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你信吗？这世上，有些字，就只属于“香港”这座城市。而这里是关于“香港字”的四则故事，从十九世纪初到今天，有的字曾在历史云烟淹没、一百多年后突然重现荷兰；有的字就在香港街头行人步足之间；有的字在人尽皆知的标语上，待人重生。造字人说，表面是字，内里是根。

90后的香港女生吴楚瑶（Seewhy）铸造每一粒“香港字”之前，都翻一翻从香港寄来荷兰的《康熙字典》。先查字义，分析结构、笔划，确保字模放在九宫格的方框正中，不偏移半分。每一粒字模她都拿上手，认真地辨认它，触摸它，字模里有太多不是常用汉字，而且她认的字都是凹凸颠倒——“耶”和“弭”几乎混淆。

每粒字要铸造二十颗。铅字不可太轻，必须约为7g。她铸字时，心里默念那粒字，二十遍。铸完检查，又再重头念。像念经，或者咒语。有时是冥想，有时一到夜里就梦见字飞来飞去。

她笑说：“开始能看到墙上有字，像我在荷兰神秘学图书馆看过的炼金术符号。”Seewhy台头有本香港寄来的董启章小说《香港字——迟到一百五十年的情书》（新经典文化，2021年11月）。小说中的主角晨辉，同样因为研究“香港字”，能与字灵沟通，觉得自己“痴咗线”（发疯了）。

故事一：19世纪，香港／2018，荷兰

第一批铸造，寄回香港的字，据说险些寄失。是《圣经》创世记第一句：“太初之时上帝创造天地。”

被选中的孩子

Seewhy大概一生人没有以此方式，接近过中文汉字，与一批熟悉又陌生的活字如此“神交”。董启章的小说上写：“活字，即有生命之字。”“凹凸相成，阴阳互补，无限再生，循环不息。”Seewhy惊叹，中文汉字之伟大，数量之多。“实物放在手上，有别于你在电脑或者书本看到，令我知道什么叫真，什么叫美。”

香港字的独特结构，今日我们常用字体中鲜见，古朴，有手造质感。字体设计师陈濬人以字体角度来看“香港字”，他形容：“香港字有传统汉字的美感，因为笔划多了弧度，也更灵动。而这种结构的造字，我们已经遗失了。”

第一批铸造，寄回香港的字，据说险些寄失。是《圣经》创世记第一句：

“太初之时上帝创造天地。”

是关于创造。最先是天地，然后光，穹苍，大地，海洋，动物，最后是人类。其后人类创造更多其他。据说第二批寄回香港的字，有一段是关于希望、盼望。来自《圣经》诗篇：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

“香港字有传统汉字的美感，因为笔划多了弧度，也更灵动。而这种结构的造字，我们已经遗失了。”

Seewhy手上的字模由1860年“香港字”翻铸，眼前那台荷兰的古老铸字机，有六七十年历史，而二十几岁的自己，是见证、纪录和亲手重铸“香港字”的香港人。三者年代之距，奇妙地牵连一起，却也因为年代之间隙，令铸字困难重重。

字模有点历史，损耗不一，清洁和调校字模是最耗时。每次铸字机必要预热一小时，但太热，铅无法凝固，不够热又融不了。在铸字工房，夏天太热，或冬天太冷，人都无法工作。特别是一部已工业化的铸字机，面对的是比自己古老近一个世纪的字模。另外，韦斯特赞铸字工房第二代接班人Ronald Steur有时也搞不定那台老爷机，Seewhy学的则是第三代知识。

每天都出现不同的技术困难，还要遇上世纪疫症，工场开了又关，关了又开。

过程煎熬，不是没有想过放弃。Seewhy却说起了“命定”：“我有很强烈的感觉，我来荷兰，甚至之前在香港理工大学受过的训练和学习，一切铺排，就是为了要做这件事。”她形容自己是“被（香港字）选中嘅细路。（被选中的孩子）”

Seewhy在理工大学修读设计，很早就认识版画工作室项目总监翁秀梅（阿翁）。2019年申请了荷兰工作假期签证，进行自己的神秘学与符号研究。最初她只负责以摄影和录像，纪录寻找“香港字”的过程。

而当韦斯特赞铸字工房第二代接班人Ronald Steur在某一日突然联络阿翁，说自己找到了一批失落的十九世纪香港字模的下落，阿翁遂赴荷兰，决定与Steur一起开展重铸“香港字”的计划。这个过程中，他们需要懂中文字的人帮手，便有了2020年初Seewhy加入，身兼协助铸字、纪录和研究几职。这时，Seewhy才知道原来，铸字工房与她的住处，仅相隔两个街口。

它是桥：接通香港与世界

“被誉为19世纪中叶最美、最完整、最先进的中文活字，也是世界上第一套中文活字，在香港铸造。”

