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匡宇宙中的香港流行前史：曾经今夜不设防，而今处处都设防

1957年。22岁刚抵香港的倪匡，因为尝到一口叉烧饭而落泪。用今天的潮语，那些年，他是成功润（run）走的先驱，“润”了出来的幸运儿。以至后来他回忆起，一生最重要的决定，是选择到香港，其他的事，成功与否皆不足挂齿。那似乎说出了今天不分地域，大陆、香港都铺天盖地怀念倪匡的不同原因：

对今天内地仍被围困的人而言，那是一段那怕是偷渡、都至少保存着一点自由意志坚持与行动自由的日子；对香港人而言，倪匡是那曾经拥有过的、不受束缚的创作向上年代的最佳见证人，与成就者。

初到的香港

说的是“南来”，无论是学术大师、报馆编辑、影圈财伐、打工营役，香港作为那往南逃逸的临海终站，仿佛一切从那块色变大地中流徙而来的，都是往南。

那年，不仅这小伙子，那时，各式各样的年青人基于各种原因，聚到香港，青春力爆发。有些像倪匡一样同是逃难而来，有些是先辈已在此久留，有些此前则穿梭于省港两地。经历先前近十年的动荡，至到彼时，香港竟然成为了那个最为安稳及保有最后温饱的地方，虽然大家都不清楚，会在此留多久，长远要做些什么。工厂姑娘在厂房车间，边埋头流水线，边集体收听着电台传来的点唱节目。劳动阶层每天最期待的娱乐，不过是确保下午就能买到当天出版的晚报，内有全城追看的连载小说及各式专栏。更富上进心的，或想结交对象的，纷纷报读夜校，很多是为了学英文。

当年，第一个有线电视频道丽的呼声才刚刚启播，看电视不是家常便饭。除了平宜的报纸供消遣，间或会到电影院，其时香港影市异常蓬勃，同年的名作有《情场如战场》、《曼波女郎》、《四千金》、《璇宫艳史》。也是这一年，邵逸夫洞悉了这机会，正式把邵氏兄弟的电影未来压注在香港。早数年，《火烧红莲寺》已成为受欢迎的武侠电影，武侠小说，成了那个时代的主流消费。金庸的《射雕英雄传》也在1957年开始，于《香港商报》连载。报纸市场也是无比蓬勃，后台背景及实力不同，但同样需要每天填满一格格方块。

作为整个时代的标记，那时不以“新移民”称谓的香港新人口，夹杂大江南北口音，还未有免费电视，戏院放映的也是国语片粤语片皆备，粤语时代曲远未迎来像后来的全面流行。除了听收音机以外，看报纸，特别是副刊中的各种小说连载，才是其时最重要的娱乐。几万几十万个中文字，每天成为香港人的娱乐食粮。

对今天内地仍被围困的人而言，那是一段那怕偷渡、都至少保存着一点自由意志坚持与行动自由的日子；对香港人而言，倪匡是那曾经拥有过的、不受束缚的创作向上年代的最佳见证人，与成就者。

抵港一年之后，倪匡跑到位于中环坚道的联合书院夜校部，报读新闻。两个最大收获，一是为写作生涯铺进前路，二是结识了日校班的未来妻子。联合书院在五年之后才转型合拼为香港中文大学，但上课师资已极讲究，除了纵论天下，许多还穿着唐装长衫，这是倪匡后来回忆起来的“岭南学者”风范，主要以广东话讲课，但知道其时学生来自五湖四海，每到关键要点，还体贴的用国语重复一遍。

其实这也是当年常态，说的是“南来”，无论是学术大师、报馆编辑、影圈财伐、打工营役，香港作为那往南逃逸的临海终站，仿佛一切从那块色变大地中流徙而来的，都是往南。

这是倪匡初到的香港，他一生奇遇式的由士兵、普通工人，最后成为红遍全球也可能是产量最丰的华文作家，离不开那个奇特并难以复制的时代与城市。

跨界：不拘小节之任侠

倪匡虽说成名于上世纪 50年代末，经历60至70年代的创作高峰期。由于化名众多，其时反而未尽是一个家传户晓的入屋名字。80年代明窗重新包装出版大批发行推广卫斯理系列，徐秀美绘本封面版，让我们那辈即其时的“新一代”才真真正正以广传“作品”方式来认识倪匡此名。

