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而日本、长于民国、身后“台湾”：李登辉今长眠五指山军人公墓

【编者按】本篇原标题为〈五指山军人公墓，中华民国战士最后埋骨之所〉，为前行政院长郝柏村百日时首次刊发。后因应李登辉逝世、同样下葬五指山公墓，进行了增补与更新。

2020 年 7 月 30 日，台湾前总统李登辉在荣总病逝，享年 98 岁。消息一出之后，不只在网民之间掀起一阵哀悼潮，各国媒体也都有所报导。总统府除了在台北宾馆设置追思会所之外，亦在日本、印度、梵蒂冈，以及美国的芝加哥、休士顿、纽约等地的 14 个驻外使馆或代表处，皆设置了吊唁处，供各国政要、海外侨胞前往致意。

8 月 3 日，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郦英杰（Brent Christensen），则在外交部长吴钊燮的陪同下前往台北宾馆，而日本副相麻生太郎、前首相森喜朗，也在同一天赴台湾驻日代表处致意。八月访台的美国卫生部长阿札尔（Alex Azar II），以及九月闪电到访的次卿柯拉克（Keith Krach），都将李登辉的吊唁或追思礼拜列为重要行程、甚至是名义上的“访台主要目的”。和李登辉私交甚笃的森喜朗尽管负伤，依然乘专机来台两次，亲自吊唁、并参加了告别追思礼拜。

根据台湾外交部于 8 月 7 日所做的最后统计，至少有 79 个国家及国际组织，超过 900 名政要、学者专家及各界友人，先后以各种方式表达了对李登辉逝世的哀悼之意。

然而在另一个同温层里，李登辉逝世的消息，却拥有完全不同的意义。早在 2000 年台湾政党轮替前后，李登辉便已被不少泛蓝支持者视为“分裂国民党”的“头号元凶”。新党党主席在李登辉过世后，便直指其为“民族罪人”；菲律宾甚至传出有华侨登报“庆贺”，认为李登辉的过世“大快人心”。

至于在海峡对岸，李登辉近年也被中国网民普遍视为“提出两国论、参拜靖国神社的台独分子”；尽管大部分中国官媒对于死讯的处理都颇为克制，然而《环球时报》的总编辑胡锡进仍在个人微博上评论道，李登辉“一定会在中国历史上遗臭万年”。

很显然地，作为争议人物的李登辉即使已经过世，也依然能在舆论场上拉出新的战线——就连李登辉安葬的地点，也都成了各方争议的新战场。

7 月 31 日，李登辉治丧工作会议决议，李登辉将会下葬于台北近郊的五指山军人公墓，而传媒当时前去公墓采访时，也确实在墓园中发现工程，据信便是在为李登辉的墓穴做准备。

然而李登辉生前却曾亲口对媒体说，希望自己死后能将骨灰洒在玉山上，对照治丧工作会议的决定，安葬在五指山很有可能并非李登辉自己的遗愿。李登辉的家属在回覆媒体询问则提及，李担任公职多年，绝对会尊重国家的安排。

此外，李登辉下葬五指山的消息，也引起了部分退役官兵的不满。“中华民国退伍军人协会南加州分会”便投书媒体，认为“李登辉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毁中华民国不遗于力”，并没有资格在五指山和抗日将士一起长眠，并扬言若传闻属实，会将先人灵位移出五指山。

事实上，这也不是五指山公墓今年第一次登上新闻版面：于今年 3 月逝世的国民党大老郝柏村，才刚在 4 月 11 日以隆重规格出殡五指山，而郝柏村过世之后，也传出过郝“不愿在民进党执政期间接受褒扬令”的争议。如今，曾在国民党不同派系的竞逐斗争中败给李登辉的郝柏村，却将与李登辉并肩长眠，在某些人看来大概也不啻是一种历史开的玩笑，甚至是“台湾是非价值错乱”的表征。

然而这些零星疑虑，最后并没有改变治丧主办者的心意。8 月 19 日，副总统赖清德再次召开治丧会议，除了确认五指山军人公墓为奉安地点之外，也将奉安日期订为 10 月 7 日。值得一提的是，“奉安”一词，在古代原本指的是国家帝王或一家之父下葬之意，今日使用“奉安”指代元首下葬，虽然慎重庄严，却也带有一丝封建遗风，某程度上而言，甚至可能也隐含着以“中华正朔”自居的史观。

