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中心的北京新发地：亚洲最大农产批发市场的意外休克

【编者按】2019冠状病毒已经肆虐全球超过半年，早在三月底时，世界粮农组织（FAO）便提出警告，全球可能因疫情而面对农场工人短缺、供应链受到影响、贸易保护主义以及消费者恐慌性购买囤积，从而出现粮食短缺。三月开始，美国食品供应链受冲击严重，农民被迫将大量的产品弃置。港人则抢购进口大米。台湾也出现“粮食自给率”讨论。而到了五月，如何推销因疫情滞销的产品，又成为疫情受控地区焦虑的难题。

然而“粮食危机”如今以谁也意想不到的方式爆发。6月，北京的“菜篮子”新发地批发市场爆发群体感染。而在全球各地，也不断爆出食品行业染疫的新闻。食品安全不再仅仅面对“短缺”，也同时遇到“过剩”和“传染”的阴影。值此时刻，端传媒将以北京、美国与台湾三地为主题，探讨“疫情下的粮食危机”。这场危机为何发生？暴露了哪些原先存在于粮食产销体系的问题？在疫情之下，粮食治理究竟该如何进行，才能让当地居民安心吃上一口饭？

2020年1月31日，适逢中国农历年正月初七，也是武汉因2019冠状病毒肺炎爆发而宣告“封城”、全国上下进入“抗疫”状态的第9天。这天，位于北京丰台的北京市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全体农商户收到一封署名董事长张玉玺的公开信。信中建议商户谨慎组织货源，以应对因疫情导致的蔬果滞销、价格跳水的现象；同时叮嘱大家严格洗手、戴口罩、勤通风，耐心“等待春天的到来”，取得“所有商户、职工、家庭无一人感染”的胜利。

彼时的张玉玺大概没料到，Covid-19与“非典”（SARS）不同，不会因春夏升温而彻底消散；而他更没想到，再过五个多月，新发地就将“复刻”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的悲剧，成为全国第二轮疫情的震中。6月11日，已保持50多天未有本土病例的北京宣布发现了一例确诊患者，对其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后，新发地市场被认定为传播源头。随后，疫情迅速扩散，截至6月21日，北京累计病例已达涉及10个区的227例。在已公布的病例中，绝大部分与新发地有直接或间接的流行病学关联。

6月13日凌晨，北京市政府做出新发地休市的决定。而根据官方披露的数据统计，两周内有近20万人曾去过新发地，这些人有很多从事副食、餐饮有关的服务业，各自的流动轨迹往往会形成新的聚集点，很容易发散并编织成一张庞大的病毒矩阵传播网，万一失控，后果可能不堪想像。这个在疫情爆发伊始、风险级别最高的日子里都没有停止运转的农产品副食交易中心，瞬间刹车熄火。

自1988年成立至今，北京新发地见证过无数大场面、自然灾害和特殊时期，在SARS带来的冲击中也毫发未损，如今却在一夜之间成了过街老鼠。休市之后对新发地进行的环境检测结论是，市场环境污染较重，建议公众弃食所有相关食物。新发地董事长张玉玺的次子张月琳，即此前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总经理，也被推上风口浪尖，在北京市政府的责令下被免职。

人们像是一夜之间重新发现了这个市场和它的历史——

副食王国和它打造的北京食物链

新发地和它打造的食物流通体系，为北京这个2000万人口的超级都市提供了70%以上的食物。

直到瘟疫将新发地推到了公众聚光灯下，很多人才发现，北京市内竟“藏”着这么一大片农批市场。有许多非北京网民在看新闻时，一度以为“新发地”是“新的疫情爆发地”的缩写。即使北京“土著”，也有很多人不知道这个被称为北京市民“菜篮子”、“果盘子”的新发地究竟在哪儿。

与这种几乎在公众心目中极低的存在感所对应的，是新发地在北京乃至周边地区农产品副食供应体系中所扮演的至关重要角色。北京市拥有2000多万人口，农产品自给率不足10%；而新发地和它打造的食物流通体系为这个超级都市提供了70%以上的食物。

根据2019年数据，新发地蔬菜和水果每日吞吐量各为1.6万吨，生猪3000多头，羊1500多只，牛200多头、水产1800多吨。在这里进行汇集和交易的食物，大约有一半左右用来满足北京，余下的供应河北京津冀地区，甚至辐射至内蒙古、东北等全国各地的市场。

