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逾1.9万人自学：“逃避学校”、“花费不菲”，自学开启哪些可能？

2016年起担任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的唐凤，由于其“最年轻政委”的身份，以及推动口罩实名制等数位措施的成功，被日本媒体冠上“天才IT大臣”的称号，并一跃成为新一代“网红”。同时，她14岁离开学校自学的经历，也在台湾点燃对自学的热烈讨论。

1990年代就离开体制内教育的唐凤，是台湾最早接受自学教育的学生之一。她在《唐凤：我所看待的自由与未来》一书的自述中提到，她原本有机会保送台北的明星高中建国中学，最终却决定放弃，在国中毕业前选择辍学，在家自主学习。14岁的她对父亲说：“课本上的知识落后网路十年，我想学的，在建中（建国中学）学不到。”

和唐凤同辈的台湾人，有自学经历的少之又少，除了因为当时实验教育（又称体制外教育）的概念尚未普及，也由于台湾设有《强迫入学条例》，规定所有届龄公民必须接受小学和国中的义务教育，且没有任何关于自学的法律支持。唐凤有机会接受自学教育，还要归功于她当时国中的校长特别“包庇”，允许她不用到校上学。

1990年代中期之后，在推崇体制外教育的家长们（包括唐凤母亲李雅卿在内）的推动下，台湾的体制外教育开始有所发展。1997年到2001年间，台北市政府因应一群家长的请愿，推出一个五年专案计划，成为台湾第一个允许合法申请自学的县市。然而，同时期台湾的其他县市仍强力执行《强迫入学条例》，高雄市甚至有警察到教会共学团体强抓学童入学的例子。

1999年，台湾政府公布《教育基本法》，鼓励私人兴学，首度提供实验教育办学的法源；2011年又修订《国民教育法》，允许办理非学校型态的实验教育。但以上两部法规都未订定细则，实际执行完全仰赖负责掌管教育的各县市政府意愿。这十多年间，实验教育在台湾各地的发展不只有限，也参差不齐。

到2014年，推动实验教育人士殷殷期盼的《实验教育三法》终于通过，订立了学校型态、公办民营、非学校型态等实验教育的完整法规，并强制地方政府制定申请实验教育的办法和配套机制，保障体制外教育学生的权益，隶属非学校型态实验教育的个人自学生也是其中之一。

自学：一种权利的争取和实践

《实验教育三法》通过后，台湾实验教育开始多元化发展，较知名的机构有属于学校型态实验教育的苗栗全人实验中学（1995年创立，2009年立案），以及非学校型态实验教育的台北市影视音实验教育机构（2016年立案）。另一方面，根据法规，学生和家长可自行撰写自学计划，向地方政府教育局申请，使得全台湾自学生人数快速成长。根据台湾教育部公布的数据，2013年全国实验教育学生人数仅2,264人，到了2020年便成长到1.9万。

不过，与台湾目前从小学到高中约250万的学生总数相比，选择实验教育的学生依然只占极少数。大多数家长对于申请自学的细节仍缺乏了解，或是抱持怀疑态度。2007年成立“保障教育选择权联盟”、倡议“教育选择权”的陈怡光认为，实验教育的立法仅是基础，要让所有公民都享受到完整、多元的受教权，还需要更多的信息推广。

“教育选择权是人权一部分，在宪法保障的范围内。我们本来就有权利选择要怎么受教育，而政府提供（自学）的选择只是其中一个选项。（可惜的是）知道这件事情的人非常少，障碍来自于信息不对称。”他说。

陈怡光的孩子从小学就开始个人自学。2002 年，陈怡光与波兰籍妻子魏多丽从美国回台，发现台湾的幼稚园“把孩子整天关在室内，全校共用同一个固定作息时间表，安排一大堆课，学生和老师按表操课”，让推崇自由学习的他们感到匪夷所思，决定自己在家用蒙特梭利教育法（由义大利心理学家​​Maria Montessori提出，强调尊重孩子天然的心理、生理和社会性发展的教育方式）来教育孩子，并在2004年申请个人自学。

