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光之前，天有多黑：音乐人黄妍告诉你香港九十后青年的乖与不乖

生于1990年代的香港青年，在缓慢颓荡营造出的安逸假象中成长，常被前几代人冠以“自私短视”、“沟通不良”的标签；这与站在谎言时代开端，抱取著罗永生所言“致命的认真”的香港“八十后”截然不同。然而经历过2019年的风云与残酷，很多人对香港“九十后”乃至“零零后”开始改观：被小清新和文青腔包围的他们，其实正在努力找出破口，尽管外面正值风起云涌的末日景象。

近年香港乐坛，九十后创作歌手先后冒起——不论是《幻爱》主题曲演出者小尘埃，还是刚刚成立个人音乐厂牌的李拾壹，都迅速进入大众视野——两年前正式出道的黄妍亦在其中。2020年中至今，尽管疫情严峻、市道不济，黄妍还是踩著不紧不慢的步调陆续推出新作：去年八月推出的[〈迟起的鸟儿有虫吃〉][1]搭档编曲李一丁、作词人王乐仪（两位也是同年代的创作人），文案色调清新，曲风明朗轻快，但听了又觉另有玄机；十一月发布[〈我心中尚未崩坏的部分〉][2]，势要成为“行出废墟的女孩”；至今年三月新作[〈天光前〉][3]面市，温软盈动的声线唱著黑夜里“留给你飞船”，大时代当前，流溢出一道小反叛的光束。

小者无用，轻者无效？黄妍在歌里唱道：“今天开始我不再上班／喧哗的街要赤足去行”，这种以小博大，在轻逸中打破重压，也正是这一代创作者的尝试。

## 小清新撬开乖乖牌 ##

黄妍是香港九十后青年里典型的乖乖牌，成长于平民家庭：在狭小的公屋长大，父母管教严格，大学读相对传统的新闻传理系，毕业后找到一份安稳工作，跟足要求，从不逾矩。访问当日天气极热，她仍然穿著白蓝相间的长袖定妆服，戴严密口罩，还揹著体积不小的吉他。终于从外面的火炉逃入室内冷气中，她尚不敢自如就坐，彬彬有礼询问纸巾在哪，坐在哪张椅子比较方便。出道两年的她，已经很懂忖度记者需求，却仍有种手足无措的稚气。

“我是个循规蹈矩到太离谱的人。”黄妍带点害羞地自嘲道，“王乐仪每次见到我，都说好想‘带坏’我。”

的确，香港新一代词人代表、也是九十后的王乐仪提起黄妍时，总是强调：“你觉不觉得她乖到太不真实？”譬如黄妍人生迄今没有冲过一次马路（尽管歌里唱著踩出马路）；譬如每天都写日记，若忘记写会在补写时注明“补写”二字；譬如已经独居，没有父母胁迫，还是坚持做完家居清洁才肯开始工作⋯⋯这种遵守秩序和教导，也显现在她早期音乐作品〈音乐大童〉里：“提提我哪个恶毒或善良／不可输了我的修养”。配之声线轻柔温润，仿佛要找出她的任何失控痕迹也未免对她太过苛刻。

“他们总跟我说：‘其实你不用这么乖的！’”眼前黄妍笑容害羞。然而一路以来，她的好友和创作伙伴没有被她的“乖”吓怕，筹划新专辑的过程中，他们一直合力试图“撬开”黄妍，看看她的愤怒、热爱、焦虑到底藏在哪里。“你猜她说什么？”王乐仪鬼马笑著：“有一次黄妍看完医生，事后没有遵从医旨，偷偷吃了冷饮，她觉得这已经是很反叛的事情了。”

因声线细柔清澈、歌词也多为日常呢喃，黄妍曾被歌迷称为“香港陈绮贞”，属小清新音乐风格。近年小清新多受指摘，因已逐渐“成为一种众所皆知的‘文青符号’”（艺评人沈柏逸语），回避严肃问题而呈现个人主义。然而在被挪用为消费符号以前，面对大世界的小清新真的毫无用处吗？

>“看看小清新的美学，马上就会明白某些年轻人如何讨厌乌烟瘴气的世界。旁人可以笑他们天真离地，甚至逃避现实，但我觉得是他们的一种表态和周旋，也许得到即使只是暂时的自由与自在。”——周耀辉

