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姆斯特丹的后疫情经济：不求增长，但求“甜甜圈”？

这是端传媒2020年终专题的第十五篇，欢迎点击订阅专题。我们与你一起，关注一个时代的碎裂与另一个时代的新生。

“我们对增长的迷恋从何而来？可不可以不增长？”

三年前，一位英国经济学家围绕着这个问题做了一场TED演讲。她回顾了增长崇拜的历史及其负面影响，而后指出：增长是20世纪的概念，而21世纪的人们该有新的想像——那就是，在不过度开发地球资源的前提下，满足每一个人生活的基本需求。

“抱歉，或许我该严肃一点——但当我把这些想像在纸上画出来的时候，它长得就像一个甜甜圈。”留着俊朗短发的经济学家凯特·拉沃斯（Kate Raworth）笑称。

在一本名为《甜甜圈经济学》（Doughnut Economics: Seven Ways to Think Like a 21st-Century Economist）的著作里，拉沃斯详细描述了她提出的愿景和计划：需要创造一个能同时解决短缺问题和过载问题的经济，二者兼得的“甜甜圈模型”将是人类的“甜蜜梦乡”。

拉沃斯没有想到，三年后的2020年，书里颇为理想化的愿景竟会被一座城市“正式认领”。此时，2019冠状病毒大流行席卷全球，各国都陷入防疫和复苏经济的手忙脚乱之中，可持续发展的讨论是最不占优先级的事。但这个欧洲城市却仍然在疫情高峰时做出决定，要将“甜甜圈模型”正式写入执政纲领。

该市的副市长、主导了该项决策的范多宁克（Marieke van Doorninck）在采访中告诉我：“反正，大流行之后，想要完全‘回复正常’是不可能了。那不如借着这个历史裂缝可能打开的时刻，往想去的方向努力一把。”

这个城市就是我生活的阿姆斯特丹（以下简称“阿姆”）。我在这里旅居已有数年，仍不时被它的发展逻辑触动。作为荷兰的首都、西欧最大的城市之一，阿姆的核心逻辑却是“反增长”的。这里执行着可能是世界上最严格的 airbnb 限租规定，曾经风靡一时的共享单车在进入这里时遭遇过重大挫折，机场的扩建方案谈了数年最后被居民否决——哪怕这一扩建将为这里吸引由于英国脱欧而重新寻求备选目的地的、大量潜在的资本、人才、游客、和发展机遇。

甜甜圈模型落地阿姆——一个富有乌托邦意味的经济模型，一个拥有反增长传统的城市，在一场席卷全球的大瘟疫之中，着手一项雄心勃勃的社会实验——这将给未来的生活方式探索出怎样的可能呢？

增长的迷思

19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Walt Rostow）开始为总统候选人肯尼迪担任顾问。罗斯托以其经济成长阶段论闻名，曾将经济增长的五个基本阶段形容为“飞机起飞”。肯尼迪当时的竞选承诺是5%的增长，而罗斯托的工作就是让“增长”这架飞机一直飞——不要去问何时着陆、如何着陆、是否可以着陆。

但当增长本身失去吸引力的时候，该怎么办呢？罗斯托提出了这个问题，却并未给出答案。

时间跨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深受罗斯托思想影响的拉沃斯观察到，半个多世纪过去，那架飞机仍未着陆。她从牛津大学毕业后，在联合国、乐施会等国际组织工作了20余年。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伴随着人类一路加速飞向大规模消费主义的夕阳，经济发展则被窄化为几乎只有一个路径：增长，无止境的增长。

出生和成长在中国增长最为迅猛的年代，无止境、最快速的增长，与我也是最为熟悉的话语。不只中国，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整个世界都沉迷在增长中。

如拉沃斯所描述，这是一个“对增长上瘾”的时代：经济上，金融体系旨在追求最高的货币回报率，银行创造资金用作有利息的债务，而债务必须用更多的钱去偿还，上市公司必须实现利润增长，否则会被新兴的公司取代。政治上，政府希望在不涨税率的情况下增加税收，而 GDP 增长似乎是唯一途径，尽管 GDP 是一个仅仅发明于20世纪30年代的概念，但很快成为政策制定者的首要目标。今天，即使在最富裕的国家，决策者仍然认为解决问题的办法主要在于更多的增长。如果他们停止增长就会被新兴的强国淘汰，在 G20 集团的全家福中失去自己的位置。

“但是，在自然界中，没有任何东西是可以永远增长的。”拉沃斯在回复我的采访邮件里写，“增长是20世纪存在和前进的形态，也是20世纪留给我们今天的负担和枷锁。”