可以说，好大程度上，公众对倪匡的认知，经历了三个阶段，在80年代流行新版本出现之前，他更多只是一个幕后或文化圈子知道的名字；而后80年代因卫斯理的流行（简介中常把倪匡其名加上括号置于卫斯理旁），他成了港式科幻的代表；再到《今夜不设防》的出镜，倪匡把那独特的persona 放大才完成了他作为公众人物的定型和传奇。

倪匡除了设计出卫斯理惹人好奇之外，最为人乐道的，是他代表那个时代的流行文化人，可以有多跨界。试想像，在主要创作跨度以四十八年计（1957年至2005年），400多本作品，300部电影剧本。编剧最密集时像1971年及1972年，一年间有21部作品，平均一个月生产两个剧本，更不用说涉及更多专栏小说。

他是如何能办到？也未包括未成大名之前，报章连载，倪匡凭各式化名，写下由言情、艳情、武侠、杂文、时政等不同文体，无数的大小方块作品。那大抵可理解作一种不拘小节的任侠本质，这本质又和笔下的人物情节息息相关。

对于中港台华人社会而言，那可说是个分道扬镳的时代。香港从文化自由度和市场而言，得短期内向台湾靠近，这也反映在倪匡和台湾文化界的紧密结连。那也是个香港与台湾乃至东南亚市场的大连结时代。

回到第一阶段的50-70年代，对于中港台华人社会而言，特别是50年代末，那可说是个分道扬镳的时代。大陆市场禁止引进香港电影，台湾增设自由总会，此消彼长的形势下，香港从文化自由度和市场而言，得短期内向台湾靠近，这也反映在倪匡和台湾文化界的紧密结连。公众熟知，他和古龙及三毛的深厚情谊深入人心，那也是个香港与台湾乃至东南亚市场的大连结时代。

逃来香港的人：渴望娱乐

同一时间，大陆50年代由三反五反，土改到大跃进，后来的文革，文化及生命上失掉一整代。香港在安逸的表象下，面临的其实是二次大战后最大社会危机。1956年香港发生的“双十暴动”，重提者甚少，但它作为理解其时香港人口结构及社会转型的切入点特别重要。

港英政府后来公开的调查指称，那场暴动，更多是国民党背景的香港黑社会，向左派工人的一次反扑。但宏观说来，那背景，说到底，是50年代新移民突然倍增，揾食艰难，不论左右两派背景之青年，也得于一个新社会如何求存及延展生存空间的故事。

等待他的是更大的文化冲击，与更不能预期的新可能性与工作机会。当时的香港虽龙蛇混杂，也是生猛蓬勃的文字天下，文化沙漠的形容没来得及理会。其时的大众文化市场实况，无论是新到埗者还是谁，都渴望娱乐，尤其是在那逃离的家乡中得不到的。

那是1957年倪匡跨过大陆南北，终抵香港前的背景。和荒芜的内蒙大地差天共地，一旦踏上香港，他面对的是更多同样满怀改变生活的梦想，也同样饥饿的来自大江南北的年青人。大家都需要工作，需要上升，需要娱乐，需要寻找伴侣。他们非土生土长，但组合形成了后来所说的第一代香港人。

等待他的是更大的文化冲击，与更不能预期的新可能性与工作机会。当时的香港虽龙蛇混杂，也是生猛蓬勃的文字天下，文化沙漠的形容没来得及理会。坊间手捧热追的，是各式的消闲读物，青年成人看报章连载，小孩看漫画公仔书。刚推出的丽的呼声（Rediffusion Hong Kong Limited），显然并非草根的食粮。

国语片和粤语片并重，人材亦不乏两个语言世界中的创意大脑。1953年至1959年，香港出产电影每年平均有242部之多，包含国语、粤语、潮语、厦语等片种。这是其时的大众文化市场实况，无论是新到埗者还是谁，都渴望娱乐，尤其是在那逃离的家乡中得不到的。

“食脑”风气

不能出天窗，戏院要有新片，需要有人顶稿，谁写得快，又有一定保证，谁就是炙手可热的作家。在那市场需求大于原创驱动的年代，倪匡那市场导向的法则，反而是他变成风格的缘由。

