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片”导演王男栿：讲述被政治化的爱国主义

王男栿曾一度觉得自己会在34岁死去，那是她父亲猝然离世的年纪。“因此觉得生命很短暂，”既然身上流著父亲的血液，那么就要“替两个人活著”。“爸爸的梦想是去北京、上海，看城市、看世界”，但在农村做代课老师的父亲，生前几乎没有离开过乡村，“我想，我可以替他去看这个世界。因此，我人生阶段中的每一个选择，都是为了走得更远，体验更多的人生。”王男栿说。

她名字里的“栿”是“支柱”的意思。她在1985年生于江西农村。那时中国大陆还在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男栿”便是父母希望能有一个男孩成为家庭支柱。她后来有了一个弟弟，家里不得不向政府支付大笔的“超生”罚款，原本不宽裕的家境愈发艰难。12岁那年，父亲早逝，她也辍学，连高中都没有去上，数年后才参加了成人高考，拿到文凭。

转眼她度过了父亲去世的年纪，并迎来了自己的事业高峰——赴美留学，然后定居美国，成为纪录片导演，拍了四部长片，入围奥斯卡纪录片奖，并是2020年麦克阿瑟天才奖得主中唯一的华裔。她将在接下来的五年里从麦克阿瑟基金会获得共计62.5万美元的奖金，那些为拍摄资金遑遑不可终日的日子暂告一段落，“可以承担创新带来的风险，从某种程度上说，不用担心会失败。”

英文媒体常以励志的角度描述她的故事，特别是她多拍摄政治题材的影片，又是从中国大陆走上国际舞台的女性创作者，并对中国的政策和时局持批判态度。她的首部作品《海南之后》（Hooligan Sparrow，又称《我是流氓燕》）纪录的是女权人士叶海燕等人在2013年追踪“海南小学校长性侵六名女生案”的过程；2019年问世的《独生之国》（One Child Nation）则讲述了中国政府自1970年代末开始的独生子女政策为国民带来的影响；2021年初春，王男栿的新片《我和祖国共命运》（In the Same Breath）在圣丹斯电影节放映。这部影片由HBO投拍，是目前唯一一部从中美两国实地拍摄、揭露Covid-19疫情中政治丑闻的影片。

因此，王男栿在中国有“禁片导演”的称号。在中文影音分享网站“豆瓣”上，她的影片条目多遭到审查，只有《我是另一个你》（I’m Another You）是她跟拍一位美国流浪汉的故事，题材未触碰到敏感线，得以在豆瓣上存留。有同业朋友开玩笑和她说，“在中国啊，纪录片导演不是比有多少好评，而是比有几个电影被豆瓣屏蔽了，屏蔽的越多，（导演）越牛。”

“仅仅因为在场”

王男栿的每一部作品都有她本人的出场，由她向观众讲述故事。

2013年夏天，海南省万宁市六名小学生被学校校长和房管局职员带到宾馆开房，并遭性侵，案件受到大量关注。女权人士叶海燕和律师王宇等人前往学校门前抗议，高举“校长：开房找我，放过小学生”的牌子，一时在社交媒体上刷屏，但也被政府和安全部门紧盯。当时王男栿还在纽约大学攻读新闻和纪录片硕士，暑假回国跟拍叶海燕等人完成学生作品。影片的开场便是王男栿面对镜头的自述，警察找上门来，很快就要向她问话，她特意穿了一件宽松的衣服，把录音机藏在身上，以防万一发生什么意外，能有一个纪录。

“我不是一个活动人士，仅仅因为在场，就可能遭受一系列的后果。譬如警察来找我，找我家人，找我朋友。”王男栿对端传媒说，“我觉得这是片子的一部分，很能体现我要表达的主题，政府的触角到底有多长，威慑力到底有多大。”

