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华十日记：疫情重灾区，一场对抗病毒的游击战

“里长，求求你，救救我…”万华“青山里”里长李昭成回忆，从5月15日开始，他几乎每天都接到3至5个求救电话，半夜两点，里民还在电话中对他哭诉，“我（听了）真是痛到心里去。”

许多确诊者打电话给卫生局多次，仍只被通知在家等待。过去十天，李昭成说自己最主要工作，就是接电话、安慰这些里民、跟他们解释之后的安排，然后把情况上报给区公所和民意代表，帮忙催促和陈情。

距离5月15日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大台北地区进入“第三级警戒”，刚刚过去了十日。短短十日，台湾从外人眼中近乎零确诊的“避疫天堂”，迅速转变为疫情严峻、量能吃紧的抗疫战场，病例总数，已经突破6000。

而身处暴风眼的台北市万华区，自4月25日至今，已新增772例确诊，为台北12个行政区中最高。

李昭成形容，在头几天，里民中的确诊者们，几乎处于“隔绝、孤立无援”的状况。

孤立无援，加速了疫情的扩散。一开始，台湾指挥中心给出的快筛阳性与确诊者指引，都要求感染者先留在家中等待，单独一人一室，尽量和家人使用不同的卫浴，避免与同住者接触。但在台北，有这样的居住环境并不容易，尤其是青山里，许多茶艺馆员工是外籍身分、收入不高，平日多会两、三人合租一间，一人感染得不到隔离，更增加了互相感染的风险。

医疗量能吃紧，公共服务停顿，公部门反应不及，万华民间正在发挥最大的动员力，支援抗疫，他们的行动，大致可以分为三条战线：

第一条线，由里长与脸书社团“我是万华人”主导，支援医护、救助邻里。

第二条线，则是在地社福网络为万华大量弱势群体，如失去公共饮水的街友、远距上课却没有电脑的小孩，以及疫情下仍必须依赖居家服务的独居老人们，持续提供服务。

第三条线，则是在地居民、店家及食物银行突破“软封城”的物流限制，向全台湾发起募资，为前两条支援线提供物资的后盾。

“不想做酸民，想做点事。”自称二线人员的募资主力、万华在地作家林立青如此说。

在这个曾是台北市最早发源地之一的老万华，古地名「艋舺」，紧密的社区网络在病毒来袭的最初十日里，努力拉住下坠的情势。

万华在哪里？

万华，位于台北盆地西郊边缘。李昭成所在的青山里，有确诊病例最集中的茶艺街、艋舺地标青山宫、艋舺夜市，以及梧州街、华西街和广州街三大夜市。为老人提供日间照护，为街友提供饮水和洗澡空间的万华社会福利中心也坐落于此。

疫情重创里内各种服务，夜市早在二级警戒时就全部自主歇业，台北市社会局辖下的万华社会福利中心大楼有社工确诊，因而在5月20日即全栋关闭。

这对万华区的打击，格外地大。综合相关单位统计，截至去年底，万华区有3,830户低收入户，是台北市最多。65岁以上人口，有38,819人，人口老化严重，而新住民数量也居台北之冠。万华弱势族群多而集中，许多人从事基层服务业，尤其是餐饮业和八大行业（性与情欲相关产业），直接面临失业、砍班、求职遇阻的问题，打零工者也无法居家办公，现金流立即出现断链危机。

然而，就在弱势族群亟需社会福利支援的时候，许多公共社会福利的站点，却与社福大楼一样，因防疫考量而关闭，导致许多线下服务停摆。雪上加霜的是，万华社福中心还出现了社工确诊案例，导致服务人力、物资与仓储空间一度停摆，民间的社工与居家服务员也同时面临防护不足、担忧感染扩大等问题，再导致人力减少。

原本弱势的区域，因为公部门资源受到冲击，转瞬间少掉了好几张社会安全网。但也正是此时，如吴淑芬、李昭成这样的老街坊，纷纷起身“自救”，基层社会开始连轴高速运转，要替万华、台北甚至全台湾撑起防线，守下这一局来自病毒的突袭。

