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住城中城？

10 月 14 日，凌晨近三点，住在高雄盐埕区城中城大楼 8 楼之 18 的蔡秀子，刚喝了些酒，在床上正要恍惚入睡。

突然间，她听见一个急迫的声音从楼上传来，某个操台北腔口音的男子，正用台语大叫“火烧喔，紧走喔”，一连喊了三次。

蔡秀子赶紧起身，穿上轻便的外衣，打开套房的房门。走廊上空无一人，没看见火、没有烟，也没有火警警铃声，但她还是半信半疑地走向走廊尽头的电梯。虽然大楼里有两部电梯，但只剩下这部仍在运作；蔡秀子抬头一看，发现电梯刚好正要下来，于是赶紧按了下楼按钮。

电梯门一打开，里头是住在 9 楼的毛国运——她认识他，他们在楼下喝酒聊天时，他偶尔也会加入，大家都叫他“国仔”。国仔一脸惊慌地和她说，“紧咧、紧咧，紧入来。火烧啊。”

到了一楼，电梯门刚开，簌地一片漆黑。停电了。

刚步出电梯，蔡秀子就闻到浓烈的烧焦味。她心想，她在城中城住了十多年，熟门熟路的，闭着眼睛都能走出大楼，于是她和国仔开始沿着墙走，终于从大有街上的出口离开大楼。绕到府北路一看，蔡秀子吓傻了：停在骑楼里的数十多辆摩托车已经烧了起来。

再过一会，摩托车附近又传出了巨大的爆炸声响。蔡秀子吓得哭了出来。就在此时，消防车的声音开始从远方传来。

劫后余生：“喝杯酒，压压惊”

同一天凌晨两点半，住在城中城大楼对面的钟莉花（化名），在睡梦中因为一阵剧痛而醒来——罹患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她，膝盖状况最近愈来愈恶化，半夜经常痛得睡不着觉。

睡在她一旁的同居人听到了钟莉花的呻吟声，也醒了过来。他决定起身打开电灯，帮钟莉花泡一碗从药局买来的成药，也帮自己泡一壶茶。

钟莉花是云林人，十多年前和来自屏东的丈夫结婚，婚后在屏东的花卉农场工作、栽种一种叫“天堂鸟”的花，但过没几年，她就和丈夫离婚了。一年多前，钟莉花在高雄认识了现在的同居人，一起搬进这间屋龄已经四十多年的套房，月租四千五，她靠着在卖夜市卖首饰、皮包的收入，两个人拼揍分摊，还算负担得起。

钟莉花刚喝下药，他们养的狗“维士比”突然激动地在套房里四处乱窜，不断对窗外狂吠。钟莉花的同居人于是向窗边探头过去，一掀开窗帘，对街的城中城大楼底部便传出了一阵爆炸声，冒出熊熊火光。

钟莉花连忙拿起手机打 119。

眼看火势愈烧愈大，热气也开始越过街道，传到了钟莉花住的大楼来，于是她和同居人决定下楼，一方面关心火场状况，一方面有个万一，逃命也容易一些。她不是唯一一个这么想的人；刚到楼下，骑楼旁已经站了不少被消防车吵醒的大楼住户。

火势快速从一楼向上延烧，也横向波及到了城中城一楼的一间二手电气行，堆在路边的电冰箱、洗衣机也跟着烧了起来。大家愈来愈焦急：城中城楼上有不少住户，但自从消防队抵达之后，还没看见任何一个城中城的居民从里头逃出。

消防员最后在天色微亮时，逐渐控制住了火势，钟莉花和同居人稍微放下了心，于是回到自己的公寓套房。钟莉花最近已经不在夜市摆摊，改在工地里做粗工，虽然工资被人力派遣公司抽成之后，实领只能拿到一千台币，但至少有做就有钱，再怎么样也比卖皮包稳定。但一整晚没睡，膝盖又还在隐隐作痛，她决定今天休息一天，上了床倒头睡去。