《海南之后》是王男栿的处女作，入围了2016年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

她的第二部作品聚焦“流浪”主题。她到佛罗里达旅行，偶遇一位名叫Dylan Olsen的美国流浪汉。Dylan Olsen言谈举止颇有教养，却无家可归，使得王男栿对他产生强烈的好奇心，并决定跟著他的脚步，一起露宿街头，从垃圾桶里捡食物吃，三餐不继。与他告别之后，王男栿前往Dylan Olsen的老家犹他州，访问他的家人，了解他在流浪之前的人生。这个影片的初版里没有她自己，却不被朋友和同业所理解。“你为什么要拍这个人？这个人有什么特别？”大家问她。“我才意识到这个片子并不会是一个人物故事，而是带著我自己的背景，折射了我怎样看这个人。”王男栿说。

于是，《我是另一个你》有了这样一个片头：灰白雾霾里的中国城市高楼林立，紧接著是佛罗里达的碧蓝天空和大海，王男栿带著对自由的向往赴美求学，兴奋地拿著摄影机拍摄她遇见的每一个人，直到主角Dylan Olsen出场。“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牢笼，”Dylan Olsen坐在他打工并借宿的旅舍里说，“让我带你看看自由的生活是什么样子。”

学习和了解政治

海南事件的施害者很快被审判、判刑，这则新闻也渐渐被人们遗忘。但叶海燕一行人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不断地被警方追踪和拘留，“她无论走到哪，去哪常住，都会遭到驱逐，”王男栿说。《海南之后》的另一位主角律师王宇则在2015年“709大抓捕”中失踪，经历了漫长的秘密审讯，之后被起诉“颠覆国家政权罪”，并公开认罪。

王男栿回忆，当《海南之后》获得国际关注的时候，她尚抱著幻想，“片子一出来，政府迫于压力，一下子把她们放出来。”后来她才意识到，“没有那么快。”

她自那之后学习和了解政治。“我当然再也不会抱著那种希望，有那么立竿见影的效果。”王男栿说，“但（纪录片）可以是长远的。如果十年之后、二十年之后，有人看到它，能够帮助他们看到某一种历史叙事，和历史课本上不一样，那我也觉得很欣慰了。”

这是她接下来拍摄《独生之国》和《我和祖国共命运》的动力。她自2011年赴美留学开始，大部分时间都在美国度过，但儿子的出生提示她重新审视自己的家庭——父母那一代人要在政府的许可下才能生孩子。有一次，她带著儿子回到江西老家探亲，话家常的时候，她母亲和她提起“计划生育”和“重男轻女”，“我要生你弟弟的时候，妳奶奶曾说，如果又是一个女孩，我们就把她装进竹篮里，丢到街上去。”

她在家乡采访了以前的村长，让他描述当年独生子女政策如何落地实施；她访问了一位84岁的助产士，对方表示，不记得自己接生过多少孩子，只记得进行过五、六万次堕胎和结扎手术；她回顾了“一孩政策”带来的虐杀、遗弃女童问题和领养黑幕，一位“人贩子”在镜头前对她说，他曾以每个孩子200美元的价格购买孩子（大多是女婴），转手卖给政府扶持的孤儿院，再由孤儿院为孩子编造虚假背景，以吸引国际收养人，赚取手续费，从中牟利；曾报导国际领养黑幕的中国记者躲到了香港，怕遭当局追踪，与王男栿约在酒店见面，才肯吐露其中的细节。

她惊觉这样的悲剧也发生在自己的亲人身上。她的姑姑将刚出生的孩子给了人贩子；她的舅舅则把女儿遗弃在一个市场，女婴被发现的时候已经去世，被蚊虫叮咬得体无完肤。

《独生之国》因有导演的亲身讲述和大量的历史证人，大获成功，但未能在中国上映。在北美和欧洲展映的时候，有年轻的中国学生找到她说，“我以前不知道是这样子的。看完这个片子，让我再也不会用一样的眼光去看世界。”

“凭直觉拍摄”

