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着牛群的她们仨，跟你说一个香港真正的牛故事

牛在何来到达之前，已经饿了整整两天。

这一星期，天没有下过一滴雨，太阳高悬。大空地上的草长久被晒成枯褐色，土壤又因缺乏营养无法再长出新草高树，牛无法找到一方阴凉，牠们就在这片荒地上百无聊赖。直到带着草的人来了，牠们才渐显生机。

何来和义工提着一袋钝重的干马草，走进空地，趁牛还没跑来之前把草倒出来。马草气味浓郁，嗅觉灵敏的牛群一涌而上，舌头不断打转，把地上的干草卷到嘴巴里，发出清脆的喀咯喀咯声。人类站在旁边看，能感受牠们饥饿，好像也能品出青草的美味。

这里是香港南大屿山的塘福村，送草行动的第一站。牛脚下的地原是一片农田，后来人们发展，“地（原来）是这么矮的，堆填这么高，后边全部都是垃圾。”何来指向数十阶级上的停车场，说那边原来也是田，“牠们吃草的地方一点一点这样消失、一点一点这样少。”

何来是大屿山爱护水牛协会主席，个子不高，在牛群中想要找到她，还是要伸长一点脖子张望。四年前的冬季，南大屿山昂坪气温急降，草在一夜之间全被冻死，牛会赶忙向赛马会买草，开始绕著牛的栖地派；之后牛慢慢变老，就由只派冬季，到每周一两次，再隔天一次，一派便是四年。何来的发根也开始变白。

四年时间冬去春来。牛不知道，挨过了漫长的等待，这一年有了城市人突如其来的关注——2021辛丑年，牛再次成为当红主角。但当新年已过，热情退散，牛的身影又得回归落魄。

有人耕田，就有牛

人类大概是忘了，牛在香港乃至以农立国的中国，与人的关系一直紧缠互相羁绊，彼此造就了大家的历史与文化。

翻开明列一年行事宜忌的《通胜》，首篇章就是一幅春牛图：倘大的“辛丑年春牛”字在页顶，图中的主角是牧童芒神与牛。据传统，无论是芒神站立的位置与衣著、春牛的大小甚至嘴巴开合都满藏玄机，是来年农作收成的启示、农夫干活的一纸指路明灯。

大澳环境及发展关注协会主席何佩娴过去多年一直研究牛的历史，她下了一个这样的推演：“有中国人住就有米，就有人耕地，耕田就需要黄牛。”一只成年黄牛的体重为800公斤，水牛更可达1200公斤，旧时的人辟新地耕种，只有牛才有那么大的力气把田犁松，边走边拉的粪便又可以顺带当成天然肥料，丰沃土壤。也因为牛这么重要，历代皇帝曾为牠立下盟约，禁止百姓宰杀耕牛。

牛的价值备受肯定，文化传统也不乏其身影：无论是佛教讲述人修行以达致开悟的《十牛图》、牛郎织女又或是牛魔王等民间故事，牛的出场率都相当高——这一部份也有赖于牛与人的亲蜜关系，以及其温驯又固执的特性。在香港，不少地名以牛命名，如牛头角、牛池湾、牛潭尾等，分别因为地貌与牛形酷似，或与过去种田的历史有关。

其实，香港牛的历史早可溯至4000多年的铜器年代——据香港历史博物馆馆藏，出土自梅窝万角咀的文物显示当时已有控牛技教具。活在香港的耕牛分为黄牛与水牛两种：属华南牛种的黄牛天性怕水，长期泡在水田里容易得病，多在旱田工作；水牛却好水，大热天必然跑沼泽泥泞中翻滚降温，是水稻田的指定工人。

后来港英政府修建水塘，河流被截断后米业式微，村民相继移居转业。农田荒废了，村民却舍不得杀牛，放生后的牛群之后繁衍后代，为今天石屎丛林的香港留下了一群藏有历史缩影的原居牛。

以前农活辛苦，但牛总有瓦遮头受农民善待；人离开后，世代绵延下来的牛家族终于免于劳役，能自由来去。但命运的必然，当人再次回来，牛处在社会的位置却开始落入狭缝——“牛都没有来得及安置，人就已经进入城市，”何佩娴苦笑道，“你看到今天是乡村，明天就是城市了。”如是，牛真正的挣扎故事才正要开始。