里邻自救、支援医护前线

青山里里长李昭成粗估，在青山里内，前五天便有20多人相继确诊。医疗量能不足，导致确诊者居家等待多日才能转送检疫所，而里长的电话，成为这些确诊者唯一的依靠。但由于流程的拖延迟滞，即便里长接到电话之后，全力、全速替他们打电话给其他机构求助，依然挡不住病毒的进逼。

隔壁的“柳乡里”里长蔡和益也每天在处理类似的状况。他粗估，里内有四、五十名茶艺馆员工，其中12人确诊。除了接确诊者电话、上报之外，他还为确诊者买菜买米，放在门口，离开之后再打电话给对方，请对方出来拿。确诊者以外，里内还有10个70岁以上的独居老人，里长都会电话关怀，问对方是否需要物资。

在这十天之内，许多万华区的市议员，都担纲起了“接起里长电话、转往下一站”的工作。年轻的市议员吴沛忆回忆，在过去十天之内，自己从里长手里接手的“快筛阳性”或“确诊者在家等待”无法送医个案，就超过10个，其中不乏紧急送医，但在几小时内死亡的案例。

吴沛忆说，这些里长们替确诊者所做的一切，其实并非他们本来法定的份内工作，“靠的都是里长自发的热情和责任感”。比里长更基层的“邻长”和居民，也纷纷主动出来帮忙，包括民间社区发展协会的成员。

糖廍里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谢岳锜就和几个志工一起，戴着斗笠和口罩，几个人推一台手推车，给街道消毒。和平里里长吴淑芬也很早就想到消毒这回事，迄今已自行消毒两次。

吴淑芬说，疫情爆发之后，万华的筛检站一度设在和平青草园旁，邻近民宅，让民众十分焦虑、反弹。吴淑芬为了解决此一问题，让里民接受筛检站设立，她想起18年前SARS时期，曾有一位里民捐赠了“消毒喷雾机器”给里办公室。她找出机器，试一试，发现还可以用，就招募志工，几个人轮流背着消毒机，把国军和环保局没有覆盖到的小巷弄都消毒了一遍。

“自救，我们都在自救了，这样也可以解除里民的不安。”吴淑芬说。

老社区的邻里关系紧密，里长在群组问一句，大家都出来帮忙，不仅一起消毒，还送餐送水给医护。吴淑芬觉得，这次疫情期间的里邻互助关系比18年前SARS时更加紧密，大家动作更快。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当年还没有脸书和LINE等通讯软体，“有的讯息大家根本不会知道”。

5月16日11点半，万华居民邵维伦突然接到卫生局的求援，说邻近万华“中兴医院”医护人员订不到便当，他立即决定要采取行动。

邵维伦在万华出生、长大，六年前，他成为“我是万华人”脸书社团管理员。社团平时主要举办福利和联谊性质的活动，是第一次遇到这么大的危机，就地转型成活跃的疫情资讯站。不少万华人每天都要上来看看有什么新的疫情资讯，“甚至听到消防车的声音，大家第一件事就是来看看社团”，邵维伦如此观察。

社团成为万华疫情资讯站，邵维伦不敢大意，平日勤于整顿版面、杜绝疫情假消息，也主动和区内的警察消防、卫生局、社会局等都保持联系沟通。

时间回到16日中午，收到“医护缺便当”的消息后，邵维伦立刻在社团发文，询问有没有店家愿意送便当去。邵维伦原本打算自己出了便当钱，没想到很快有社团成员认捐、也有店家迅速回应。他仅用了半小时，就把50个便当送到中兴医院。

当天12点半，在SARS期间曾经封院、本次疫情中再度成为前线的“和平医院”，也跟邵维伦提出便当需求，他赶快在社团再次贴文追加，很快就有三四群不同的人把便当送来给他，凑齐50个，他再送去医院。

