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海珊：在电影里讲述，香港人的恐惧是有多少层？

《诚惶（不）诚恐，亲爱的》的开场，麦海珊请船家，带她到漆黑的海上，关掉引擎，随意浮沉，面对在漆黑海中心的感觉。那时候，还未有12位香港年青人坐上小艇，飘扬过海，却在了无人烟的海域上被捕。

因为恐惧，有人选择逃离，有人悲伤绝望；也有人不畏强权，在庭上宁愿坚持言论自由的合理性、而拒绝可以换取人生自由的保释条件。这就是今天的香港。然而麦海珊早几年由构思开始，就早已定下“恐惧”为主题。自2019年5月获批拍摄资助，到同年8、9月开拍，才延伸到当时发生的反修例事件。与许多相关事件的影像作品不同，没有面目无模糊的人海，却放大了几位受访者的眼睛、表情与手势。

“虽然我看了很多次，但我每次看他们的眼睛，都觉得他们的眼睛讲得多过他们的话。”她说。

麦海珊，香港电影、录像及声音艺术家。 除单频道电影／录像作品外，她同时创作摄影﹑声音艺术及网路艺术项目，并特别钻研实验民族志电影录像及超八电影。《唱盘上的单行道》（2007）、《在浮城的角落唱首歌》（2012）及新作《诚惶（不）诚恐，亲爱的》（2020）构成麦海珊的香港三部曲，从不同的角度让人思考家，与自由。

惊恐症缠绕二十年

“最恐惧的事情，当下已变成事实。”

恐惧的笼罩，无论对麦海珊本人，还是对香港而言，都并非一朝一夕。

香港一代又一代移民潮，因为政治环境，因为生活压力，居无定所等，所谓安身立命的基本所需，都时刻困扰。而麦海珊则自1998年起，一度患上惊恐症，廿多年来，病情一直反复，有试过因为学业困扰，也试过因为手术后的身体状况。“我panic的其中一个symptom就是我hypersensitive，例如我连这些灯的电流声都听得到，而睡不着。”当年还没有甚么人去讲惊恐症，她根本不知道我自己发生什么事，“我以为自己只是疯了，互联网当时都是刚刚有而已。我只知道身体上很不舒服。惊恐症会心跳、头晕、呕、食不下、睡不着，出街觉得自己会死。”

恐惧的原因有外在，也有内在。生活压力是其一，有时的触发点，却可能是因为身体的状况。“那时候我住所外的簷蓬来了一头猫，簷蓬只有六吋，猫在簷蓬下。我住在19楼。那时候我不知怎样拿着一个笼子去救牠回到我的住所中。救牠回来以后，看到牠身上的肉已烂透，我便带着牠去看医生，然后用有药性的东西帮牠洁净，因为牠的尾巴已烂掉。但原来我对那些药物敏感，使我突然间呼吸困难，然后便入医院。那次之后我经常on and off有这些敏感症状，再混杂其他种种事情，我便突然出了panic disorder发作。”

抓住香港的动荡

“也许，移动，是无可避免的身心与城市的搏斗，也是挠扰的磨合。”——《唱盘上的单行道》

然而这部作品起初的构思并非从她自身经历身出发，也比从前的作品相对较少导演的自白。“《单行道》之后的戏反而是觉得我有些事是不知道的，即是我有些事是不懂的，于是反而我想去做一些我不懂的东西。”

2007年的《唱盘上的单行道》是麦海珊开始对散文电影（Essay film）有兴趣的作品。在诗意散文的形式上，还有自传式民族志的探索。启发自流亡者本雅明的《单行道》，拼凑殖民者六七十年代对香港的论述，对照生活在此地的个人日常，呈现出官方历观与个人历史的关系。

“之前的观塘工厦作品，或者现在这次关于恐惧的作品，其实那些东西我是不懂的，而我又觉得我很想知道，这些东西可能其他人也想知道，对香港也是重要的，我会想去做。”纪录片外，麦海珊还有实验录象、声景等不同形式的创作。

因应观塘裕民方重建，她用十年前围绕观塘的声音、地景、习俗回忆，甚至是工厦政策，创作出不同形式的作品，记录了观塘的地貌变迁，2012年《在浮城的角落唱首歌》更从观塘工厦政策，透过不同的音乐人，道出空间所构成的生活影响，探索自由的所在。无论从个人出发，还是对香港的探索，麦海珊的作品，总是敏锐地抓住了香港最核心的动荡。

不同层次的恐惧

“自由对我来说，是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Ah P 《在浮城的角落唱首歌》

回望今天观塘裕民坊彻底消失，楼高五十多层的高尚住宅如庞然大物坐落于惜日庶民地区的正中心；耗资5,000万，备受争议而效果强差人意的观塘海滨音乐喷泉亦经已落成；工厦中的音乐场地还有许多音乐人早已各散东西。十多年过去，香港人的生活经验即使没有流亡在外，也徘徊于《唱盘上的单行道》那种不住的移动和挣扎中。正如今次作品的主题早在反修例运动之前已构思好，就是来自在香港生活中，不同类型的恐惧。

“例如有些人选择不做长工，做散工，但这样生活其实很无保障。他们是如何去选择的呢？楼价高企，生活指数又高， 是如何在香港生活呢？尤其年轻父母是怎样想的呢？香港社会已经这样子，他们打算怎样去教育他们的小朋友呢？”早在反修例之前，不同的恐惧一直存在，她认为如果不好好去处理跟面对，无论环境怎么变，都有不同的恐惧存在。“谈恐惧，本身就是这样的东西，本来就是个人、集体，很政治性，很私密、又很公共。”

