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选边站的想法过时了：专访中美澳关系学者Tony Walker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不仅让早已跌入谷底的中美关系再度恶化，也让长期在两国之间周旋的澳大利亚也卷入其中。四月，澳大利亚外长Marise Payne提出要对2019冠状病毒疫情的源头进行独立调查，剑指中国。这一号召获得美国等多国支持。此后不久，中国宣布对澳大利亚大麦出口征收高达百分之八十的关税，禁止四家澳大利亚牛肉屠宰商向中国出口牛肉；近日更以澳大利亚在疫情中针对亚裔的种族歧视严重为由，向国内民众发出旅游和留学警告。

尽管在地理位置上与世界孤立，但长期以来澳大利亚在美国与中国之间寻找平衡点。历史上，脱离英国殖民的澳大利亚依赖美国的军事支持，但经济上，中国近年来已经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出口市场，自2015年签订《澳中自由贸易协定》以来，双方经济交往更为密切。

中美交恶，澳大利亚，也难以独善其身。另一方面，澳大利亚亦面临来自国内的种种挑战：作为全球重要矿产出口国，澳大利亚在全球气候变化政策上长期指不作为；以多元文化为国策的澳大利亚，处理难民和移民的政策却常受到争议，原住民文化保护方面亦遭诟病。在这场疫情中，澳大利亚也受到了冲击：澳大利亚高等教育严重依赖以中国为首的留学生市场，在疫情中，各高校受到入境禁令的冲击，收入大减，而近日疫情恶化，解封遥遥无期，令高等教育行业雪上加霜。

对澳大利亚的政策制定者而言，作为中间人的澳大利亚，在日益复杂的中美两国之间，如何寻找自身定位，在两国的纷争中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成为当下的难题。澳大利亚又该如何看待甚嚣尘上的“中美新冷战”？

端传媒记者在五月末采访了中美澳关系学者Tony Walker。Walker曾在上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在北京、开罗和纽约担任澳大利亚报业集团Fairfax和《金融时报》的驻外记者。2000年，他回到墨尔本，担任《时代报》的政治编辑，后来又搬到华盛顿，担任《澳大利亚金融评论》的北美编辑。2010年，Walker回到澳大利亚，作为国际新闻编辑工作六年后，于2016年退休，但仍然持续为《雪梨先锋报》和《时代报》撰写专栏。Walker目前为乐卓博大学（La Trobe University）的高级顾问（Vice-Chancellor’s Fellow），并为以学术新闻闻名的The Coversation撰写中美澳三方关系的评论。

“那是一段新奇的经历。在当时还是很难辨别出这个国家到底发生了些什么，有些事情看上去很虚幻。”Walker回忆起上世纪70年代第一次驻华的经历。他告诉端传媒记者，他在当时花了很多时间去评估，不知道中国的对外开放可以走多远。他亦回忆起，1972年澳大利亚总理高夫·惠特拉姆（Gough Whitlam）实现中澳邦交正常化后，他曾随澳大利亚的高级别访问团去辽宁省参观解放军的坦克工厂，并和当时的澳大利亚外长Don Willesee（1916-2003）到访日本、韩国和朝鲜。在他看来，澳、中、美三方关系将何去何从？在中美夹缝中，澳大利亚又该如何生存？

以下为端传媒和Tony Walker的访谈。

澳中关系僵局

端传媒（以下简称“端”）：在过去这几周，中澳关系愈发紧张。除了在向澳大利亚大麦征税和禁止澳大利亚四间牛肉屠宰商向中国出口外，中国还发出旅游和留学警告，指在2019冠状病毒疫情中，澳大利亚针对华裔的种族歧视日益严重，建议国人在选择到澳大利亚旅游或留学时多加考虑。面对中国这样“霸道”的外交手法，澳大利亚国内是如何看待的？

Walker：我认为澳大利亚人清楚知道，中国的这些措施，都和他们不满意莫里森政府提出独立调查疫情一事有关。至于屠宰商的问题，是中国从技术层面上限制这些牛肉出口。很清晰的是，这些都是因中国对澳大利亚不满而起的。

那么澳大利亚人是怎么想的？我认为大众普遍认为最好还是避免和中国有这些纷争，因为这会损害我们的农民和牛肉屠宰商的利益。中国也在威胁会对我们的其他商品采取行动。我认为这些例子也反映了为什么我们需要谨慎处理好和中国的关系。这当然不是说我们为此就要向中国“叩头”，就要和中国永远站在同一立场上，就要总是让中国得利。我认为我们该反对的时候，就该坚持反对。但在处理澳中关系时，要更为细致。