陈怡光指，在台湾推动自学的过程本身就是一段“公民不服从”、挑战体制的抗命史。在台湾近年来因政治体制相对开放，让多元的教育选择成为可能之后，选择自学，正是一种主张权利的实践：“我觉得只有在公民意识非常健全发展的社会，我们才有办法（拥有）改变生活方式的力量。（要防御台湾）不只是靠国防而已，还有靠公民的力量。当我们教育出的下一代愿意挑战制度，挑战威权，愿意为自己的权利主张的时候，我们就不用担心外来的欺负。”

另一方面，实验性教育也为不满升学主义至上、分数挂帅的僵化体制教育的家长和学生提供了一个出口。台湾政府从1990年代开始推动一连串的教育改革，试图将教科书内容和升学管道多元化，建立更有弹性的学习环境，却似乎未能有效降低学生的就学压力和升学主义风气。台湾的国中和高中学生每天上课时数平均长达9.5小时，是全世界上课时数最长的国家之一；升高中和大学的考试，也依然以国文、英文、数学等主要科目的分数作为评定标准。

不少推广多元教育的人士，因而将实验教育视为达到真正适性教育的解方。台北市影视音实验教育机构校长小野就曾在媒体采访中表示：“每个孩子都不一样，只能用一套机制应付所有孩子，是体制教育最大的问题。”

台湾现行的实验教育法规给予学生极大的自由和权益保障。申请个人自学的学生不需按照体制学校的课纲内容撰写学习计划，可以根据兴趣安排任何课程。通过每学年自学成果审核的自学生，在完成法定修业年份的学习之后，也能取得同等学历，参加高中、大学的入学考试，甚至报考公务员。

仅管法律条文完善，实验教育管道蓬勃发展，台湾社会仍普遍存在认为自学成本过高、只适合“有钱家庭”或“天才儿童”的印象。相较于公立学校，私营的实验教育机构学费确实较高，例如全人实验中学一学期的学费为12万台币，目前已停办的“跑蛙自学团”国中注册费为2万5000台币，而根据台北市教育局订出的学校收费标准，目前公立高中一学期的学杂费约8000台币，公立国中则免学费。此外，在家进行个人自学的学生，大多也必须长期负担每小时数百至数千元台币的家教费。不过，在社区课辅班辅导自学生多年的老师高玮呈指出，虽然经济条件是自学的一大门槛，靠着非政府组织资源和志工网路，家境较困难的学生依然有机会取得学习资源充足的自学环境。拥有善于倾听、引导的自学陪伴者，反而是顺利进行个人自学更可遇不可求的条件。

另一方面，自学给予学生充分选择自由的学习模式，也引来一些外界对于学习成效的质疑：像是自学生在没有系统性指引的情况下，学习的知识是否扎实；离开强制学习的环境之后，较缺乏毅力的学生是否会在学习遇到困难时轻易选择放弃，以“找兴趣”为借口而不断更换课程；以及自学生选择与大多数同侪不同的学习方式，是否更容易产生自我怀疑而带来额外心理压力。曾在多所实验教育机构任教的黄瀚峤就曾撰文提醒，自学并非解决所有学习问题的“灵丹妙药”，也不是一种“没有问题、不用努力、不用负责、没有面对的学习方式”，且在看似自由的自学环境里，学生依然必须面对无法达到自我期许、迟迟未能培养出特长等压力。

选择离开体制内教育的学生，究竟得到了怎样的学习体验？端传媒采访了自学生、让孩子选择自学教育的家长，以及在社区课辅班辅导自学生的老师，谈谈他们经历的自学，以及自学教育的困境和解法。以下是他们的自述：

