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片」導演王男栿：講述被政治化的愛國主義

王男栿曾一度覺得自己會在34歲死去，那是她父親猝然離世的年紀。「因此覺得生命很短暫，」既然身上流著父親的血液，那麼就要「替兩個人活著」。「爸爸的夢想是去北京、上海，看城市、看世界」，但在農村做代課老師的父親，生前幾乎沒有離開過鄉村，「我想，我可以替他去看這個世界。因此，我人生階段中的每一個選擇，都是為了走得更遠，體驗更多的人生。」王男栿說。

她名字裏的「栿」是「支柱」的意思。她在1985年生於江西農村。那時中國大陸還在實施計劃生育政策——「男栿」便是父母希望能有一個男孩成為家庭支柱。她後來有了一個弟弟，家裏不得不向政府支付大筆的「超生」罰款，原本不寬裕的家境愈發艱難。12歲那年，父親早逝，她也輟學，連高中都沒有去上，數年後才參加了成人高考，拿到文憑。

轉眼她度過了父親去世的年紀，並迎來了自己的事業高峰——赴美留學，然後定居美國，成為紀錄片導演，拍了四部長片，入圍奧斯卡紀錄片獎，並是2020年麥克阿瑟天才獎得主中唯一的華裔。她將在接下來的五年裏從麥克阿瑟基金會獲得共計62.5萬美元的獎金，那些為拍攝資金遑遑不可終日的日子暫告一段落，「可以承擔創新帶來的風險，從某種程度上說，不用擔心會失敗。」

英文媒體常以勵志的角度描述她的故事，特別是她多拍攝政治題材的影片，又是從中國大陸走上國際舞台的女性創作者，並對中國的政策和時局持批判態度。她的首部作品《海南之後》（Hooligan Sparrow，又稱《我是流氓燕》）紀錄的是女權人士葉海燕等人在2013年追蹤「海南小學校長性侵六名女生案」的過程；2019年問世的《獨生之國》（One Child Nation）則講述了中國政府自1970年代末開始的獨生子女政策為國民帶來的影響；2021年初春，王男栿的新片《我和祖國共命運》（In the Same Breath）在聖丹斯電影節放映。這部影片由HBO投拍，是目前唯一一部從中美兩國實地拍攝、揭露Covid-19疫情中政治醜聞的影片。

因此，王男栿在中國有「禁片導演」的稱號。在中文影音分享網站「豆瓣」上，她的影片條目多遭到審查，只有《我是另一個你》（I’m Another You）是她跟拍一位美國流浪漢的故事，題材未觸碰到敏感線，得以在豆瓣上存留。有同業朋友開玩笑和她說，「在中國啊，紀錄片導演不是比有多少好評，而是比有幾個電影被豆瓣屏蔽了，屏蔽的越多，（導演）越牛。」

「僅僅因為在場」

王男栿的每一部作品都有她本人的出場，由她向觀眾講述故事。

2013年夏天，海南省萬寧市六名小學生被學校校長和房管局職員帶到賓館開房，並遭性侵，案件受到大量關注。女權人士葉海燕和律師王宇等人前往學校門前抗議，高舉「校長：開房找我，放過小學生」的牌子，一時在社交媒體上刷屏，但也被政府和安全部門緊盯。當時王男栿還在紐約大學攻讀新聞和紀錄片碩士，暑假回國跟拍葉海燕等人完成學生作品。影片的開場便是王男栿面對鏡頭的自述，警察找上門來，很快就要向她問話，她特意穿了一件寬鬆的衣服，把錄音機藏在身上，以防萬一發生什麼意外，能有一個紀錄。

「我不是一個活動人士，僅僅因為在場，就可能遭受一系列的後果。譬如警察來找我，找我家人，找我朋友。」王男栿對端傳媒說，「我覺得這是片子的一部分，很能體現我要表達的主題，政府的觸角到底有多長，威懾力到底有多大。」