冥冥中的注定，或发生在更早。阿翁说，这套十九世纪“香港字”字模能百多年后，在荷兰重见天日，许多运气和奇迹造就，“幸运过中六合彩。”

阿翁是版画工作室项目总监，她早于在2016年办国际研讨会，翻查到“香港字”的历史。据说，她在印刷业商会战前会刊找到“香港字”三个字，上面第一句：

“香港字已经是一个历史名词。”

她说：“当年上海及中国其他城市已经很多不同的字模，香港字已经变成黑白电视机。历史上的淘汰是必然。英华书院最后一批的‘香港字’活字，卖给中华印务总局，用作印《循环日报》，即中国第一份社论报纸，直至战前战后已经渐少再用到。中华印务总局关门后，整套字模散逸，到今日未听过其踪影。”

2018年，她收到荷兰韦斯特赞铸字工房基金会主席Ronald Steur的信，提及他在荷兰莱登国家民族学博物馆的仓库，找到一批“香港字”铅模。

“被誉为19世纪中叶最美、最完整、最先进的中文活字，也是世界上第一套中文活字，在香港铸造。”阿翁说，令她最感动，是当时中国木雕技术很成熟，一般来说，没有急切需要，中国人不会蠢到花二、三十年制作中文活字。

“但传教士不能接触到中国的雕版师传，只好自力更生。对传教士而言，传教是神圣任务，会不惜工本去做。这件事在中国人世界，或以商业角度，是绝不会发生。”

十九世纪初，清政府不允许外国人到中国传教，传教士遂以《圣经》或宗教刊物、书籍代替。传教士马礼逊先在澳门成立印刷所，刊印中文小册子和翻译圣经。随后不同的传教士如戴尔，先后在马来西亚、马六甲等地铸造中文字。1851年，这套中文活字辗转来到香港英华书院铸造，继而面世。

阿翁说，马礼逊教东印度公司的员工，都是教广东话。最早移居外地的华人来自广东，其次是福建。传教士最早到中国，也先到广州一带传教。“所以‘香港字’有保存了最早期的广东语系。”

如果以印刷本追溯，约1850年代“香港字”开始在世界流通和应用，阿翁的团队最后一份追溯到的印本，印于1958-1960年间。“‘香港字’足足流通了一百年，不止香港，我第一次见到份印本，痴线（疯掉了）！‘香港字’除了是本土文化身份，一开始印《圣经》、由德国汉学家罗存德排印的《英华字典》或者理雅各出版的《中国经典》，不只是给本地人看，也不是给只懂中文的人看。我觉得它是桥，接通世界不同地方，香港一直是国际商埠，‘香港字’随贸易卖出去，到马来西亚、悉尼、新加坡、荷兰、中国等，印刷速度快，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它用于高至汉学研究，或者报章杂志，如王韬创办的《循环日报》等；也可以好贴地，印猪仔契，印《无师自晓》（翁按：华工用通胜拼音学英文）。这件事很香港。”

阿翁曾在《明报周刊》的访问提过另一点，“香港字”的出现，令到印刷速度快，书册印制变精美。对知识普及、眼界均落后于世界的清末时代，特别重要。

香港文化：一直这样转口出去

“香港作为转口贸易港，连字都可以卖。战后，香港报纸的文章版权卖去马来西亚，在当地再印，不是一门小生意。香港华人作家的文章，也曾卖版权给美州等报纸翻印。”

“50年代，悉尼报纸讲过，‘香港字’是来自香港最先进的科技，不只在传教，或者汉学上有价值，我看到对于华工、被卖的猪仔这些阶层，都是很重要的联系渠道，这批字是由香港出发，去到他们讨生活的地方。以《无师自晓》为例，是一本生存手册，不只告诉你异地求职，蔬果种类、种植知识，洗衫、餐厅等衣食住行，连你惹到麻烦，教你去警察局保释的资讯也有。”

《无师自晓》是一本给华工的英语自学手册，1896年，由澳大利亚华侨领袖孙俊臣向中华印务总局购入“香港字”出版而成。

这套字最初由“联合国”创造出来，即来自不同地方，如孟加拉人、南亚人，英国人，中国人等。董启章在小说《香港字——迟到一百五十年的情书》也一再提到：“香港字，也是世界字。”阿翁的团队开始研究，香港字，究竟曾去到多远？除了荷兰，有没有可能在其他地方找到它？或者透过华人网络带去其他国家，如其他欧洲国家，可能在唐人街或者华人社区出现？

“香港作为转口贸易港，连字都可以卖。战后，香港报纸的文章版权卖去马来西亚，在当地再印，不是一门小生意。香港华人作家的文章，也曾卖版权给美州等报纸翻印。”“香港字”或者“香港人的字”，和香港的发展，香港怎样来，一切吻合。