活在冷酷异境的牛

第一次跟随何来送草的地方，是位于西贡以北的离岸小岛“塔门”。连接塔门的交通并不方便，往返需要搭乘街渡。义工们早上从西贡野外割了鲜草，而后把草抬下船再拉上山。现时岛上20来只黄牛就聚集在这山上的大片平原，都是耕牛的后代。

前往塔门的路程远途拔涉，上山的路更颇为崎岖，但它环山抱海，登上草原后，峭壁下就是整片清澈碧蓝的大海。人们无法不爱这片土地，正如数百年前到来的英国人一样，把塔门英文译名为“Grass Island”——人们初来到时，这里仍是一座绿草如茵的小岛屿。

当手拉车吱吱嘎嘎的拉到山上后，牛就嗅到了。牛的眼睛虽然巨大，但实际上只有两种视锥细胞，并不擅于辨认食物，真正厉害的是嗅觉。十来个牛头围着义工的红白蓝胶袋哄，挡住来者的去路，头两侧的大耳朵不断摇动，饿了这么久，谁都想抢先吃一口头啖草。

近年，塔门成为露营热门胜地。草地遭频密的踩踏，沙质化后的土壤一年比一年流失严重，留不住水份也留不住有机物，长出的幼苗很容易枯萎，牛开始无法在贫瘠褐黄的土地找到食物。义工们开始戏称这里是“Grassless Island”。

据渔农自然护理署2018年的统计数字，全香港共有980只黄牛及160只水牛、主要散居在大屿山、西贡及新界地区；这一数字，比起2015年少了90只。活在城市的牛第一个要面对的问题，已经定位在其生存的基本——没有草。

人们应该还是爱牛的。“你喜欢牠，一定会请牠吃东西，”何来说。但人不知道的是，“这只牛吃完东西之后就会去吃垃圾”。人向牛喂食，牛记住了食物的气味，就开始翻垃圾、搜寻营地抢食。现在塔门不少牛只瘦得可见肋骨，只是肚子却异常肿大，这些都是胶袋堵在胃里的明显症状。

2018年，大屿山贝澳黄牛 Billy 死亡。渔护署在解剖时从其胃部抽出大量胶袋，足以装满两个垃圾桶，判断其因消化系统被阻塞致死。事件震惊社会，人们开始重新反思牛的生活状况。但在塔门，这里并非郊野公园范围，渔护署称不属其管辖；地政总署表示，会为政府土地的天然植物提供“非经常性护养”；食环署则称其职责只负责收集岛上垃圾——牛只面对的问题，政府部门按各自的职责并不全然受理。

在这片“三不管”地带，草原复生与人类践踏的速度竞赛，每日都在发生，这同时也是义工与牛抢食（塑胶品）的拉锯战。

Camille 17年前搬入西贡十四乡，退休之后成为全职牧牛人。十四乡14条村落在西沙路两旁连在一起，因为以前全是耕地，那里仍有著香港最贴近城市生活的牛群。牛群偶尔会横跨公路过村觅食，村民见到会自觉停车，“没有人觉得很苦恼、很鼓噪，大家相处得好好。”

直到2017年，西沙公路扩阔工程开展，密林被连根拔起，整个十四乡成了一个大地盘，“每一棵树掉下来、铲植被，（牛）害怕得很要紧，经常冲出去马路。”据端传媒统计，自2017年至2019年两年间，香港发生至少六宗牛只被撞的交通意外，当中四宗发生在西贡。牛与人的拉锯战，在发展开始的那一刻，已经延续到了城市。

生物演化是个极缓慢且悠长的过程，达尔文说人类甚至未能在有生之年观察到。但当人进一步介入自然，动物即使未及演化，其生活习性已不断地适应改变。惟有些时候，想要动物“改变”也不见得容易。

牛是固执的。一直以来，牠们按着先辈的路线游牧，所以当工地占有栖地，牛还是会走上旧路、在被围封的高墙前等候。而公路频密的车辆高速飞驰，牛遭受意外的风险就大大增加。Camille 每天早上及傍晚用发带盘起头发，蹬上湖水绿色的水靴就沿着西沙路巡，把路旁的牛赶回村里，“你赶一次牠不去，你赶牠十次牠就会去。”在此之前，还没退休的她从来都没有这么忙过。

