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来函】郝志东：如何理解国家主义知识分子

2020年8月3日，储百亮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讨论了一些支持香港《国家安全法》的国家主义知识分子，包括田飞龙、强世功、陈端洪等。正好在几天前的7月20日，《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书评，讨论 Anne Applebaum 的新书（可以翻译为《民主的黄昏：威权主义的诱惑》），以波兰、英、美等地的知识分子为例，揭示那些使独裁者成为可能的侍臣们的心态，即那些“作家、知识分子、宣传册的作者们、博主、政治化粧师、电视节目的制作者、为独裁者创造文化基因或者表情包以便将他推销给世人的人”的心态。

他们是真的相信威权主义或者国家主义呢，还是说他们其实只是犬儒的机会主义者？对于该书的作者来说，这一点并不十分清楚。但是有些问题是可以看到的，比如他们对民主的失望以及向民族主义、威权主义的倾斜、对冷战时期道德上要达到某种目的的一种“乡思”、对“任人唯贤”制度的失望、经不起阴谋论的诱惑、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话语系统的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敌对思维方式、自己的职业野心等等。

这让我们想到了中国的国家主义知识分子。他们的基本观点是什么，他们在为国家做些什么样的服务，他们面临著怎样的伦理困境，哪些结构、文化（包括意识形态）与个人的因素在影响著他们的思想与行为呢？这些正是本文想探讨的问题。

国家主义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基本观点

许纪霖2011年的文章“近十年来中国国家主义思潮之批判”为我们介绍了国家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并且总结了他们的思想。这一节先来简述一下这个总结。他说，国家主义“主张以国家为中心，以国家的强盛、国家能力的提升作为现代性的核心目标。国家不再是实现公民利益的工具，国家本身就是善……国家即是其自身的目的”。在2000年代，新左派王绍光、汪晖等人从同情和赞美底层民众、痛恨西方资本主义及其民主，走向全面拥抱国家的路子，认为前30年和后30年都是中国模式的成功实践，使得中国拥有了一个相对独立和完备的主权性格及自我纠错机制。

上述所谓的主权性格，在王绍光和胡鞍钢看来，就是“国家实现自己意志的能力”，即吸取能力、调控能力、合法化能力和强制能力。在汪晖看来，这个国家就是党，即“政党的国家化”，而这个党国则代表人民的普遍利益。

那么有没有党国不代表人民利益的时候呢？强世功说这个问题本身就不存在。“政治问题的关键不是对错的问题，而是服从与不服从的问题。只要不服从政治权威，‘说你错，你就错，做对也错’”。所以从逻辑上说也就没有党国是否代表人民利益这个问题，说代表就代表，不代表也是代表。当然在强世功看来，不容分说，中共就是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党的意志就是国家意志，党国一体，党是灵魂，国是肉身。汪晖也认为“党国代表普遍利益”，而且从1949年中共建国之后就一直在代表著人们的普遍利益，只是在市场化改革之后，各种利益渗透到国家意志中，这个特点受到威胁，所以更应该加强共产党的领导。

那么，共产党领导的特点是什么？如何加强共产党的领导呢？强世功从施密特主义出发，认为政治的首要问题是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在这两者之间，只有暴力和政府，没有什么自由问题。这种暴力，在张维为看来，是善。所以他说“政府是必要的善”。即开明的强势政府是善，不是人们通常认为的“必要的恶”。这就是潘维所说的中国模式的根本特征，即拥有一个先进的政治集团，一个代表全民福祉、公正无私、纪律严明、团结统一的执政集团。这个纪律严明、团结统一的政治集团的能力就是韩毓海所推崇的西方国家那种“极强的扩张和征服能力”、对社会领域具有的“高度的整合与动员能力”。

这种整合与动员能力来自于对敌友的明确划分，来自于保持政治共同体的同一性。所谓划分敌我，就是要排除内部和外部的异质性。用现在的话来说，这些需要排除的异质性就是“海内外敌对势力”。由此而得来的国家意志是绝对的、唯一的、至高无上、不可分割、不可转让的。这正是施密特式的同一性政治秩序。

于是，他们反对公民社会。王绍光认为公民社会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大杂烩，公民社会组织“不过是些追求一己私利的利益群体或压力集团而已”。他们还拒斥现代的代议制民主。在陈端洪看来，中共和人大就是人民的代表，并拥有超越宪法的、不可分割、不可转让的最高主权。这是历史的选择。于是也发生了众所周知的其他一系列事情。这里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

他们如何服务国家？有何伦理困境？

我在《十字路口的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工作者的政治变迁》一书中讨论了知识分子的三个政治角色，包括专业的角色、有机的角色，以及批判的角色。其实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应该扮演一个专业的角色，否则便不能称为知识分子。