从这天开始，“我是万华人”社团开始每日稳定供应便当给万华周边的医院与筛检站，包括中兴医院、和平医院、和平青草园筛检站、剥皮寮筛检站等。社团成员持续认捐便当，以“800元10个便当”为认捐单位，认捐数量已超过万个，可稳定供应医护一个月的需求。

邵维伦怕医护吃坏肚子，也怕他们每天吃重复的菜色太可怜，自己必针对店家试吃、实地检查卫生之后，才订便当给医护。从在地店家“珍宝园”的自助餐便当、“兰亭和牛”的日式精致便当，甚至中山区的欧式健身便当，还费心买来肉丸、石花冻，尽量给医护营养充足、丰富口味的饮食。

从便当开始，社团陆续出现更多不同物资支援前线医护：例如休息用的折叠床，穿脱隔离衣用的全身镜，而一般水果、饮料如绿茶与瓶装水等，自不在话下。“支援医护前线”的行动不断进化，社团团友还集资以成本价向艋舺服饰商圈购买200套工作服，让医护人员穿在隔离衣里面，以免病毒沾染自己的便服。

到了18日，疫情“三级警戒”的第四天，医护人员已经工作了96小时以上，除了睡觉之外，几乎都在工作。区内的咖啡店老板也动了起来。年轻的在地店家“九日咖啡”、“咖啡视野”及“甘心咖啡”也串连起来，为和平医院医护送去咖啡。

“咖啡视野”店长 Jackie 说，在他附近的“好乐鸡蛋烧”老板有亲戚在医院工作，向他提出“医护需要咖啡”的想法，他就和附近的咖啡店伙伴串连起来，共做了150杯手冲冰美式咖啡，和200份鸡蛋烧一起送去医院。第一轮送咖啡行动在5月18日完成，下一轮行动前，他们会再公开征询愿意加入行动的咖啡店，视医护需求，再送一批。

除了医护的需求外，也有万华在地人想起消防员的需求。位于万华的知名庙宇“艋舺青山宫”，一向和警消系统互动良好，疫情发生后，众多的地区消防员成为救护车转运快筛阳性和确诊患者的主力，消防员亟需隔离衣。青山宫当即拨出台币90到100万元的经费，订购5000套隔离衣，预备送给台北市消防局。

邵维伦开始给医护送便当的同一天，“台湾社区实践协会”的社工马明毅与他的同事、伙伴们，也决定起身行动。

接受端传媒采访时，马明毅一边擦着汗、一边用酒精消毒要给孩子们的物资，“最初十天，大家忙得像打仗一样”，他如此形容。

超级任务：接住每一个弱势

然而，在支援前线医护之外，万华人还有另外一个战场：接住每一个弱势。

台湾社区实践协会，是万华在地的NGO，成立11年，服务30多个弱势家庭，工作人员平日在“新安据点”与孩子们共煮、办活动和玩乐。三级警戒后，据点关闭，加上全面改为远距上课，给这些弱势的孩子们带来不少新问题。

例如最直接的影响，是孩子们无法再获得学校的营养午餐。位于疫区中心的万华，餐饮店多数都已关闭，基层家庭的家长又很少可以居家办公，孩子的吃饭成为一大问题。此外，家长的情绪也会影响到孩子。疫情才爆发短短十天，实践协会已经遇到父亲因停工而在家酗酒、导致孩子不得不离开家来找社工的情况。就算没有停工或失业，基层工作的家长也必须在照顾孩子与出门工作中二选一。

而实践协会辅导的孩子，大部分都是用手机在远距上课，因为家中没有电脑。虽然学校提供 iPad 租借，但必须家长与孩子一同去学校借用，家长必须为此请假。即使有了 iPad，基层家庭没有 Wi-Fi 与网路吃到饱，无法承受长时间的视讯上课。学校虽提供网卡，却必须要孩子自己去中华电信开卡，但中华电信门市也因疫情影响而没有开门，孩子处处碰壁。