牛也会抑郁与焦虑

“人一直以来都是以人为中心。他从来开发一个地方的时候，都没有考虑过有其他生物的存在空间，包括牛。”何佩娴说。

2017年，西沙路一只牛王“大公牛”被的士撞伤右前脚，毛皮撕裂见肉，而整个牛家族就在公路中心守候不肯离开。Camille 回忆，当时到达现场，马路上的车已经一直堵到市中心。她慢慢引领大公牛走回路边吃草，一边联络渔护署协助，但牛被带走以后一直失去消息，直到后来有记者告知 Camille，大公牛已被人道毁灭。

“牠是我们的 icon，看着牠经常出出入入带着一家大小在西沙路走，感情很深。”村民一直对大公牛一家爱护有加，而渔护署拒绝交出验伤报告，引发了村民对署方任意人道毁灭的愤怒。这举动在无形中，其实就契合了何佩娴所说的：当人牛冲突浮现，需要改变的往往不是人，而是牛。

自2011年底起，渔护署开始实行牛只“捕捉、绝育、迁移”计划。他们认为，把“流浪牛”从原栖地迁移到附近郊野，或一个完全不熟悉的地方，牛不认得路折返，就会大大减少滋扰民居。当中，牛只最常被迁移到西贡创兴水上活动中心。据渔护处回复端传媒查询，现时当地约有50只黄牛活动。

然而何来强调，每群牛都有自己的地区特性，若将牛只从原本的族群抽离，对牛造成的将是一种无法比拟的伤害，“你不可以将大屿山的（牛）搬去西贡、将西贡搬来这里，他们就迷惘、会 confused、会抑郁的。”

牛的样子坚拔、体格彪悍，但其实与人一样，“人离乡贱”。“去新的地方一定会被人欺负的，那些（牛）就会很容易病，加上抑郁、没有了自己族群；那些还要带住孩子的妈妈，见到牠旁惶到都不知怎么办。”何来说来相当紧张。

更重要的是，牛在创兴根本无法生存。创兴前身由填海而成，土地拥有相当厚的沙石层，聚水条件不高，所以草在下种之后，很容易因为缺乏肥料而没法持续成长。乍看之下，土地上只几棵枯黄低矮的树，牛只目前的生活状况，与渔护署所持的“拥有足够天然资源维持牛群生活”说法存有距离。

“人们总是幻想大草原就适合牛生活，但其实草原是被牛吃出来的。不是因为有草原，就适合牛去那里。”何来说，找不到食物的牛只会开始离开，再次踏上公路觅寻食物。交通堵塞、意外重演，人牛冲突的命运，就这样陷入了永远都逃不出来的轮回。

为了避免把牛推进循环中，最好的安排是保育者先了解牛族群行为的文明和习性，再设计合适的方法；而他们非得仔细观察，才能知其个中一二。何来举例，一只牛的出现，是比人吓怕躲藏？还是在睡午觉？小牛被母亲抛下，为什么母亲会懂得回去找牠？牛行为的种种，“我们需要多一些时间去理解和观察”，而且“真的要 onsite 才会见到、你还要见很多次才会见到。”

牛是慢热的，与人的一切关系和信任都需要时间建立。前些年，一只公牛争夺牛王之位不果，其中一只角被打缺，悬在头上、血流了快一年；Camille 把牠叫做“崩崩”、为牠疗伤。但因为打输了架就永远不能回到牛家族，这只牛开始自暴自弃——Camille 形容牠当时不肯进食，犹如自杀。村民于是每天去哄牠、采牛最喜欢的血桐叶喂他，甚至工地的判头也主动和牠聊天，时间久了，“他就知道有人疼他，才开始吃草喝水。”

牛也是内敛的，“不喜欢你抱牠、亲牠”。牧牛者可以做的是以耐性去软化、赢取其信任。在十四乡，每只牛都有自己名字，像在牛界风流倜傥的周润发“牛皇发”、自幼丧母跟著人类长大的牛家族恩典“家恩”，还有最疼爱牠的“八姨婆”——Camille 都一一记得背后的故事。名字是连接人牛关系的一座桥，当新搬来的村民和外来者记住了牛，愿意配合 Camille 的工作，学会尊重彼此存在也开始成为可能。