究竟，李登辉下葬五指山一事为何会引起这么多争议呢？原本想在山巅化作尘土、“跟台湾永久在一起”的李登辉，最后却奉安五指山，这件事又隐含着哪些意义呢？

凝铸国军流离史的五指山公墓

对于许多大陆观光客而言，桃园慈湖的蒋介石陵寝，或许是凭吊民国遗绪的首要去处。然而很少人知道，李登辉今日奉安的五指山军人公墓，才是国共内战史最浓重的集结处，承载更多常民军官的记忆。

五指山军人公墓的官方名称为“国军示范公墓”，位于台北内湖和汐止交界的山区；从最近的捷运站驾车，大约需要半小时才能抵达。天气不错时，从这里眺望出去，太平洋、基隆屿、汐止市区和台北市区都清晰可辨，不仅背靠阳明山系、前面远眺雪山山脉，山脚下还有基隆河蜿蜒流过。

由于视野良好，有些登山的游客会在此流连拍照，然而如果行迹可疑、或是在某些重要人物的墓碑前停留太久，有时也会遭到保全人员以“这里是军事营区”的说辞柔性制止。这种说法并非没有道理——虽然五指山军人公墓的土地使用分区是“墓地”，但的确并非由县市政府管辖，而是归国防部的后备指挥部管理。

然而吊诡和矛盾的是，说出这种劝导说辞的分明就是民间的保全人员，而非士兵。事实上，原本由国军士兵负责守卫的五指山军人公墓，近年因为兵役制度改革、义务役期缩短，导致国军人数大不如前，因此国防部也早已将墓园的守卫工作，外包给了民间的保全公司。

时至今日，“五指山”已经几乎成了“军人公墓”的同义词。园方有时会遇到访客前来查询祖先墓穴位址，却发现资料系统里“查无此人”，进一步查询后才知道，原来“有些逝者的后代以为，只要是军人就会葬在这里，但其实可能是葬在『台北市军人公墓』、『阳明山公墓』这些位于五指山附近、但由市政府管辖的墓园里。”在服务中心为家属提供墓位索引服务的军官，对《端传媒》解释道。

虽然公墓全区面积达 226 公顷，但因为南侧坡度过大，目前实际的使用面积仅为 78 公顷，不过仍有 110 个足球场大，一共拥有 9,236 个土葬墓位；站在入口处向东望去，整齐划一的墓位绵延开去，仿佛没有尽头一般。然而墓园虽大，但启用三十多年来，土葬穴位早已不敷使用，因此军方后续又在园区里另建了一座灵骨塔，名为“忠灵殿”。

想在这里安眠，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不是曾经获颁勋章的军人，便至少必须服役满二十年才能申请土葬；至于灵骨塔，也需服役至少十年才能取得入塔资格。今日安眠于此的将领，有不少也都是“教科书等级”的历史人物。

比如出身贵州兴义的陆军一级上将何应钦，曾是参与黄埔建校的重要人物，不只打过北伐、抗战和国共内战，在西安事变期间，也曾被国民党推为“讨逆军总司令”，原本打算对挟持蒋介石的张学良、杨虎城进行讨伐。不过今日台湾人对他留下的印象，大部分都是历史课本中的一帧照片：二战结束之后，中华民国于南京的陆军官校大礼堂举行受降典礼，而在典礼现场的照片中接下日本降书的中华民国代表，就是时任陆军总司令的何应钦。

又比如原籍湖北武昌的陆军一级上将彭孟缉，黄埔军校五期毕业之后，同样跟随蒋介石参加北伐，又在抗战期间打过淞沪会战，一直是蒋颇为器重的爱将。抗战结束后，彭孟缉被蒋调赴台湾高雄担任要塞司令，并在随后发生的二二八事件中指挥镇压“有功”，因而受到国民党政权赏识，升任台湾全省警备总司令，后被世人称作“高雄屠夫”。但想当然耳，彭孟缉在台湾的争议事迹，并没有出现在墓碑的生平事略文之中。