艺术家兼区议员张嘉莉、画政治漫画的黄照达、作家兼理大语文导师张婉雯，三位受访者同样身兼父母。可能因为艺术家的身分，亦同样对社会上的问题观察入微。在乱世当前，三人由父母的角度去思考恐惧与自由，还有希望的关系，亦或多或少透过他们的作品回应对恐惧的思考。张婉雯的小说《阵痛》连结生育以及在挤拥地铁逃难的恐慌，就以舞踏形式于人来车往的旺角亚皆老街路中心的安全岛上演绎。张嘉莉的行为艺术，则把自己埋葬于香港的土地之中。然而电影中没有抗争场面，只有看似回复日常的街景，隐约看见涂鸦的痕迹，或理大办公室中玻璃的裂痕。“因为最主要都是他们的看法，还有他们跟小朋友的故事。”

事过境迁，今天的环境与一年多以前经已不可以同日而语。“后来发觉阿达讲那些小朋友的故事是最好的，整套戏讲的恐惧，都是想展现不同层次的恐惧。其实他对自己、对小朋友，小朋友本身都有很多不同的恐惧故事。”然而最近再看，她发现好像又再变了另一个世界。事情变得那么快，大家都不想发生的事，正一路一路发生：

“最恐惧的事情，当下已变成事实。”

绕过限制 开拓可能性

麦海珊眼见张嘉莉2020年头刚当选区议员时，还怀有许多希望，到今天，区议会已近乎全然失效。画政治漫画的黄照达，今天的作品风格也截然不同。“不过反观他画了这么多年直接的作品，其实近来的作品更好看。意像诗化了许多，而文字跟画作的关系亦没那么直接。”这部作品在戏院正式上映，过程中也因政治环境的转变而步步为营。虽然影片电检审查顺利过关，麦海珊要考虑的，却更多是把心思花在保护受访者上。

在开拍早期，本来有不同的家庭，最后巧合只剩下三个艺术家家庭。麦海珊对此解释是因为有些人自己可以，但家人未必愿意，始终拍摄要牵涉小朋友，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后来又发生疫情，小朋友有两三个月不能上街，根本完全拍不到。“纪录片跟电影很不同，纪录片的做法，道德操守很重要，究竟被拍的人，他们要在片中出多少，他们愿意出多少⋯⋯这些都应该考虑到的。应该这样说，那些小朋友会动，我们不会永远只拍到他/她的背影，所以原材料里会有他们的样子，这是最大的问题，所以要小心一点。”

不过她重申这其实是纪录片拍摄的常规原则，只是自己以前没有涉及要拍摄一些很需要保护受访者的作品。“其实全世界如果要在纪录片里拍摄人，也是要很小心的。只是香港的纪录片以前很少会做到这一点。”

“既然不想离开，就继续在香港做可以做的事就是了。”

发行、技术、型式的限制，加上现时的审查制度，电影对麦海珊而言的限制从来不少，她坦言下一个计划未必会再以电影去呈现。承接早年对独立音乐以至实验录像的兴趣，麦海珊的作品形式与主题向来层次丰富，不满足于以单向叙事，或以单一形式去述说一个故事。“那时喜欢Essay film，Essay film的形式比较多情感的层次，其实也有多些电影语言，例如可能有文字，例如有些声音，会有一点的声音设计。我觉得我自己喜欢做那个形式，而且我觉得其实这些东西好看一点。”除了实验录像与声景作品，十年的观塘工厦计划，也试过从网页入手，把影像与声景，制作成互动地图。

外境再变 心境不变

“面对现时的环境，其实不会没有恐惧，但又不算好缠绕。既然不想离开，就继续在香港做可以做的事就是了。”社会的转变，没有令她停下脚步，下一个计划已准备开始，是关于一些正念修习的人的生活。

恐慌症反复复发，直至母亲过世前，在医院照顾她时见到许多苦难，加上自己做过大的手术后再次病发，她觉得要认真去寻求新根治方法。“之前也试过不同的方法，有看医生或什么，发觉这么多年都如此实在不行，于是去学禅修。”由理论基础开始，到一些日常练习，她认为两者缺一不可。而且禅修是个人的修行，无法假手于人，“有时发作有些急救般的方法，专注自己呼吸。佛教的说法是止禅，心理辅助的语言则称之为正念。”

在平静下来以后，还要开始做分析性的思考，“佛法称为观禅，但心理分析上其实像认知治疗。例如我上街就很怕，觉得自己会死去，真的有这样的感觉。但你就要去分析为何会有这样的感觉？原来是因为自己从前上街时试过晕倒，但就要认知到，这一刻不是从前，你现在不会晕倒，即晕倒，有人会帮你。是用一种理智的认知，去帮自己分析实际情况与想像的情况并不一样。想像的情况某程度不一定会发生。”

她觉得现时西方心理治疗的方法，跟从前禅修的练习很接近。“始终有一个过程是认知到自己有这些情绪。然后我怎样去面对这种情绪呢？就是不要被这种情绪控制了你，令你可能做了错误的决定。其次也是要懂得怎样令自己别那么辛苦。”她明白，现在无论年轻人还是老人，无论是因为香港的前景还是打不打疫苗，都处于一种惶惑不安中。“当然你要考虑去做这些事情，实际上自己是否承受得起。 然而无论是身体反应还是外境影响，即使恐惧的原因不同，内在的感受都同样是一种情绪，同样是关于你内在的情绪与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