在新发地，所有关于“菜市场”、“批发市场”的刻板印象都需要被打破。这是一片复杂而庞大的农副食品王国，嵌在北京南四环路与南五环路之间，原址为丰台花乡镇新发地村。1998年5月16日，村民张玉玺和其他几位农民一起集资租地，将一块村集体土地包下来，改建成与村同名的露天农贸市场，是为新发地的雏形。

在一段后来的叙事中，这段历史被浓缩为“三个15”：15人、15万元启动资金、15亩地。在新发地其后32年的发展中，原先的15亩地稳健扩翻100多倍，变成今天占地1820亩（差不多相当于180个足球场）、管理人员1759人、固定摊位5558个、定点客户8000多家的“亚洲最大农产品交易市场”。同时，这里还拥有多处海外种植/养殖基地，甚至影响着中国整个北方的农产品批发价格指数。在农业副食从业者眼里，新发地是一个不能忽视、无法绕过的“传奇”。

新发地的确不是普通的菜市场。它具备高度的贸易集散功能，演化出现代农业粮食生产、消费体系所需要的复杂性，并酝酿、主导着同样复杂的食物流通路径和法则。而今天的食物消费者，尤其是生活在都市中的人，作为这套“食物链”体系中的环节，大多缺乏能力和愿望去了解餐桌上的食材的来源。

通常，一段以新发地为中枢的北京“食物链”是这样日常运作的：凌晨，来自各地、各国种养基地的农产品，历经收购、仓储、运输物流等各种中间环节，陆续抵达市场，根据品种类别就位于不同市场专区：绿叶菜、茄果、菌类、禽蛋、水产、海鲜、进口水果……每个专区的地理位置彼此邻近又独立，有露天场地也有室内交易大厅，并具备足够的空间供物流卡车进出。最热闹的交易时段往往在凌晨两点到五点之间。经过二级商贩、餐厅采购员、小商品超市业主们的选购，瓜果蔬菜们通常会在天亮之前被分流进北京市区及周边地区的次级批发市场、各大菜市场、新冒出的生鲜电商平台，以及更末稍的超市、便利菜店、餐厅、各大学校机关工厂的食堂……最终得以摆上人们的餐桌。

休市震荡波

餐饮业更是疫情影响重灾区。绝大多数又是务工谋生的普通劳动者，往往处于庞大的人类食物体系最末梢也最脆弱的部分。

一套运转有序、各个环节像齿轮般互相咬合的食物流通体系，一旦停摆，在短期内所产生巨大的“震荡波”，定会波及所有相关的食物流通和分配环节。

首先接受冲击是新发地的农商批户们。李文升在新发地卖了十多年水果。他的公司属中等规模，经营的水果除了北京，还销往内蒙、东北等北部内陆城市。尽管自年初开始爆发的疫情令生意受损，但毕竟新发地的运营没有停摆，国际农产品贸易的海路运输也未被病毒切断。他的公司主营业务包括超市配送，在一、二月份的交易量甚至比同期还高（这部分地受益于当时几乎所有餐饮业暂时关停，人们对食物的需求临时大量转移到超市这类购买场所）。5月初，北京疫情平缓。正是泰国山竹、智利黑提子到货的时节，李文升忙着清点刚从广州港口拉过来的冷柜，以中国小商户特有的韧性和乐观，预测一切会很快恢复正常：“毕竟我们（的生意）是涉及民生的，人总是要吃饭的嘛，对不对？”

6月13日，新发地宣布休市。李文升和所有新发地农商批户一样，在接受核酸检查之后开始了14天隔离观察。水果生意瞬间没得做，公司大批货物也被市场管理方查封。在家接受隔离的他昨天在微信友圈忙着“催债”，恳请各位客户们尽早结清佘款。他同时还宣布：自家大门按照要求，被装上了电子封条。

和水果贸易商相比，菜农们的心态普遍没那么乐观。由蔬菜缺乏高附加值，储存期也短得多，需要靠薄利多销才能带来收入，而疫情导致的蔬果滞销、价格跳水的现象，从年初一直蔓延至今，令菜农们承受了更为剧烈的打击。

张伟利在沈阳种苦苣，和新发地无数“卡车菜农”一样，每天在高速路上奔波，将沈阳的新鲜苦苣运到北京新发地销售。5月初见到他时，他抱怨了很久车辆通行费的问题：“前几个月国家给我们免掉了，现在刚刚好一点就马上要恢复收费，干吗不让我们多缓一缓呢？” 吴铮所讲的过路费，指的是2月份交通运输部发布《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免收收费公路车辆通行费的通知》，全国收费公路免收车辆通行费。但事实上，省下的这笔费用和他半年来的利润损失相比可谓“毛毛雨”：“大家用‘跳水’来形容现在的菜价，要我说啊，其实是跳楼价！跌了一半都不止吧。这损失今年都未必能缓过来。”