“必须从增长（grow）变为繁荣（thrive）。”

“甜甜圈模型”应运而生。拉沃斯在2012到2017年间做了系统性思考之后，把“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想像成了一个甜甜圈，分为水，能源，和平与正义等十二个领域。内圈是社会基线，外圈是生态上限。只有在两者之间的空间——也就是“甜甜圈”——之中，才有可能公平地既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又不会超出地球的极限。

如果落在内圈以内，就意味着人们连生活基本需求都得不到满足，食物、医疗、教育、住房、政治发言权等出现短缺，无法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如果落在外圈以外，则意味着为了满足人类需求过渡开发了地球资源，会导致气候变化，海洋酸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

甜甜圈划定了人类活动的“上限”和“下限”。不过，“不要因为有了边界就感到限制”——拉沃斯提醒，“世界上最聪明的人，都把边界变成了他们创造力的源泉。甜甜圈的边界也会释放、而不是限制人类的潜力。”

拉沃斯的专著在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批评和褒奖接踵而至。她的批评者中包括知名美国经济学家米兰诺维奇（Branko Milanović），他质疑拉沃斯过于理想化，以至于在论述中“出现了根本性的问题”。例如，他批评拉沃斯刻意忽视了增长对消除贫困、保持人民福祉带来的积极面向。他援引中国的例子，“增长让7亿人摆脱了贫困，但拉沃斯对此全然不提，而只关注增长对中国城乡造成的污染”；在民主国家，“又有谁会愿意为一个不追求增长的政权投票呢？”

更多的是赞誉。《卫报》专栏作家 George Monbiot 写道，拉沃斯的研究为增长经济学提供了“突破性的替代方案”，甚至不吝称她为“21世纪的凯恩斯”——凯恩斯的学说在大萧条时期曾有力地促进了经济恢复，他主张政府应积极扮演经济舵手的角色。“通过重塑经济，她（拉沃斯）让我们改变了对‘我们是谁’、‘我们所处的位置’、‘我们想要成为什么’的看法。”

“现在，我们需要将她的想法转化为政策。”

“它不光是关于物质交换的可持续，也关于人的福祉，尊严、权利、社会公正、社区关系。”

落地的机缘

2020年4月——拉沃斯的书发布了三年之后——阿姆市政厅宣布，将把“甜甜圈模型”作为该市“2020-2025循环战略”的指导原则和公共决策的出发点，成为全球首个做出这项承诺的城市。

其实，“甜甜圈模型”在阿姆落地，有一定的必然性。近代以来，阿姆的城市建设中一直有可持续发展的基因，也是许多城市实验的先锋试点。

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城市规划专业博士生宋岩告诉我，可持续领域里现在经常提到“循环经济”（circular economy），欧盟是最近五年才开始大规模使用这个概念，荷兰早在十年前就开始了。政客、媒体的多年倡导也树立了荷兰式的“政治正确”——用宋岩的话说：“公司都希望标榜自己可持续，消费者也更愿意选择有绿色意识的公司。”

在循环经济领域，阿姆是荷兰城市中的领跑者，在2017年曾赢下“全球循环经济类智慧城市”评比的第一名。对于阿姆的居民来说，循环、减排、可持续不只是存在于书本和媒体中的抽象概念，也是城市角落里无处不在的背景色。

普通超市里的有机专区和专门的有机商店在近年如雨后春笋，推崇“公平贸易”（fair trade）理念的品牌——如发源于阿姆的“人权巧克力”品牌Tony Chocolate——获得商业成功。买旧物更是城市文化的一部分，除了社区里随处可见的二手书店、服装店和家具店，阿姆还拥有全欧洲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IJ-Hallen”。自行车是最主要的出行工具，除了市区运河繁密地势平坦的原因，也有人们对于减小城市噪音的共识和对于化石燃料的警惕。

甜甜圈落地的另一个契机是：推崇环保议题的荷兰“绿色左翼党”（GroenLinks）在2018年赢下了地方选举，这是阿姆的城市历史上首次出现了来自绿党的市长和执政班子。同一年，《甜甜圈经济学》一书的荷兰语版发布，拉沃斯来到阿姆做宣传，接触到了荷兰循环经济的圈子，并被引荐给城市管理者。

“阿姆是一个喜欢开拓的城市，这里的执政者有比大多数地方都更宏大的立法野心。”拉沃斯告诉我，在她第一次跟阿姆的城市管理者接触时，对方就告诉她，他们在甜甜圈模型中看到了将阿姆已经存在的大量散装的可持续计划整合在一起的可能性。