10 月 14 日傍晚 7 点，城中城对街的骑楼边上，几个男女围着蔡秀子坐在矮凳上；一旁的马路上，工作人员正忙着来回穿梭、架起鹰架，准备拆除大楼的帷幕玻璃，外墙上还留着被火舌熏黑的痕迹。

“我们秀子姐的命是捡回来的。”阿得一边拉开啤酒罐的拉环，一边如此说道。“我一知道她逃出来，马上就带了几瓶啤酒来给她压压惊。大姐就是爱喝而已。”

阿得和蔡秀子认识不到五年，最初是在附近一起喝酒、聊天认识的，有时也会在城中城楼下聚会。“我进去过一次城中城，坐过一次电梯就吓到软腿了，那个电梯，感觉总有一天会从楼上摔下来，真的很旧。会住这边的，就是比较没钱、弱势的人啦⋯⋯这里就是三不管地带，以前很风光，后来没落了。”

阿得之前就觉得，这栋大楼的环境确实很不安全，也听说占用一楼空间的人有在吸毒，出事只是早晚问题，只是没想到会发生这么严重的大火。根据初步的火场鉴识，起火点可能就是位于一楼茶具行后方的隔间，而事发之前，一位长期借用该房间的男子，才和一位女子在里头喝酒聊天，并点燃檀香驱蚊，但可能因为檀香未熄灭完全，才导致大火发生。

蔡秀子之所以会住进城中城，还是因为钱的问题。

十五年前，蔡秀子急需用钱，于是便把高雄市区的房子卖了；为了找个地方栖身，又想省钱，最后她住进了城中城。“我住的套房一个月房租两千（台币，约合 555 港币、460 人民币）而已，加管理费五百，便宜嘛。”

以前身体还行的时候，蔡秀子会在工地做临时工、铲混凝土，一天现领一千台币，但五年前她退休了，现在每天都在爱河边的公园喝酒聊天。

蔡秀子说，他的丈夫、儿女都在台北；儿子看到新闻之后，有打电话来问，但没有南下来看她，“台北有疫情嘛——但他很孝顺，会帮我买单。我两个孙也很帅。”蔡秀子还说，她之所以一个人住在高雄，是因为“在这里生活习惯了，一个人也自在。”

蔡秀子逃过一劫之后，一整天都没有阖眼。她在里面的好些朋友、邻居，后来都没有逃出来。“如果晚一分钟出来，我就死了。”话没有讲完，蔡秀子又哽咽了。

然而，许多住户没有像蔡秀子这么幸运。这场城中城大火最终导致 46 人死亡、41 人受伤，是台湾战后史上死亡人数第二多的单一建筑物火灾，仅次于 1995 年的台中“卫尔康西餐厅”大火。

高雄城中城：产权复杂破碎、位于都市衰退区域

时间回到今年九月，接到一通来自业主的电话时，在高雄一间房屋仲介公司任职的薛彦宏（化名），其实原本是想婉拒这个物件的——那是一间位于城中城 8 楼的小套房，“大概 8 坪大（约 26 平方米、280 呎），屋主开价 60 万，总价不高，所以就算成交了，也没什么效益。”

但最让薛彦宏头痛的是，业主居然从来没去过这间位于城中城的套房，自己也不清楚屋况，甚至连套房的钥匙都没有。

薛彦宏一问才知道，原来这间套房，竟然是现任屋主莫名其妙继承而来的。“她是在丈夫过世了好几年之后，才突然收到政府通知，要她去办理这间套房的继承，于是她才知道丈夫生前居然有这一笔房产。”

后来薛彦宏只好硬着头皮，带着业主的委托授权书前去城中城找“自救会总干事”，又请了锁匠来帮忙开锁，才终于进到那间已经废弃多年的套房。“我第一次进去，觉得那里很像电影里面，香港早期的那种旧大楼，而且因为没人住，感觉阴气很重⋯⋯住户大部分都是六十到八十岁的老人，有坐轮椅的、走路不方便的。”