这个专业的角色要求他们对政治保持一种不偏不倚的态度。如果他是一个教授，在课堂上讨论政治问题，那么他应该像韦伯说的那样，将不同的政治观点都摆到桌面上来，不能回避不利于自己观点的事实。讨论事情要讲事实、讲逻辑，要实事求是，要追求真理。

有机的角色则是葛兰西讲的那样，为统治集团做代言人，履行具体的社会控制与政治管理的职能，即做统治阶级的吹鼓手、组织者与管理者。也是熊彼得所说的，为一个党或者这个党所代表的社会运动写宣传单、发言稿、党秘书、顾问等。

而批判的角色则是曼海姆所说的“墨墨黑夜中的守更人”的角色，也即中国人常说的社会良心的角色。这个角色要求知识分子站在弱势群体的立场上，为公平、正义发声，进行社会批判。于是他们通常就站在了权力的对立面，在挑权力的毛病。

那么这些国家主义的知识分子们在扮演著什么样的政治角色呢？很显然，是有机知识分子的角色。比如，他们做政府的顾问，帮助政府论述为什么北京对香港有全面管治权。倡导香港要“二次回归”的郑永年，被称为“海外国师”。他说香港在第一次回归后，中国只有主权没有治权。本文开头所引的储百亮的文章，谈到了田飞龙和陈端洪的观点。从国家主义的观点出发，他们认为香港的社会运动是分裂国家的行为。香港是中国的香港，不是分离主义者的香港，个人自由、个人权利要服从国家权威、国家利益。因为同样的原因，西藏、新疆和台湾的分离主义也都在被扑灭之列。

强世功认为1980年代对香港地位的界定是中国还比较弱的时候的事情，而且还受到外国自由思潮的影响。正如田飞龙所说，我在弱的时候，接受了你的原则。现在我强了，有自信了，就要坚持我自己的规则，自己的价值观，自己的看法。陈端洪认为国家的存在是第一位的，宪法法律必须服从于这个根本目的，所以向香港推行国家安全法是非常重要的。他在2018年的一篇文章中直接引述了施密特的理论，来支持他的观点。他说国家处于极端危险中，即生死存亡之时，领导人可以将平时的宪法与法律放在一边，“特别是其中的公民权利条款，而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这些国家主义知识分子们在扮演国家决策顾问的角色，为政府决策提供理论支持。他们认为，只有加强国家的力量，扑灭任何反对力量，也即“海内外敌对势力”，中国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恢复世界强国的地位，甚至取代美国成为新型的良性帝国。

但是，这个有机的角色，和知识分子的专业角色与批判角色是有冲突的。于是他们实际上面临著一个伦理困境。

我们先看他们的有机角色和专业角色的矛盾。像郑永年那样把香港的主权和治权分开，非此即彼，就不是专业主义的分析。另外拿香港最近几年的社会运动来说，其实任何一个社会运动都会有各种派别。香港这个社会运动主流是争取民主，而不是港独，也不是暴力抗议。用港独和暴力来概括这个运动，显然是以偏概全的，不符合事实的。香港的民主化也是基本法所规定的，并不是像陈端洪所说，香港民主了，中国就要灭亡。专业主义强调客观、公正地分析社会现象，不带党派偏见。所以他们的这些观点，显然不是专业主义的观点。他们扮演的这个角色是和专业主义的角色有冲突的。但是如果不进行专业主义的分析，那么他们还是知识分子吗？这显然是一个伦理困境。

香港科技大学唐文方教授，2020年8月19日在《南华早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国安法实行之后，香港的学术自由完全没有受到影响。香港的学术自由比美国都好。从专业主义的角度上看，这个论断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逻辑。具体例子很多，我就不讲了。但是从逻辑上讲，国安法就是要限制人们的言论与行为的，当然是要让人们谨言慎行。否则为什么要立法呢？连美国的几所名校都在采取措施，看是否应该让学生们在网上讨论时匿名发言，以免“触法”，会有严重后果。香港的大学教授和学生能不小心吗？能不受影响吗？

上面两个例子说明，有机知识分子在为国家服务的时候，是会牺牲专业主义的精神。这无疑是一个他们需要考虑并解决的伦理困境。否则他们便不应该被称为知识分子，而是应该被称作政治家或者政客。

他们的有机角色和批判角色也有冲突。批判角色强调做社会良心。这就要求坚持普世价值，将公平、公正放在首位，而不是强权政治。田飞龙所说的我强大了，就可以为所欲为，就是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丛林法则。这里看不到对人的尊重、对弱势群体利益的保护。金灿荣2016年1月10日接受浙江海洋学院的陈玲采访时说，大陆军力解决台湾问题很容易，几十个小时就能打下来。台方的20万军队，“大部分就投降了，剩下的几万人就消灭了”。把“消灭”几万人说得这么轻松，哪里有什么人道、人性、人权可言。