但不论如何，作为一个军人公墓，五指山恰如其分，到处都流露着一板一眼的军事质地。

除了少数后期新辟的墓区之外，墓园里大致依军阶配置分区，以“同心圆”的空间布局，重现了军队最外显的阶序文化：从墓园两端的大门进入，依序会经过士官、尉官、校官的墓区，而坐镇墓园中心的，则是各级将军、特勋军人（意指生前曾获颁国光勋章、青天白日勋章，或有其他足资表扬的忠烈行为者；据传李登辉就会下葬于特勋区）、严家淦总统以及“蒋陵”——果真不愧是军人，即使已经离世，都仍在严守阶级份际。

这种阶级分际和军人本色，也体现在墓碑的设计上。

不论逝者生前名气、宗教信仰，墓碑的一切规格只按军阶配置，就连墓碑后方用来简述逝者生平的“事略碑文”，也都有明确的字数限制。家属不但不能私自变更规格、朝向和外观，也不能摆置寿字、金炉等台湾墓园常见的物品，更不能焚烧纸钱；晚年已经受洗、改信基督教的郝柏村，其墓碑上也看不见十字架。

即便如此，如果离开被保全人员戏称为“天龙区”的特勋上将区，进入士官、尉官区之后，墓园还是会流露出几分市井气味、也更有活力——你偶尔能在某些角落看见家属布置的民俗法器，为整齐划一的墓园，增添了一丝丝个人色彩与亲情挂系；从墓碑周遭的杂草和整理状况，你甚至可以推敲出后代亲人的探视频率。

就墓碑形式而言，校级以下的官兵基本一个样式，只在尺寸面积上略有差异；至于少将、中将级别的墓区，墓碑前方则多了两个杜鹃花台；而上将和特勋军人的墓区，除了杜鹃花台之外，还会在墓碑后方额外设立一座直立式的“特勋勋略碑”，放置《总统褒扬令》全文，并详述逝者的事迹。

事实上，这些墓碑就是公墓里最有意思的物件——上头经常写有逝者的省籍、生平和战功，来回走个几遍，就可以熟稔几个老兵的身世，以微观视角复习国共之间的世纪恩怨。如果你有心研究探索，这里也是一个浑然天成的资料库，以九千多个墓碑，共同刻写出了国军官兵的流离史，凝铸了一张斑驳却清晰的集体面孔。

比如某个中校墓碑背后的事略文，是这样开头的：“钱公籍隶南京，少年立报国大志，及壮遂从军宏愿，躬与抗日圣战，功在国族⋯⋯中道用世，宽则得众，勤俭持家，绳墨以张⋯⋯”寥寥几字，就刻画出台湾半世纪前，无数个外省军人世家的刚毅样貌。

至于事略文的结尾，则是“庆幸典范犹在，志业流芳伏维；烽烟销散，盛世重现。默祷金瓯复旧，物阜民康，刻石志事，垂诸久远”，用“盛世重现”四个字来聊表慰借，却又怀抱着对“金瓯复旧”的期许与遗憾——在此，“金瓯”的原义为“盛酒器”，又引申有“国土”之意。

这里另一个切合军人公墓的特点，则跟命名有关。

虽然公墓里的道路迂回迫仄、路网复杂，但基本都由忠、孝二字命名：入口至服务中心的主干道为“忠孝路”，而其他次要道路，则以服务中心为界，西侧以“忠”字、东侧则以“孝”字开头，接着再以海拔排序、由高至低加上数字，西侧海拔最高、视野最好的是“忠一路”，东侧通往出口、海拔最低处则是“孝九路”。

事实上，若想为军人公墓命名，也没有什么能比“忠孝”二字更加适切，因为这两个字的确不偏不倚地贯穿了军人公墓的核心旨意：“忠”指涉的是君臣关系，也是这些跟着蒋介石来台的军人，生前最重要的人生叙事；“孝”则是写给军人身后的子嗣看的，而墓园，自然就是后人体现孝义的最前线。

异日国家得统一，家祭毋忘告乃翁

除了服务中心外的“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纪念碑”之外，军人公墓里最显眼的地标，则是忠孝路上的“精神标志区”。