自学生王逸圣

我觉得政府法规的重点应该放在怎么追踪自学生离开学校之后的发展，而不是离开学校就放牛吃草。

王逸圣今年19岁，桃园人，目前是清华大学不分系大一学生。2015年国中二年级下学期开始个人自学。父母是一般上班族。

我从国小就喜欢看新闻，网路新闻、电视新闻、报纸都看。2014、2015年台湾发生太阳花运动、香港发生雨伞运动的时候，有关民运的讨论特别多，激起我对公共事务的兴趣。上国中之后，升学压力比较大，考试很多，一天连续上七堂课，学什么都是学校安排好的，就会想为什么要念这些科目，投入时间到公共事务上好像更有意义。刚好那时看到可以申请个人自学，就觉得我可以试试看。

当时我把自学计划书、申请书都写好了，才跟爸妈说。爸爸一开始觉得大部分学生都在学校里走过来，为什么我需要不同的管道，但后来说可以申请看看，抱持“不积极反对”的态度，陪我走完送件的过程。我们家就是这样，不太会去要求小孩一定要做某件事。

但学校是反对的，校长觉得我的成绩没达到全年级的前5%，他觉得只有学习顶尖的学生才适合申请自学。但我那时候成绩不太好，是因为我对在学校学习没什么兴趣。校长一开始不想帮我送件到教育局，不过他实际上并没有这个权限，我们可以自行申请，通不通过是教育局决定的。后来我爸妈帮我跟校长沟通，校长就答应了。

申请通过之后我自己安排课程，找老师教学，或是去外面上课，到处参加工作坊、研讨会、论坛，蛮像大学生的。离开学校之后，所有时间都回到自己身上，一天的行程长怎样都由我自己决定。开始自学最直接的感受，就是重新找回对生活的主控权。我的父母理解我在学习上有自己的规划，通常不会介入。

当然它不是一个很容易的过程，很多人在初期会有撞墙期，像我刚开始安排了太多课程和活动，想按照计划执行却没有成功。高中之后比较懂得更有效地利用时间，也更有明确的目标，开始实质性地参与一些公共事务，累积经验和资历。我认为每个学习者都有可能面临无法达到目标或必须改变学习目标的问题，但学习本来就是这样的过程，应该要以当事人的角度去判断这是否是“逃避学习”，迷茫和想通的过程也许也是重要的。

16岁时，我应征教育部国民及学前教育署青少年咨询会委员，参与了两届，把自学的情况和困难反映给政府，一起讨论怎么解决，像是推动自学生打公费疫苗、申请就学贷款等等。我也担任过新北市政府青年事务委员会委员、桃园市政府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促进会儿少代表，在那些场合有很多学者、教授参与讨论，我当时对法规不太了解，跟他们对话起来很有挫折感。反思之后，我想提高自己的能力，所以写信给中原大学法律系的教授，申请旁听他的法律课程，一听就是两年。让我感动的是教授发现我在课堂上表现不比其他学生差，把我当他的学生一样关心我，还邀请我去期末聚餐。

实际参与公共事务让我更深入地摸索自己的兴趣，也对大学的学习情况建立了一定的想像，所以后来决定考大学，后来透过“特殊选才”（台湾的大学入学管道之一，由各校透过书面审查、面试或笔试甄选学生，不需要全国入学考试的成绩）的方式进入清华大学。我现在在大学主要学的就是法律课程。

自学真的多花不少钱，要请私人家教，上很多课程，所以很感谢我父母的支持。开始自学之后我才发现，教育其实是一个国家投入非常多钱的领域，离开学校都是要自己花钱的。高中自学生有补助（一学年最高6万7120台币），但小学和国中没有。有些自学生可能会去打工，不然就是家长付钱，我觉得某种程度上自学也有经济的门槛。

有些学生选择自学的心态是逃离学校，本身对学习并没有没想法，但我觉得把时间还给他，他还是有机会发展自己的东西。我觉得政府法规的重点应该放在怎么追踪自学生离开学校之后的发展，而不是离开学校就放牛吃草。