她说，香港文化，一直是这样转口出去。

香港字所代表的，比起前年《字里图间—香港艺术传奇》展览所展示的历史脉络，更为广袤，阿翁说，研究要继续做下去。版画工作室计划将向各方筹钱，如资金条件充足之下，决心铸造五千粒“香港字”之余，也计划变为电脑字体，都是艰难的工作。

奇迹不完全诉诸巧合，或彩数，或者人的坚持也是奇迹的一部分。“就像传教士的坚持，令他们不计成本，做了世界第一套中文活字出来。Ronald的坚持，帮我们在博物馆仓库底，奇迹地找回这套字模。我们也有个坚持，要保留“香港字”，把它的故事找出来。”她说。

故事二：造字革命，香港人先行一步

黑白电脑与“俪宋”

“世界上第一套电脑繁体中文字体，也是香港人造的。我很荣幸有份参与。”

EVA字体设计师周建豪（Francis）1987年大一设计学院毕业后，就已经入行，三十多年来，是跨越不同重要年份的字体设计师之一。包括从由早期人手绘制植字，过渡至电脑造字之前，他最早加入字体界传奇人物郭秉权的字体创作中心。郭秉权是第一代制作日本字体的香港人，七、八十年代几乎垄断成个香港印刷行业。

经历过手绘、植字年代，造字于Francis而言，是门手艺，逐笔专精地练回来。八十至九十年代之间，Francis同时见证字体最革命性的改革，从手绘字转至由电脑设计字体。

“世界上第一套电脑繁体中文字体，也是香港人造的。我很荣幸有份参与。”

他记起，字体设计师柯炽坚，最早就想到用电脑造字，买来一部8吋大的黑白电脑，即当时最新款的电脑MacPlus，还有Fontographer1.0 版本的字体设计软件等。大约四万元，三十年前等于一架车，或一间细单位的首期。“他示范用电脑勾个中文字出来，我记得，勾的是世界的世字。世字横横直直，应该很容易，手绘五分钟完成，当时他花了二十分钟，还要不好看。我们疑惑，究竟行不行。”这个实验，柯炽坚自掏腰包，试行了一年。

1984年，柯炽坚连同一班字体设计师，也包括Francis，加入Monotype，用电脑PostScript技术开发了全世界第一套中文电脑字体“俪宋”字体，比台湾、日本最先走出革命性的一步。“这是很有远见的一步。”

因为字体设计公司Monotype，想抢占未出现的中文电脑字体市场， 决定合并柯炽坚的字体设计公司China Type，投入资金开发成其事。Francis说，最直接的原因是市场关系，有资金支持，所以香港人就创造出来了。

EVA明朝体：新世纪福音战士

1991年Francis参与Fontworks 香港团队，设计为人所熟悉的新世纪福音战士EVA 明朝体（即Matisse，2015年改良为Matisse-EB）。问他为什么偏偏是香港人设计的字体，被导演庵野秀明相中？或者也解答了，为什么偏偏是香港字体设计师，开发全世界第一套繁体中文电脑字体。

“那个年代，电脑造字才刚刚开始，日本造字先行少少，但大部分日本的造字公司，过百年历史，以一贯的手绘起稿造字，要那班老师傅转电脑造字，非常困难，所以转身非常慢。但香港人一来就用电脑造字，起步快，灵活变通，可以即时霸占日本电脑字的市场。”

“日本造字先行少少，但大部分公司，过百年历史，以一贯的手绘起稿造字，要那班老师傅转电脑造字，非常困难。但香港人一来就用电脑造字，起步快，灵活变通，可以即时霸占日本电脑字的市场。”

Francis没有把EVA字体的成功吹捧上天，他淡淡然说，当年庵野秀明青睐他设计的字体，是无可奈何的选择。因为当时电脑字体选择少，而且如Matisse那种粗度的字体，更少。

“当年Matisse的设计概念，采用最简单，最平实，无花巧。因为当时团队二、三十人，都是年轻人，不太懂得字体设计的概念。你不能把它搞到雕龙雕凤、太多细节要他们兼顾。基本上砌得成个字已经阿弥陀佛了！”为了容易控制，也为了容易生产，有别于日本人的雕花精工，香港人的快靓正派上用场。Francis说，现在年轻人都认为EVA 字体是一套反抗极权、大呜大放的字体。“当时边谂咁多？”（当时哪有多想？）

他也是七、八年前才知道自己设计的字体，因为一套经典动画而爆红。令到一套字体，甚至与《新世纪福音战士》，一套经典动画，画上等号。

“字体的视觉冲击大，说到底，是因为排版。那种排版方式来自六十年代，有个导演，叫市川昆，他最喜欢L形的字体排版。因为排版，才令字体如此凌厉，有粗度及质感。”如果要他拟人化形容EVA字体，他说，反而像一个戴著粗框眼镜的中文老师，四平八稳，稳稳阵阵，而非什么英雄、抗暴少年，或被选中的人。Francis笑说：“就像我的一生。”