所谓精神标志，其实是八个混合了牌坊和照壁形式的纪念碑，上头分别题有七言对句，大抵都是些歌颂军人节操、和墓园有关的应景诗句，比如“青山有幸埋忠骨，翠树红花伴英灵”、“沙场一战英名立，后世景仰忆万年”，句句都在抚慰“客死异乡”的老兵亡灵。

其中，最攫人目光的，莫过于“异日国家得统一，家祭毋忘告乃翁”这副对句，其引用的显然是宋代爱国诗人陆游〈示儿〉中的诗句，将原本表达期待“抗金成功”、“收复中原”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稍微做了改写，忠实反映了葬在五指山的外省退役军官兵的集体心境——反攻大陆未果、终究无法回乡，而这里就是他们最后无奈的归属。

陆游的诗句会出现在墓园里，显然不是巧合。同样于今年四月下葬五指山的郝柏村过世之后，郝家后代曾公开郝柏村的书房，供新闻媒体拍摄；而郝柏村的书桌上，当时也出现了陆游的诗句，只不过郝柏村也改动了几个句子。那首诗，是这样写的——“保台反独绝非空，但悲不见中华同；两岸和平统一日，家祭毋忘告乃翁。”

就此而言，五指山或许就不只是个军人的墓园，甚至也是某个意识型态和国族想望的墓园，埋藏着许多老兵反攻大陆的心愿。在中华民国走向民主化、本土化之后，诸如“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复兴中华”等台湾人过去奉为圭臬，但今日已经弃若敝屣的概念，最终或许也只剩下这里能够安放——你几乎可以说，就某个意义而言，埋葬在此的，就是某些人心目中的“中华民国”。

就此而论，将李登辉这样一个在很多人眼里“摧毁了中华民国”的前总统安葬在这里，的确是存在不少扞格的。

然而事实上，以两岸统一来慰借先祖亡灵，也早就未必是每个老兵后代的心愿。

“那都时代背景而已嘛，对我们而言哪里有差——我还生在万华耶。现在都什么年代了，不是所有外省人的小孩都还在『反攻大陆』。我们也是台湾人嘛。”上山为父亲做端午祭的陈先生，一边和母亲将供品排列整齐，一边如此说道。

陈先生的父亲是江苏淮阴人，退役时是陆军中校，去年过世后，骨灰就安放在五指山的忠灵殿灵骨塔里；而陈先生出生成长的万华（艋舺），则是台北市历史最悠久的街区之一，本省居民比例较高。

“写这里的故事？那写不完啊，太多了，你找他以前的弟兄来围一圈，他们可以讲上三天三夜。”陈先生说，自己还算是爱听老兵故事的；很多外省后代，其实只觉得国共恩怨太过离地，而老兵的“当年勇”也太过唠叨。

“我爸是读书人，当年去外地读书，打仗后回家才发现家里的人早逃难跑光了。正在仓皇，门口正好有部队经过，就跟着走了。其实他那时才几岁啊，又瘦又小的，哪个部队会想要他？最后让他跟着的长官，也是看他可怜而已。你说，这些人知道政治是怎么一回事吗？”

对于这些老兵而言，葬在五指山是天经地义的事。“你孤身一人来台湾，同袍朋友就是你的家人，他们如果都葬在这里，你当然也会想在这里，有人作伴嘛。”

但话虽如此，在这个一位难求的军人公墓里入土为安，倒也未必是每个外省人的遗愿——祖籍浙江奉化、统治台湾长达四十余年的蒋氏家族，至今对于是否要将蒋介石、蒋经国陵寝移至五指山，就依然踌躇不决。

由于总统是法定的三军统帅，因此历任的中华民国总统在法理上，也都拥有在五指山安葬的资格。然而蒋氏父子过世后，遗体却先后被“暂厝”在桃园的慈湖与大溪，至今仍未下葬，个中用意，即是希望“俟大陆光复后再行奉安”；反攻大陆一日不成，蒋氏就一日不愿入土安葬。

岂料数十年过后，反攻大业依然遥遥无期，而中华民国在台湾也从偏安一隅，逐渐转为落地生根。到了 2004 年，蒋家后代终于同意开启“先总统蒋公暨蒋故总统经国先生移灵奉安计划”，政府于是出资约三千万新台币，于五指山公墓兴建“蒋陵”，并在名称上比照古代帝王、给予“陵”的地位，最终于隔年顺利落成。