在追踪自学生学习状况方面，每个县市的做法都不一样。像台北市和新北市每学年会要求自学生以“发表会”的形式展示学习成果，作为评估自学计划执行情况的依据，但不是每个学生的学习成果都适合通过几分钟的发表会来展现，而且每个审议委员的宽松程度不一。桃园市和宜兰县我觉得做的比较好，审议委员会个别访视自学生和家长，针对学习计划落实情况、教学资源、学生身心状况等面向让家长自评并提供意见。此外，桃园市还设有“桃园市自主学习3.0实验室”，提供自学生各种软硬体的学习资源，像是找专家设计提供给自学生的课程，和大学媒合让自学生到大学上课等等。

自学生黄思颖

爸爸希望我多看看学校以外的世界。

黄思颖今年14岁，台中人，2015年国小四年级开始个人自学。母亲开中医诊所，父亲辅助诊所的社群经营。

我在小学三年级下学期遇到了一个非常死板的老师，他是那种非常以成绩为重、很宠成绩好的同学的老师。那时我爸爸有帮我请家教，所以我所有科目的学习进度都是超前的，在班上成绩很好。我数学已经学到五年级，但学校还在教三年级的，所以我上课都在睡觉。

但我有个好朋友成绩超烂，那个老师常常在课堂上公开说我的朋友成绩不好，直接公布她的分数，有一次我就站起来说：“老师，不是所有的学生都适合你的教育方式好吗？而且她的英语非常好，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她？不是功课不好的就一定是坏孩子！”老师想跟我杠又杠不起来，我感觉他很讨厌我，但因为我成绩好动不了我。有天那个老师问我要不要自学，我爸爸也刚好一直都有在看自学这个制度，就帮我送了申请书。

我觉得在小学四年级那个年纪，虽然不想去上课，但不会发自内心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自学。那时候选择自学基本上还是爸爸帮我决定的。

我爸爸跟我说当初让我自学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希望我多看看学校以外的世界。还在学校的时候，他就经常让我请假带我去山上，甚至是去日本。但学校不太能容忍这种方式，每次我一请假，老师就会把我没去上课那几天的作业直接丢在我的桌上，要我当天写完。

第二个是希望我能走菁英式教育。他发现我在学校学的东西，在学校以外也能学到，所以选择带我脱离体制内教育，学习的内容不变，但能更自由地运用时间。一开始爸爸可能只是希望我在学科上比同龄人学得更快，并没有真的要让我在思维上有什么特别突出的改变。但在我自学的六年期间，他也有更多的体悟，有天他跟我说：“学校现在教的东西在之前的年代可能有用，但现在网路科技这么发达，未来你们需要的能力一定跟学校教的有很大不同。”这跟自学圈的有些观念刚好叠一起。

自学以来我有过一段非常自卑的时期，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自学。刚出来自学就是“排毒阶段”，每天睡到十二点，每天都在玩，没有找到一个平衡。一开始觉得超好玩超棒，享受不用去学校的快感，但大概过了一段时间就发现“天啊我都没有在做事情”，才开始振作起来，想想要做些什么。

现在我主要的课程有数学、钢琴、素描跟摄影史，大部分的课都是我爸爸推荐给我的，但后来也都变成我喜欢的课。其实很多课也是我上了才知道我喜欢，或是上了才知道我需要。我觉得就算我上的这些课跟“正常”学校里的课程很不一样也没关系。我已经打算不考会考（台湾的高中入学考试），高中继续自学，以后也不一定会上大学。

我的经验是自学审查还蛮容易通过的，如果审议委员不满意会叫我改课表，然后就可以通过了，成果报告我都丢我的部落格就可以，听起来是不是超级简单？但台湾现在自学的人还是不多，我觉得主要是家长没空陪伴，要不然就是很多人不了解自学这个体系，会感到不安。如果家长不知道怎么让孩子学习，就会担心一出学校就歪掉了。