端：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早前就2019冠状病毒的起源提出独立调查。当时，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成竞业回应称澳大利亚会为此遭受中国消费者的杯葛。五月，中国向澳大利亚的大麦征收80%的关税，并禁止四家澳大利亚屠宰企业向中国出口牛肉。莫里森政府为何会选择提出独立调查？

Walker：我认为莫里森提出调查2019冠状病毒来源和中国责任，并让澳大利亚担任领导角色的做法有些过头了。我认为他更应该做的是和有相似想法的国家联合提出和推动这项调查。

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去调查世界卫生组织对疫情的应对，弄清楚中国对于疫情来源的责任。对莫里森而言，这本是很中规中矩的做法，但是他冒险了。现在，中国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正在拿澳大利亚“杀鸡儆猴”。我不是在帮中国说话，但我认为我们在采取行动前应该三思，考虑其后果会不会引发更多问题。在世卫调查这件事上，澳大利亚错在牵头，而没有和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共同提出调查。

端：你会怎么评价莫里森政府和中国打交道的方式？在你近期执笔的专栏里，你批评莫里森和自由党政府容易受到对华鹰派的影响。

Walker：我认为莫里森政府正在经历某种学习应对中国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莫里森政府不确定该采用什么有效的策略。我认为莫里森政府在政策和政策阐述上是不连贯的，这导致了不少混乱。

一方面，我认为莫里森在这方面有正确的直觉，但另一方面，他有时会偏离轨道。澳大利亚需要的是用连贯的方针去和中国打交道。我们需要明确完善的政策指引，政府需要清楚明白和坚定阐述这些政策，而它们能使中国清楚明白我们的想法。我认为澳大利亚的目前的中国政策反映了政府对如何处理澳中关系，以及中美澳三角关系，仍未有完全清晰的思路。这会造成不确定性，而这不是好事。

我们应该要清楚地知道我们该优先考虑的是什么，我们不应该害怕向中国明确提出我们优先考虑的事，也不该害怕反对中国——我们也会在一系列事情上不同意中国。我目前能想到的事情有南海争端，维吾尔族在中国的待遇以及香港问题。

对华鹰派在堪培拉的决策过程中似乎取得了上风。我不确定从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出发由鹰派主导决策对澳大利亚是否有益和有效。举个例子，我们处理2019冠状病毒疫情调查的事情上，中国的反应或已提醒澳大利亚政府，处理外交和安全政策的环境总是充满复杂性和困难的。澳大利亚需要做的是细致地处理外交，尤其是在处理复杂的情况时。

端：过去几年澳大利亚一直是自由党执政，但党内领袖更替频繁，我们先是见到2015年阿博特下台，由特恩布尔（Turnbull ）接任总理，2018年时，特恩布尔被迫让位给莫里森，而后者带领自由党赢得去年大选。在你看来，自由党如此频繁地更换领袖，会不会影响澳大利亚的对华策略？

Walker：频繁更换领袖从来不是一件好事。在外交关系上，国家领袖们之间的关系有时候也很重要。如果总是更换领袖——就像我们现在的情况——这种私人关系就更难确立了。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华德就和江泽民私私交甚笃，他们经常在APEC等各种会议碰面。我认为这种私交是有用的。而对澳大利亚而言，这样频繁更换领袖也不利于我们形成连贯的对华政策，不利于我们与中国建立连贯的关系。

端：维多利亚州的工党州长丹尼尔·安德鲁斯（Daniel Andrews）2018年和中国签订“一带一路”协议。自由党政府反对这一协议。但工党联邦领袖安东尼·阿尔巴尼斯（Anthony Albanese）也在日前表示他并不赞成“一带一路”。工党内部在“一带一路”上的分歧如何理解？在你看来，澳大利亚的两大政党，工党和自由党，采取了不同的对华策略吗？

Walker：安德鲁斯因为这份协议而深受自由党政府批评。顺便一提的是，我们现在也不知道这份协议的细节。我不太明白为什么这份协议不能被公开，这应该是一份透明的协议。但我对这份协议的担心并不如其他人的多。我有留意到，安德鲁在签订这份协议时，的确向外交部寻求了建议，而外交部亦向他表示，他们不反对这份协议。

我认为这次争论更多与政治有关。我不太清楚为什么人们会对澳大利亚一个州政府和中国签订这样一份协议而争论，正如安德鲁州长所说，这份协议和维州投资与基建有关，当中并没有涉及中国获取澳大利亚电讯网络或其他有争端的设施。这份协议就只是关于维州基建的投资。然而，因为目前这份协议没有向公众公开，我不太清楚为何人们会反对它，也不太清楚工党内部在这份协议签订的参与程度。我很想知道工党内部对这份协议的了解程度。就像新闻里所说的，这还是个在发展中的故事。有些针对安德鲁的批评是夸大了。