然而蒋陵建成之后，蒋家内部却出现了不同声音；迟至今日，蒋氏父子的遗体都仍未迁入，而气派庄严的蒋陵，也已闲置了十五年之久。

当年有报导指出，蒋家之所以在蒋陵落成后不愿迁葬，是因为家族内部拥有不同声音：有人主张应尊重两蒋遗愿、迁葬浙江奉化，而蒋孝严则认为在陈水扁执政期间移灵“感觉不踏实”。有些报导则绘声绘影地指出，每每有蒋家后代提出移灵构想，提议者便会在提议不久之后过世，比如曾于 2004 年初主动去信国防部长、要求将两蒋安厝至五指山的蒋方良（蒋经国遗孀），便是在当年底过世；而于 2004 年主持蒋陵动土典礼的蒋徐乃锦（蒋经国长子蒋孝文之妻），后来也在 2005 年辞世。这些巧合，据传都让蒋家自此没人敢再提起移灵一事。

另一个传闻中的因素，则和五指山长年来为人诟病的“荫尸”问题有关。

虽然五指山的风景不俗，但在一些风水师的眼里，五指山其实并非风水宝地。一块理想的墓地，应该要能被群山围绕，取得“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之势；然而五指山公墓却位于山巅，在周遭环境之中几乎位于制高点，秋冬又有东北季风造成的“风煞”，环境也过于潮湿。

五指山公墓在风水上的缺陷，在网路上则经常以“荫尸”现象为人所知：不少风水师、捡骨师都有陪同家属前去开棺，却发现故者尸身泡在水里、久未腐烂的经验。然而这个问题，也反映出了本省、外省族群在丧葬习俗上的差异。

在台湾的土葬文化之中，有一种被称为“捡骨”的习俗，亦即由家属在先辈入土数年之后开棺捡骨，接着或者重新安葬、或者另觅纳骨塔迁入。类似的习俗，在中国一般只见于苗族、瑶族文化之中，而且通常都和少数民族的鬼神观有关；中国南方一些与客家人有渊源的社群，也曾有过类似的文化，但今日已经式微。

至于台湾的捡骨文化，其来由至今仍未有定论，但一般认为，这种习俗除了和子孙趋吉避凶、改善风水的企图有关之外，也反映了台湾社会的渡台史和移民性格：由于华人社会拥有强烈的“落叶归根”意识，因此明、清两代移居台湾的闽南和客家移民，会习惯先将父母遗体葬在台湾，数年过后再挖出骨骸、装入瓮坛，带回闽、粤的祖坟安葬。

虽然近百年来，台湾与大陆几乎都在不同政权的统治之下，而台籍移民位在闽、粤原乡的祖坟也不见得依然复存，但“捡骨”的习俗却延续了下来，因此今日不少实行土葬的本省家庭，依然会在亲人下葬一定时日之后开棺捡骨，也因此会特别留意墓穴的排水问题，因为泡水的遗体不易腐烂，会加深捡骨的难度。

然而这种捡骨习俗，在 1949 年后来台的外省家庭之中并不常见。在台北从事捡骨业三十多年的谢俊铭告诉《端传媒》，传言五指山公墓当年在设计时，就是因为外省人没有捡骨习惯、而军人公墓里又多半是外省官兵，因此并没有谨慎考虑墓穴的排水问题，也因此“荫尸”的情况特别严重，“我遇过的有九成五开棺之后，遗体都是泡在水里的。”

此外，管理五指山公墓的军方也规定，一旦家属选择开棺捡骨，就必须签下切结书、同意永久迁出五指山墓园，目的便是希望将不敷使用的墓地空出，让给新的申请者使用。

不过在某个意义上，这个规定却也降低了家属实行捡骨习俗的意愿，因而削弱了台湾捡骨文化中隐含的“将遗骨送回大陆故土”的意涵，和这个墓园里随处流露的“反攻”愿望隐隐形成了张力，但也恰巧反映出了台湾社会的流变。

