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得今年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和最佳国际影片提名的挪威电影《世界上最烂的人》（The Worst Person in the World，陆译“世界上最糟糕的人”），是尤沃金·提尔（Joachim Trier）“奥斯陆三部曲”的最终章，也是三部曲里最符合大众口味的一部。相比起前两部的男主角，这部的女主角Julie很“普通”，既不吸毒也不抑郁，只是兴趣多变，三十而未立。
虽然在今年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的入围名单里，大家普遍认为《在车上》拿奖的悬念不多，不过如果万一爆冷，《世界上最烂的人》也是有力竞争者。它以爱情故事作为容器，承载了女性议题、人生困境和死亡焦虑，既有灵巧的结构和丝滑的观感，又同时保留了导演的个人风格，是一部成熟而不匠气的作品。
三十、四十岁关卡的危机
如何去形容尤沃金·提尔的风格呢？他作品中一再出现的关键词是时间、（与城景紧密交织的）记忆、以及寻找自我。
他在去年纽约影展（NYFF 2021）与男女主角一起出席活动时也谈到，《世界上最烂的人》的主题是“时间”——时间带来巨大压力，所以人们在三十、四十的年龄关卡会感到危机，但时间流逝又无可逆转，于是他撷取了一些动人的“时刻”，去完成叙事。
章节叙事最大的好处，是可以把生活里松散的片段组合在一起又不显得突兀。看完电影，你会记得女主角Julie经历的那些时刻：邂逅新对象时互相喂烟的浪漫；穿越整个奥斯陆奔赴爱情时的时间静止；吸食致幻蘑菇后放飞自我的幻境；在患癌的前男友儿时住处看到的彩色玻璃⋯⋯这些或动人或魔幻或悲伤的画面，将各种情绪灵巧叠放，组成了Julie的人生四季。
尤沃金·提尔的创作功力在于，他让一个看似很容易沦为流水帐的日常故事，流转出了层层深入饱满扎实的生命情绪。
这部电影其实并不是刻意呈现“女性焦虑”或是“年龄危机”，人生的任何阶段都有危机，甚至人生本身就是由一系列危机组成。
本能的自我否定：失败者困境
为什么片名叫《世界上最烂的人》？凭该片获得坎城影后的Renate Reinsve说：有时候当我们对自己很失望、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好时，就会脱口而出：我真是世界上最烂的人⋯⋯这是一种本能的自我否定。但她饰演的Julie当然不是“最烂的人”，只是个再寻常不过的人，就像大都市里常见的聪明有趣但对人生充满不确定感的年轻女性一样。豆瓣网站上也有评论认为，Julie其实是一种很典型的“文艺/知识女青年”画像。
贯穿“奥斯陆三部曲”的，某种意义上都是“失败者”的困境。《爱重奏》是青年作家的写作困境，《八月三十一日，我在奥斯陆》是戒毒者无法重归社会的困境。在这三部曲里都担任男主角的Anders Danielsen Lie认为《世界上最烂的人》像是前两部的结合，处理的问题依然是“当理想被现实冲击时，你的人生会怎样？你要怎么面对你本来的自我期待？”
Julie是个梦想家，她知道自己不要什么，但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她虽然不像前两部的主角那样，和这个世界有很明确的冲突或有显而易见的精神问题；但她又和他们一样理想主义，缺少务实活在现实中的能力。她有才华也很善良，却无法安于某一种生活状态/情感关系；她的欲望游移不定，职涯也跟著感觉走；她看上去活得三心二意，又很容易让观众从她身上认出自己。
因为Julie的困境很普通，所以也很普世。“寻找与定位自我”的挫折不只是三十岁的女性要面对，导演尤沃金·提尔说他今年47岁了，一样对人生很惶惑。而有一位60岁的记者在访问女主角Renate Reinsve时告诉她：“电影里的Julie就是我，我也不知道接下来我要做什么。”至于男主角Anders，他在现实人生中，既是演员又是医生，他也无法在这两种职业身分之间做出抉择。因而这部电影其实并不是刻意呈现“女性焦虑”或是“年龄危机”，人生的任何阶段都有危机，甚至人生本身就是由一系列危机组成。