《海南之後》是王男栿的處女作，入圍了2016年奧斯卡最佳紀錄長片。

她的第二部作品聚焦「流浪」主題。她到佛羅里達旅行，偶遇一位名叫Dylan Olsen的美國流浪漢。Dylan Olsen言談舉止頗有教養，卻無家可歸，使得王男栿對他產生強烈的好奇心，並決定跟著他的腳步，一起露宿街頭，從垃圾桶裏撿食物吃，三餐不繼。與他告別之後，王男栿前往Dylan Olsen的老家猶他州，訪問他的家人，了解他在流浪之前的人生。這個影片的初版裏沒有她自己，卻不被朋友和同業所理解。「你為什麼要拍這個人？這個人有什麼特別？」大家問她。「我才意識到這個片子並不會是一個人物故事，而是帶著我自己的背景，折射了我怎樣看這個人。」王男栿說。

於是，《我是另一個你》有了這樣一個片頭：灰白霧霾裏的中國城市高樓林立，緊接著是佛羅里達的碧藍天空和大海，王男栿帶著對自由的向往赴美求學，興奮地拿著攝影機拍攝她遇見的每一個人，直到主角Dylan Olsen出場。「這是一個非常美麗的牢籠，」Dylan Olsen坐在他打工並借宿的旅舍裏說，「讓我帶你看看自由的生活是什麼樣子。」

學習和了解政治

海南事件的施害者很快被審判、判刑，這則新聞也漸漸被人們遺忘。但葉海燕一行人在接下來的日子裏不斷地被警方追蹤和拘留，「她無論走到哪，去哪常住，都會遭到驅逐，」王男栿說。《海南之後》的另一位主角律師王宇則在2015年「709大抓捕」中失蹤，經歷了漫長的秘密審訊，之後被起訴「顛覆國家政權罪」，並公開認罪。

王男栿回憶，當《海南之後》獲得國際關注的時候，她尚抱著幻想，「片子一出來，政府迫於壓力，一下子把她們放出來。」後來她才意識到，「沒有那麼快。」

她自那之後學習和了解政治。「我當然再也不會抱著那種希望，有那麼立竿見影的效果。」王男栿說，「但（紀錄片）可以是長遠的。如果十年之後、二十年之後，有人看到它，能夠幫助他們看到某一種歷史敘事，和歷史課本上不一樣，那我也覺得很欣慰了。」

這是她接下來拍攝《獨生之國》和《我和祖國共命運》的動力。她自2011年赴美留學開始，大部分時間都在美國度過，但兒子的出生提示她重新審視自己的家庭——父母那一代人要在政府的許可下才能生孩子。有一次，她帶著兒子回到江西老家探親，話家常的時候，她母親和她提起「計劃生育」和「重男輕女」，「我要生你弟弟的時候，你奶奶曾說，如果又是一個女孩，我們就把她裝進竹籃裏，丟到街上去。」

她在家鄉採訪了以前的村長，讓他描述當年獨生子女政策如何落地實施；她訪問了一位84歲的助產士，對方表示，不記得自己接生過多少孩子，只記得進行過五、六萬次墮胎和結紮手術；她回顧了「一孩政策」帶來的虐殺、遺棄女童問題和領養黑幕，一位「人販子」在鏡頭前對她說，他曾以每個孩子200美元的價格購買孩子（大多是女嬰），轉手賣給政府扶持的孤兒院，再由孤兒院為孩子編造虛假背景，以吸引國際收養人，賺取手續費，從中牟利；曾報導國際領養黑幕的中國記者躲到了香港，怕遭當局追蹤，與王男栿約在酒店見面，才肯吐露其中的細節。

她驚覺這樣的悲劇也發生在自己的親人身上。她的姑姑將剛出生的孩子給了人販子；她的舅舅則把女兒遺棄在一個市場，女嬰被發現的時候已經去世，被蚊蟲叮咬得體無完膚。

《獨生之國》因有導演的親身講述和大量的歷史證人，大獲成功，但未能在中國上映。在北美和歐洲展映的時候，有年輕的中國學生找到她說，「我以前不知道是這樣子的。看完這個片子，讓我再也不會用一樣的眼光去看世界。」