我有时候压力也蛮大的，觉得自己头上飞着一堆家教和课程的钱，还有我父母的时间成本。尤其是我爸爸，他花了很多时间陪我。

高中以下的自学生都要在学校挂学籍，只要跟学校说要申请自学就可以。我们会挂名在一个班上，但对于班里的同学来说，自学生就是个幽灵人物。我有时会回学校送注册单或参加一些学校活动，但通常没有同学会认出我。我有试过跟其他同学聊聊，但他们的话题都是手游、抖音、直播，我可以跟他们聊起来但我不想。

很多人认为自学生未来无法跟社会衔接，我觉得真是莫名其妙。自学生大部分都在校外，没有被场地局限的问题，比较多跟不同人接触的机会，通常还更早知道外面的社会长什么样子。但当然也要看家长给他们接触到什么东西，以及自学生本人的生活方式。就像有些人即使出社会了，也不一定会接触到很多不同的人，所以也不是绝对。

自学生家长林睿育

《实验教育三法》给自学生的弹性非常大，但多数家长还是很不安。

林睿育是台湾瑟谷实验教育机构负责人，两个儿子都选择实验教育。

我一直都有关注实验教育，所以两个儿子上小学之前，曾经跟先生商量要不要找森林小学（基于人本教育的理念学校），但后来先生还是觉得“我们也是读体制学校长大的，为什么他们不可以？”

后来我们搬到新北市新店的花园新城，就读这里的体制小学。这个社区有不少在体制外教育模式中学习的学生，包括很多自学生，社区连结也比较强。我想要我小孩有个放学后可以跟同学一起玩的童年。

但是哥哥到中年级、弟弟到一年级的时候遇到情况不理想的老师，过度“认真”， 像是要求写“林”字两只脚要一样长，“安”字两个肩膀要平等等。小孩好不容易写了两页的生字，结果每一个字都要改，每一格都被红笔标示不合格。老师在下课或空档时间常常因为要求秩序或规则而骂人，甚至用掉半堂课。后来家长联合起来跟学校抗议说这个老师不行，​​但是校长也无能为力，因为老师并没有“犯错”，甚至可以说是很“认真”，只是全班的家长和小孩都受不了这种“认真”。体制就是一个保护伞，只要进去这个体制里面，老师就是被保护的，很难改变老师教学的方式。

那时候想要帮小孩找出路，看看能不能进种籽亲子实验小学（台湾第一所由家长创办的实验学校）。弟弟很幸运进去了，但高年级名额很少，哥哥就没能进去。弟弟进去种籽之后，我发现那里老师和学生的关系比较平等，跟体制学校差太多了。家长在校园里也觉得非常疗愈，从听老师和学生怎么讲话就能受到很多启发，接收到教育能量。

哥哥升国中的时候刚好《实验教育三法》通过，就加入社区里一个很早期的自学团体“赤皮仔”。但我发现一个很可惜的地方，《实验教育三法》给自学生的弹性非常大，不需要跟国家课纲学习，也不一定要考试，但多数家长还是很不安，所以在“赤皮仔”还是会学国文、英文和数学，还是希望学生去考高中。我觉得这就失去了走体制外教育的意义。后来弟弟上国中的时候，我就跟几个理念相近的家长另外办了自学团体“跑蛙”，收中学阶段的自学生。

我们家两个小孩目前都不想上大学。小孩自学久了，自然都会发展出自己的方向，像是哥哥的专长在烹饪、艺术、音乐这些方面，就比较没有念英文和数学，但国文有在读自己有兴趣的书，英文有去上有兴趣的课程，只是不是体制学校的课和进度。

哥哥觉得自己想做和想学的事都不一定在大学才有，而且他都已经在做了，所以去读大学除了那张学历，对他来说没什么意义。最后他连高中的自学都没完成，现在是高三的自学中辍生。我觉得，他如果仔细想过之后觉得他现在人生过得很好，也不需要那个学历，为什么要为了申请自学而一直做成果报告？他没有动力做这件事，我觉得也ok，等到有需要的时候他再自己去处理就好了。