北欧五国里，高度性别平等的制度会怎样影响创作者的思维？或许就是女性角色们可以勇敢表达出“我不想要孩子”的真实意志。相比起进入母亲的角色，女性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找到自我存在的意义”。
北欧电影特质：关注自我存在
北欧电影这两年都有佳作进入奥斯卡视野，去年Vinterberg执导的《醉好的时光》不但拿到最佳国际影片奖，也同时被提名了最佳导演。这两套电影都在谈与“自我存在”相关的危机。而在奥斯卡非英语片图景里，北欧电影是一块独特的拼图，无论是曾获得金棕榈大奖的《抓狂美术馆》，还是探讨自杀倾向的《明天别再来敲门》、历史题材的《拆弹少年》，这些作品都代表了北欧电影的某一部分样貌，但我们同时会发现，北欧电影在奥斯卡拿到的奖项并不多。最典型的就是《绝美之城》（The Great Beauty）打败丹麦电影《谎言的烙印》（Jagten）那一年，虽然后者看上去更符合奥斯卡对欧洲电影“艺术、人性、写实”兼具的期待，却输给了以影像至胜的义大利导演索伦提诺（索伦提诺今年也有新片《上帝之手》入围最佳国际影片）。
北欧电影对现实议题一直颇为关切，近几年既有《7月22日重生》这种改编自挪威乌托亚岛枪击案的一镜到底作品，也有以芬兰视角回应#Metoo的电影《女性日常》。我们会发现，北欧电影对“日常”的观察细密又准确，一部作品的切入点也往往很小：无论是丧偶后有自杀倾向的老人、酗酒的中年人、或是对人生充满不确定的三十岁上下女性，这些都是很平凡的生活原型，但他们身上的故事又总能带出更深沈的哲学思考。这可能也是北欧电影和其他欧洲电影最大的不同：它不太会走“纯艺术”路线，但也很少会“纯写实”，但又总会带出一些情理兼备的日常思考。这与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对每个国家自认“最有代表性”的电影之期待或许并不常有交集，不过北欧电影的工业成熟度和“艺术贡献”，大概也早已不需要以奖项去做额外背书。
对比一下去年和今年入围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的两套北欧电影，《世界上最烂的人》就犹如三十岁都市女性版《醉好的时光》，无论是三十焦虑还是中年危机，共通的底层命题其实是在社会价值与自我存在之间进行拉扯。《醉好的时光》里提到的丹麦哲学家齐克果“接受失败”的思想，同样可以套用在Julie身上。Renate Reinsve在纽约影展的对谈中说：你能接受自己举棋不定，就更容易接受“生命本身就是一系列的混乱无序。”
和其他欧洲电影相比，北欧电影不太会走“纯艺术”路线，但也很少“纯写实”，又总会带出情理兼备的日常思考。这与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对每个国家自认“最有代表性”的电影之期待或许并不常有交集。
齐克果有句常被引用的名言“焦虑是对自由之晕眩”。北欧电影对于“自我存在”的关注程度远高于其他地区，背后的重要原因当然是他们拥有有相对最自由、性别平等和社会福利保障完善的制度环境。但即使如此，人还是无法笃定做出选择。Julie意外怀孕时，求助于前男友，希望他能帮她确认她会成为一个好妈妈。
面对意外怀孕要如何抉择，是女性议题影剧中常见的桥段，而北欧创作者们的处理方式，让人只能再次心服口服“北欧不愧是女性意识最先进的地区”。我们不妨做个对比，备受好评的台湾女性剧《俗女养成记》续集里，原本没打算生育的陈嘉玲很纠结要不要生小孩，最后她选择成为妈妈。而《世界上最烂的人》的两位男性编剧，则巧妙地为Julie避开了非此即彼的抉择：生与不生之外，还可能会自然流产⋯⋯再看去年的另一部挪威电影《忍者宝宝》，女主角的选择更是出人意料：即使她生下孩子，也不代表要做母亲。“母性”不是天生的，也不是经历分娩就会必然出现。女性完全有权利诚实地面对自我：哪怕把生下的孩子抱在怀里，仍然一分一秒都不想当妈妈⋯⋯
