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8年的政治风波之后，中国与香港电影多半与金马奖切断联系，金马奖作为华语电影领头羊的地位遭到削弱，其关注视野也因此自然移向东南亚，这两年开始都有不少星马作品获得提名。但即便以再怎么高的标准来看，《南巫》都足以被称为一枝独秀之作，片中论及传说、巫术、祭祀舞、人与神，透过张吉安戮力设计的魔幻写实基调，独特影像氛围令人心驰神往。
在故事开篇，张吉安以皮影戏搭配说书式的开场，点名情节的背景与主旨：“这是1987年，关于吉打象屿下，人与边界、巫界的故事。”走进故事，我们看见的住在象屿山下村落的一家四口。从南马嫁来的的阿燕（吴俐璇 饰）对吉打当地的风土民情并不理解，在眼见丈夫阿昌（徐世顺 饰）得罪邻居之后忽然恶疾缠身，甚至口吐铁钉，也不由得相信或许真有降头搞鬼，遂踏上为丈夫解咒的旅途。
张吉安说，这样看来颇为猎奇的情节，其实是取自他儿时的真实回忆。不过他也强调，这类巫术降头对他而言是再日常不过的存在，却在香港电影《南洋十大邪术》（1995）等九〇年代港片的渲染之下，变成异常惊人恐怖的妖术，视觉效果惊人，好像中了就没命一样，小时候看了都觉得好笑。他说吉打人反而倾向将这类降头视为成一种小病，如同头痛与感冒，要解决并不困难。
不过对他而言，降头有其象征性的意义，表示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也成为了一种社会制约的存在。张吉安指出吉打位处马来西亚半岛西北部的边界，与泰国毗邻，以暹罗人（泰裔）与马来人为主，华人则是少数。他形容生活在边界的人难以感受到安定感，对国族的认同也不稳固，小时候看电视都经常接受到泰国的讯号，自己第一首学会的国歌反而是泰国国歌。这种不安定感对少数族群而言尤其强烈，张吉安指出也是因为这样，当地华人特别追求以民间信仰来得到慰藉，只要能够安抚自己、发财，不管是哪一族神明都可以拜。
这是因为这样的出身背景，张吉安对类似民间信仰的传统总是特别著迷，反复提到暹罗文化对他的影响。他发现暹罗人的在地文化真的是什么都能拜，并以“立体”来形容他们的信仰。因为凡是什么人过世了，就有可能变成一个人型神像，被拿来膜拜。因为在泰国的文化，任何人死后都可能变成神明。
带给他非常大冲击的体验，是看了泰国导演阿比查邦．韦拉斯塔古（Apichatpong Weerasethakul）荣获坎城影展金棕榈奖的《波米叔叔的前世今生 Uncle Boonmee Who Can Recall His Past Lives》（2010），那是他第一次发现东南亚的民间习俗可以被述说得这么鲜活而生动。
“在我小时候，比如说那些传说的神怪，不是漂过来的，都说是某某人看到门口有一个人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原来是神来的；或者拿督公就出现在某个人的门口；或者是谁家里面的人去世了，祂突然间有一天回来坐在家门口，很多人看到了，也没人去打扰祂。”张吉安忆起童年听见的一些奇闻。
“我虽然没有看过，可是我身边经常有人看见。你看《波米叔叔的前世今生》，波米叔叔的老婆去世了，突然就出现了。然后他的儿子就变成了猩猩，大家看到好像把它看成很自然。”张吉安接著说：“我从来没有想过，就是虚和实之间能够把实的部分放在这种奇幻题材。我觉得，对！我也应该这样子。他（指阿比查邦）其实开启了我，原来奇幻电影可以这样子来做的。”