到了2019冠状病毒疫情的时候，她几乎已经是“凭直觉拍摄”。当时正逢春节，她回国探亲，因赶著回到美国参加圣丹斯电影节，于是将儿子留在国内的母亲身边。谁料疫情在中国爆发，“我的家离武汉只有200英里，”当时身在美国的王男栿心急如焚，一方面安排机票想要把儿子接出来，另一方面开始在互联网上检索信息，试图了解实情。

她诧异地发现，中国互联网上关于疫情的信息，消失的速度很快。“随时都在删帖，”朋友给她在微信上推送关于疫情的新闻链接，她还没读完，这条新闻已经消失了。“你亲眼目睹了它（指删帖）的速度，我的直觉就是，存下来。”每一个网页、每一则微博，她都存成了PDF文档，攒到五、六百份时，她发邮件给《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记者，但没有被报导，她于是决定自己去做。

王男栿对端传媒说，这是她从业以来遇到过审查最严格的拍摄过程。“一般人（在武汉）出不了门，根本拍不了。到哪里都要证件，证件由政府审批，层层审核。即便到了某个地方拍摄，里面的人要么经过训练，要么被（政府）交代，都不敢说。民众的自我审查也更严重了，即便是事实，譬如‘排队排了多久’这种问题都不敢答。”

她在武汉当地陆续找了十位摄影师进行合作，她之前并不认识其中的任何一位。信任是一点点摸索出来的，“我很谨慎，自我介绍时，一旦先说我在美国，对方很快就‘啊，反华势力’，‘境外敌对势力’。”王男栿回忆，“于是我先讲自己老家在江西，再讲我为什么要做这个。”她当时对许多陌生的摄影师也心存顾虑，因为“去医院拍摄的记者都有宣传部的证件，是体制内的人，”她担心对方会举报她拍片的事情。但和有些人经过深聊，“虽然有体制内的人，但能感受到一颗正义的心。”

确定了合作之后，她先慢慢地让他们在一些普通的场景里拍摄，譬如医院的停车场、公共环境等，再逐渐尝试让寻找采访对象进行简单的访谈，再继续深入，去触及敏感的话题。这些镜头不仅收录了当时医院内部的场景，也有疫情爆发的社区诊所、火葬场和武汉居民的家。有时拍摄太艰难了，她干脆让摄影师在医院的楼道里全天候地架著摄影机，沉默地记载著来来往往的医生、护士和病人。有时候怕打草惊蛇，她让摄影师留在车里远距离地拍摄。

王男栿一度以为美国是安全的，谁知到了2020年3月，疫情在美国蔓延开来。美国的检测能力严重不足，医院因病人暴增而超负荷运转，有护士因配戴口罩而被医院惩处，有医护人员因接受记者采访而被开除，她生活的纽约更成为疫情的“重灾区”。“这些事怎么会发生在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怎么会发生在号称世界上医疗最先进的国家？”她大感意外。

一位武汉的受访者在镜头前反思中国政府早期对疫情信息的遮盖，“如果（中国）有自由，或许就不会这样了。”而美国社会爆发了反对居家隔离的抗议游行，愤怒的示威者手持美国国旗，指责“病毒是一场阴谋”，并在镜头前控诉：“我们与中国政府最大的差别就是自由，然而现在美国政府做的事却与共产党没有区别。”

中美两国的情境在此时连成了一条线，王男栿终于明确了这部片子的主题，“不是病毒，也不是新冠疫情，而是政治。”

“这是一个政治电影”

“这是一个政治电影，”王男栿形容《我和祖国共命运》，“不管是在中国还是美国，人们都成了政治的牺牲品。”

美国部分的剪辑由她的丈夫、纽约大学新闻系兼职讲师Michael Shade操刀。Michael Shade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先后为HBO、半岛电视台和Vice等媒体工作。夫妻二人制作疫情纪录片的时候时有争辩。王男栿想以中美两国在疫情中犯下相似的错误为切入点，起初不能获得丈夫的认同。“我老公说，‘I don’t get it.’因为他觉得美国和中国不一样，美国是有言论自由的国家。”但丈夫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接连遭受打击——目睹政府对疫情的轻描淡写和转移视线，美国成为世界上确诊案例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发达国家。“我看得出来，他很痛苦。”王男栿说。