现在哥哥已经开始工作，在小学生的实验教育团体教小孩烹饪。他在高中自学中曾去一个蛮有名的餐厅工作，非常有兴趣，学了不少。他也有在玩音乐，做录音、收音的工作，我参与创办的瑟谷教育推广协会的podcast就是他帮忙录音的。

我们有时候会烦恼自学的小孩都在某种保护伞下，有办法找到工作吗？事实上，他们有更多时间探索兴趣和发展特长，会比一般小孩更早接触到工作场域和就业机会。

我觉得自学最大的困难是家长的认同。很多孩子想自学但家长不认同，18岁之前申请自学一定要家长同意。这中间有很大的世代差异，家长会把自己的经验套在小孩身上，说：“我小时候也是这样长大的，为什么你不可以？”但是世代变化太大了，不应该这样类比。

从体制教育的观点看来，有些人可能觉得自学生是在“逃避学校”。但我认为，我们无法帮别人判断他是不是在逃避学校，或是只是选择了更适合他的学习方式。我们也无法判断他面对困难付出了多少努力、该付出多少努力才叫“足够”，更无法决定别人该对什么有兴趣，该在什么时间学哪些东西、学到什么程度，甚至他该不该一定要有个“兴趣”。这些都是很个人的，即使对方是小孩，也应该要尊重。

体制教育可以改进的地方罄竹难书，但是体制有它的刚性，是稳定的必要，所以它很难改变我完全可以理解。我觉得重要的是家长要不害怕观念跟别人不一样，像我的爸妈和姐弟对于我的小孩离开主流教育就很反对。我觉得这倒不一定跟教育程度有关，而是价值观和取舍，以及安全感从哪里来。如果对人或自己没有足够的自信，就会紧紧抓着主流价值观不放。

我孩子接受实验教育的过程中，也曾因为和大部分同龄人选择不同的路，而产生心理压力和自我怀疑。这时候我会站在孩子的立场，倾听孩子的想法，因为只有真正的理解，才有真正的接纳和支持。像是哥哥提出想停止高中自学时，我一开始也不太能理解。我虽然早就能接受小孩不一定要上大学，但很自然地以为起码会有高中学历，跟他沟通之后发现他知道这个决定需要付出的代价，现在的生活也安排得很有意义，仔细想想我也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理由。多听孩子的想法让我有更多元的观点，进而消除压力和怀疑，并能衷心欣赏、钦佩自己的孩子，视他们为一个值得尊重的独立个体，而不只是我的孩子。

“爱小孩”是满足小孩真正的需求，而不是满足家长自己的投射。满足家长自己的投射叫“宠小孩”。自由和责任是很重要的平衡，但这个自由应该是让小孩有真正的选择，而不是让他好像有选择，但其实没有。如果小孩没有真正的选择权，那他就不应该去负那个责任。就像我们告诉小孩说读书是学生的本分，国文、英文、数学这些主要科目没学好是你的责任，听起来很有道理，但实际上小孩从来没自己选择去哪个学校、学哪个科目，这些都是我们为他们安排好的，是社会让他们做的。

辅导自学生的老师高玮呈

体制学校是基于语言和逻辑智能设计的，我觉得这是一个IQ的霸权。

高玮呈在台北市社区课辅班“魔豆学院”担任辅导老师，目前任职四年。

魔豆学院是一个中学课后班，主要支持社区里一些符合社会福利条件家庭的学生。学院免学费，经费来自募款。我们的理念是陪伴学生自主学习，有学群的机制。如果学生选择“读书学群”，我们就会讨论怎么支持他们学习体制学校的科目，但实际上我任职的四年里很少人选这个学群，也没有人选择完全顺从课后班课程安排的“听话学群”，大部分学生都选择玩乐、休息，探索其他专长，把在体制学校里消耗在迎合和应对上的能量，透过身心放松“补血”回来。我们的教室有很多不同区块，有电脑，有地方可以躺着睡觉，有书本、电子钢琴、格斗器具、厨艺教室，面向很多元。