字体行业在香港：二十年真空

他说，每一粒字是一个独立的，新的设计。他最享受，是每天埋首在几百个新的创造之中。

两年前，香港最后一间有规模的字体设计公司Mono Type关门大吉，搬去内地。Francis说，大概全港寥落地剩下他这间中文字体设计公司，还要专门设计日本汉字，幸好日本字体市场大，每年需要大量新字体，不然无法营运至今。

“从来字体设计在香港，是非常冷门的行业。以前是，现在是。”因为造字是一行非常昂贵的行业，一切由零开始，制作字体的几个月，近乎是净支出。

眼见字体行业在香港，二十年是真空，几乎没有新人入行。“造字不会令你发达，但令你安安定定，不会饿死。”Francis说自己已经56岁，近年尝试转换身份，开始在理工大学教书，培育新血。

邻近台湾起飞得快，民众愿意付出金钱，帮助众筹的字体设计师推出新字体。例如香港字体设计师许翰文，听说2021年他众筹造新的字体“空明朝体”（约560万港元），八成支持，都是来自台湾，而非香港。

另外，台湾也有一间叫“JUSTFONTS”字型服务公司，花了四、五年时间做大量字体推广的工作，培育人才，如办字体设计比赛，为赢得比实的设计师，推出属于自己的字体。“要让人见到梦想，就愿意投身。”

Francis回想自己一世人，只做字体，没有意识之下的选择。见有工作机会，就一直做下去。或者说，是“整定的”（注定的）。

“告诉你我一个小秘密，我是色弱的，红红啡啡的颜色分不到。所以对黑白敏感，黑与白就是字体。”

他说，每一粒字是一个独立的，新的设计。他最享受，是每天埋首在几百个新的创造之中。

故事三：招牌海，今夜星光灿烂

霓虹记忆，庶民风光生活

大部分香港人都曾经疑惑，自己曾否亲历这一帧香港的城市景观，一片招牌海，或是霓虹光海。抑或只是从电影、旅游宣传的那种香港印象而来。

每块招牌，每粒饱满的书法字或霓虹字，在狭长挤拥的街道，高高低低不知从哪里伸展出来，仿佛众声喧哗：看我啊，看我。白底红字，或红底白字，有高调炫目的看，也有低调殷实的看。总之没有半分空白，抬头望，密簇得不留一片天空。

理工大学设计系教授郭斯恒，是霓虹灯、香港招牌的爱好者及研究学者，曾出版《霓虹都市》、《造字匠》。他形容，香港的街道窄、短，浓缩，而且它的雏型与城市结构、城市规划有关。

早年香港难民潮，霎间人口暴涨，必须商住混合——上层住人，中间是工厂、下面是地舖。每一区的规划有消费区，就有招牌。“你站在某一个视点，层层叠，好像打架。这种街道结构，令视觉的刺激激增，叫招牌海。你在其他城市见不到，没法如香港般密集，五光十色。”

在香港，不难找到这类社区，“望见招牌，就等于见到社区的所谓风光生活，或者庶民的起居饮食，代表各行各业，百花齐放。这些普通事物，建构起社区的视觉记忆。”这也是他们所研究，街道上的字如衣冠，招牌便是店舖的衣冠。见字如见一个城市的街道肌理，精神面貌。

郭斯恒说，这条街透过招牌，告诉你一个故事，或者一条街的内容。招牌和字体身本都是我们的文化所沉淀，累积而来的表现。

“这种街道结构，令视觉的刺激激增，叫招牌海。你在其他城市见不到，没法如香港般密集，五光十色⋯⋯望见招牌，就等于见到社区的所谓风光生活，或者庶民的起居饮食。这些普通事物，建构起社区的视觉记忆。”

北魏真书：神级亦在消逝中

“叁语设计”设计总监，也是“北魏真书”字体设计师陈濬人觉得，香港街道上文字风格，刚猛生动，是其他华人城市所没有的现象。

他家在上环，最为吸引他目光，想必是招牌上刚猛生动、字型独特的北魏字体。

根据陈濬人及徐巧诗出版的《香港北魏真书》一书记录，香港常见的书法招牌，风格统称魏碑，应该最接近清代书法家赵之谦。他的书法影响力，延续至清末民初，更南下由广州及香港的书法家所传承，甚至透过华侨越洋的发展，再传到海外唐人街的商舖招牌上。

1887年，赵之谦去世后三年，区建公在广东出世。在中国历史上清朝与民国交接的新时代，赵之谦的书法由以北魏书体独步书坛的区建公，传承至香港。

书是如此描述：“北魏体笔触如游鱼般灵动，鲜活，却不会失去方向。无论在街上的哪个方向看，都可以感受到商号稳重地存在。”“北魏体招牌作品，建构香港街头视觉的重要一环，如商号牌匾，政府机构，公营机构，书籍，建筑物，甚至寺院提字，以赵之谦的为基础，再结合区建公独有，充满魄力，刚猛挺拔的风格。亦影响了五十至八十年代流行的书法风格。”