「憑直覺拍攝」

到了2019冠狀病毒疫情的時候，她幾乎已經是「憑直覺拍攝」。當時正逢春節，她回國探親，因趕著回到美國參加聖丹斯電影節，於是將兒子留在國內的母親身邊。誰料疫情在中國爆發，「我的家離武漢只有200英里，」當時身在美國的王男栿心急如焚，一方面安排機票想要把兒子接出來，另一方面開始在互聯網上檢索信息，試圖了解實情。

她詫異地發現，中國互聯網上關於疫情的信息，消失的速度很快。「隨時都在刪帖，」朋友給她在微信上推送關於疫情的新聞鏈接，她還沒讀完，這條新聞已經消失了。「你親眼目睹了它（指刪帖）的速度，我的直覺就是，存下來。」每一個網頁、每一則微博，她都存成了PDF文檔，攢到五、六百份時，她發郵件給《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的記者，但沒有被報導，她於是決定自己去做。

王男栿對端傳媒說，這是她從業以來遇到過審查最嚴格的拍攝過程。「一般人（在武漢）出不了門，根本拍不了。到哪裏都要證件，證件由政府審批，層層審核。即便到了某個地方拍攝，裏面的人要麼經過訓練，要麼被（政府）交代，都不敢說。民眾的自我審查也更嚴重了，即便是事實，譬如『排隊排了多久』這種問題都不敢答。」

她在武漢當地陸續找了十位攝影師進行合作，她之前並不認識其中的任何一位。信任是一點點摸索出來的，「我很謹慎，自我介紹時，一旦先說我在美國，對方很快就『啊，反華勢力』，『境外敵對勢力』。」王男栿回憶，「於是我先講自己老家在江西，再講我為什麼要做這個。」她當時對許多陌生的攝影師也心存顧慮，因為「去醫院拍攝的記者都有宣傳部的證件，是體制內的人，」她擔心對方會舉報她拍片的事情。但和有些人經過深聊，「雖然有體制內的人，但能感受到一顆正義的心。」

確定了合作之後，她先慢慢地讓他們在一些普通的場景裏拍攝，譬如醫院的停車場、公共環境等，再逐漸嘗試讓尋找採訪對象進行簡單的訪談，再繼續深入，去觸及敏感的話題。這些鏡頭不僅收錄了當時醫院內部的場景，也有疫情爆發的社區診所、火葬場和武漢居民的家。有時拍攝太艱難了，她乾脆讓攝影師在醫院的樓道裏全天候地架著攝影機，沈默地記載著來來往往的醫生、護士和病人。有時候怕打草驚蛇，她讓攝影師留在車裏遠距離地拍攝。

王男栿一度以為美國是安全的，誰知到了2020年3月，疫情在美國蔓延開來。美國的檢測能力嚴重不足，醫院因病人暴增而超負荷運轉，有護士因配戴口罩而被醫院懲處，有醫護人員因接受記者採訪而被開除，她生活的紐約更成為疫情的「重災區」。「這些事怎麼會發生在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怎麼會發生在號稱世界上醫療最先進的國家？」她大感意外。

一位武漢的受訪者在鏡頭前反思中國政府早期對疫情信息的遮蓋，「如果（中國）有自由，或許就不會這樣了。」而美國社會爆發了反對居家隔離的抗議遊行，憤怒的示威者手持美國國旗，指責「病毒是一場陰謀」，並在鏡頭前控訴：「我們與中國政府最大的差別就是自由，然而現在美國政府做的事卻與共產黨沒有區別。」

中美兩國的情境在此時連成了一條線，王男栿終於明確了這部片子的主題，「不是病毒，也不是新冠疫情，而是政治。」

「這是一個政治電影」

「這是一個政治電影，」王男栿形容《我和祖國共命運》，「不管是在中國還是美國，人們都成了政治的犧牲品。」

美國部分的剪輯由她的丈夫、紐約大學新聞系兼職講師Michael Shade操刀。Michael Shade是土生土長的美國人，先後為HBO、半島電視台和Vice等媒體工作。夫妻二人製作疫情紀錄片的時候時有爭辯。王男栿想以中美兩國在疫情中犯下相似的錯誤為切入點，起初不能獲得丈夫的認同。「我老公說，『I don’t get it.』因為他覺得美國和中國不一樣，美國是有言論自由的國家。」但丈夫在接下來的日子裏接連遭受打擊——目睹政府對疫情的輕描淡寫和轉移視線，美國成為世界上確診案例和死亡人數最多的發達國家。「我看得出來，他很痛苦。」王男栿說。

