指正圖表上的年份，會盡快更改。
學校從來不會害怕學生，因為學校對學生的權力就擺在學生守則裏。解散學生會的學校並不是害怕學生，而是害怕政權。政權掌握了學術的命脈——簡言之就是錢，所以學校害怕的是學生「搞事」而導致的後果，而不是學生本身。因此，這裏仍然有一定的空間，用各種民選委員、學會的方式，比較低調地對校政跟學生事務施加一定的影響力與認受性。
然而，政權害怕的不是「學生會」的牌子，而是學生自治的權利與意識，因為自主的思想就是對政權最大的威脅。因此，這種空間可以維持多久實屬未知之數。也許在不久的將來，上至校務委員，下至興趣學會、運動校隊，都要安插黨委。然而在那之前，能做的盡量做，種下最多的「自治意識」種子。這樣，在「那一天」來臨的時候，有更高的機率成為波蘭，而不是俄羅斯。
加油。鑽空子，挖牆腳，滲沙子。
当年回归时这帮学生的爹妈一不抵抗二不逃跑，硬生生待下来还把你们生下来，你们今天的命就是爹妈给的，别赖别人了，回家找爹妈算账去。
香港死了吗？死而复生吗？离开吧，香港离大陆太近了，没有可能翻的起浪花了。
现在内地的学生会基本都是校方的传声筒，和这里提到的学生会不是一回事，这样的学生会在内地早就消失了
科大有學生會內閣出任，學生會會室亦在校內
想知道港科大学生会的现状
同一時間，內地生學生會卻大行其道，足見其殖民者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