“北魏体笔触如游鱼般灵动，鲜活，却不会失去方向。这套北魏字体代表了香港某年代最重要的视觉文化遗产。华文社会来说，只有香港、澳门以及一些唐人街曾出现过。连中国、台湾都未曾出现。”

陈濬人自小生活在上环，周围的招牌，不少出自区建公、苏世杰的手笔。他觉得，北魏字体的精髓，反映在力度。为什么看来充满活力？正是因为单单一个起步的横划，就有很多变化；而每一笔的牵丝，都留下力的蛛丝马迹，但撇捺好舒展。令你觉得，其力度，由是右至左，再至右，连收笔也是。

“这套北魏字体代表了香港某年代最重要的视觉文化遗产。华文社会来说，只有香港、澳门以及一些唐人街曾出现过。连中国、台湾都未曾出现。”说是遗产，想以自己的方式保育，也是因为他目睹北魏字体消逝的过程。

“市区重建，高地价，也关乎科技转变，以前你做招牌你一定要找人写。慢慢有电脑，就用电脑上的字体做招牌，变化越来越少。”

郭斯恒说，2010年开始，屋宇署的清拆令之下，每年拆很多招牌。他眼见，基本上霓虹灯招牌八成都拆光。《霓虹黯色》一书提及，2018年团队在油尖旺至太子，找到七、八个霓虹灯招牌。现在都没有了。换成LED，或者灯箱、胶版。色泽、气势，或者对条街的视觉冲击，一一失去。

“招牌在城市景观，就是一个年轮，每一个年代出现过的招牌记录了城市变迁。”

在八、九十年代，香港最繁华、经济最顶尖，广告行业活跃，透过广告，创造了好多文化身份和消费文化，当中涉及好多文字、字体的应用。他认为，字是人的根源性，代表了香港某一面受人忽略的文化根源。“盛载的东西很多。”

郭斯恒特别喜欢达明一派一首歌《今夜星光灿烂》。他说，这首歌出现，是因为1997年回归后，大家不知道香港变成怎样。灯光也反映一个城市的前途、生命，人住在其中的状态，是一种隐喻。

“霓虹灯是城市其中一面，如今像脱皮般剥落，由其他物事取替，以延续城市的生命。我经常说，霓虹招牌也完成了其历史任务，表面上死亡，却滋养年轻人去寻找，什么是香港人身份，霓虹灯所代表的香港故事。”霓虹灯也可以换成是招牌、招牌上的书法、路牌等城市视觉元素，是占领了空间、时间的集体回忆。

正如郭斯恒在《造字匠》中《日本学者论香港招牌》一文，引用山口文宪一段：“倘若你了解到招牌为什么是那个样子，你自然也会明白香港为什么会是那个样子。”

字体设计是面，底是身份和根

“谁不想做名设计师，做大师？个个都想。但造字本身，你一直是演绎千几年之前的东西，这不是你由零开始爆出来，你一直是学习前人，而当中只有5%是你的东西。”

陈濬人在《香港北魏真书》序文写道：“创作经常强调表现个人情感和思想，文字却超越了此时此刻的个人创作，属于一种与前人及亡灵的共同创造。”

他说：“字体所代表的价值观，与我们惯常的很不同。平时我们习惯结果要快，我是最劲，一个好强的EGO。但造字体设计令我的价值观有很大改变。以前想过做设计，谁不想做名设计师，做大师？个个都想。但造字本身，你一直是演绎千几年之前的东西，这不是你由零开始爆出来，你一直是学习前人，而当中只有5%是你的东西。如果你要我写Credit，郑文公碑、赵之谦，区建公，一大堆亡者。”

字体设计渐渐与香港人身份挂勾，与香港十多年经历的城市变迁、重建保育及社会运动有关。陈濬人研究和保育北魏真体，与这个时代脉络是有关。

2006年他开始关注市区重建，前后发生湾仔利东街重建，以及中环天星皇后码头保育事件。他开始反思，自己作为设计师，如何回应社会及文化的问题，什么谓之“香港设计”？而香港的设计反映了香港什么问题？他选择以北魏真书，即字，回应这些问题。

他觉得，字体设计是面，底是身份和根。

“为什么一定将北魏字体，变成电脑字体？在最浅白的层面，延续香港优质的视觉文化。近十年，香港拆去的很多，因为地价、招牌管制，失去好多城市的面貌。”他常常问自己，什么是香港设计？眼见香港很惯常模仿其他地方的设计，香港受潮流，也受别人影响，没有自己身份，没有自己角色，也没有自己面貌。

“这是关乎再深一层，关乎身份问题，以及定位问题。为什么没有？因为没有根，没有人花时间建立根基。我想透过字体设计，建立根基，有身份认同，才有香港风格。”