实践协会的越南伙伴“小星星”，是养育两个孩子的妈妈，平时和实践协会一同在社区经营一间越南餐厅。疫情爆发后，菜价上涨，餐厅收入又几乎归零，家中又没有电脑，小星星的中文能力不足以辅导孩子远距上课。

16日，实践协会开始运转，先募集食物和防疫物资，为弱势家庭提供便当、干粮、口罩和酒精。防疫不能见面，社工几乎每天都打电话给孩子，尤其是一些曾经逃家的少年，防止他们到处乱跑、也提供情绪支援。而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中，实践协会的社工会每周统计不同家庭的需求，按家庭人数和能否开伙的状况，评估要给他们的物资，一周发放两次。

长期关注月经贫穷的NGO“小红帽”，也是社区实践协会的合作伙伴，她们平常为18岁以下的贫困青少女提供生理用品。创办人林薇说，疫情期间，基层家庭经济面临困境，“连食物的添购，或者是下个月的房租都有很大的困难，这时候生理用品这件事情，很自然的就会被牺牲掉。”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小红帽把“生理用品包”的服务范围，扩大到所有年龄的女性。除了社区实践协会之外，位处万华大同交界的NGO“逆风剧团”，也服务着不少高风险家庭出身的少女个案，同样是小红帽的合作对象。

此外，独居老人也是受疫情冲击的弱势。餐饮歇业，大卖场抢购潮，导致物资采买困难，更有许多失智与身障老人，需要居家服务员定期上门照护，包括送餐、煮食、喂食、清洁等等。立心基金会承办的万华龙山老人服务暨日间照顾中心本是长辈长期照顾的重要据点，但因疫情影响，必须关闭，但老人居家服务仍在持续进行。

但是，进入这些弱势个案家中，居家服务员必须穿着全套隔离衣、手套等防护设备，一天要服务两三个个案，每次离开一个家庭，都要换一套全新装备。立心基金会督导许水凤坦言，部分居家服务员因和年长家人或孩子同住，担心染疫风险，已经减少了服务的班次。

没戴口罩，不能领物资喔！

疫情，为这些接住弱势群体的NGO带来挑战，然而，若这些服务中断，不但会立即产生人道危机，也很可能会让疫情进一步扩散。这样的困境，让万华在地的NGO“芒草心”与“人生百味”决定在17日展开在午夜发放物资包的行动。

台北市社会局列册街友有600多人，最多集中在万华艋舺公园，就在这次爆发疫情的茶艺街附近。“芒草心”和“人生百味”都长期为街友提供收容居住、食物、以工代赈、职业培训等服务，帮助他们转型为“类街友”，乃至脱离街头，有家可以居住。

疫情爆发以后，街友的食物、饮水和清洁，成了第一阶段最急需解决的问题。

“到底他们能吃什么？”芒草心社工李盈姿说，“礼拜天发生了抢购潮，餐厅也没开了，原本可以用待用券去取餐的爱心店家也关门、教会也停止发餐。”街友无法从平常的途径获得食物和水，而NGO援助的物资也不再适用。“以往最常发泡面，但没办法取水的情况下，连泡面都派不上用场。”

街友无法煮食，也无法吃泡面，他们改发饼干、面包等耐储存的干粮，或是可直接食用的饭团、春卷，物资包里面再搭配瓶装水，够用一个星期的口罩和随身酒精喷瓶、干洗手。为防止派发物资引起群聚，芒草心派出已施打疫苗的社工，穿着全套白色隔离衣与手套、帽子、面罩、鞋套，在晚上12点过后，街友都已睡着的时候，再到艋舺公园发放物资包，把东西放在街友脚边，避免接触和交谈。