在外交、安全和国防政策上，澳大利亚两党向来尝试达成一致。不过我认为工党和自由党目前在对华策略上侧重不同。不过在澳大利亚政治里，工党在处理对任何会被美国认为对其不利的立场的事件时，总是非常谨慎，亦会小心不让自由党暗示工党对美国这位盟友不上心。

端：谈到最近发生在香港的事态，目前澳大利亚对香港问题的态度是怎样的？

Walker：1997年香港回归时，我在北京担任驻华记者。我当时在长安街的万豪酒店租了一间房间，那儿能够清楚看到在天安门举行的香港回归的庆祝仪式。在当时，人们争论的是中国是否会遵守对香港的承诺，尊重一国两制和基本法。

我认为值得留意的是，在北京提出要在香港实行国安法后，澳大利亚外交部和加拿大以及英国联合发表声明。这份声明相当强硬，至于会不会让中国对澳大利亚再记上一笔则是另一回事了。但在我看来，值得注意的是这份声明并非澳大利亚单独提出，而是和英国和加拿大联合提出的。当我看到这份声明时，我很好奇澳大利亚政府的这一做法是否是从先前有关疫情的独立调查中吸取教训。

香港对澳大利亚来说很重要。有近十万位持澳大利亚护照人士居住在香港。对澳大利亚来说，香港也是重要的商业中心，许多澳大利亚企业在香港设有分部。如果中国军队介入香港街头冲突，这对外界而言是非常坏的发展，会让外界联想起1989年天安门事件，并且可能导致对中国的制裁。包括澳大利亚在内，我们都不希望看到这样的状况出现。

端：澳大利亚在对待香港的态度上会接近美国的立场吗？

Walker：我目前没有发现澳大利亚和美国在香港立场上有何不同。当然了，在中国事务上，美国的份量要比澳大利亚大得多。尽管如此，因为我们和香港有利益相关，我们也在香港问题上有责任。我们也有责任向中国清楚表明我们的态度。

“中美澳大三角”和澳大利亚的处境

端：除了中国，你也为澳大利亚媒体做过驻美记者。那是1990年代和2000年代。对今天的澳大利亚人来说，澳大利亚与美国的关系意味着什么？

Walker：我得说，在谈及美澳大利亚关系时，很难不谈中国。从历史上看，二战后，美国对澳大利亚的国家安全有重要意义。美国保障我们的安全。我们签订了《澳新美安全条约》（ANZUS Treaty），这一条约要求其中任何一方受到安全威胁时，其他几方要提供协助，从而巩固了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关系。澳大利亚政客们经常说，澳大利亚是美国最坚定的盟友。从一战而来，我们和美国总是并肩作战，尤其是哈梅尔战役——他们总爱提起这个（哈梅尔战役，即Battle of Hamel，是指一战期间，澳军与美军合作，在法国北部击败德军的战役——编注）。

我们向美国支付保险费来维系安全关系，而这包括当美方与其他国家有冲突时，我们在军事上支持美国。有些人，包括我，会质疑这种空头支票的可取性。比如，澳大利亚为了履行对美国在安全方面的义务卷入了伊拉克的冲突，我不确定这是否是理智的选择。

至少在过去数十年，由于中国对澳大利亚在经济上重要，澳大利亚将澳美关系和澳中的关系联系起来看待。在我看来，现在这一问题的基础正在改变。澳大利亚正被迫重新权衡我们在中美两国外的世界上及在亚太地区的处境，并以此重新评估其与澳美和澳中关系。

端：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华德曾称澳大利亚从不需要在美国和中国之间选站边。你在你的专栏文章里指这一说法已经过时了，你是怎么看的？

Walker：约翰·霍华德的说法，简单定义了澳大利亚在国际上的国家利益，他的说法是，澳大利亚不需要在其地理位置和与美国的历史渊源之间做选择。我认为，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这一思路的确有效。但是现在不同了。而且，我们现在可以做的选择，也不像霍华德担任总理那时那么的二元化了。与其要在美国和中国之间选一边，澳大利亚倒不如去尝试探索一条更为细致的路线，让我们在享有和美国关系上的优势的同时，也能和中国保持平稳的关系。这要求我们要比起以往更细致地处理我们的外交关系。不再是简单的选边站的问题了。

端：澳大利亚智库罗伊国际政策研究所（ Lowy Institute）在5月14日发布了一份针对疫情的民调结果，显示在疫情之后，澳大利亚人对中国和美国对疫情的应对都感到不满。其中有一点很有趣：31%的澳大利亚人认为中国在这次疫情中采取了负责任的行动，同时比起习近平，澳大利亚人对特朗普更缺乏信心。这种态度是怎么一回事？