而能提供娱乐消费素材的，仍掌握在少数传统精英（电影界及报界），远不足以满足需求。一种足够明快，种类多变的新阅读市场更形需要（60年代的电影产量比50年代更高），同样需脑袋去灌注。那便形成了一个今天看来不一定健康，但确有它时代特征的生态：

创作界得快速生产，圈中人得寻找创作劳动力去填满生产线。尤其是报业过来人都深知：不同于小说书出版，报章专栏，天天出版印刷，好的不好的，都得依时赴印，排放电影同理，是这工业结构催生出电影的七日鲜，报章的连载。不能出天窗，戏院要有新片，需要有人顶稿，谁写得快，又有一定保证，谁就是炙手可热的作家。

倪匡是遇上这时代，机缘巧合下的完美人选。时代或外星人选了他。当然也有粗疏创作时期的限制，往往以快见称，结构不够严谨，但特色是抓着概念发挥，开创了日后香港人讲“食脑”的风气，满足其时观众／读者要求尚未成熟及提升的文化消费初创市场。

倪匡以卫斯理作品最为人称道，主要因为若以其类型划分，确实是开创港式科幻小说的先河。从创作评论而言，今天的共识是，倪匡的科幻不属本格，更非硬核，当中没有太多科学原理或技术的描述，以概念取胜，并伴以侦探推理方程式，加铁金刚式的英雄角色设定，带出超自然或泛宇宙观，不可知的外在或历史能量，才是解破奥秘的锁匙。

但要指出的是，写作类型往往只是为方便评论分类，在实操创作中，作家不用想那么多。甚至乎，在那市场需求大于原创驱动的年代，倪匡那市场导向的法则，反而是他变成风格的缘由。

报纸写稿佬“出圈”：才子由来

倪匡这作风，相当适合和香港电影 80年代后开始的那种被认为是疯狂过火的风格，一应讨论。当中，欣赏评价的标准，不是理性科学，而是情感和官能的满足，如舞蹈的可观。

卫斯理最初的原意，根本也不是写科幻小说（起码以西方科幻小说类型来类比），那是 60 年代初，中文创作世界未有对科幻的广泛公论及代表作，于是倪匡完全可作为先行者去划定规则，而他最初的理念，却是“时装武侠小说”，因为再写古装，竞争已太大了，而且必须给贪新压旧的读者以新意。

时装武侠小说当然没有成为一个明显的类型，可这风格却成了一个香港特色，特别是结合成电影影像及造型，它塑造出一个更为天马行空时空惊奇的世界。试想象，古代大侠般行侠仗义，穿当代漫画侠客装束，放到在现代处境的包装下，既懂武功，又识一点科学与发明。有时还碰到奇异事件有待侦破，结局顺道思索人类文明始末，那不是结合了武侠、动作、推理、悬疑、黑帮、言情、科学的综合之作？在文学性以外，它根本的诱力，就是能吸引到最大公约数的读者群。

天才型作家，还在于就算在这种市场需求泛滥的条件下，那怕是顶峰时一天写二万五千字，作家都能保持水准。那确是天才型作家才能办到。种种创作基因的背后，可归纳为一种不可复制的本质特色，那大可称为“咁都得！？”（这都行！？）的创作动力，那往往取决于灵光一闪，看似荒谬但又可自圆其说，到不能自圆其说时，就单纯看它如何表现过程，也是精彩百出享受其中。

倪匡这作风相当适合和香港电影 80年代后开始的那种被认为是疯狂过火的风格一应讨论。在许多武打片中，对打的动作甚至物理条件都不合理的，但人们就是乐在其中。当中，欣赏评价的标准，不是理性科学，而是情感和官能的满足，如舞蹈的可观。倪匡／卫斯理作品带来的往往是这种满足，最后再加上一点对“不可知”的敬佩，从而导向哲学思考层次。

延伸至电影，小说改编使它有了另一次生命转化，也是在这时候，倪匡之名才仿佛由幕后走到幕前，由神秘的报纸写稿佬，一举进入公众视野，并且用今天语言来说是“出圈”，以才子的身份曝光于大众媒体。