当牧者以前，Camille 在大学里任教管理学。如今，她认为牧牛也像管理。从微观角度上，牧者要勤力好记性，知道每一只牛的性格脾气，懂得跟牠沟通；在宏观面而言，她更要拿著地图去分析，为牛找一个安乐窝。但在管理的过程，面对城市人的误解及投诉，牧者也要去疏解矛盾。Camille 说：“管理牛，其实（也）是管理人。”

牛屎变蚊香

何佩娴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乡村建了公园以后，“就不给牛进去呢？以前那里本来是牛栖息的地方；如果进去的话，（为什么）又投诉牠污染环境、破坏我们的地方？”

何佩娴现在住的地方也经常有牛出没。这些年来，她眼看著住家附近的草地堆满土，牛一只只地少、也看牠们变得无助。一次，牛群爬上一个人为的泥头小坡觅食，但因为爬得太高不知道该怎么下来。每当环境的遽变使牛产生不适应，何佩娴有时反思，也会为人待牛的所为感到悔疚：“我们社会发展太快，而在这个城市现代化（过程）里面遗留了原生动物的权益……我们城市没有为牠们想一个（人牛融合的）空间。”

不过，在追求效益的社会，每种事物都好像要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保留才被认为是值得。何来相当坚定说，“牛就是十二生肖里面唯一一个物种、是给到我们人美好生活的一个动物。”

疫情之下，人们爱到自然躲避瘟疫。采访那天辗转一个下午，从塘福、水口到石壁，再到昂坪、羗山至大澳，端传媒记者跟著何来走遍了南大屿山各个层次的牛栖地，也看见不少游人。但从旷野般的工地到沙湾、郊野公园及监狱外的石屎地，再到早被用铁丝网圈起的荒地。整个过程就像见证著一个人类如何发展、而牛栖地却慢慢死亡的仪式——高速的车辆、干枯的植物，人们无法想像，牛的生存条件如何严峻。

但既然牛的生存都成问题，何来口中的美好何以形成？她解释，水牛喜欢在废地上挖洞，一个个像月球表面的磒石洞，在雨季时能够储存水份，让泥土变得沼泽化，“一两年就可以将本来一块干巴巴的、种不到东西的泥土，变成长到这样，”何来一手指向塘福荒土边上的“小绿洲”。那里是由水牛挖开来的小坑洞，上面长满的海芋，雨水经植物净化后深入地底，“（下面）储水量可以是水塘这么大。”

眼前的绿洲不大，这话变得有点难懂。但在送草的最后一站，我们来到了梅窝；这一回，我们才真正见识到何来口中的完美湿地。太阳的余晖下，这里就像水牛的故乡。

放眼过去，被水牛踏松的土壤像一块深褐色的软垫。上面长满已被牛吃得矮矮的野草，泥下藏着的百种昆虫会吸引雀鸟来啄食；从雀鸟身上抖落的种子，又会顺势被这片沼泽地接住，再次长出树和植物。在这个由水牛创建出来的地基之上，各种动植物跨越了彼此体积、习性，形成复杂的生物链，互相循环补充。“我们保护到牛，有牛就会有幸福的生活。”何来说，这一切都因牛而生。

2006年，米埔湿地保护区开始引入水牛营造湿地，改善候鸟生活环境。结果在数年间，有水牛放牧的湿地每公顷平均发现到18只鸟类，比起没有人管理的地方增加了三倍之多。不过，如果人不到郊野、看不见环境如何被牛改变，侊似还不足以说服人为何要为牛在城市里留座。

何佩娴很明白。她尝试代入人类最关心的经济角度去看：“如果我们善用资源，其实牛粪是很好的资源。”她举例，在美国就有农场利用乳牛粪便发电，“牛粪亦都可以做蚊香”。

在护牛界翻滚二十多年，何佩娴观察到，人对事物的固有观念，很多时候都源自于人只以“自己”作为本位去思考。比如提到牛粪时人们脸上总有难色，说很脏很臭；其实牛粪没有臭味，甚至还有草香味。人们也觉得牛随处大便后没人清理，环境都被弄脏了，“但是坦白说，牛是没有公厕的，而且有人教它们公厕在哪里吗？没有啊。”她替牛抱打不平，“我们对牛不认识，亦都不愿意认识牠”。