牵涉国格、首都所在地的《国葬法》

另一个因为“统一事业未竟”、不时也会浮上台面的丧葬问题，则是台湾至今都未曾使用过的《国葬法》。

2020 年初，台湾空军的一架黑鹰直升机在北部山区失事，导致包含参谋总长沈一鸣上将在内的八名将士殉职。事发后，台湾社会难得不分蓝绿，一致地沉浸在哀恸的气氛与“爱国情绪”之中，而朝野也出现了对殉职将士举行“国葬”的呼声。

然而这些呼声，却也意外揭露了“国葬”的尴尬之处：中华民国今存的《国葬法》，是在 1948 年修正通过的，而该法的第七条则规定“内政部应会同首都所在地市政府，于首都择定地点设置国葬墓园”。不过由于该法实施后隔年，国民政府便旋即退守台湾，因此曾有一说指出，国民政府于迁台初期就决定，在“中央政府未返回大陆以前，皆不举行国葬”，也因此举凡阎锡山、胡适、于右任、白崇禧等国民党大老过世时，都没能获得“国葬”待遇。

倘若细看《国葬法》的沿革，该法于 1930 年制定之后，其实历经了四次修正。比如 1947 年，立法院便将《国葬法》第七条牵涉“国葬墓园”的内文，修正为“应会同南京市政府于首都所在地择定地点”，反映了对日抗战结束、政权中枢迁回南京的动态。

然而立法院旋即又在隔年做了修正，将“南京市政府”字样从条文删去，改以“首都所在地市政府”替代，或许就是因为国民政府当时已经知道内战情势不利、首都南京不保，所以才决定修正条文、保持弹性——以“尚未回到南京”作为不举行国葬的理由，本来就未必合理。

再退一步谈，《中华民国宪法》其实也并未明文指定“中华民国首都所在地”，而只有“国民大会之开会地点在中央政府所在地”这样的陈述，因此以《国葬法》第七条为由暂停“国葬”的作法，其实的确存在商榷的空间。然而归根究底，能否在台湾举行“国葬”的症结，终究不只是“首都”的界定问题而已，还事涉中华民国国格、以及理解两岸关系的法律框架，也因此兹事体大。

话说回来，中华民国首都的确一直都是不好碰的争议，比如马英九执政期间，教育部便曾于 2013 年发函给中小学，提及“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目前我国首都应为南京”，因而引起不小争议。事实上，自从国民政府来台、一直到《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于 1991 年废止之前，台北一直都被实质视为中华民国的“战时首都”，而地理教科书则一直沿用“首都在南京”的说法。

但不论如何，在黑鹰直升机失事中殉职的将士，最后依然没能获得法律意义上真正的“国葬”、只有“国葬级”的公祭。李登辉将以“国葬方式”安葬五指山的传闻传出之后，赵少康也质疑，“难道李登辉要葬在南京吗？”

身为外省第二代、以“眷村文学”享誉文坛的作家朱天心，曾在 2011 年于《联合报》发表了一篇散文，名为〈不会是一场百年孤寂〉，以此为“民国百年”祝寿，一面与马奎斯的《百年孤寂》对话，一面娓娓讨论了外省后代的认同归属。

在那篇文章里，她引用了《百年孤寂》里的一句话——“一个地方有亲人埋骨，才算是家乡。”现在回看，或许也没有的，能比这句话更适合作为五指山军人公墓的注脚。

虽然从表面上来看，五指山军人公墓的确称得上是全台湾“正蓝”色彩最纯粹、最浓厚的地点之一。然而换个角度来看，五指山公墓在“台湾”的“国族建构”过程之中，却也是相对隐幽、却十分重要的一环，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

因为如果《百年孤寂》的“埋骨论”成立的话，那么也许，只有当这些逃过兵马倥偬的国军官兵、这些流离过大半中国的第一代军民在此地埋骨安眠之后，台湾也才能成为中华民国的新故乡。

更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先后在五指山入土的郝、李两人，生前虽然形同陌路，却也在同一年过世、在五指山上并肩长眠，一起成为了“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可贵注脚。不论在五指山奉安是不是李登辉本人的遗愿，他与几千个外省老兵的并肩长眠，在台湾国族建构、族群和解的进程之中，也将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其意义的确不容小觑。

而在郝柏村和李登辉之后，两蒋最终能否葬进五指山上的“蒋陵”，或许便是这项进程的最终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