彼时，阿姆已经承诺，希望到2050年成为一个100%循环的城市，到2030年成为一个不使用化石燃料的城市。此外，还有各种类型的循环经济项目，城市管理者已经意识到，分别制定这些计划意义不大，应该把整个城市放在一起规划。

甜甜圈模型恰好是那个成为实现整合目标的工具。可持续倡导平台 Nelis 在关于阿姆的案例研究中称，对已经拥有不少循环经济项目的阿姆来说，甜甜圈模型的功能更像是用于导航的“指南针”。它用比较“接地气”的方式，给城市管理者提供一个可用于推进各部门合作的综合性框架。

翻阅阿姆在过去十年间的绿色足迹，会找到汗牛充栋的官方文件及民间报告，这些文献共同构成了甜甜圈模型落地的民意基础。比较重要的一个节点是2018年发布的“阿姆循环：评估及行动角度”报告，评估了已经存在的73个与循环经济相关的项目，确定了三个具有优先级的行动领域：食物、建筑及消费品。阿姆甜甜圈的最终行动计划中形成了17个政策倡导，正是围绕着这三个领域展开的。

循环经济研究的主流较关注物质交换的可持续，例如碳排放、废物利用、可再生等。“这类研究更可量化”，宋岩表示，但甜甜圈模型似乎走得还要更远一些。

阿姆副市长范多宁克告诉我，当她第一次阅读到甜甜圈理论时，这一点最打动她：它不光是关于物质交换的可持续，也关于人的福祉，尊严、权利、社会公正、社区关系。而这些，正是传统循环经济较易忽视的地方。

加入绿党之前，范多宁克曾多年从事人权工作，这让她意识到，“剥削人类的结构与剥削地球的结构其实是类似的”。她谈及现代社会里的孤独问题，援引了2015年的一项调查：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会向谁求助？结果显示，全球有24％的人说他们没有可以求助的人。

“但如果一个城市想要真正繁荣”，范多宁克过往工作经验让她对人的境遇格外关注，“又怎么能把那些与主流社会失联的人抛下呢？”

阿姆的“甜甜圈”画像

拉沃斯为阿姆定制的甜甜圈画像从四个座标轴入手：社会、生态、本地、全球。每个座标轴都参考了当前的现状和能够达到的目标，交叉形成了画像中的四个部分，也是这座城市的“自问”：

1. 本地社会：对阿姆人民来说，繁荣意味着什么？
2. 本地生态：在自然生态环境不过载的情况下，繁荣对阿姆来说意味着什么？
3. 全球生态：对阿姆来说，尊重整个地球的健康意味着什么？
4. 全球社会：对阿姆来说，尊重全球人民的福祉意味着什么？

四个部分相互联结。例如，阿姆面临着严峻的住房问题，这是“本地社会”的一部分。由于地少人多，近年来expats （海外移居者）大量涌入，房价飙升。约20%的阿姆居民在交付房租后没有足够的钱支付生活。尽管政府也提供廉租房，但等候名单过长、申请率很低。一个显而易见的方案是多造房子，但这就会增加新的碳排量和新的建筑垃圾，这又有关“本地生态”。

在甜甜圈模型下，市政府倡导尽量使用城市里其他建筑废料来盖新建筑，如果必须要购入新材料则要保证可回收。政府将为建筑颁发 “材料护照”，以便可以追踪所有使用的材料，让它们被拆除后在其他地方也可获得新的生命。

阿姆已经拥有全球第一个以循环经济为理念建造和运营的小区德柯福区（de Ceuvel）。这里原是艾河（Het Ijmeer）北岸一个名为 Buiksloterham 的废弃工业基地，大约十年之前开始重新规划。如今已成为循环经济的一个先锋站点，房屋皆由建筑废料、弃用甲板等制成，下水道也在本地再处理之后重新运输给居民。甜甜圈模型将助力阿姆把这里的实践推广到城区的其他部分。

宋岩所在的代尔夫特大学就有好几个小组专门研究建筑废料的回收利用。“阿姆的政府比较开放，因为制定城市规划时就强调了可持续发展，所以很欢迎各种相关的项目以阿姆作为研究案例。”

甜甜圈模型的企图心还包括转变居民消费观。“如果你的咖啡机坏了，你想的不是去修补零部件，而是直接换一个。我们已经不习惯物品造出来就是会变坏变旧这件事，更何况，买个新的甚至还更便宜。”范多宁克说，“这难道不是我们对事物的价值评估出现了严重问题吗？”