Walker：罗伊以前的一个民调显示在过去的一两年，澳大利亚人对中国有更多负面看法。有很多原因可以解释这一现象，媒体有关中国影响澳大利亚的报导是其中之一。中国在地区不断壮大力量和增强影响力是另外一个原因。人们对中国感到焦虑。某些媒体也有倾向利用人们对中国的恐惧，我不认为这会有什么特别的帮助。但无庸置疑，过去两年，澳大利亚国内有关中国的声音是有所转变的。国会里也出现了一些批判中国的声音，这也引起很多关注。

至于特朗普，在过去，澳大利亚认为美国是可靠和稳定的全球领袖，可以依靠美国在全球发挥领导作用。特朗普上任后，人们开始质疑美国是否能保持习以为常的领导力。人们希望美国会尽快恢复正常状态，世界也能再次安定下来，而美国和中国也能做出合理的妥协。但我不确定这是否现实。我认为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情况会有些不稳定，而我们要为此做好准备。中国和美国都在试探对方的极限，而我希望情况不会恶化到双方开展一场全面的贸易战，没有人会从中得益，我更不希望会出现军事冲突——我们还没谈到台湾问题。这些都是不确定的时刻，而澳大利亚国内的态度也反映了这些不确定性。政府在应对这些复杂问题时，也不确定该在中美之间如何定位，如何在我们的地区发挥我们的领导作用。

端：今年就要举行美国大选，如果拜登获胜，会否给这个局面带来变化？

Walker：如果拜登当选，并且重建美国和外界之间的正常关系，那不仅对澳大利亚，对世界来说都是巨大的安慰。但我们需要现实一点，这次美国大选，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会打反华牌，并且会在批评中国的论调中试图一分高下。

端：“中等强国（middle power）”的概念曾受很多国家欢迎，包括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澳大利亚是怎样发挥一个“中等强国”的作用的？效果如何？

Walker：从历史上看，澳大利亚一直以一个自身没有保障、依附强权的形象出现。二战之前，澳大利亚依附英国；二战之后，澳大利亚依靠美国来加强其安全和幸福感。当然了，澳大利亚和美国在安全上的关系很关键。在安全方面澳大利亚不可能抛弃和美国的关系。但我认为，我们可以在地区外交上更加独立。

澳大利亚作为中等强国——顺便说我们是一个很重要中等强国——可以从我们的资源，富裕程度，地理位置和其他优势上体现。我认为中等强国这一概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空间，让我们在我们所在的地区担任重要角色，甚至扩大我们的外交影响。

在我们的地区中，澳大利亚正处在一个有优势的位置上，允许我们利用作为中等强国的地位，有创意地去发挥作用，而不是仅仅以美国盟友和追随者的身份出现。我们应该要尝试与外界建立更加独立的关系，采取更积极、独立的行动。我们可以在亚太地区提供更具创造性的领导作用，这不是指我们要和中国结盟，或者是试图遏制中国，而是我们要和我们的朋友和盟友达成伙伴关系，包括和美国达成某种平衡。比如，前总理鲍伯·霍克（Bob Hawke）和他的继任者保罗·基廷（Paul Keating）是APEC的缔造者，而APEC也有效地将亚太地区的国家连结在一起。像这样的外交我认为是对现状很有用的。

澳大利亚以往认为，在行事上，我们不该超过自身能力的范畴， 但实际上我们的发挥远低于我们自身的极限，也许我们该考虑增加我们的影响力了。我不是指军事上增加影响力，而是在外交上担任领导角色或者其他有创造性的位置。

端：对澳大利亚而言，最近要的国内社会和经济问题是什么？澳大利亚自身是否有短板阻止其在国际政治上进一步发展？

Walker：我认为澳大利亚是一个幸运的国家。这有些陈词滥调，但我的确这么认为。我们没有充分利用好我们的优势。我们的优势使我们自满。当然话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但我认为我们国家现在面临的其中一个问题是，由于我们资源充足，我们陷入了一种虚假的安全感，而我们以为这种安全感会一直持续下去。也许这个国家还未曾尽力发挥其创造力，也没有高效地介入地区事务。这个国家面临的挑战，有关如何充分利用我们的好运。这意味着我们要在教育、创新和基建上有所投资，并让我们的经济更具竞争力。

澳大利亚有些舆论认为，我们不需要像美国一样，承担这么多国际义务。人们似乎不太愿意接受事实，承认我们是亚太地区的重要力量，也因此对澳大利亚担任领导角色一职不太感冒。我认为这一现象属实。但我们的确可以利用好我们的优势。或许澳大利亚也是时候长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