吴铮是湖北恩施人，在北京郊区房山区种大棚菜，有约摸20亩的生菜、香芹和蒿子杆。他过年没回家，一直呆在北京，所以种植和买卖没受到湖北交通禁令的影响；但好多像他一样在京郊种菜的湖北老乡，直到5月份还不让回京，棚子一直荒着，地租还得继续交。“现在我都是自己种、自己收、自己拉来卖。很累，还都在赔。”吴铮表示因为很多餐饮业未正常营业，自己的菜销路不好，1块多人民币的菜降为5、6角钱，这样的价格已经持续几个月。但即便赔本也要坚持，因为建设大棚已经投了钱进去，如果彻底不干会亏得更多。

新发地休市之后，迎接吴铮和张伟利这样菜农的普遍结局，是在风险期收获和售卖的菜品被市场统一查封、销毁。吴铮的种菜老乡们已在5月底6月初陆续回京，对这些人而言，新一年的种植与销售几乎还没展开就又被迫戛然而止。

除了各大农商批户，北京地区内的整个批发市场体系都受到了震荡。除最大规模的新发地外，岳各庄、京深海鲜批发市场、顺鑫石门批发市场、怀柔区万星农副市场、平谷区东寺渠农副产品市场、朝阳区松榆东里市场等几处次级农贸批发市场，均因出现在确诊病例的活动轨迹中，而被迅速列入关停检测的名单。

零售端，包括大型超市和遍布在北京社区中的无数超商、菜店、小型直供菜车，无不被新发地休市所影响，只得根据自身现有的资源来应对。物美、家乐福之类的大型企业尚有能力临时寻找新的产地，往北京调货，补充自家货源；小菜店如在短期内没有可代替的进货渠道，大多数只能坐以待毙。北京朝阳区广渠路上某家便民菜店平时供应周围小区上万名居民的蔬果副食，主要进菜渠道是通州八里桥市场。而八里桥也因疫情宣告暂时休市检测。便利店老板指着货架上的青椒、大白菜、大葱、冬瓜说：“这些菜估计只能撑两天。后面还不知道怎么办。如果八里桥查出阳性，那我这里怕是要断货了。”

餐饮业更是疫情影响重灾区。按照北京市政府的抗疫要求，许多刚刚复工开业餐饮门店又暂停了室内营业。根据媒体报导，大多数餐厅的近期客流都受到了影响。而目前公布的北京市确诊病例中，有很多是新发地工作人员，以及与新发地产生直接或间接联系的餐饮业员工（有一家餐厅甚至15名员工被检测出阳性），包括采购员、服务员、清洁工、司机、厨师、帮工……这其中绝大多数又是从外地省市来京务工谋生的普通劳动者，往往处于这个庞大的人类食物体系最末梢也是最脆弱的部分。

新发地抽离，北京市的食物供应亮起红灯。市政府在很短的时间内临时应对：原本在批发市场进行的交易，被转移到不远处的5个临时交易区进行；北京的一些大型超市纷纷另寻货源，并加大了日订量；政府部门协调农产品流通企业，要求保证5000吨蔬菜供应北京，同时加强周边省市与北京的对接，增加副食方面的供应。

多边措施下，北京人民的饭桌似乎是保住了，甚至在大型企业的承诺和政府的强行介入下，价格都没有出现明显的浮动。首都的食物链毕竟特殊且重要，可以不惜打乱市场秩序，甚至举全国之力来优先保障这里吃喝无忧；但北京以外的地区呢？“疫中”新发地休市所产生的威力还要持续震荡下去，目前疫情已经溢出北京市，陆续传到了河北雄安等地，如果河北地区“失守”，那里的食物体系也会受到同样的政策保护吗？

集散、扩张与流通

新发地深谙“流通”的决定性作用，不断扩张版图，连接更多资源。而自然界的病毒也在依循同样的逻辑传播和复制。

要不是这场疫情，新发地和它的管理者们大概可以安稳地枕着蓝图，继续低调发展；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在卫生状况、管理秩序、软硬件等各种问题上受到媒体和专家的全方位鞭挞。