城中城从7到11层，每层楼都有大约 40 户；至于 6 楼的空间，今日虽然已经闲置，但过去繁盛时，地下 1 楼曾有歌厅和溜冰场，1 至 4 楼是百货商场，5、6 楼还有电影院。若从台湾的都市法规和“土地使用分区”来看，城中城所在的位置属于“商四”用地，也就是典型的“住商混合大楼”，除了商业使用之外，确实也可以作为住宅使用。

在薛彦宏看来，业主委托他销售的这间套房，就是城中城一直难以改建、空间难以获得妥善利用的一个缩影。

首先，城中城的产权格外复杂、也特别破碎，而城中城之所以复杂，是因为有些权状在归户时，只有归到房子、没有归到土地，换句话说，这间套房仅在“地上物”的部份有清楚的产权保障，土地产权方面的纪录却付之阙如。但，这也不是典型的“地上权”案例（台湾有些房子清楚界定屋主仅有房屋所有权、没有土地所有权，价格亦相对便宜），他只能猜测，是四十年前权状登记时造成的疏漏——他接到的这个物件，产权就是“只有屋子，没有土地”。

此外，四十年前的许多业主，今日也都已离开了人世，如果没有处理好继承事宜，就会像他的物件一样，“有些屋主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屋主”，甚至还有多位后代一起共同继承的状况。

“我还看过一个套房，居然是十几个人共同继承。以业界来说，我今天如果要都更，为了一个 8 坪（约25平方米）的套房，要去找十几个人协商，实在太麻烦了，所以就不太会去处理。”薛彦宏对端传媒说道。

另一位当天在第一时间便赶赴现场救火、但不愿具名的消防员对端传媒指出，这场火确实并不好救，因为“火载量太大”——也就是火场里易燃的东西太多，导致火烧不完，而城中城里私人空间堆放的杂物，就是“火载量”的其中，也侧面反映了城中城产权复杂、管理困难的情形。

这栋居住了超过120户的大楼，甚至没有像台湾其他的公寓大厦一样，依照《公寓大厦管理条例》选出“管理委员会”，导致政府即便试图治理，都如同掉入了神秘的“三不管”地带：

根据高雄市消防局记录显示，消防局在2019年至2021年间，曾经到城中城进行过4次消防安检，但都在1-2楼就遇到阻碍，无法进入。高雄市政府甚至向媒体展示当初的照片，画面中，通往楼上的通道，被住户以铁门与铁锁封死，无法进入。

虽然根据台湾《消防法》规定，若规避、妨碍、拒绝消防检查、复查，是可以按次罚锾与强制检查，而消防局也确实对此发出了“限期改善”的通告与公文，但因为大楼连管委会都没有，连想罚都找不到对象可罚。

想要聚集这里的居民，做到选举管委会、让政府进门执行基本的消防安检工作，都如此艰难，更何况要取得所有权人的同意，进行都市更新，根本如同不可能的任务。

然而，即便没办法进行大刀阔斧的总体拆除、都市更新，大楼依然可以进行局部的空间修复。城中城内部的空间为何会闲置毁坏至此呢？

对高雄房地产非常熟悉的薛彦宏认为，宏观的原因，主要还是和高雄商圈转移、旧称“盐埕埔”的盐埕区由盛转衰有关。

说来讽刺，像城中城这样住商混合大楼，之所以会出现在这里，其实就是因为盐埕埔曾经就是高雄最繁荣的闹区，也是外地人进入高雄的门户，而这个繁荣的故事，得从高雄港的诞生说起。

日本殖民台湾之后，将打狗港（打狗为高雄的旧地名）视为在台湾南部筑港的优先选址，于 1908 年之后陆续经历了三次筑港工程，并在港口边使用筑港疏浚而得的泥沙，填埋了哈玛星和盐埕埔两个街区。

同样是在 1908 年，当时刚全线通车纵贯线铁路，将终点站延伸到了港口边；直到 1941 年“新高雄驿”营运之前，从外地搭火车前来高雄的旅客，都会在盐埕埔的车站下车。

