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台湾民主化的关键角色，李登辉的历史地位自不待言。对许多八、九年级生（1990、2000年代出生的人）来说，对他的认识除了相关报导、学术论述外，“国际桥牌社”的影集也是一个不错的途径。除了政治人物这个身分，李登辉同时也是一位重要的农经学者，在日治时期就读台北高等学校毕业后，负笈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农学部农业经济系就读，然而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他并未在日本完成学业。日本二战战败后，他返回台湾并于台湾大学农业经济学系取得学士学位。
大学毕业后，他的职涯在学术与公职间转换：从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农经硕士到农林厅任职，同时兼任台大、政大讲师；然后在农复会任职，期间赴美国康乃尔大学修读农经博士，回台后任农复会技正、并被聘任台大农经系教授；此后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农业专业），再任台北市长、台湾省政府主席，然后是副总统，直到就任总统。
李登辉掌握党国资源十数年（1988年1月13日－2000年5月20日），对于台湾社会的产业发展自然有着重要的影响力。他的专业来自农业，对台湾的认识理解建基于农业，成为政治人物后，对台湾的农业土地政策更是影响深远。
“李登辉传奇”的起点：农复会
为何一位影响台湾民主甚钜的传奇政治人物，竟会出身自农业专业领域？其实，这与冷战初期“中美合作”进行“中国农村工作”有密切关连。此处“中美合作”的“中”，自是指中华民国。为了进行“中国农村复兴”运动，免于受共产党农村工作渗透，当时的双方政府成立了联合委员会，替中华民国栽培了不少农业菁英，李登辉，正是其中之一。
农复会是1945年中国国民党政府与美国以农林事业技术合作为由，筹组的中美农业技术合作团，针对当时农业教育、农业研究、农业推广、农业生产、加工运销、农民生活以及水土资源利用等议题进行交流与研究。时至1948年，中美双方依据《一九四八年援华法案》407款之规定，于南京成立了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简称农复会）。农复会于南京成立后，因国共内战之故辗转迁移至广州、台湾（1949年）。
当年，农复会的成立，与当时中国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对杜鲁门政府的游说关系甚钜，晏阳初也因此成为农复会首任委员之一。农复会在美国援华史上的意义，在于它是极少数1949年后、韩战爆发（杜鲁门改变心意重新支持蒋介石政权）前，美国对“华”（此指中华民国政权）援助经费仍未断绝的项目。此机构最高委员会，乃是由三名中国委员、两名美国委员所组成，且主任委员必须由中国人担任，这确保了当初在美援之下，农村复兴工作仍有相当的自主性与主体性。
农复会随国民党政权迁移至台湾后，在美援的支持下透过国内外农业专家群与充裕资金的挹注下，参与了大部分台湾农业、农村的发展工作，包括：推动土地改革（三七五减租、耕者有其田）、农民组织（农会）改革、农工发展结构之促成（如：肥料换谷）、农业推广制度之建立、擘划经济发展计划、农业科技研究与技术创新、更新水利灌溉技术与设施，乃至于施行于农村社会之公共卫生与医疗事业（如：家庭计划等人口政策与研究），都可见到农复会的身影和足迹，影响了半个多世纪来台湾农业的发展。
长达将近30年之中美双方合作于1979年结束后，农复会遂改组、更名成立“行政院农业发展委员会”（简称农发会），而后又于民国七十三年为配合国家经济建设，将农发会与经济部农业局合并改组，即今日“行政院农业委员会”（简称农委会）。
除了对台湾农业发展诸多面向的协助外，农复会对于台湾农业人才的挖掘与培育亦是不遗余力。在李登辉的自述中曾透露，他与农复会结缘于1949、1950年间由农复会主办的留学考试（赴美爱荷华大学攻读硕士），他因成绩优异受到当时主考官谢森中，以及时任农复会农经组组长、同时也任职于美国大使馆之Mr. Dawson的赏识。
李登辉自1957年正式进入农复会工作后，在农经组参与了一系列关于台湾农业基础资料探讨与经济分析之工作，扎扎实实奠定了他对台湾农业情境与问题的认识。在农复会透过参与、负责各个不同计划执行的历练，对于李登辉无论是学术发展，乃至于后续投身政界后的政策规划，存在着关键的影响力。
成为政治家之前的李登辉：农业博士