北欧五国里，目前有四国的总理都是女性。高度性别平等的制度会怎样影响创作者的思维？或许就是他们的女性角色，可以勇敢表达出“我不想要孩子”的真实意志。流产之后的Julie，释然开始新生活，摄影工作也步上轨道。《忍者宝宝》里的女主角生下孩子，但拒绝成为妈妈，开启了新的人生。这些作品里创作者的态度都很明确：相比起进入母亲的角色，女性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找到自我存在的意义”。
当整个制度和舆论环境不会因为你不想生育而谴责你，来自父权结构的压力也一直在被消解时，生为女人的困境，就和生而为人的困境一样：要面对自己的内在矛盾，要在各种半途而废的选择里，厘清自己的生命秩序。
高度平权社会，北欧女生在烦恼什么？
如果说东亚女性所追求的自我意识，是从社会施加给她们的层层束缚/期待中松绑，那可能在高度平权的北欧社会里，女性则必须面对更为存在主义式的挣扎。当整个制度和舆论环境不会因为你不想生育而谴责你，来自父权结构的压力也一直在被消解时，生为女人的困境，就和生而为人的困境一样：要面对自己的内在矛盾，要在各种半途而废的选择里，厘清自己的生命秩序。
这大概就是为什么Anders Danielsen Lie认为Julie就像他在《八月三十一日，我在奥斯陆》里那个角色的性别转换版本。这两部电影里的主角在寻找自我时都有迷失，但他们也都有很多选择。
《八月三十一日，我在奥斯陆》的男主角34岁一无所有，但他有对吸毒持宽容态度的父母，他们从小就告诉他：他可以自己决定想住在哪，想去爱谁；30岁的Julie同样如此，她有不断试错的自由。他们的社会环境允许他们去体验和尝试不同的身分，过程中虽有迷失，但这种迷失无关性别，这就是所谓的“性别平等”。
但当然，性别议题的张力在北欧依然存在，尤沃金·提尔的作品也一直有所涉及。《八月三十一日，我在奥斯陆》里，有一个身处稳定关系长达九年但没怀孕的女生，觉得是因为自己“有什么缺陷”，而男性似乎永远不会这么想。
《世界上最烂的人》则尝试探讨“女权”的边界——譬如Julie疑惑：“你是否可以既是女权主义者又喜欢为男人口交？”再譬如男性漫画家是否应该考虑到“会冒犯女性”而不再创作乱伦与强奸题材？如果艺术创作是“杂乱而自由”的，那么男性创作者在作品里要不要警惕自己“利用了男性的特权”？这些问题出现在电影中，本身就是创作者的一种社会观察。
真正的主角是奥斯陆
“我成长的时代，文化是通过具体的物件来传承的。我们可以生活在它们之中⋯⋯这就是我所仅剩的东西了，无人在意的认为愚蠢无用的知识和记忆。”
“奥斯陆三部曲”真正的主角当然是奥斯陆。尤沃金·提尔曾说他不是社会学家，他无法讲述自己生长的城市，但他可以在电影里展现，而影响他很深的是纽约的城市电影。就像《安妮·霍尔》饱含了伍迪·艾伦对纽约的热爱一样，《世界上最烂的人》也用爱情喜剧的形式，安放了导演对奥斯陆的情感。
“奥斯陆三部曲”一直在呈现“不断消失中”的奥斯陆。男主角Anders则在这三部电影里，从刚出道的年轻作家变成了能看到生命终点的中年漫画家，他对Julie说的那段十分伤感的话开宗明义：“我认识的那个世界，已经消失了。”导演藉Anders之口，表达了对逝去时空的眷恋。“我成长的时代，文化是通过具体的物件来传承的。我们可以生活在它们之中⋯⋯这就是我所仅剩的东西了，无人在意的认为愚蠢无用的知识和记忆。”
“奥斯陆三部曲”从“北欧版《猜火车》”的风格，一路变成了平易近人的爱情喜剧，而不变的是尤沃金·提尔想留存城景记忆的心意。如果没有这几部电影，人们可能不会意识到挪威首都的变化有多大。