乐评人马世芳曾在[访问][4]中描述：一次反核游行中，两个二十出头的小清新女生站在宣传车上，用尚未娴熟的吉他技法与稚嫩嗓音弹唱吴志宁的〈全心全意爱你〉。这奇特的张力使他不禁感叹：“哇！时代不一样了，小清新也可以上街，也许这是他们觉得对的气味，亦无不可。”

无论是受时代所驱，还是创作表达本能引发的冲动，摇撼这条稳妥边界后，事情总会有所改变。〈我心中尚未崩坏的部分〉共同填词人周耀辉，近年在大学教歌词写作，贴近青年创作者的他，看到了小清新难得一面：“我从来不会觉得小清新无用，我觉得他们至少比那些志在结婚买楼、得到第一桶金的年轻人可爱。”面对小清新污名化，周耀辉将目光拉远至疲态尽显的主流世界来看：“我觉得小清新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体现了某种向往，看看小清新的美学，马上就会明白某些年轻人如何讨厌乌烟瘴气的世界。旁人可以笑他们天真离地，甚至逃避现实，但我觉得是他们的一种表态和周旋，也许得到即使只是暂时的自由与自在。”

## 成长脱轨了，或会很自豪 ##

>“不要尝试扮演谁，总有一天会穿帮的。”

小清新作为一种方法，让不少困顿在主流价值里的青年，更容易地找到个体的声音、找到晦暗世界的突破口。从黄妍的作品中，也不难看出这一面向。

在朋友们的协力下，黄妍不断尝试解开从前的自我设限，直到上一张专辑《墙身有裂》，才稍稍摊开心扉，乖乖女终于肯直面原生家庭的矛盾；而〈迟起的鸟儿有虫吃〉更是在音乐上做了大胆尝试，与李一丁共同创作不规则的11/8拍与12/8拍切换，加上王乐仪的填词“成长脱轨了 / 或会很自豪”，整体风格跳脱明朗，也触发听者对于新生活形态的想象。

风格上的转变也与黄妍的生活经历相关。其实从放弃高薪厚职、到搬家独居，她早已开始尝试一点点挪宽自己的边界。正式成为歌手前，黄妍曾在一间媒体公司全职工作，薪酬优渥，却也像几乎所有香港打工仔一样，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也许真的是因为我太乖了，到后来，一个人要承担五人份的工作，忙到几乎没有时间做音乐。一次弹吉他时，竟然发现指尖上的茧都不见了，弹的时候手很痛，心里更难受。”

在生计与喜好间挣扎，黄妍拖了好一段时间；而最终决定放弃全职，却是因为一次偶然：“有天下班后，大约已八九点，我与表姐散步到海傍，看见一群人在玩busking。我跟表姐说，真的好久没演出了，好想抢他们的麦克风，表姐鼓励我，于是就真的走上去唱了几句。渐渐地，愈来愈多人围过来看，那一刻我才意识到，自己最想要不就只是这样吗？”一首歌唱罢，积压已久的情绪终于涌出，黄妍匆匆离开人群，“还记得后来，一个人蹲在旁边，哭到抽搐”。

>“很多香港人都是这样，不敢讲出心底话，只因为害怕出错，或被人看穿自己的一点点愚蠢。这都是很精英主义、很阶级的。”——王乐仪

辞掉工作追求梦想的故事，在这年代比比皆是。在大众媒体的论述中，从朝九晚五的工作转换跑道、写歌或画画，俨然已成一种标杆，引出读者对于创作人更加固化的幻想，却往往忽略了其后衍生的种种问题。

出道的路上黄妍算是幸运儿，很快便与唱片公司签约，但也旋即要面对定位与风格的困忧。如今的唱片公司已不再遵循香港娱乐黄金年代的“造星模式”，独立唱作人、音乐youtuber那么多，要让听众留下印象，个人风格就变得尤其重要。“幸好进来后不久后，监制就警告我：不要尝试扮演谁，总有一天会穿帮的。”黄妍庆幸道。她喜欢写作，在脸书上有固定栏目“文妍文”，公司看到了便鼓励她继续写下去，更建议她为自己的音乐专辑撰写文案。然而面对作品，则要重新审视某一时期的自我，这于她而言并非易事。