平常可供街友洗澡的万华社福中心整栋关闭，14天后才能重新启用。各种公共场馆的厕所，本来也是街友梳洗的空间，现在全都暂停开放，连网咖、麦当劳和便利商店用餐区等平常可供街友避暑、停留的场所也关闭。“人生百味”工作人员巫彦德发现清洁问题难以解决，他们只好直接给街友提供新的衣物，艋舺公园加上台北车站的街友加起来，一下就出现400件衣物的需求。

给街友提供防疫物资也是一个大问题。“现在进到任何地方，没有口罩是进不去的。”李盈姿说，“但的确很多街友没有口罩，或者口罩戴久了没有换。”因此，芒草心、人生百味和游民专责小组的社工配合，分为艋舺公园与台北车站两组，一星期发放2到4次防疫物资与食物给街友，“尽量让他们有口罩。如果他们有足够的口罩，就不会舍不得换。”

疫情爆发初始，就有许多人担心街友成为防疫破口，网友甚至要求，把街友全部赶去别的地方，并质疑NGO发放物资的行为。

“很多人都在说不要再养他们了，现在防疫比较重要，但大家防疫做得这么紧密，也就是希望不要染病、死亡，但是今天如果无家者没有东西吃，其实也会直接面临死亡，会饿死啊。难道基于防疫的理由饿死人也没关系吗？”李盈姿说，“这些人如果饿到受不了，也是会到处去找食物，到时候就会有移动、会流窜，那样的情况是更失控的。”

巫彦德认为，“大家并没有了解到，其实发放是更有效的，让大家好好的安稳，就地的安置，就地的防疫，目前看起来就是没有方法中最好的方法。”在食物包中夹带防疫物资，同时也有卫教的效果。他们对街友宣导：没戴口罩的人不能领物资，“如果他们有10个口罩，就可以每天换一个。”

然而，这些尽力接住老人、妇女、街友需求的前线工作，每天都在进行大量物资转运。费用和口罩、粮食从哪里来？存放在哪？又由谁来转运？

每每有社工来载走一车，她既开心有空位可以摆更多物资，又担忧物资的消耗这么快，不知下一波物流什么时候来、物资能撑多久。

物资放哪里？谁是万华的前线外送员？

台北“软封城”下，人车流动减少，不少行业歇业，但万华的经济、物流、公共服务停摆程度，更是比其他区严重许多。

所有想要支援万华前线的NGO，都会遇上“物资困境”：

区内大卖场遭到一般民众抢购、小商店大多自主歇业，即使NGO购买或从别区募集了物资，不少物流公司都不送万华，全民居家抗疫，也导致网购物流速度下降。民间团体NGO办公室空间狭小，社福中心、体育馆等公共场所也关闭，不能作为仓储空间。那么就算物资进来，要存放在哪里？

在地深耕的食物银行、店家和热心居民，成了“软封城”下物资战的主要战力和重要据点。在万华出生的作家林立青与议员吴沛忆，串连成立募资平台，串连起南机场“最强里长”方荷生、一位“凉粉店”老板辜凯铃、作家卢拉拉、店家“麻油李”、“八海精致锅物”等，织出一张环环相扣的物资供应网。

方荷生里长经营的臻佶祥南机场幸福食物银行，一向是地区社福物资运送的强大后盾。食物银行自2013年起营运，有两大仓储空间和一个社区厨房，本就会稳定供应便当和面包给在地NGO。疫情期间需求激增，方里长现在每周会额外供应芒草心和人生百味300多个面包，分送给街友。

5月15日，疫情升高至三级警戒当天，经历过SARS经济难关的方荷生就发起爱心募集行动，为有困难的家庭准备防疫物资包，原本打算募集1000份，没想到短短四天就收到超过504万捐款，可供购买4000份物资包。

方荷生以多年经营食物银行的经验，估算出一人可吃7到10天的食物组合，直接向家乐福订购，1500份供应双北，2500份供应全台湾其他县市的食物银行和合作伙伴。不少卖场断货，物资包中的“烧鳗罐头”成为稀有品，家乐福把仅剩的量都给了方里长。经验娴熟的方荷生组织了八位志工负责分装，两天完成，5月26日起，开放低收入户、急难救助户和“关怀户”领取。