回看十年前的《八月三十一日，我在奥斯陆》，我们会发现那时的奥斯陆就像个大工地，到处都在拆迁，到处都在重建。奥斯陆有史以来最受争议的“条形码项目”（Bjørvika Barcode），当年被公众普遍认为破坏了“低密度开放的城市景观特征”，十多年后，却已重塑了奥斯陆的城市景观。Julie的精神出轨对象偷偷告诉她，自己还挺喜欢“条形码”的。后来，Julie在超现实的狂想里奔向爱情那场戏，虽然“让时间停下来”很cliché，但尤沃金·提尔说他想要的就是“整个奥斯陆的人一起等待Julie跑过这座城市”——他想要的不是CGI合成出来的“时间静止”，而是城中的所有人，真真正正一起停下来。
“奥斯陆三部曲”从“北欧版《猜火车》”的风格，一路变成了平易近人的爱情喜剧，而不变的是尤沃金·提尔想留存城景记忆的心意。
忧郁比乡愁听起来更酷，可能爱情也是
Julie爱上了一个在“条形码”大楼里端咖啡的男人，于是她穿越大半个城市奔向他。时空静止的魔法，是导演尤沃金·提尔对奥斯陆过分浪漫的深情。他在纽约影展时说：“时间不在你这边，所以有时候你希望一切突然静止。”什么时候呢？也许就是眼看著自己生活的奥斯陆，十多年来变成了截然不同样貌的时候。
《世界上最烂的人》当然不只是爱情故事，因为时间流逝不只是Julie的人生课题，也是奥斯陆的城景变迁。尤沃金说：“现实环境的变化，会超出电影的预期。”他有时看自己拍过的电影，就像在看某一年、某段时间的相簿。年轻时他曾获得挪威滑板大赛的冠军，当时他拍下了一些朋友玩滑板时手臂骨折的画面。年少友人日渐失联，但拍下的滑板影片，却永远记得他人生中的珍贵夏天。
所以《世界上最烂的人》在结尾加入了一个“剧组在戴口罩拍电影”的场景，作为该片拍摄于疫情之中的纪念。对尤沃金来说，疫情只是又一个时刻而已。“时间会过去，突然有一天，我们会不再需要口罩⋯⋯”现实里很多不知不觉的转变，只有在电影里回看，才历历在目。
尤沃金在对新导演分享自己的创作时曾说：拍电影对他来说，是把自己“非常熟悉的经验”展现出来。他最熟悉的城市里或孤独或温柔或迷幻的记忆养分，都成为了“奥斯陆三部曲”的素材，就像Anders带Julie去看的他童年记忆里那些彩色玻璃，或是《八月三十一日，我在奥斯陆》开头那段像散落珍珠一样对城景的喃喃絮语：“我记得黄昏的城市空空荡荡⋯⋯我记得花许多时间坐电车、公交车和地铁，去参加一个虚幻的派对，却永远不知到底有没有被邀请……我记得第一次到奥斯陆时那种自由的感觉，后来才发现奥斯陆这么小。”
都市时空的快速更迭，让人甚至无处酝酿乡愁。“忧郁比乡愁听起来更酷”——可能爱情也是。而好的城景电影，则让那些终将消失的时空闪耀光芒。
我有意不看文章先写点质朴的看法，我个人觉得这部电影有点嘲讽政治，如何在自己的生命中把握好选择，是自由社会必然存在的一个挑战。生命中的谜题比起政治意义的女性视角要复杂，暧昧，具体而缺乏标准答案
把「不成為媽媽」視為先進女性意識，才是真正的落後想法吧？
我還想再補充些我的看法：北歐距離自由幸福公正天堂的距離並不比西歐更近許多，美國在某些方面也並不比北歐糟太多，但不知緣何，人們很愛慷慨地給予兩個半島以一些過於慷慨的幻象，哪怕這些內容並沒有反應在北歐社會的現實裡。在工會運動消退以後，歐陸四國出現了明顯的以任何一種標準來看都足以稱作“民主進程倒退”的情形。私人企業大幅擴張，所謂的高福利社會下，為數不少的企業通過。奧斯陸的條形碼城建以及市民對此的所謂“接納”，這一電影內外俱在的故事本身就是對慣常的北歐迷思的一種打破，對Janteloven的又一引證，而距離這個名詞的提出已經過去近九十年了。