构思〈迟起的鸟儿有虫吃〉第一版文案时，黄妍沿用童话笔触，又写绵羊又写小鸟。当她兴奋地将文案交到朋友手上，结果却换来“退稿重写”的答复，原因是“太安全了”。王乐仪也有份参与驳回：“黄妍用童话来包装这首歌，还不太能勇于面对内心——那些无法控制的想法，那些也许正在反叛的自己⋯⋯很多香港人都是这样，不敢讲出心底话，只因为害怕出错，或被人看穿自己的一点点愚蠢。这都是很精英主义、很阶级的。”

重整的过程很痛苦，所幸黄妍还是做到了。与朋友围坐，她抽丝剥茧地数出自己所有反叛经验，再一点点渗入文案中。而最终发布文案的结尾，黄妍竟然还调皮地发出宣言：“听这首歌是有风险的，小心真的会放下工作直接跑去玩！”仿佛真的释放出一点点，深深封锁住的自己。“其实在疫情发生后，生活很多反常的事情都成了常态：在家办公，地域的隔绝⋯⋯所以我开始思考，为何人们要质疑他人的反常呢？也许一个人跳出来，做一些反常的事情，反而能开创新的潮流。”眼前又显现出一个崭新的黄妍。对于这个她而言，接受乃至拥抱反常，既是很突然、又是非常顺理成章的事。

宣传定案与歌词意境暗合，一个有厚度的作品逐渐成型，它会在低迷的世界里搅动起一点波纹吗？同样身为青年创作人，王乐仪也怀著这一份盼望：“这个社会开始避重就轻，但大家表达的欲望还在那里，因此需要更多人来证明，这样的做法是可行的。”

>“空间缺失是一整代年轻人所面临的困局。这是金钱的问题，在香港的经济结构之下，好像必须要先有一笔钱，才能获得创作的空间。”

## 在自己的房间抵御黑暗 ##

黄妍生性敏感，但或许因“不可输了我的修养”，习惯了将不悦、愤怒与恐惧等等负面情绪收在心里。而当她开始在脸书上撰写专栏“文妍文”，就好像找到一个合身的睡袋，可以将趋近坦然的自己放置其中。“有些网友说看‘文妍文’觉得很dark，确实，我将黑暗的部分放在文字里，尽管还是用寓言故事把它们包装了起来。我其实是有很dark那一面的。”写作，使得黄妍在处理个人风格的同时，也渐渐尝试运用不同媒介，将更自己的复杂面展现出来；从她的文字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小清新的“愁绪”——

2020年7月9日：“可当他碰到它的那一刹，它爆裂了，粉碎成几点水滴。小孩子接住水滴，看著曾经的完美世界在阳光底蒸发。”
2020年5月23日：“风筝想顺著风向往高飞，可每当想往上跳跃之际，就被勒紧。幼小的线超越了连系者的角色，无辜地成了角力战的武器。”

近年香港顿入黑暗，疫情后封闭感更重，愁绪开始愈煲愈大，个体困顿长出触须，与集体命运相连：“前段时间我做梦去了台湾，为了逃避十四天的隔离，要搭的士逃跑。但是当我差不多快到目的地时，就醒来了，发现自己还在床上，于是整天都很灰心。”提起这个梦，她总是微笑的脸上终于展露出不同此前的表情。无法逃遁，无处可去，是疫情之中对闭锁的恐惧与无奈；而这种拉扯，对于创造空间日益增长、生活空间却挤迫如前的年轻人而言，其实一直存在。

自小住在逼仄公屋里的黄妍，直到大学毕业后一两年都未拥有独处空间，只好将内心情感愈收愈深，才不容易被周围人察觉。“从小到大都要与父母同住，任何时候房门都不能关上，所有事情在父母的注视之下，无法制定一套自己的生活规矩，这就是典型的港孩生活。”研究文艺青年生活状态的王乐仪，看到不少年轻人都在这种低气压的环境中成长，这也是香港独有的现象。