目前魔豆学院有4个自学生，分别是汪汪、花花、家明和小春。汪汪高中一年级申请自学，也是魔豆的第一个自学生。他国二就已经有点像自学生的感觉，不怎么管学校课业，一直学习不同的东西，而且在人际互动中发现自己和别人的烦恼不太一样，感觉其他同学好像比较不会去想未来要做什么，他在学校找不到归属感，后来我就跟他讨论要不要申请自学。汪汪在教室会做一些兴趣探索，像是弹琴，社工会教他用琴键抒发心情。他还会设计桌游，也帮忙架设魔豆学院的网站。

汪汪的妈妈在槟榔摊工作，是低收入户的新住民（移民后取得台湾国籍人士）单亲家庭，因为完全没上过学，不知道学校是怎么一回事。我跟她说自学是合法承认的，通常家长只要听到这个都不会有太多意见，所以《实验教育三法》通过对我们跟家长沟通很有帮助。

花花高中休学过两次，身心有点状况。我刚开始只是听她说话，帮她调适压力，过程中发现她觉得自己很差劲、很敏感，无法适应人际和课业。从我的角度来看，会觉得这不是事实。我跟她说，你觉得自己太敏感，可能只是感知力比较丰富，换个角度来看，这也可能会是特长，只是因为学校的制度没有弹性，让你觉得自己表现很差。我顺便介绍自学给她，没想到她一听眼睛就亮起来，问我说：“我可以自学吗？”

其实她休学的两年间一直都在自学电脑绘图和水墨画，她画的水墨画非常漂亮。我跟她提到这点之后，她才发觉“原来我休学两年不是在耍废”。她的母亲是单亲外配（外籍配偶），很支持她自学的决定。

家明有ADHD（注意力不足过动症），小学五年级才从大陆来到台湾。他之前在大陆曾经被家暴，妈妈后来改嫁。来台湾之后，他因为东北的口音被全年级霸凌，所以有个防护罩，不太愿意相信人，很容易受到刺激，或者会用激烈言语激怒别人。他跟我一开始是偏向咨商的关系，我花非常多时间处理他的人际关系。后来他跟我学武术和静坐，就改变了非常多。在魔豆学院的四年间，他的人际关系成长了非常多，从被全部人讨厌到现在可以交朋友。

他觉得他在学校的经验都不是很好，有天问我说：“你觉得我的特质应该念什么科？”我说：“你语言这么敏捷，蛮喜欢看时事思考，你要不去读社会组，要不就自学吧。”他后来选择自学，还自己回去说服父母。

家明国中是游泳校队，两个月前去考了潜水教练证。他妈妈开卡拉ok店，非常有人脉，刚好有认识潜水教练，就帮他准备潜水教练考试。阅读是适合他的学习方式，上次还拿心经、兵书跟我讨论，最近也在筹划YouTube节目，想讨论一些他觉得被大家视为理所当然，但实际上不合理的议题，用搞笑的方式让大家反思，像是“上课睡觉有什么大不了”。我觉得他是一个口才非常好的人，肢体也很好。

小春的爸爸是学校警卫，高中一年级后休学一年，现在准备申请自学。他国二来我们这里，喜欢综合格斗，就从志工那里拿到一些护具、圈套，上网查训练方法教我们怎么陪他训练，之后参加特殊升学考试，考上某高中的体育班拳击队。

他从14、15岁就会自己去查营养、身体解剖的知识。进体育班后，他发现有些学校里教的信息和他在网路上看到的不一样，让他很困惑，加上因为国中不是拳击队，被视为“外来的”非科班生，遭到学长霸凌欺负，让他决定休学。休学一年后，他还是想练综合格斗，自己找到了适合他的道馆，靠打工赚训练费，同时准备自学申请。此外，他还想学推拿按摩和中医经络，也很喜欢讨论哲学问题。

我觉得在学校人际关系出现状况的，或者使用网路自学能力非常强的学生都很适合自学。某些技能在网路上的学习资源特别丰富，像是写电脑程序、剪影片，自学就可以达到很高的程度，像我们班有人自学剪影片学到可以接案。