提出這些內容並不是為了全然否定北歐四國（冰島與這四國在各種意義上都極不相同）發生的一系列社會公平的實績，這些內容在與它們的歐洲鄰國以及中美這些國度在同一個百年中的現實相比時總是回精彩一些。但是whataboutism總是不可取的，而在觀察北歐的現實時，也不宜有太多的爛漫的綺麗想象，仿若那片有青草與枯葉的世界只有深藍與潔白。人們有真實的困境，奧斯陸和赫爾辛基的故事不同，勒姆島的住民也不必體會反對延長無薪假期的市民困頓。一個電影裡的女主人公，它所懷疑自己的存在價值，只是這種真實的一點投影，它甚至都不是在這一部電影裡唯一展示出來的部分。當然，這不是肯·洛奇的電影，但從伯格曼，從更古老的時期開始，在所有的北歐電影之中，我們所看到的焦慮，絕不只是基于對現代社會的空泛飄然的身份反思。集體的男性氣質，父親，婚育，城市改造，順從，反對張揚個性，代際衝突……它們都是實在的，而且它們從德萊葉至今，並沒有產生許多變化，而且它們不僅僅是“普世的”，在普遍存在于被總結概括的社會與生理意義的人性以前，它們首先被生活在其中的人所體驗。
腐敗的“共識式”權利交換，工會的衰敗，對非單一民族構建的制度性排斥，企業絞盡腦汁的盤剝，固化的社會階層，保守主義的極端化，性別歧視，性騷擾，沉默，沉默，平靜，然後是不能以平靜自得的更大的順從……這些內容在北歐這一制度並不全然共同在文化上也不算團結的社會卻是一致到驚人，甚至連在大部分內容上都無法歸入“Nordic model”的冰島也與之共享不少。自然，電影本身沒有或許也無意討論這些問題，一如電影並未探討一些女性主義視角下的命題一樣，電影只是描述了主創所覺察到的奧斯陸社會的變遷風景，在這個風景中，有故事永遠的主角Anders，有奧斯陸的市民，有奧斯陸的建築，有路過或生活在奧斯陸的一切，當然也有Julie，一個足夠飽滿和動人的角色。可是，這些角色不是抽象的，角色們並不只是在思考哲學問題，城市也不只是被人所喜愛，這種喜愛裡充滿各種憂鬱，有個人的傷逝，更有社會巨大頑疾帶給所有人與所有風景的並不暗藏只是易被忽略的，貌似輕旋無聊的感傷。而對造成這一在此易被非北歐人稱作“感傷”的創痛的根源，我們有時會稱其為“壓迫”。
這部電影不適合作為對北歐五國，尤其是歐陸上的四國其女性于三十歲焦慮的一個認知切口，它首先是提爾和編劇Eskil Vogt兩人對在奧斯陸的社會環境中一個容易陷入失望的人的構想與處理，電影在這方面做得很不錯，但其實並沒有怎麼觸及與Julie身份類似的三十歲奧斯陸-斯德哥爾摩-哥本哈根女性們的基本困境，我想這些困境本就是主創無意呈現的。
北歐（不完全包括冰島，這個國家在許多方面都是獨立于歐陸四國尤其是卡爾马三國的）的開明進步富足有一塊十誡作為基石：Janteloven（詹代法則）。儘管這只是一個源自諷刺小說的概括，但它確實很鮮明地指出了北歐集體主義意志下，日德蘭-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社會對人的持續規訓與抑制。
最近因NYT的報道而名聲更顯的Cissi Wallin案件只是瑞典乃至整個北歐社會持續的謙遜沉默文化的又一次體現。在北歐，捍衛犯罪者的隱私權與懲罰揭露公眾人物罪行的人，這兩種行為並行不悖。沉默是一項美德，如果一個人有任何問題，可以去警局，可以去法庭，讓一切沉默地受著所謂國家道德意志與公正司法的注目。在上帝、國家、律法、社區、親友面前，所有人都是謙卑的。這或許也是Julie-主創們在設計求助前男友的情節時，所不必過多思考的一種常見于社會氛圍里的自然。
北歐確實在性別平等議題上達到了一個高度，但這個高度只是相對于整個世界而言，它們在工作性別比上做得不錯，很早就通過了有助于職業人士撫養兒童的法律，但這並不意味著，半島的中產階級女性能夠普遍做到哪怕是Julie這樣的失望。甚至，Julie呈現出的困境與激切的地方，三部曲那些發生在奧斯陸的“失去”與“等待”，都是Janteloven那種欲使所有人冷靜且安順的風格，同它並不可能壓抑的變遷的流動的現實，與現實內含的各類慾望、矛盾、衝突的持續交互的結果。他們要生活下去，要戴好口罩，要取下口罩，我們也是，這些是屬于歷史，屬于思考，屬于憂鬱，屬于消失，但首先屬于我們自己的種種現實。
这片我看完第一反应就是：你们那最烂的人就这，你们的三十岁危机就这？😭这也算烂人啊，看的我只想赶紧润北欧做个烂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