人们指责这座批发市场“肮脏”、“混乱”、管理不善，猜测这座由张玉玺家族实际控制的企业存在着不为人知的“深沉黑幕”，；还有人发现，新发地涉足房地产业，旗下的地产公司至今已开发了好几个住宅小区项目，甚至建起一座名为“经营者乐园”的小区，专供市场商户租住，甚至有自己的长途客运站，俨然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帝国；新发地还在持续有策略地在全国扩张着：种植基地、零售网点、货运公司……比如在刚刚过去的3月，新发地宣布要追加投资5亿元，在四川建设中国资中·新发地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二期项目 ，想以此为起点，将原先新发地的区域性质进一步提升为国际标准。

人们会画上问号：是不是因为新发地规模太大、太集中，才会导致这第二波疫情来势如此汹汹？

但在质疑新发地体量过大之前，先要明确的一点是，这类市场之所以被称为“集散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是因为它们所具备的最关键功能是联结和流通——联结全国各地的产地和销地，形成枢纽，打通农副产品的流通网络，让各个环节的主体都能充分参与进来，“集”、“散”兼备。拿北京新发地为例，目前这里汇集着几千小商户，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像李文升、吴铮和张伟利那样的个体户或中小规模的批发贸易公司。新发地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孕育、保护了这些小型、个体的零售形态，令终端无法被大型农超企业完全垄断，反而是不利于“集中”的。

中国的农业以小农为主，种养上游高度分散，并导致下游零售端也有同样分散的劳动力进行呼应——这背后所代表的，可能是千万甚至上亿普通人的生计。而新发地像一块平台，在联结和整合农业上下游端口、做大链条、加大流通方面具备不可比拟的优势，这种模式恐怕在事实上更符合中国目前的国情。

这样的集散模式也是中央政府政策支持的。早在2013年，商务部下发《关于加强集散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的通知》，就提出要在3-5年之内打造一批“具有国内外影响力的国家级农产品集散中心、价格形成中心、物流加工配送中心和国际农产品展销中心。”，其中北京市新发地位列《首批全国集散地农产品批发市场重点联系单位名单》中的第一个。2017年，商务部再次印发《商务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关于共同推进农产品和农村市场体系建设的通知》，将政策性金融工具嵌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再次强调要“加快打造一批具有国内外影响力的农产品集散中心、价格信息形成中心、物流加工配送中心和农产品进出口展销中心。”

新发地看似杂乱无章的批发集散交易体系，有利于形成竞争，形成更多的选择和价格优势。但同时，新发地又确实是一个过於单一的存在。作为中心枢纽，它集中了过多信息及资源优势，这些年又在不断向生产源头和零售延伸，目前已在全国建立了15家分市场和300万亩基地，力图构建起一条专属品供应链。更何况，新发地地理位置离中心区域过近，占地太大，又太过自成体系，恐怕与丰台区计划建设的“时尚消费型商圈”、乃至北京的城市升级改造的方向长期存在张力。

事实上，这更像是一个悖论：在过去4、5年间，北京市大力开展“疏解整治促提升”城市改造运动——在那一波疾风骤雨般的产业升级和人口调控政策中，各种中小规模城市菜场和菜站加速消失，大量外来人口被疏解出这个城市。新发地尽管屡次被传要拆迁，最终依然存活下来，保住了四五环之间的优越地理位置，同时也在飞速进行转型，大力打造品牌效应，其中重要的策略之一就是填补那些消失的菜市场所留下的需求真空。那些如今遍布北京社区的“新发地菜场直营店”、”新发地蔬菜直营车”，就这种品牌转型和扩张的成果之一——就在今年，新发地董事长张玉玺还透露，要在北京新增100家便利店及50辆社区直通车。疫情之下，这种供应链条的弊端也再明显不过：这一次，无数涉及“新发地”三个字的销售终端，都被一锅端式地关停整顿，留下的市场空缺需要政府介入才能维持。

新发地深谙“流通”对现代农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不断扩张自身版图，寻求更大网络，将更多资源联结起来。而自然界的病毒也在依循同样的逻辑传播和复制。打造一个相互联结、不单一的食物体系并不容易，它禁得起病毒的反复入侵吗？既要丰富、充沛的城市副食供应，又要杜绝流通带来的疫情传播风险，我们该怎么做，才能如医学界专家所讲的那样，“长期与病毒共处”？目前并没有成熟的答案。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李文升、张伟利和吴铮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