历经几次“都市改正”（亦即都市计划）之后，原本以盐田地景为主的盐埕埔，便因为同时拥有海港和铁路的“双门户”特性，而逐渐发展成商业繁荣的市街，并成为外地移民聚集的落脚处，直到二战结束之后，该区位都没有太大的变化——今日盐埕仍有不少澎湖籍移民后裔，就是这么来的。

然而盐埕区终究盛极转衰，人口在 1967 年达到巅峰之后，便开始开始一路减少，背后的主要原因，则和爱河以东的住宅区、商业区发展有关；再到 1980 年代，盐埕区的颓势逐渐成为定局，而 1989 年盐埕地下街的大火，以及 1992 年高雄市政府大楼的迁移，就是这波颓势的最后几个关键标志。

薛彦宏观察，自 1970 年代开始，城市的发展重心逐渐从盐埕转移到了南高雄，近期又转移到北高雄，因此像舞厅、电影院、大型商场这样的经营业态，在盐埕区已经不会具有任何吸引力，开了就是赔钱。

“再加上城中城 6 楼以下的空间，原本是设计成商场、戏院、舞厅的，如果我今天要承租利用，这个空间不一定会适合我，这时候势必就要花一大笔钱改造，对业者来说不划算”。

然而令不少人意外的是，城中城的这个物件刊登之后，其实收到过不少人的询问。“对投资客来说，这个套房的总价非常低，买了之后不管是要收租、还是要重新装潢转卖，都是相对成本小、效益大——不过我目前遇到有意愿的买方，大部分都是想买来直接收租的。”

据薛彦宏的理解，有些建商之前也在城中城收购过一些套房，虽然数量不多，但也看得出都市更新的势头已经蠢蠢欲动。

不过薛彦宏认为，如果没有公权力的介入，单凭市场机制，城中城要都更也并不容易。“这里一坪的市价，就是 2 到 5 万（台币），建商今天要用 1 万跟你换，屋主当然不会觉得划算，因为他拿着这笔钱到外面买房子，连头期款都付不起。”

针对这个问题，铭传大学建筑系教授王价巨接受端传媒采访时指出，产权复杂、缺乏市场诱因，确实都是城中城难以改建、都更的重要因素，而这类案例，在桃园中坜、台中市区也都能看见，而且一般都座落在火车站附近，反映的就是商圈重心移转、屋龄老化的衍生问题。

然而，王价巨也提醒，都市更新之后，周边租金也会跟着提高，势必便会排挤到底层的人，“但他们终究不会消失，只能去找到下一个负担得起的地方⋯⋯那如果我们因为都市更新，而让底层市民无力负担居住空间，那么政府应不应该出手介入，介入的程度为何？”

此外，王价巨认为台湾市场运作的规则很明确，就是按照现有的法规走，然而台湾的立法速度缓慢，现有的法令，又通常无法应付极端的案例——而且这种极端，指的不只是市场中的低阶物件，也包括豪宅这样的高阶房产，而这种现象反映出的，就是法规的落后、以及房屋市场的两极化。

循此，王价巨认为，这个问题并不只是都市规划、消防层面的问题而已，应该拉到更高的层次、被当作一个社会问题和价值观的问题看待，而其中的关键问题就是：居住到底是不是我们的基本权利？

“在我们的宪法里，居住其实不是我们的基本权，所以我们只能透过市场机制，来决定自己买不买得到房子。”但王价巨也提醒，台湾的住宅市场，并非建立在真正的“供需理论”之上，因为在真正的供需理论里，供需双方的立基点必须是平等的，但“我们的政府对建商比较友善，给建商的贷款比例，通常会比给购屋民众的贷款比例还要高，而这也反映了我们的政府，其实更怕建商倒闭，供需双方的立基点根本不对等”。

王价巨指出，再放宽点谈，城中城反映出的，其实就是台湾整体的居住正义问题，这些都是国安问题——“有些人会说，这样是不是把一个火灾问题，一下子拉得太高，可是如果你仔细想，高房价让人们买不起房，间接造成少子化，而社会迈入高龄化之后，老年人又无法找到安身之所，只能被逼到自己负担得起的地方，空间又小、品质又不好，当然就不会有钱去顾及到消防安全的问题，这些问题全部都是连在一起的啊。”