是美國政府最初對公眾的誤導，甚至有意的隱瞞，導致政府在應對疫情方面失去了公信力，王男栿對端傳媒說，以至於「到後期，各類關於病毒、疫情的陰謀論已經傳播到不可收拾的程度」。

同時，「當所有的罵聲和指責都歸結於特朗普的時候，」夫婦倆也將鏡頭對準了左派支持、並被公眾認為抗疫有功的福奇醫生（Anthony Fauci）和紐約州長庫莫（Andrew Cuomo）。二人均曾對公眾信誓旦旦地表示美國的疫情可控，無需配戴口罩。「很多自由派的人，可能都忽視了這一點。」

「更危險的趨勢是，」當中國的抗疫成果初現成效，逐步解封並重回正軌，「西方民主國家也開始讚揚中國」，王男栿說，「我不覺得在中國大家現在可以上街，可以去餐館吃飯，就證明了這是一種好的體制。」

「人們忽略了，高效控制的代價是什麼，這種成功形象是怎樣塑造出來的，它犧牲的東西又是什麼。」王男栿說。

「從最開始一月份的時候，八名醫生被訓誡，到十二月張展被抓起來，陳秋實還下落不明⋯⋯一年過去了，從年頭到年尾，沒有任何變化，」她談及中國的情況，「醫生不能講話，新聞記者不能講話。如果下一次還有疫情或是其他的公共事件發生，你知道的是，異樣的聲音是不允許被發布出來的。」

她以近乎悲憫的鏡頭瞄準了幾個因為疫情而失去親人的中國家庭，他們的親人因政府遮掩信息而無辜染疫，沒能和親人告別便天人永隔，至愛在孤獨和恐懼中死去。「他們對於這個國家來說不存在，他們的親屬不存在，他們自己也不存在⋯⋯從來就沒有被當成一個人，去尋求治療被拒絕了，拒絕之後也沒有被承認過有這樣一個人死去了，」而最終在鏡頭前，他們中有的人還在不斷感謝中國政府和黨，因為政府給了700元的撫恤金而感激涕零。

「他們已經沒辦法在人生觀、世界觀中辨別，什麼才是個人利益。從小到大我們接受的教育就是集體高於個人。宣揚愛國情緒，更讓大家看不到自己的個人利益是怎樣被損害的。」最終這些苦痛在宣傳機器製造的「抗疫功績」之下消聲匿跡。相似地，她記起給家鄉的母親播放《獨生之國》時，母親褒獎她「拍得真實」。她反問母親，「你現在還覺得計劃生育政策好嗎？」

「好不好⋯⋯那能有什麼辦法呢？要不大家都會餓死了。」母親這樣回答她。

「當政府告訴你要去看什麼的時候，你應該去看它沒讓你看到的那部分。」王男栿在《我和祖國共命運》的畫外音裏說，她依然是這部影片的講述者。

電影的英文名「In the Same Breath」除了有「同呼吸」的意思，還指異口同聲，或是「同時說兩種自相矛盾的話的諷刺意義」，王男栿解釋。中譯名《我和祖國共命運》中的「我」，則是影片裏的人和觀影者，「祖國」即是中國、也是美國，還是「其他國的觀眾們和他們的祖國」。

「我們都是接受愛國主義教育長大的，而愛國主義也被政治化了。它阻止了人們對政府和政黨的批判性思考，維護祖國形象永遠是第一位的。沒有批評，沒有思考，只有接受。」王男栿補充，這也讓「中美兩國的民眾陷入了陰謀論的互相攻擊，以及盲目維護本國『制度優越』的辯護。」

「『我和祖國同命運』，它既是事實——我們所有人的命運其實都是緊緊聯繫在一起的含義；又是諷刺——這種愛國主義教育下的口號，讓我們越來越不質問，不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