人类只抓到事物的表面，对种种细节事情不问因由，牛对于香港的重要性就逐渐被遗忘，甚至牛存在本身就成为一种“猎奇”。多年前，一只小牛受伤，何佩娴暂代照顾三个月。朋友听到以后都问：为什么你养了只牛这么有趣？但她不解：“你养猫狗来干嘛呢？‘陪我咯’，养牛都一样啊，牠都善解人意的”，“其实牛很乖，你跟牠相处了以后，你会发现牠很有性。”

在余华的《活着》里头，也有这么的一段：“牛是半个人，它能替我干活，闲下来时我也有个伴，心里闷了就和它说说话……牛是通人性的，我拉着它往回走时，它知道是我救了它的命，身体老往我身上靠，亲热得很。”从文化历史来看，牛之于人类是种有益的动物，“以前香港人吃米，牠养到好多人的喔”，“那么现在，（城市人）已经没有这种态度了。”

采访当天，从何佩娴住家阳台往外看，在疏落的楼宇之间，有一大片如茵草地。闲时，牛只就会跳过屋苑的栏栅躺在这边休息，“我就远观牠们，看牠们晒太阳。”说时屋子里没有亮灯，任由午后阳光映著，“我觉得动物是有自由的。”她靠在椅背上幽幽说，“其实我们渴望的东西，牠也渴望的。”

外界一直锲而不舍追问个别物种的存在意义，但对何佩娴来说，物种之间都是相互依存、都有它的意义；而这个意义，并不应该是由人去衡量。

90%的牛消失后

过去的元宵节，十四乡的公牛“崩崩”终于偷到机会，见钟意的牛女“狮子女女”一面。在牛家族栖身的狮子女女跟崩崩情投意合，但却又不敢跟崩崩私奔。牛其实像极了人，甚至在牛的父权社会，苦命鸳鸯就更常见。Camille 说，牛与猫狗不同，一年一生，还要讲感情，“我喜欢你才追你、才拍拖的”。

要做好物种保育，除了维持牠们的生存基本以外，不可忽视的还有牠们繁衍下代的关键角色。人类的介入间接提升了小牛的夭折率：母亲受惊难产、走失后小牛饿死、或被狗咬死。所以当知到有母牛怀孕，Camille 和一众义工就会“计著牠什么时候要生”，在准备迎接新生命的同时，还要在母牛疏忽照顾的时候补位。“你说我们会否越来越多牛呢？一定不会。是越来越少。”Camille 皱著眉头说。

尽管有心人各出保护牛群的妙计，这也大抵能暂时从牛灭绝中偷来点时间。2010年，渔护署开始试验流浪牛绝育计划。截至今年2月，署方称香港约有800只牛经已绝育，达全体牛只数量七成；预料十年后，牛只数目将会减少约一半。

但按照牛只的绝育速度，何来觉得时间对牛没有那么宽容：“15年之内，我们就会消失90%的牛”。

事实上，绝育计划最先由牛会引入，目标定位在已离群及四岁以上的牛，只占牛族群里的2-3%；牛会再会按牛群繁殖速度，留下区间让牠们自然淘汰。不过，现在渔护署从环境承载力出发，除了拥有交配优先权的牛王以外，其余牛只均会进行绝育，这就让关心牛保育的人感到紧张，“这是危险的，下一代真的会没有了90％的牛的。”

何佩娴同样觉得，即便牛的绝育不一定成功，牠们“能够繁衍下一代的机会是很小的”，牛很有机会在下个世纪前就完全灭亡。更进一步的是，牛在香港存活多久、剩下的数字能多大程度支撑香港的生态功能，何来直言，这是人们仍然要去追的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需要美好一点的城市，我们想要什么形式的美好？”努力保护物种的延续，然后迎接更好的生态环境，是一场集体的行动，甚至小孩子也要参与在其中。每一次何来与义工进行送草时，都会备好单张向游人教育如何与牛只共处，当中也不乏特意牵著小朋友来看牛的家长。

何来觉得，牛保育就正好是人去学习尊重生命的一个课题，“小朋友最 honest，你问小朋友想不想见到牛牛？佢一定话想的。”人生而单纯，从来不会拒绝任何他者生命的存在。但牛能活多久、快不快乐，决定的就在于城市对牠们有多友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