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时代：中国巨型互联网公司的“垄断”之路

以“垄断”为名，字节跳动和腾讯又掐了起来。

2021年2月2日，字节跳动旗下短视频应用抖音以“垄断”为名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起诉腾讯，其公开声明称，腾讯的微信、QQ等社交软件“深入用户生活的各个领域”、“属于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基础设施”，又称腾讯限制用户分享来自抖音的内容，违反了《反垄断法》。

这是2020年11月10日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文件《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将对互联网巨头的“反垄断”监管提上议程后，第一起发生在互联网平台之间的相关诉讼。

针对互联网的“反垄断”监管风暴几乎是突然降临的。在此之前，尽管2008年中国的《反垄断法》就已经生效，但这部知名度不高的法律在互联网领域一直保持着“谦抑性”，从未有一起被判为垄断的的行政处罚案件。在反垄断民事诉讼案件中，也尚未有原告胜诉的判例。

进入12月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紧接着，市场监管总局依据《反垄断法》，对阿里巴巴收购银泰百货、腾讯控股企业阅文集团收购新丽传媒、丰巢收购中邮智递三起收购案开出罚单。

12月22日，在舆论对“互联网巨头和菜贩抢生意”的批评还未降温时，市场监管总局举行规范社区团购秩序的“行政指导会”，阿里巴巴、腾讯、京东、美团、拼多多、滴滴等参与社区团购竞争的互联网公司都参会。

两天后，市场监管总局宣布对阿里巴巴“二选一”等涉嫌垄断行为立案进驻现场调查，中央银行等金融监管机构也宣布再次约谈已经被叫停上市的阿蚂蚁集团。

一连串监管动作显示，“垄断”成为政府对互联网巨头的监管新标准。

温柔的十年

根据中国《反垄断法》的定义，垄断有三种形式：经营者集中（最常见如“合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比如“二选一”）、垄断协议（比如“价格联盟”）。财新网报道引述接近反垄断调查的人士，指出当前针对互联网巨头的调查案件，上述垄断类型均有涉及。

而澎湃新闻的报道则显示，阿里巴巴收购银泰案之所以被行政处罚，是因为未事先向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申报。市场监管总局同时对此案进行评估，认为“该项经营者集中不会产生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亦即该收购行为只是违反程序，但并不被认定为垄断。

同济大学法学院研究员刘旭曾撰文表示，《反垄断法》通过之后十年间，中国互联网企业进行了大量投资和并购，但从未有一例被监管部门以“反垄断”的名义调查或设限过。这温柔的十来年，成为互联网巨头跑马圈地的重要时间窗口。

以阿里巴巴集团为例，1999年-2011年间，阿里巴巴的业务增长主要集中在电子商务领域。2011年之后，阿里巴巴开始密集对外投资。IT桔子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阿里巴巴共投资了566家公司。2015年-2020年，阿里巴巴每年的重磅投资分别为苏宁电器、优酷土豆、银泰百货、饿了么外卖平台、菜鸟物流、阿里健康，涉足消费市场的不同领域，投资的上市公司总值也由0.26万亿元涨到4万亿元。

从社交起步的腾讯，几乎在同一时间开始扩张其投资版图。从搜狗集团、滴滴打车、大众点评网、京东商城，到酷狗音乐、快手，再到蔚来汽车，腾讯前后投资了848家企业。2015年-2020年，腾讯投资的上市公司总市值从0.50万亿元涨到5.4万亿元。

根据QuestMobile的统计数据，2020年底，中国移动互联网月活跃用户规模最大的50个app中，35个与腾讯、阿里巴巴、百度、字节跳动有关（全资子公司或参股公司）。事实上，几乎在互联网的每条赛道上，市场份额占比最大的几家企业，都和BATJ（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京东）、 TMD（字节跳动、美团、滴滴）几家巨头有关。

比如，“美团外卖”和“饿了么”两个平台，分割了约95%的在线外卖市场，其资本方主要是美团、腾讯、阿里巴巴。

再比如，2015年腾讯投资的“滴滴打车”和阿里投资的“快的打车”进行了一年的“烧钱补贴”大战之后，决定合并，合并后的“滴滴出行”占据了超过90%的市场份额。2016年，滴滴出行通过换股方式收购了其仅存的竞争对手Uber中国，彻底实现了对网约车市场的支配。2019年底，滴滴出行的活跃用户数量是其余竞争对手总和的4倍多。