“搬离老家以前，我还在做全职，常常加班到半夜。老家又住在公屋，因此回到家想弹弹吉他的时候，必须悄悄关上客厅和房门，躲在阳台一角，轻轻力弹，生怕吵到人。”回想起那段偷偷摸摸练琴的时光，黄妍自己都透露出些不可思议的表情。女影香港创办人、青年学者黄钰萤补充道：“一百年前吴尔芙就提出了‘自己的房间’，到如今这个问题已不限于女性，空间缺失是一整代年轻人所面临的困局。这是金钱的问题，在香港的经济结构之下，好像必须要先有一笔钱，才能获得创作的空间。”

所幸后来黄妍下了决定，与妹妹搬出来租住，尽管不再担心弹琴吵到父母、邻居，但录音时还是不免会有杂音。“早前妹妹因为工作又搬走了，现在我一个人住，自由得多，也可以工作到更晚。”她笑嘻嘻地说，这份自在却著实来之不易。〈墙身有裂〉中有一句歌词：“亲密是散到命运里不可见的尘”。对黄妍而言，离家才是拾回亲密的开始。“若说改变，〈墙身有裂〉之后，我觉得自己变得有些不同了。〈墙〉创作到宣传的整个过程里，我一直在不断地自我疗愈，从前讨厌父母高压式的管教，以为那是问题症结，后来渐渐发现自己内部的矛盾，也开始慢慢将其理顺了。”

>早已习惯了裂缝、封闭深层情绪的九十后，选择在疏离中获取亲密；而面对当下的残酷现实，他们却仍能清新但充满力量的声音回应。

比起七十后、八十后在外部世界的变幻莫测中挣扎，九十后的矛盾更多源于个体，是私密的、无以名状的。“以前我会觉得自己写的都是垃圾”、“我也曾想讨好身边所有人”，这些碎石似的想法，一路都困扰著黄妍。或许因为常年活在“教养”的阴影下，黄妍是个既慢热又紧绷的人，小心翼翼想维持四周的平衡。直到近年，身边多了鼓励，连从前反对从事音乐的父母也传来信息说某首歌不错，她才慢慢开始变得坦然。

修补她充满裂缝的生活的，还有小狗moonmoon。

“通常moonmoon吃得比我还好，菜价上涨我会少吃两条菜，但花钱为牠买食物却不会省钱。”在浪漫成本高昂的今天，不少人都把亲暱关系转向，架构在宠物或虚拟世界中。性格内敛的黄妍，也将小狗视为最适宜的倾诉对象：“有一段时间我心情很差，在家哭的时候，平时喜欢咬人的moonmoon突然变得很乖，不仅让我抱，还走来舔走我的眼泪，那一刻我的心都融化了——这不就是connection吗？”

搭档王乐仪也养猫，两人曾经聊过，如果明天就是世界末日，应该是各自与动物相伴，坐在天台上，安安静静地度过最后一天。早已习惯了裂缝、封闭深层情绪的九十后，选择在疏离中获取亲密；而面对当下的残酷现实，他们却仍能清新但充满力量的声音回应，就如〈天光前〉所唱的那般：“天多黑 / 都要与你通宵风里兜转”，细腻却潇洒。

末日的进程或许早已开始了，在周围挂满不定时炸弹的世界里，小清新何以为继？要如何转换，才能与日渐碎裂的大时代抗衡，或仅仅是在喑哑的黑夜里觅得继续唱出声的位置？为此周耀辉也提出诘问：“乌烟瘴气大概已经不能表达当下的坏……处身的是大时代，音乐也一样，香港年轻人会受触动的音乐，我怀疑很难只谈蓝天白云青草地，只谈小情小爱小确幸了。周围那么差，前途那么暗，可以吗？”

而这个问题也在〈我心中尚未崩坏的部分〉得到了回应：“靠著你优雅的姿态 / 纵使哀痛满街 / 呐喊，就变诗 / 无语，就变歌 / 别怕，是世界丑怪”。那边高墙正在隆起，这里重整衣衫，以优雅的姿态继续细声唱，因相信诗与歌的无用之用，乃是使得“心至少一寸未变坏”。

[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_fWLqIYqnk
[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pSXjEVPeRQ
[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nguPjSw1Eo
[4]: https://okapi.books.com.tw/article/2980?fbclid=IwAR3D-msgxSEOrgtl1nF4lu7-8w5m38oD7wEhzbGQgZ4WbaB7KLe3mHG6gv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