吴沛忆记得那是升三级的第二天，5月16日，她与林立青和社区实践协会开线上会议，决定建立一个Line群组，把大家熟悉的地方团体都加进来，统整物资需求，然后大家分头去找物资。最初的群组有7个NGO成员，后来越来越多。

“我们要怎么让民众有一个稳定和安心的力量，当然是要从最需要照顾的人开始照顾。”吴沛忆说。

平台建立后，各NGO都提出防疫物资的需求，其中口罩和酒精的需求量最大。立心基金会的居家服务员和芒草心、人生百味的社工，因为有直接与个案接触的风险，需要大量隔离衣、乳胶手套、面罩、鞋套等。干粮、生鲜和瓶装水的需求都很大，街友和无法煮食的基层家庭需要干粮，孩子营养午餐晚餐需要生鲜，无法装水的街友和外展社工都需要瓶装水。

林立青透过在地五金行买来3M的隔离衣和面罩，他的社区好友、凉粉伯老板辜凯铃，人称“凉粉”，则从平常给宫庙供货的挂行买来大量的瓶装水，自己便认捐了50箱。

才刚从街头搬入店面三天半，就被迫歇业的万华名小吃“麻油李”，一听林立青说社区实践协会的孩子没有营养午餐，立刻动手把店里的猪脚、当归汤煮一煮，加上卤肉汤汁，送去16份，还打算持续供货，“直到孩子们不需要为止”。万华出名的八海火锅，也主动把店里的青菜和贡丸，直接送到方荷生里长的食物银行。

除了万华本地的共襄盛举，他们也媒合到许多万华以外的商家和宗教团体，形形色色，不一而足。林立青透过朋友拿到1000瓶酒精消毒喷雾和30瓶洗手乳；知名台湾本土品牌“茶籽堂”也送来了洗手乳。

吴沛忆透过朋友找到高雄口罩国家队的厂商，本来想募资购买，结果对方一听是发给街友，就免费提供，隔天就寄出一万片口罩。吴沛忆一位在PCHome工作的朋友，也直接帮她找到医疗器材厂商，对方主动联络她，问“需要什么东西？”只要开出清单，防疫物资很快寄来。

台湾知名乳品光泉公司、便利商店莱尔富，则是最早一批捐出了大量的瓶装水和面包。民进党前秘书长罗文嘉在重返政坛前开设的“水牛书店”，也捐出10多万元的礼物卡给社工，让社工可以发放给街友和弱势家庭。

在万华出生长大的作家卢拉拉，本身从事生死相关行业，他也运用了自己的资源，媒合了法鼓山、功德山的佛教团体，对方很快送来印有大悲咒的瓶装水一百箱，印有法师和妈祖婆头像的瓶装水，也接连涌入。

还有许多低调捐物，不想透露姓名的捐助者，包括在地居民、艺人和政商名人等。其中有人包办了街友需要的换洗衣物，有人则为远距上课而没有网路的孩子，买了一百张可用一个月的网路SIM卡。

最初一两日，林立青与辜凯铃、卢拉拉三人组成机动小队，开着车把物资载到各个NGO据点，但物资数量渐多，普通车辆载不下，有电影公司便出借了一台货车。不过，出于防疫考量，最多物资还是以邮寄方式运来。仓储空间不足，凉粉店早在升三级当天就清空店铺，供附近的NGO存放物资。芒草心创办人张献忠则自己开车，每日与凉粉店保持联络，询问物流到货与否，再把物资分载到各个NGO。

到后来，凉粉老板辜凯铃索性公开自己的收件地址和电话，各NGO在脸书和Line群组提出物资清单，公众募捐源源不断地涌入，大量邮寄到凉粉店。十天下来，她从早到晚都在接物流公司的电话，不停收货、搬货、理货，店内常堆满上百箱瓶装水。每每有社工来载走一车，她既开心有空位可以摆更多物资，又担忧物资的消耗这么快，不知下一波物流什么时候来、物资能撑多久。