受到阿比查邦的影响，在《南巫》当中也出现了人型的田伯爷，张吉安说祂其实是负责照顾稻田的神明。他说当时每个马来人或暹罗人凡是种田，都会在田旁边建造一个稻田屋，只要好好祀奉田伯爷，祂就会照顾好你的稻田，如果没有好好祀奉，祂可能一气之下破坏了稻田就一走了之，远走暹罗。
不过在1980年代后，马来西亚真正落实政教合一，这类民间信仰逐渐被视为旁门左道，现在已经不再祭祀，年轻一辈华人已然不识田伯爷。这也是为什么剧中阿燕去拜访马来人的巫师时，遭到百般婉拒，张吉安说这些时代之下、国家的政策无形之中让一个民族的民俗文化就此被连根拔起。不过因为长期深根地方进行文化的采集工作，他觉得自己有义务去述说这些“细节”。
“把所有真实的东西都放进去了，会觉得很过瘾。就是说把所有东西都还原，稻田，我真的是用稻田；然后比如招魂的仪式，皮影戏、音乐，然后里面有一段大家可能听不出来，蔡宝珠在稻田那边的见到她断头的儿子的时候，那暹罗的咒语是我唱的。我学我爸爸唱的。”之所以有能力唱这段咒语，也是因为张吉安的父亲正是暹罗派的解降师，不过他也强调拍摄过程中没有灵异故事，打趣地说也许正是因为自己的背景，“那东西都不敢来”。
至于为什么会选用皮影戏开场，张吉安有自有一套道理，指涉了它与电影之间的关联。他说：“皮影戏在当地来说其实是拿来招魂的，这个媒介基本上就是我最早接触的电影，在我童年记忆里面很深刻。我觉得这有一种仪式感，这是我的第一部长片，我就想用第一个画面，让大家看到这是一部电影开始了。”
关于上述提及的种种细节，张吉安也提醒观者留意他片中关于“两个土地公”刻画，从中国或台湾传来南洋的土地公放在家中，而门口祀奉的反而是当地特有的神祇拿督公。他说明道：“所以你可以看到两个土地公的形象，家里的土地公跟门口的土地公，说明华人对于土地的敬仰基本上是有外有内的。中国传来的放在家里，然后在地的是在门口。你可以感受到华人的离散史，他们的身份认同基本上是有两种的，尊敬这片土地，但是也离不开原乡的寄托。可以从中窥探出对于这种身份认同的对比，一个里、一个外。”
正是因为对这类民间信仰、超自然力量的全盘接纳，导致当地人行事上特别谨慎，深怕一不小心冒犯了彼此而万劫不复。张吉安说许多人看了这部片，总将重点摆在到底是谁对阿昌下了降头，不过他却认为如果将前因后果理得太清楚，有可能会形成一种指责，所以它宁愿淡化这个部分，不让观者去判断降头是真是假、怎么来的。他说道：“很多东西没有办法说的太清楚，你说的太清楚的话，仇恨就加深了。”
“回到整个社会一个比较大的面向来说，它（巫术）基本上就是整个马来西亚的政治。”张吉安解释道：“政治都是少数服从多数，所以马来西亚的华人是少数的话，就是要服从多数。当政治这种所谓弱肉强食的形态越来越明显之后⋯⋯很明显的，其实政治就是一种巫术，你会很听话。所以我说巫术其实是这部电影的引子，它是一个引导的符号，其实里面我说的还是族群、边界、种族，甚至是身份认同，甚至对政治的一种不信任，那种惧怕。”
在剧中，不断出现类似“华人教育领先时代”、“多讲华语，不说方言”这类的政令宣导，它的源头是来自于1979年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推行的讲华语运动，政策目的是为了扭转新加坡华人因不同籍贯出身而使用不同方言的习惯，要求华人以华语（普通话）与英语作为主要沟通语言，以利推行国家政策。
张吉安说新加坡的政策对马来西亚华人也造成深远影响，剧中来自新山（邻近新加坡）的阿燕（吴俐璇 饰）亦然，对孩子也有同样的要求。对此他的总结是：“大至一个国家、中至一个社会，小至一个夫妻间的关系，再更小的话，母亲对待孩子的方式，教育的方式，都是以强来压制弱的，这种心态它其实就是一个降头。”