荷兰的劳动力税很高，而初级原材料和能源的税很低，因此买新东西便宜，而需要人力的维修服务昂贵。范多宁克认为情况应该反过来——降低劳动力税、提高商品税——因为“原材料总会用完”、“制造业也可以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阿姆希望在2030年之前将初级原材料的使用量减少50%，在2050年之前实现完全的循环利用。范多宁克表示，目前阿姆每年用于循环经济的预算为100万欧元，将于2022年增长至600万。

阿姆研究信息和统计局（OIS）对阿姆市民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四分之三的人愿意因为环保而减少购买新东西。市政府扶植了一些共享平台和二手店，希望人们能更多关注使用权而不是所有权，让无法支付新产品的人也能用上。大件垃圾回收点将被改造成回收点和工艺点，旁边将是维修店和旧货店以及二手五金店。市政府也希望以身作则，在为旗下机构进行采购时，尽可能选择二手物品，并计划到2030年将其新产品的消费量减少20％。

“本地社会”的部分则非常强调公众参与和社区力量。“你是否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社区之中？你在家中的街道上感到安全吗？你是否认识邻里的人？......21世纪的真正机会是开始创建指标，以获得更多关于社区凝聚力质量的洞察。”拉沃斯在采访中表示。

在阿姆，几乎每个大区都召开了“甜甜圈工作坊”，每场邀请20-25名市民参与讨论、自主设定本区议程。2020年4月，阿姆知名的沙龙组织 Pakhuis De Zwijger 举办过一场关于甜甜圈的辩论。最重要的民间组织当属“阿姆甜甜圈联盟”。它于2019年12月启动，有170个可持续领域的实践者和40个组织加入，包括大学、企业、NGO等。联盟有一个行动计划，包含九项可以使之纳入甜甜圈模型的条件。公民可以自行发起项目，并获得相应的资金支持。

“全球社会”与“全球生态”则关注那些阿姆作为一分子的全球供应链。例如，阿姆的港口是全球可可豆进口量最大的港口，从这里转运到欧洲各地；货源主要来自西非，但那里仍然大量存在劳工剥削和非法童工。仅加纳一国，可可种植园中就有多达3500多名工人在强迫状态下劳动。

范多宁克希望尽可能为私营企业提供激励，只购买经过公平贸易认证的产品，而不要放任使用非法劳工的供应链。

质疑

“它更多的是针对WEIRD（西方的、受过教育的、来自工业化国家、富裕国家和民主国家的）观众。”

景愿再美好，落地过程也非一帆风顺。

首先是来自本地知识社群的批评。语言学家 Joost Swanborn 就在阿姆地方报纸《Het Parool》上发表评论称，阿姆的甜甜圈报告“用语模糊”：报告作者像是在家禁足期间“磕了药”，结果是这种完全跟现实脱节的、抽象的政策“黄片”，最终只能让想法停留在纸上。

还有些人认为，阿姆只是在拿甜甜圈模型来装点门面——的确，自从阿姆决定落地以来，已经吸引了包括英国《卫报》、法国《世界报》等国际媒体前来报导。不过，拉沃斯认为这是好事，“甜甜圈是一面镜子，一个监视器，互联网是有记忆的。如果只是为了城市公关去做姿态，几年之后，数据会让你很难看。”

范多宁克则说，这份报告并非是提供一个手把手的教程，而更是提供一个指导框架，是一种想问题办事情的原则。

荷兰语里有一个熟语，叫做“边做边学”（al doende leert men）。宋岩在他与荷兰公司和学界打交道的过程观察到，在荷兰，很多公共政策的决定常常不是一揽子买卖。而是会“先实施一部分，发现有问题，修改了、再实施剩下的，走一步看看效果，摸着石头过河”。

甜甜圈模型的另一重烦恼可能来自企业。宋岩说，循环经济的执行过程中，最难说服的一般是企业。企业如果选择可持续生产，一般来说都会有些短期利润上的损失。想推进议程的政府通常会采取补助、优惠等财务形式给予补贴，或是把企业囊括到下一轮的决策里。

不光是补贴，还有立法。范多宁克说，“过去两年半我在副市长的经历中学到的是，企业不怕监管，怕的是不确定性。只要你把立法的规则讲清楚，他们都会愿意去遵守的。”例如，劳动税率比材料税率高的问题——这导致了人们希望换新物而不是修理。这就需要通过立法来调整税率。随着经济循环的改变，供应链上的成本也会逐渐不一样。

最大的挑战恐怕是2020年的疫情。

拉沃斯告诉我，阿姆的城市画像创作完成之后，市政府决定在2020年4月发布，但那正好是阿姆2019冠状病毒感染率最高的一个月。疫情来袭，许多政府被危机感湮没，只关注短期恢复。她为阿姆当时的决定感到很骄傲。