是美国政府最初对公众的误导，甚至有意的隐瞒，导致政府在应对疫情方面失去了公信力，王男栿对端传媒说，以至于“到后期，各类关于病毒、疫情的阴谋论已经传播到不可收拾的程度”。

同时，“当所有的骂声和指责都归结于特朗普的时候，”夫妇俩也将镜头对准了左派支持、并被公众认为抗疫有功的福奇医生（Anthony Fauci）和纽约州长库莫（Andrew Cuomo）。二人均曾对公众信誓旦旦地表示美国的疫情可控，无需配戴口罩。“很多自由派的人，可能都忽视了这一点。”

“更危险的趋势是，”当中国的抗疫成果初现成效，逐步解封并重回正轨，“西方民主国家也开始赞扬中国”，王男栿说，“我不觉得在中国大家现在可以上街，可以去餐馆吃饭，就证明了这是一种好的体制。”

“人们忽略了，高效控制的代价是什么，这种成功形象是怎样塑造出来的，它牺牲的东西又是什么。”王男栿说。

“从最开始一月份的时候，八名医生被训诫，到十二月张展被抓起来，陈秋实还下落不明⋯⋯一年过去了，从年头到年尾，没有任何变化，”她谈及中国的情况，“医生不能讲话，新闻记者不能讲话。如果下一次还有疫情或是其他的公共事件发生，你知道的是，异样的声音是不允许被发布出来的。”

她以近乎悲悯的镜头瞄准了几个因为疫情而失去亲人的中国家庭，他们的亲人因政府遮掩信息而无辜染疫，没能和亲人告别便天人永隔，至爱在孤独和恐惧中死去。“他们对于这个国家来说不存在，他们的亲属不存在，他们自己也不存在⋯⋯从来就没有被当成一个人，去寻求治疗被拒绝了，拒绝之后也没有被承认过有这样一个人死去了，”而最终在镜头前，他们中有的人还在不断感谢中国政府和党，因为政府给了700元的抚恤金而感激涕零。

“他们已经没办法在人生观、世界观中辨别，什么才是个人利益。从小到大我们接受的教育就是集体高于个人。宣扬爱国情绪，更让大家看不到自己的个人利益是怎样被损害的。”最终这些苦痛在宣传机器制造的“抗疫功绩”之下消声匿迹。相似地，她记起给家乡的母亲播放《独生之国》时，母亲褒奖她“拍得真实”。她反问母亲，“你现在还觉得计划生育政策好吗？”

“好不好⋯⋯那能有什么办法呢？要不大家都会饿死了。”母亲这样回答她。

“当政府告诉你要去看什么的时候，你应该去看它没让你看到的那部分。”王男栿在《我和祖国共命运》的画外音里说，她依然是这部影片的讲述者。

电影的英文名“In the Same Breath”除了有“同呼吸”的意思，还指异口同声，或是“同时说两种自相矛盾的话的讽刺意义”，王男栿解释。中译名《我和祖国共命运》中的“我”，则是影片里的人和观影者，“祖国”即是中国、也是美国，还是“其他国的观众们和他们的祖国”。

“我们都是接受爱国主义教育长大的，而爱国主义也被政治化了。它阻止了人们对政府和政党的批判性思考，维护祖国形象永远是第一位的。没有批评，没有思考，只有接受。”王男栿补充，这也让“中美两国的民众陷入了阴谋论的互相攻击，以及盲目维护本国‘制度优越’的辩护。”

“‘我和祖国同命运’，它既是事实——我们所有人的命运其实都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含义；又是讽刺——这种爱国主义教育下的口号，让我们越来越不质问，不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