我认为个人自学最大的局限就是经济状况和陪伴者。一般我们辅导的自学生如果遇到经费问题，我们会先看看有没有共享资源，没有再找网路募资。例如之前一个学生阿宏用过一个方式，先在我的社群网路上说明他的状况，再把愿意投资他的人加到一个脸书聊天群组，取名“阿宏的料理空间”，让他在上面写心得、更新照片。我的一个朋友每个月固定给他两千块（台币）。

如果经费还是不足的话，下下策就是自掏腰包。上面提到几个自学生的家庭中，真正经济比较有难题的只有汪汪，我们用共享资源来协助他自学，像是有老师会弹琴就可以提供教学，他要学的其他东西则刚好不太需要用到钱。

解决经费问题之后，要不要建议小孩自学，要看他们有没有愿意陪伴自学的陪伴者。我不会说陪伴自学生很轻松，因为其实很不容易，需要细腻的观察、适当的介入与不介入。一个孩子从学校出来，他的自学能力不会马上就恢复，这是一个过程，要有人陪着他去厘清他正在经历什么情绪，他的学习策略要怎么调整，让他知道他要付出什么代价，有什么好处。具有良好“倾听”、“陪伴”素养的陪伴者，可遇不可求。

在辅导自学生的过程中，转换课程是很常发生的。我们会花相当长的时间、慢的节奏，陪着学生去摸索自己想要持续投入的学习主题，不会一开始就要求速效的成果。我不会把“一直换课程”当成是一个问题，而是在接受这个事实的状况下，透过展开对话，引起反思，让学生有机会意识自己的变化，透过后设的反思，形成对自己有意义的认识。这样的过程是缓慢的，但却是最根本的“自我当责”。我们可以扪心自问，这点有多少大人做得到呢？埋头去迎合他人的期待，其实容易得多，但很多最后换来的都是中年的迷惘。

学习的方法百百种，有人师徒跟学，有人喜欢直接行动，有人则适合与人合作。自学生会想要换课程，有可能是因为课程进行的方式不符合他的个性或天份，或是课程难度过高或过低，甚至是“课程”这种有结构的学习方式并不适合这个学生。因此，把“换课程”和“逃避学习”划上等号的人，可能需要觉察一下自己观念上的盲点和限制是什么。

如果是国中和高中，我觉得对于大多数“非学术性向”的学生，体制学校的课程对生命没什么帮助。这不是对体制学校的偏见，而是很多面向可以论证的事实，像是过度注重学业成就，导致“不适合学校”的学生逐渐落后、被淘汰；课业时间紧凑、面相单一，阻碍学生发展其他特长，忽略个体差异。其实体制学校在学业上也顾不好，要不然补习班不会这么多，而且也不重视人权，只一味强调老师的权威不得反抗，不解释原因就强迫学习。

魔豆学院的学生都来自社会上较弱势的家庭，95%都处于课业落后的状态。他们看到课本就会怕，大部分都不会升到大学。我觉得他们的成绩好不起来，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我在这里四年没有遇过例外，完全没有。我设了这么多学群，永远没有人是选择读书的学群，很极端，而且落后的科目一定是一样的——数学、英文、理化。

有资源的家庭从起跑点就会抓高，成为不公平的循环。体制学校是基于语言和逻辑智能设计的，课本、纸笔测验看重的都是语言和逻辑，我觉得这是一个IQ的霸权。我常跟学生说，成绩不好就是两个原因，一是你运气不好，因为你的天赋不是语言和逻辑，再来就是你没有钱，无法接受够多的训练，在考试上赢过别人。

我觉得努力在体制学校的学习过程中是影响最小的因素，我看过很多很努力的学生成绩还是一塌糊涂。他们很努力，但是因为前面没有跟上，所以后面追不回来，然后学校老师的做法会恶化这件事，因为他们让这些学生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罚写，这是非常不公平的事情。反而是放掉课业的学生如果得到适切的引导，比较容易走出另外一条自信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