国家主义知识分子的这些观点，显然和社会良心不沾边，和民主、自由、人权的普世价值不沾边。但是这正是国家主义知识分子的伦理困境。正如他们需要解决有机角色和专业角色的冲突一样，他们也需要解决有机角色和批判角色的冲突，否则他们也不能被称作知识分子，只能被称作政治家或者政客。

那么为什么这些国家主义的知识分子会扮演这个有机角色，而不是专业和批判的角色呢？这可能和结构、文化与个人的因素有关。

为什么要扮演有机角色？

结构的原因相对比较容易理解。在目前的大环境下，专业的角色是不太容易扮演的，尤其是在涉及到政治和历史问题的时候。专业的角色要求客观、公正，不能非黑即白、非对即错。因为政治问题总是非常复杂的，比如香港的社会运动问题。历史问题就更是如此。但是在大陆的语境中，知识分子必须站队。

比如胡锡进在5月24日《环球时报》的一篇评论中说，在中美冲突中，知识分子们必须站队：“精英们这个时候不能恋美国、怕美国，而要敢于站到与美国开展复杂博弈的一线，把国家利益和民族大义放在首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现在是很多中国人需要重温这句话的时候了”。专业主义要靠边站。他说知识分子们不可以说美中关系变坏，中国是否也有错，中国是否需要做出重大调整。尽管现在的问题的确是互动的结果，但是问题在美国。所以这个队不能站错。

田飞龙也说中国知识分子们要“选边站队”。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就没有专业主义可言了。如果你站错了队，是会影响到你的饭碗的。所以很少人有这个胆量。

在目前的大环境下，批判的角色就更加困难。相当一部分具有批判性的知识分子已经被开除公职。不身陷囹圄已经是非常客气的了。所以结构性的因素使得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会扮演有机的角色，甚至是本文所讲的国家主义的角色，主动为政府出谋划策，当顾问，而不是批判的角色。

文化的因素可以包括读书做官、光宗耀祖等传统观念。做一个政府的顾问，帮助政府决策，自然是非常荣光的事情，也有很多实际的利益。文化的因素也可能是意识形态问题。这些知识分子或许真的信仰国家主义。许纪霖在前述文章中，提到传统儒家观念、共产主义乌托邦、普世价值在中国逐渐受到攻击，于是国家主义乘虚而入，成为一种去政治化的政治、去价值的价值、去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受到一些知识分子的追捧。国家被他们神魅化，国家具有内在的善，可以造福人民，维持稳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他们并不认为国家主义会催生出一个反人文、反人性的国家。

但是结构和文化因素都还不足以影响他们的行为和思想。这里还有一个个人的选择问题。金灿荣在前述访谈中回答了陈玲关于他为什么年轻时比较激进（小学三年级组织地下游击队、大学组织辩论队、研究生时期组织推翻了研究生会、食堂罢餐等等）而现在比较保守的原因。金灿荣引述了萧伯纳和罗素，说一个人如果在年轻的时候不激进就是没有良心，没有激情，没有创造力。但是在30岁以后，年纪大了，还激进，就是没有脑子，没有出息，没有把握好那个度，没有战略定力。成家立业之后，有了家庭责任之后，人会稳重一些。

换句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当然是个人的选择。一些扮演批判角色的知识分子并没有因为年纪大了而不再批判。那些所谓“两头真”的老革命家们，恰好是在老年才更加具有批判性的。例子也多不胜数。

当然对个人的选择，或许有一些历史事件也起了一些催生的作用。比如金灿荣提到当年苏联解体，使他感到寻求西式民主自由，国家就给搞没了。这个不对。“伤害了这个国家了，我觉得人生意义就没有了”。这些都是个人的认识。田飞龙也提到2014年在香港，“目睹了骚乱”，决定“重新思考个人自由跟国家权威之间的关系”。

这些也都是个人的选择。还有很多人也都经历了同样的历史关头却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做出了像批判型知识分子那样完全不同的选择。

但是个人选择为什么如此不同呢？这或许和个人的性格有关、和所接受的中小学和大学教育有关（田飞龙说他也是自由主义学者培养出来的——不过这或许是对他的导师的一种反叛吧），当然也和他们对环境和文化的认知有关。这些都需要更多的研究。

总之，理解国家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比较容易，许纪霖已经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整理。理解他们的角色扮演与伦理困境比较容易，因为这个可以从他们的行动中看得比较清楚。但是理解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或许上述的结构、文化和个人的因素在相互影响，从而使他们做出了国家主义的抉择。

不过无论是什么原因，正如齐慕实（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知识分子的专家）在上述《纽约时报》那篇关于中国国家主义知识分子的文章里所说，忽视他们的声音，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危险。许纪霖在他文章结尾也说，“国家，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给大家提个醒，让我们更好地认识这些国家主义知识分子，正是本人写作这篇文章的目的。

（郝志东，澳门大学社会学系荣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