这种由互联网巨头支持的跑马圈地式商战和并购一再重演。视频网站优酷和土豆合并，再被阿里巴巴收购；本地生活平台赶集网和58同城合并，腾讯是主要股东；在线旅游网站携程旅行网，先后投资和并购了同程、途牛、艺龙、去哪儿等竞争对手，背后也有百度的支持，以及与腾讯的合作。

BBC中文网引用曾任阿里巴巴咨询顾问的邓肯·克拉克，他认为“大概从10多年前开始，初创企业不得不苦于接受阿里投资还是腾讯投资的问题，从短视频、电子商务到出行和外卖，都出现这种现象。我们看到两个帝国的浮现。”

政府的角色

对互联网企业的反垄断监管开始后，《人民日报》适时发表评论，称“互联网行业从来不是、也不应该成为反垄断的法外之地”。不过，腾讯、阿里等互联网巨头在其扩张过程中，并不缺乏政府的支持。

2010年，奇虎360与腾讯QQ之间产生了一系列纠纷，当年10月，奇虎360推出“扣扣保镖”，允许用户卸载QQ部分功能；11月3日，腾讯宣布在装有360软件的电脑上停止运行QQ软件。后来，腾讯起诉奇虎360不正当竞争，后者则针对腾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提起反垄断诉讼。

两起案件均打到最高法院，最后，奇虎360被判不正当竞争成立，而腾讯QQ则被认定不具备市场垄断地位。

2014年，最高法院在判决中表示，尽管腾讯在相关市场份额较高，但市场份额只是判断市场支配地位的粗糙指标，由于仍有大量即时通讯服务进入市场，因此腾讯不具有市场支配地位。而在广东高院的一审判决中，法院一度指出，腾讯QQ与微博等社交网络平台构成强竞争和替代关系，因此未处于绝对主导地位。

最高法院对腾讯是否垄断的界点标准，正如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陶景洲在判决当年所评论：“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将成为互联网巨头们的反垄断 ‘免死金牌’”。

回顾互联网巨头的发展历程，不乏与政府的密切合作。2015年-2019年，腾讯与海南省政府和海南各市政府签署了大量合作协议，从互联网产业、智慧医疗、智慧交通、政务服务、产业投资、城市品牌宣传等方面都有合作。同样，阿里巴巴集团也参与了海南岛数字港的整体建设。

2020年6月，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在中国金融科技云峰会上透露，2013年蚂蚁金服在浙江省无法获批成立贷款公司，他在重庆市批准成立了两个小贷公司，后来贡献了蚂蚁金服约45%的利润。

别人的经验

中国互联网巨头的“烧钱补贴”圈地大战，在美国互联网巨头身上也曾发生过。1980年代，微软（Microsoft）占据了90%的操作系统市场份额，其时，微软向戴尔等个人电脑制造商付费，在其电脑上预装Internet Explorer浏览器，使其成为默认浏览器。

1998年，经过几次反垄断调查和诉讼失败后，美国司法部再次提起反垄断诉讼，指控微软利用Windows操作系统的支配地位，与个人电脑制造商签订的排他性合同，抑制其他浏览器厂商的市场等行为。

经过多次的判决与上诉，2002年，微软和美国司法部达成和解：微软不得参与可能损及竞争对手的排他性交易；电脑制造商将使用统一的合同条款；微软公布Windows的部分源代码，使竞争者也能在Windows上编写应用程序。此后，在欧盟、日本、韩国，微软也多次遭受反垄断的指控和处罚。

来自政府的调查和桎梏也同样出现在Google的发展历程中。从2004年开始，Google先后并购了Keyhole、Android、YouTube、DoubleClick、Nest Lab等互联网及科技企业，在搜索、智能手机操作系统、浏览器、数字广告等领域占据全球市场的领先份额。但这个过程并非顺风顺水。2007年，收购网络广告公司DoubleClick时，遭遇了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反垄断调查。2008年，Google与雅虎进行的搜索广告合作，因受联邦司法部以反垄断为名的阻止而以失败告终。

在欧洲，2019年3月，Google也被欧盟委员处以15亿欧元罚款，理由是Google滥用主导地位，排挤互联网广告服务领域的竞争对手。这一罚单占Google2018年营业额的1.29%。

2020年10月20日，美国司法部联合11个州提起对Google的反垄断诉讼，指控Google用反竞争手法维持和扩展自己在搜索和搜索广告方面的垄断地位。在此之前，10月6日，美国国会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反垄断小组委员会发布报告，指苹果、亚马逊、Facebook和Google四大科技巨头存在垄断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