“老实讲我其实不太乐观⋯⋯我们现在只能期待，二十年后这件事情可以在我们的社会里面变成一个被讨论的议题，就像以前的『无壳蜗牛运动』一样，可以透过社会运动的模式，让政治人物开始认真思考这个议题。”

“我是教跳舞的”：移民们逐渐老去的新故乡

今年 60 岁的林洁英和钟莉花一样，也住在城中城对面的大楼里。

但林洁英显然认为自己跟其他住户不同——她的那间套房是自己买的，不像其他住户都是租的。“这栋大楼还很新的时候我就买了，我一开始买在 11 楼，房子 115 万，装潢就花了 150 万！30 年前我还教跳舞，一个月收入 30 万，很有钱的。那房子买了之后，我根本就没来住过，是给学生住的，反正我钱根本用不完。”

城中城火警发生时，林洁英是被消防车的警笛声惊醒的。她原本以为是她住的大楼失火，于是赶紧下楼查看状况，几乎整个晚上都在关心救火状况，在楼下看累了，就上楼喝点酒。

和大楼里的其他住户相比，林洁英的气质似乎真的有些不同。“你们年轻人不知道，妈妈级的就会知道。我是跳芭蕾舞的，我三十年前有个好大的剧团，叫『风之舞团』，以前我每年都会在高雄的中正堂表演，一张门票两千块，都客满的，你去查就知道。”

或许是因为她逢人必讲，大楼里的住户都叫她“教跳舞的”。

林洁英口中那间 11 楼的套房，后来被银行拍卖掉了。“以前我有钱嘛，大家都知道跟我借钱不用还的。后来有个朋友说要跟银行借 200 万，要我帮忙『作保』，我想说，我一个月赚 300 万嘛，200 万算什么。结果到了银行，行员要我签文件，上面又没写金额，后来我才知道我保了六千万！”

林洁英说，后来朋友倒了这笔债、逃去美国，害得她直到今日都仍未还清，只要名下有财产，就会被银行收走，只好用儿子的名字，在这栋大楼里买下 5 楼一个 8 坪大的小套房，和儿子一起住。

为了教跳舞，林洁英说她当年忙到没有时间结婚，这个儿子，是 30 年前高雄市社会局“要她收养的”。“他们跟我说，林洁英，你现在这么有名、这么有钱，有个妈妈有个小孩四岁、要给人家，后来我就给了他妈二十万，把小孩收养进来。”

现在的她，和儿子一起住在八坪大的套房里，家计全靠在梦时代购物中心美食街工作的儿子维持，月薪两万多。两张床局促地挤在各种家当之中，唯一整齐摆放的，是挂在一旁的许多套舞服，还有几张学生家长和她合照的照片。

林洁英和人讲话时，不时会脱口而出几句广东话，她说她的妈妈是香港人，“以前他们住在香港那个什么山啊？看得到香港夜景那个。”

“太平山？”

“啊，对啦，就是太平山。”

爱跳舞的林洁英，说她不只跳芭蕾，国标、民族舞什么都会，城中城大楼里三十年前那座舞厅，她也去过不少次，“里面有舞厅、溜冰场，有国宫戏院，还有一个好大的百货公司，好风光的。”

然而自从城中城没落、店家撤走，加上 1999 年第一次发生火灾之后，她已经很久没有踏进城中城一步了。

“我没有朋友在那边，我觉得里面的人很没有水准⋯⋯以前是有钱人才住盐埕埔的，现在有钱人都出国了，只有穷人留下来。你知道吗，我听别人说，高雄就是地底的那条地龙死掉了，才会变这么穷。”

这种商圈没落、街景萧条的印象，曾于 1997 年至 2002 年间，在城中城一楼店面经营汽车美容的林恩慧，也有深刻印象：他们刚开店时，租金还要 15,000 台币，后来却不升反降、愈来愈便宜，等到他们结束营业时，月租已经只剩 8,000。