众人如作战般奋斗了十天，终于形成系统性的人力、物资网。方荷生里长的食物包物资陆续到位，社区实践协会得到稳定的便当供应，立心基金会需要的防护物资，也正在路上。芒草心、人生百味在5月26日深夜盘点10天来的物资，发现罐头消耗量极大，价格又高，很难持续募资，下一轮物资还是要以苏打饼干、八宝粥和保久乳为主。

这些NGO跨越万华由南到北每个街区、每个角落，连点成线，互相支援。“软封城”第一阶段的物资战，暂时告一段落，NGO们找到了更大的社区空间来做物资转运，辜凯铃心想，再过几天，或许她就可以休息，好好睡一觉。

自救有限，政府在哪？

然而，民间的力量再大，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作为在地的议员，吴沛忆观察，万华里邻关系紧密，能量很大，“连里长办的活动都比别的地方多”，吴沛忆说。有这样的能量在民间，为公部门力量提供补位，“民间动得比政府更快”，确实是万华的特点。

回溯万华区民间组织的历史，甚至可以回溯到百年前的清朝末年。早在清末，万华龙山寺一带就有众多民间慈善团体，救助老弱身障的“仁济院”、收容乞丐的“爱爱寮”直到今天仍在万华活动。而在近代，由各个民间社团组成的在地“协力联盟”，有超过10年的历史。46个NGO成员，至今仍会每个月开会讨论彼此工作与需求。在5月21日的线上会议，他们依旧密切交换彼此的情报与物资需求。

但这些来自民间的热情，能支撑多久？

“民间是等不了太久的，”吴沛忆分析，这些民间组织，其实很小，只因为长期在地方服务，所以对社区敏感度比较高，但是真正要建立支持系统，“政府的纾困是一定要下来的。”

吴沛忆忧心呼吁，政府是时候盘点防疫、民生物资的整体需求量，民间可以增补，“但这明明是政府的责任，不能说如果民间的支持链断掉的时候、这些需要服务的人他们的物资也断了。”

以供应前线医护便当为例，5月21日起，台北市已经将供餐服务交给复兴空厨，接力民间的送餐服务。“我是万华人”脸书社团管理员邵维伦起初觉得，终于有人接手，他可以休息，不用再每天只睡两小时忙着调度便当。但很快，他得知公部门供应的便当总数一天只有600个，还包括警消，医院和基层健康中心仍然会面临供餐不足的问题。所以他至今仍在送餐。

医疗量能若未能很快得到扩充，里邻长仍然会是快筛阳性及确诊者最重要的支撑。但是，让没有专业公卫训练的基层里长、里干事长期担任这样的工作，乃至承担心理疏导、送餐等服务，吴沛忆觉得，这真不是长久之计。

几位里长告诉端传媒记者，区公所在上周已安排他们去施打疫苗，但万华区和中正区都有里长家人确诊的案例发生。“我们不能去仰赖里长的热情。”吴沛忆说，“下一个阶段，是不是市政府民政体系应该要来做协助？”

在政府资源到位前，吴沛忆还发起了“万华人挺万华人”外送美食经济圈的计划，希望扶助在地店家。而辜凯铃的凉粉店，就算结束物资站的阶段性任务，但若一直不能营业，长久下去，经济也难以支撑。

但辜凯铃只说：“现在我觉得先不要去想自己，如果疫情压不下来，想自己也没用。”

5月21日，在地活动专页“万华大闹热”推出脸书特效框，写着“只有病毒才是敌人，万华加油”，使用人数很快破万。

这个台湾北部曾经最热闹的古老城区，正在一场席卷全球的世纪大疫中奋力支撑。下一个十日，正要到来。

（实习记者黄傲天对本文亦有贡献，感谢叶静伦、林立青对本文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