自己作为设计师，如何回应社会及文化的问题，什么谓之“香港设计”？而香港的设计反映了香港什么问题？他选择以北魏真书，即字，回应这些问题：“我想透过字体设计，建立根基，有身份认同，才有香港风格。”

故事四：造字江湖之众字魔

李汉港楷：街头书法小人物

“李汉港楷”字体设计师，也是第二代胶片招牌师傅李健明说：

“区建公（北魏字体）的地位是神级，李汉（李汉港楷字体）就是街头书法的小人物。你可以想像，他们写的招牌可能在同一个时空，同时出现过。你可能在上环海味街见到好多北魏字体，也可能在黄大仙街市的鱼档、肉档见到李汉的书法。没有高低之妙，不过出现的场合、功用大有分别。可以说他们是香港招牌字体其中两幅拼图。”

他觉得，新式电脑字、LED招牌或者喷画、电视屏幕，都没有所谓。最重要是百花齐放，或新或旧，有得你拣（可以让你挑选）。

不是像现在，连街道招牌也开始“一言堂”，单一、即食。

郭斯恒提过，李汉港楷缘起于一个写字佬李汉，一个招牌佬李威的合作。招牌和书法是五十至八十年代香港最有连系性的行业，加上同姓三分亲，两人渐建立了情谊，两人甚至以兄弟相称。

在李汉退休回乡前，因生怕李威没有字用，就把字典里的字都抄写一遍，送给对方。

“最有趣是一个香港故事置嵌在一个字体之中，代表了父母辈艰辛岁月、七、八十年代逃难来香港，在自己工作岗位默默打拚的写照，背后有一种情感的牵连。”

李健明记得，李汉最后一次亲身送字帖来店舖时，是1992年。不久他们就购置了电脑，一架18吋阔的界纸机，内置两套台湾字体。“几好用，笔划够粗够肥，街客看不到分别。只有我们分得到李汉那套字‘香港一啲’（更香港一点）。”电脑字体方便好用，结果，李汉一袋约五千字的楷书、隶书招牌字，就收在抽屉，束之高阁，一直没有用过。

“最有趣是一个香港故事置嵌在一个字体之中，代表了父母辈艰辛岁月、七、八十年代逃难来香港，在自己工作岗位默默打拚的写照，背后有一种情感的牵连。”

“如果李汉未过世，他站在我面前，我也未必认得。”但李健明却一直将那套书法字，放在心上。

“我觉得这件事很特例，以前的人上心一点，觉得你投契，称兄道弟。我觉得李汉先生对我阿爸非常好，送如此大礼，你放在抽屉，肯定不是他的原意，他是要你去用。但那年代真的没有办法把那套字储入电脑。我觉得，把它变成字体，才是最简易，最实际应用字体的方法。”

二十多年过去，直到有一日，李健明听到收音机，知道台湾有间字体公司Justfont，可提供服务，把李汉的手写书法字，转成电脑字。

2016年李健明推出“李伯伯街头书法复修计划”，以一人之力，前后花了四、五年时间，用软件勾出字体外框、为字体编码，校对字体等。

另外从五千字的原稿，将现成的字体分拆组合为香港字，微调，修改，完成了约七千字的“李汉港楷”字体。

也因为2020年众筹数字理想，他另外完成了李汉通楷（勾通字体）。有台湾字体设计师告诉他，在繁体中文字的世界，并没有这样一整套勾通中文字。他认为，李汉通楷是世界上第一套电脑勾通中文字体。

李健明有点不置可否，眼见早年街头上的书法家好多，多寂寂无闻，写到退休就消失。唯独李汉的书法和名字，因此留存，延续了香港街道一桢独特的庶民风貌。“有两个难得，两个彩数（幸运处）。不是个个都写那么多字送来，也不是个个也会将之保育，电脑化。”

监狱体：70年代囚犯

在香港，造字的怪人、傻佬不只李建明一人。他和一班土炮字体设计师组成了一个名为“劲爆思创杨监硬李”的WHATSAPP群组（包括劲抽体、爆北魏体、思绪重生体、创科题、杨佳北魏、监狱体、硬黑体、李汉港楷）。

他特别提到，当中最狂热的是设计硬黑体的阮庆昌，和保育监狱体的Gary。“他们一讲到造字，就很开心，很兴奋。我自己就说，完成了李汉通楷、李汉港楷，不要再叫我造字了！但造字于他们而言是听歌、打机那种开心，没有压力。”

所谓的监狱体路牌，“道路研究社”创立人邱益彰（Gary）下了这一个定义：

“从70年代由惩教署的囚犯，所制造的旧路牌，字体笔划尾端有喇叭口，以传统中文格式书写。”比起监狱体更早之前，有一款路牌字体，名为“工务体”，由当时的工务司署制作。但因为尚存数量太少，难以保育而作罢。