欧盟也有循环经济的雄心壮志，但在疫情的肆虐之下，并非所有人都认为甜甜圈模型是荷兰当下最需要的。例如，新兴民粹政党“Forum voor Democratie”的党魁就坚持认为，眼下必须优先考虑经济复苏，可持续计划不紧急、不必要。

但范多宁克认为：正是因为很多人失业了，才更需要甜甜圈。因为“对工作进行投资是摆脱危机、预防社会问题的最佳途径”。范多宁克知道，使经济再次复苏的旧反射是鼓励消费品的购买，但这将增加危机后的不平等，这是线性经济的一部分。不利的一面很明显，“如果我们随着经济的复苏回到昨天的经济，那将是一种耻辱。”范多宁克说。

事实上，翻阅阿姆市政厅的文件会发现，在该地所有关于疫情复苏的计划中，“绿色复苏”（green recovery）几乎是标配的关键词。阿姆市政厅发布的2021年预算计划就包含：7.87亿欧元投给基础设施，7800万欧元用于可持续发展部门的职业教育，4000万欧元用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救助计划。

阿姆的绿色野心似乎并未因疫情而止步，即使是在经济出现下滑信号的时候。2020年底的一份经济报告显示，相比于2019年，荷兰的GDP增长下降了5个百分点；阿姆则更高，下降了7个百分点。报告给出的复苏建议中可持续仍然占据关键位置。

某种程度上，大流行或许加速了绿色转型的进程。“是有许多工作随着消失了。但不必为此惋惜，我们正好趁此创造新的工作机会，可持续的、绿色的工作。”范多宁克称。

范多宁克主责阿姆的绿色议程，在公开场合的演讲、采访中，“甜甜圈模型”几乎不会缺席。但在官方文件里，甜甜圈模型并不总是被提及，预算计划中也未看到直接拨给它的经费。它似乎更像是作为市政府可持续计划的一个方法论、一个背景色而存在。

哪里都可以质问

如果说甜甜圈模型对于阿姆有着指南针一般的作用，那么阿姆对于甜甜圈模型来说，则或许是它全球野心的起点。

从2020年开始，拉沃斯成为了阿姆应用科技大学（AUAS）的一名讲师。她将领导一个为期三年的实质性项目，与AUAS一起具体化阿姆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拉沃斯希望，通过阿姆的经验来打样，建立起一套可以被全球其他城市复制的工具包。目前，通过一个名为C40的全球城市网络，美国的波特兰和费城开始引入关于甜甜圈模型的工作坊，在洛杉矶、巴黎、首尔、里斯本、奥斯陆、蒙特利尔等城市也已经开始有相关讨论。

“人们总说阿姆是发明资本主义的城市。”拉沃斯说，“现在让它成为给21世纪的经济制定新范式的城市。”

尽管C40里其实也有不少来自中国、东南亚、非洲的城市，但甜甜圈模型活跃的城市基本都还是来自于欧美。在《甜甜圈经济学》一书的 Google 书评区，一位印尼读者的留言表示，作为一个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的人，她感觉这个理论跟现实生活有点脱节。她写道：“它更多的是针对WEIRD（西方的、受过教育的、来自工业化国家、富裕国家和民主国家的）观众”。

的确，对于那些尚处于经济增长高峰期、而可持续的意识和基础都比较薄弱的国家，比如中国，甜甜圈模型有多大可能被复制呢？我把这个问题抛给了拉沃斯。她告诉我，她坚信甜甜圈模型在全球任何地方都可能落地，也包括中国。目前她与团队创作的城市画像方法论已经完成，将在2021年初出版中文版。

当然，拉沃斯说，它需要“一点变革的野心”，也需要“政府官员、居民、大学、社区网络的通力合作”。

“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你都可以质问：对这个城市的人们来说，繁荣意味着什么？”拉沃斯表示，“除了增长，我们还有没有别的想像？”

新年伊始的阿姆，仍然处在第三波封锁之中。荷兰政府在一周前刚刚启动了疫苗的接种计划。市区仍然冷清，但已经开始贴出为三月份议会选举造势的海报。2019冠状病毒疫情之后的荷兰将往何处去？对政客来说，那会是一场关于未来发展路线之争的硬仗。

对生活在这座城市的居民来说，经过长达几乎一整年的禁足，经过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出行习惯、社交习惯等方方面面的被迫调整，已经很少有人再相信生活会回到从前。恐怕也已经很少人会期待生活会再回到从前。

而那个安全和公平的人类空间——不管被画成什么形状——又会幸运地降临在哪些人身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