作为一个闻名于世的农业经济学者，李登辉在真实意义上成为一个政治人物之前，在学界、农复会、政务委员乃至省府主席的工作阶段，对台湾的农业发展已有贡献。
举例而言，从农业研究的角度来说，在一份关于他在农复会时期的口述访谈中，他提到了早期（尚未赴美攻读博士）他曾参与过的一些工作重点，包括：
一、与担任农经组组长的谢森中出版农业生产、粮食需求，以及农业政策与制度等报告。
二、执行台湾农业经营杂异化的研究、评估战前的农业劳动力与修正战后初期的计划，并修正、补充战前的农业生产资料。
三、针对台湾粮食需求与消费进行分析，并与陈希煌教授合作发表台湾粮食需求的分析与预测。
四、与梁国树合作执行世界银行的经济发展与保护政策之系列研究。
五、针对台湾农业政策的推动，他在负笈康乃尔大学前，也在农复会研拟过农业建设四年计划及长期经建计划、土地改革效益评估、农工不平衡发展中农业结构改善问题之研究……等。
而后，在就读博士时期，他的研究重点与博士论文就是几乎每个研究台湾农业发展的人都读过，或至少听过、翻阅过的：台湾农、工部门间的资本流通。他也在此基础下，延伸探讨了民国五十年后因为经济结构转变与农工不平衡发展所带来的问题，以及对于相关调适措施的研究。
初掌权势时，正逢台湾农运高峰
在他初掌权势的阶段，发生了两件改变台湾农业发展甚钜的事件：1988年520农民运动、1990年农业发展条例修正案。前者，是台湾战后、解严后最大规模的农民运动，其影响所及除了后续许多农业政策的走向外，也对国民党政权带来极大的冲击。而农业发展条例的修法，让台湾的农地政策由“农地农有农用”调整为“放宽农地农有，落实农地农用”。潘朵拉盒子打开后，随之而来的影响有二：首先，农民与农地持有者不再必然画上等号；再者，农地也从农业的生产要素，变成一个具有市场价值的可交易商品。这个改变，让台湾的农地问题变得更难解，持续至今日。
在政策推动上，李登辉在担任行政院政务委员时期，提出过以下农村建设措施：
废除肥料换谷制度；取消田赋附征教育捐；放宽农贷条件；建立农产品运销制度；加强农村公共建设；推广综合技术栽培；划设农业生产专业区；加强农事推广工作；鼓励农村地区设立工厂。
从现在的角度来看，这些政策的推动以处理当时所面临的短期问题为主，如减少农民负担，但对于农村已经开始出现的劳动力问题、人口结构问题并没有通盘的考量。直到1980年代后，李登辉才在任职台湾省政府主席时期提出八万农业大军的构想。
失落的“八万农业大军”构想
正如同李登辉本人曾经在回忆农复会阶段的工作时表示，农复会对于台湾农业发展的贡献，在技术层次上相当成功，但是在社会、文化，甚至是政治经济的层面上就有所不足。这些不足之处，体现在农村人力因为种种因素作用下的持续流失。
在李登辉的估算下，农村青年持续离开农村是一个不可抵挡的潮流，农村的劳动力将转移至其他的产业。尽管如此，台湾整体经济结构终究会有稳定的一天，届时仍需要维持一定数量的农民与耕地。因此，在他所擘划的八万农业大军的构想中，这是一个建立以“人”为中心的农业建设体系，而不是生产多少作物的“物质”中心体系。
所谓的八万农业大军，是指台湾农业发展的未来，应该真正建立起核心农家。在当时李登辉的理想，是透过遴选并分类有意留农者作为核心农家，并以这些农家作为所有农业措施、政策的目标，使他们成为既具有技术又拥有管理能力的农业发展主力，并让从事农业成为一个农村青年可以得到自信、向往的选项。
农村，是核心农家理所当然的发展场域。所以李登辉在1983年一场在台大学生活动中心的演讲中就指出：进行八万农户之辅导前，要建置农业示范村。就当时的发展构想，农村是落后的象征，所以必须要透过“现代化”的过程，让现代青年农民有留下来的动机。因此，示范村的规划并不全以农业生产为主轴，而是重视对生活的期待。
所以，八万农业大军的推动并不是只有技术的推广与提升，而是透过各种配套措施的辅助，如：共同运销、购地贷款、共同经营扩大规模、农宅改建、农村医疗等，在创造一个友善农民营生条件、环境的前提下，进行台湾农业发展的结构转型，除了能够使农政资源的投入更为精准外，更是一个真实、由地方需求出发的农业/农村人才政策。
然而，李登辉提出的八万农业大军——以专业农家为基础的农业发展，在台湾并没能真正在制度上落实。这也是我认为对台湾农业发展最为可惜的一个政策。
从这段历史耙梳的讨论回到四十年后的今日，当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农村发展，进到以生活为主的乡村发展，我们需要怎样的人力资源？这些人又需要怎样的支持系统呢？我认为是一个值得继续重新展开对话的议题。
（作者为台湾农业科技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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