不过即便对华人的处境有一些深刻的反思，张吉安依然明确地说，自己绝对反对以加害者与受害者的标签来述说这个故事，他也对于某些马来西亚华人导演特别喜欢将华人置放在一个被害者的角度而感到有些不以为然。他指出：“悲情容易吸引目光，可是这种悲情很多时候它是很表面的。我觉得真正悲情的东西，它并不是一个有机会到国外留学，然后有机会每天生活得很好的人诉说的悲情。真正走到民间去感受这些边缘人物的生活，悲情之中，并没有我们想像中的欲生欲死。”
“很多东西你经过思考，它有两面的。他真的是被迫害吗？，还是他不愿意去认同他另外一个身份？”张吉安紧接著阐明了自己的身分认同：“我本身非常认同马来西亚的国语是马来语，然后我是马来西亚人，我是以马来西亚人为先的一个人。我的民族是华人，是汉人，所以我必须要说我的民族汉族，我们说华人其实不太准确的，我们叫汉民族，然后我们的国族是马来西亚人。可是很多人，他们从小就被灌输说，你不需要把马来语或者国语学好，没有用的。”
“你对于这个身份认同其实是处于一个很矛盾的状态，你拿著马来西亚国民的身分证，可是你却不认同这个国家的国语是马来语，还有你的马来西亚人的身份。所以我觉得迫害这种东西是⋯⋯你都没有把你自己该有的身份给厘清，你把所有东西都是归咎在迫害，其实是非常很单面的。”张吉安总结道。
为了不让自己以表面的态度去观察马来西亚的社会脉络，张吉安为了自己第一部长片《南巫》，其实磨了十几年，期间做过很多不同性质的工作。他在2000年从电影系毕业之后曾经担任过剪辑师，但工作内容却是将韩剧修改成符合国家审查的版本，负责剪去吻戏和床戏，后来觉得太侮辱别人的作品，决心要做出一个自己原创的作品，所以才转进媒体圈。
早期他曾为香港电视台制作的一档灵异节目，过程中很认真地透过民众的口述历史，去爬梳一些闹鬼地点的背景，最后他发现那些地方之所以出现这些怪事，可能与当时曾经不堪的、悲情的历史有关。但是因为角度太理性，香港人回复他：“没有人想看这种东西，太严肃了！”殊不知那些节目可能已经是《南巫》的雏形之作。
后来张吉安入选国家广播电台担任广播人，做起介绍电影的节目，谈论法国新浪潮、小津安二郎、费穆、黑泽明，一做12年，过程中他著力于公民抗争，不过他隶属的终究是国家单位，无法太过明目张胆，于是他以口述历史、歌谣与乡音采集或者组织（暗藏批判情节的）戏曲演出来接触地方，他跟主管说：“我不是做抗争，我是在告诉大家，在地文化的精髓，让你看到这个地方的美好。”
2017年，张吉安形容“火烧到身上了”，就在大选前一年，他离开了广播领域，刚好也顺势回到自己的电影之路。多年下来对土地的深切观察，让他得以有了更丰沛的创作养分。他先拍摄了指涉马来西亚种族冲突513事件的短片《义山》，也有计划发展成长片（即今年参与金马创投的《五月雪》），但因为这个题材的计划资金太高，才转而以《南巫》作为自己的首部长片。
许多人未看之前以为《南巫》是一般鬼片，但其实创作初衷上，张吉安心里所想著的是侯孝贤的《童年往事》（1985）。张吉安说道：“毕业之后，我一直在想，我也有我的童年往事，这一个故事一直在我的脑海里面盘旋。”在这一届金马奖颁奖典礼上，他终于得以一偿宿愿，拿著金马奖奖座向自己的启蒙老师侯孝贤致意，引来全场喝采。
被问到未来会不会担心马来西亚政府的审查与刁难，张吉安倒是毫不客气地说：“我没有担心，也没有顾虑，也没有没有想这个问题。反正你要创作了，你还去理会环境的限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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