林恩慧记得，1997 年他和丈夫来开店时，城中城沿街的店面，就已经只剩下他们的店面是有在营业的；大楼外墙，当时也只剩下证券公司的招牌、以及国宫戏院的名字仍高高挂着，但里头早已闲置多时。

不过汽车美容的生意，起初还不算太差，“戏院的老板那时候还住在楼上，都会来我们这边洗车”，而且有八成的客人都来自盐埕以外的地方；1999 年城中城第一次火灾时，他们因为太忙，甚至都没注意到火灾的灾情。

另一位罹难者家属许世铭，就住在林洁英的隔壁几个单位，但他比任何人都关心城中城的大火——因为他的弟弟许世昆就住在那里。

他和弟弟年轻的时候，从台中过来高雄投靠亲戚，当年高雄景气正好，港口、工厂工作机会都多。十多年前，他们听说盐埕区便宜，于是便从火车站附近的房子搬了过来。

许世铭因为有了家庭，所以不方便和弟弟同住，但兄弟俩感情好，他弟弟为了更靠近许世铭住的地方，于是搬到了城中城大楼一楼的隔间套房，平时则在城中城一楼仅存的一家茶具店工作。

大火发生的前一天，许世铭的弟弟刚好休假，傍晚许世铭照例去了一趟他的住处，和他吃饭聊天，晚上七点半就离开了。“凌晨三点我被消防车吵醒，打了通电话过去，没有人接，就知道凶多吉少了。”

隔天一早，高雄市政府在大楼旁成立了指挥中心，说会帮许世铭追查，于是他一直等到晚上九点半，终于接到消防局的电话，“他们说找到一具焦尸，要我今天去殡仪馆验 DNA。”

已经将近两天没有睡觉、没有进食的他，从殡仪馆回到了事发现场。自从台湾疫情爆发之后，许世铭已经失业了快半年；他现在最担心的，是自己付不出弟弟的后事费用。认识他的邻居围在他的身旁，一边递给他一罐啤酒，一边安慰他，政府一定会帮他处理好所有事情的。

许世铭拉开啤酒罐的拉环，开始坐在骑楼下接受接受电视记者的轮番采访，采访过程不时会被社会局社工的来电打断。勉强地回答几个问题过后，他低头喝了几口啤酒，突然涨红了脸，无声地哭了起来。

一场大火之后：搬？不搬？能搬去哪里？

钟莉花一觉醒来，已经接近中午。她听说消防员从城中城大楼里抬了一些尸体出来，赶紧下楼查看。

府北路上封锁线外，已经围着许多媒体记者和摄影机。她想起，她住的大楼有两百多户，共用的逃生梯晚上好像也会上锁，万一也发生火灾，肯定也一样危险。于是她赶紧拉了几个记者过来，看能不能请市议员也关心一下她住的大楼。

听记者有兴趣，钟莉花大方地说要让记者看看她住的套房。走进电梯里，钟莉花用感应磁扣启动电梯；电梯门一旁，还有管委会跟厂商签约、装设的大型荧幕，在播放多媒体广告。虽然老旧，但这栋大楼毕竟有立案登记的管委会、有管理员，和城中城不同。

钟莉花抱怨，她的同居人也是残障人士、眼睛不好，如果发生火警，根本很难逃得出去。虽然已经不卖首饰、皮包了，但她的房间里，依然堆了很多之前批来的货品。

“其实我们最近一直在想要不要搬走，因为这边太窄，房间里的东西不管再怎么搬，都还是一样窄。”钟莉花又指了指墙上已经坏掉的柜子，抱怨房东对屋况不闻不问，坏的东西也不会修，“冷气之前冷媒没了，我们还自己花钱请人来灌。”

但他们找不到适合的房子——要像这里这么便宜，又有独立的卫浴设备，还要离市区近、找得到工作机会，“这种房子要去哪里找？”

不过城中城大火之后，她看着窗外刚烧毁的大楼，心里更想搬了。

（实习记者吴冠伶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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