这是50至60年代倪匡的要义，到80年代，也就是我这一代上中学接手成为第二代读者之时，接收情景当已不一样。那是今天许多人回顾的明窗小开本，这系列未至袋装书般轻巧，但相比更大块头的金庸作品，明窗系列算是其时坊间流传最广的课外读物。

延伸至电影，小说改编使它有了另一次生命转化，也是在这时候，倪匡之名才仿佛由幕后走到幕前。过往就算他编了多少剧本，但观众不特别关心是谁写就，有他风格的《女侠木兰花》人们不会留意是否出自倪匡。但 80年代，倪匡/卫斯理却变成自有的brand name一样，由神秘的报纸写稿佬，一举进入公众视野，并且用今天语言来说是“出圈”，以才子的身份曝光于大众媒体。

今夜不设防：香港最后疯狂之前夕

正是在这势头下，才会出现今天奉为经典的1989年至1990年播出的亚视节目《今夜不设防》。那是传统上的幕后大脑都能走上幕前的时代，职场领域中，被追捧的行业是广告业，食脑精英，反映到填词人创作总监的黄沾（虽他一直保持有限度的幕前参与），电影监制蔡澜和作家倪匡都能主持节目这创举上。

《今夜不设防》呈现了香港那前过渡期时代的尽情忘我，用四字概括，是“酒色才气”（以才代以财”，忠实地反映了几个大男人平时到夜总会天花乱坠的胡言乱语和即兴智慧。节目sell 的固然是真性情和几位主持人在娱乐圈中的无敌人脉。不然，由张国荣、张曼玉、周润发、王祖贤等几十位，粒粒大明星轮流上节目。讲不曾公开讲的秘闻，其他地方不会谈的话题。说它是香港电视界的一个奇迹，因为由尺度到人物表现，都回到前述的某种“咁都得！？”的姿态。

那些场面，今天可说完全不可能在录影厂重现，更遑论获得通过播出。又可能被投诉以不尊重女性的苛责。而那个奢侈的80年代，真是痛饮，为不知日后何时会发生的处处皆设防干最后一杯。

今天看来，那个录影及播出时，不修边幅，一口烟一啖酒，个个饮至通红，有的卧倒沙发的场面，今天可说完全不可能在录影厂重现，更遑论获得通过播出。俨如夜总会的男人围攻女嘉宾的作风，放诸今天，又可能被投诉以不尊重女性的苛责。

更何况以今天的电视摄录生态，能放上一杯红酒大家装作啖两咀已算开放，而那个奢侈的80年代，不要忘记，香港还是以喝干邑作为豪气主流。真是痛饮，为不知日后何时会发生的处处皆设防干最后一杯。

至于话题，几辑制作时间，跨越89民运关键期，施南生和徐克作嘉宾的两集，也是正面谈论到民运及六四事件，是另一次不设防的体现，三十多年后，确实不可能再拍得出来。

那也是香港最后疯狂的前夕。

凭金句可以读懂倪匡？

这些言论成为了今日小粉红们批判的理据。但大家似乎忽略了的是，要了解倪匡，不能凭碎片化地只读他的几个金句判断，而必须看到他的经历，他的逃跑，他的恐慌，他的决志。

倪匡作为一个公开被熟知的persona，他的逃难背景，他的政治取态，很大程度上也是自这时开始，加上后续更多在媒体中有关时政或香港命运的访谈，才再广泛得到传播，并一定程度上，因这些言论成为了今日小粉红们批判的理据。但大家似乎忽略了的是，要了解倪匡，不能凭碎片化地只读他的几个金句判断，而必须看到他的经历，他的逃跑，他的恐慌，他的决志，才得以和智者搭通天线沟通。

节目中，他的姿态像个智者，大部分时间咪眼笑着，有反应但未必多言。三人各拥位置，讨论、发表或和嘉宾互动，通常交给黄沾去做。黄沾是把自己想塑造的“真小人”人设突出，但其实他可以是伪小人才对。“真君子”留给保持儒雅的蔡澜。

像旁观看透的倪匡，总会适时添上一两句精警的，或大智若愚的。像天外来客般，笑你们的可笑。

有时，画面上他在现场，又觉得他不知是酒醉还是神游太虚。这就是他的超能力所在，他的经历是地上苦难的极致，而却能带读者跳脱到宇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