李汉港楷是一位“街坊阿叔”，监狱体便是“ 一个货VAN司机，一定是后生仔。”“（监狱体）有标准之中不标准的特色，看来不会一式一样，没有感情。我会说，（这个后生仔）是人文主义。”

“监狱体于我，是研究其他道路标志的小小启蒙。”作为道路迷，Gary在中学时已经开始留意路牌，见证了监狱体旧路牌，买少见少。印象最深刻一次，是2009年他看到元朗的朗字，被新的“朗”字遮盖，效果非常差，而且他无论如何也记不起，旧的朗字是怎样写。

他似乎忘记，自小的功课簿，他写的“朗”字，照著路牌的监狱体，一点写成了一横；左边下部分，一剔一点，写成了交叉。常被老师捉错字。

2016年，Gary成立了“道路研究社”，他说当时社会气氛兴起本土思潮，身边的人开始留意本土事物。“很多人可能觉得监狱体好岩巉（狰狞嶙峋），一粗一幼（细），但以那个年代，全人手制作，并统一性已经做得很好。”

他便开始透过Google Map街景及实地考察，纪录了尚存的五百至六百块监狱体路牌，未来制作为电脑字体。“每隔一个街口，十几米就有一个路牌，是如此组成城市视觉文化的景观。”

他预计这些仅存的旧路牌，有一日将逐一被电脑字路牌所取代。

Gary说，他从别人口中听来自己所没有经历的九七前，即道路上监狱体转变为电脑字体之前，所谓经济发达，鱼翅捞饭，人人安居乐业的年代。道路上新旧路牌的更换，除了是城市视觉文化的更迭，也见证城市变迁。

“沙田剩余最多，约一百块监狱体旧路牌。有人问，为什么不是多旧区的九龙区？新市镇因为预早规划好，少改道，不像旧区因为早年规划得不好，路牌自然换得快。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

李健明这样形容李汉港楷，就像一个熟口熟面，以前见得多，但慢慢少见面的旧街坊。“但他是什么样子？见到就认得，见不到你又好难用三言两语形容他。他就是一个街坊阿叔啰，四眼肥肥的，我说这些特征，又不足以在警署做一张样貌拼图。”

他也尝试形容Gary监狱体的“人相”，说是“ 一个货VAN司机，一定是后生仔。”GARY向记者覆述之后，补充一句：“（监狱体）有标准之中不标准的特色，看来不会一式一样，没有感情。我会说，（这个后生仔）是人文主义。”

这套监狱字体尚在缓慢地制作中，没有如北魏体、李汉港楷或重生体，进行众筹。Gary宁愿工余时间，兼职造字，没有灵感，没有心情就不做，不受负担众筹的压力和责任，灵活自由一点。

思绪重生体：重生侠，打出“觉醒”，打不出“想像”？

如果形容“重生体”是一个人？又是怎样的一个人？

字体设计Roy Chan这样想像重生体，是一个躁动不安的人。“多细节，但又凹凹凸凸，直头烦！”再仔细看一看，Roy指著其中一组字“禁止进入”，说，你感觉到，他在大声警告，不让你行过来。

眼看“守城”、“守护”，“守望”，“守卫”，特别适合重生体这字型。“想像”又不太适合，太实在。“你不能用重生体打‘想像’，你想像不到。没有办法，但你一打‘觉醒’就有感觉，但‘苏醒’就没有。这套字很有性格，唔比面你（不给你面子）！”

Roy设计的“思绪重生体”，是一套结合了黑体和宋体，再加以回勾的标题字。字体名称包含了两套字，思绪体、重生体。

“你无可否认很‘香港灵魂’、很‘香港’的东西正在消失中。我就想，有无可能用字体唤醒它呢？字体不是唤醒各行各业，而是我们用重生体唤醒字体此界别的灵魂。”

思绪体是Roy最早设计的一套艺术字体，思绪体所代表的“思绪侠”，是一个很多善感的人，想自己成功之余，身边有人同行，缘途的风景能慢慢咀嚼。思绪侠代表他的初心，而重生则寄寓了香港重生。

“我最初做艺术字，最想做推广和教育，让多点人知道字体设计，愿意令出金钱或者用其他方式支持字体工业，从而吸引更多人加入字体设计行业。后来我发现，一套电脑字体比起艺术字体，更接近大众。2019年开始有造字的想法，至2021年有点回响，就觉得不如做吧！”或者真正推动他去做，是时代性。

三月时他曾在学者沈旭晖的网台节目，接受访问，谈及重生的意思:

“开始了重生体的造字计划后，发现好多‘很香港’的东西，慢慢在这时代消失，有声或无声的消失也好。你无可否认很‘香港灵魂’、很‘香港’的东西正在消失中。我就想，有无可能用字体唤醒它呢？字体不是唤醒各行各业，而是我们用重生体唤醒字体此界别的灵魂。只要不同行业有新的创意、创造性，是可以把香港灵魂唤醒。这也是名字的由来。”

Roy也曾思考字本身的根源性，于他，重生体是连结，连结，连结。由当下一刻，连结未来。“它的使用是难以想像，因为未发生，例如你未必想到用书法字体连结Mirror，或者Collar，但重生体就连结到。试想想，试当真现在用蒙纳刚黑体，2022年后有否多一个选择？”

今年一月开始，他进行众筹，推出一套五千三百字的香港字体，预计骋请两个人，每日做三十字。一年左右完成。访问刊出之前，众筹也达标了。

事后，Roy接受访问，表示希望重生体将来能更中性地呈现，减少令人联想背后有很强烈的MINDSET或者旗帜。为了更好地拓展中文字体的应用。

硬黑体：从32人到49人

“不应该觉得字体够用，永远都不够用。不然日本字体设计何来兴盛？就是因为觉得不够用，才一直创新。”

李健明提及过另一位字体狂热者，“硬黑体”字体设计师阮庆昌。

或者他是第一代土炮字体设计师——在资讯不充足的年代，电脑字体刚起步不久，56K上网随时断线、轻机的年代，或者他是90年代唯一一位不隶属任何字体设计公司，不受薪，也不为揾食，以一人之力，花了五年时间完成一套万多字的“硬黑字体”。

他说：“应该没有第二个像我这么傻吧？”

“我就是喜欢做市面上没有的字体。”当年造字，目的纯粹，就是因为当时市面上没有呈直线、硬实的字体。为人所熟悉的蒙纳刚黑体，比他的“硬黑字体”迟约十年才推出。2002年，“硬黑字体”推出之时，大众仍是习惯到电脑商场买字体光碟安装，阮庆昌索性把字体放上网销售。

根据纪录，当年的销售数字只有32人。

其后十多年间，他发现很多的品牌或者广告都用他的字体，如麦当奴、九巴等，以及后来他在书店看到DDED设计师Albert的《香港人自作业》，正是用硬黑体排版。“字体我明明做得硬梆梆，没有想过他用得如此活泼抵死。”竟有一份地道港味。

2018年他推出“硬黑字体2.0”，增加千多个香港用字，销售数字多一点，有49人。

“市场推广，人际网络，自问都比较弱。”但销情并无浇熄阮庆昌的热情，他已经著手造新的字体“娉婷体”。说如果硬黑体是男人，娉婷体就是女人，一刚一柔。

他很享受造字体的限制，特别要造出超过万字的内文字，不如标题字，并不是所有设计元素都可能任意放进去。限制之下，字体数量如此多，有著广袤无穷尽的创造空间。

“不应该觉得字体够用，永远都不够用。不然日本字体设计何来兴盛？就是因为觉得不够用，才一直创新。”

尾声：除了“香港字”，别无他名

近年众筹平台兴起，也因为本土意识高涨，越来越多香港人参与字体设计。不同的受访者都分享，有好，也有隐忧。最怕是一股水过背鸭的热潮，香港字体设计或停留在表面的肤浅状况。

访问时，陈濬人提出一个很好的核心理念，或可作为参考与反思。他一再引用，钱穆的话：“文化是共同人生，经过长时间蕴酿而来。”

“传统文化有好，也有不好，有的适合延续，有的不适合。我强调现代化，是字体好重要的环节，要思考如何延续给未来的人也可以使用。造字过程，花很多时间，找其中的精髓，从中将之演绎为适合今日生活所用，才叫设计。过程是漫长，很累人。”

也唯有如此，那些值得保留，大家珍而重之为之香港的东西，才能真正地保留下来。

陈濬人说他最近在学盆景，如同10年间北魏真书造字的过程，2011年的北魏真书，以至2021年的北魏真书。字的每一笔划都在生长，在变化，像有著生命。永远有个最好的它，在未来等著他去发展。

身在荷兰的Seewhy，最近因为当地染疫人数上升，工场再次闭关而停工。进退不得，仿佛在泥沼中胶著。“过程中曾想过放弃，好煎熬，一煎熬就找与香港有关的东西来看。”

她谈起，最近看了周冠威的《时代革命》，激励自己，香港字这项目无论几辛苦，也要继续做下去。Seewhy是2019年9月，即香港社会运动如火如荼之时，抵埗荷兰，至今未曾回港。

当初她答应帮忙整个香港字的计划，因为她深明这计划于香港，于她自己，有几重要性。“It is more than eveything，more than身份认同、历史、所有一切。是一个精神支柱。像插了一枝旗，它不叫其他名字，就是叫‘香港字’。”

就像小说家董启章受《字里图间—香港艺术传奇》展览的触动，回家后想立即开笔写小说，正正来自“香港字”此三个字本身。

他接受其他媒体访时一再强调，如果这些字换成“伦敦会活字”、“英华活字”，感受不会如此强烈。

他认定，书名不叫其他名字，一定是“香港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