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金都》导演黄绮琳：人说我的主角性格很讨厌，但那是生活

黄绮琳17岁时，出版过一本小说。

那是一个爱情故事，男主角在中学校园遇到不同的女性，和她们发展出不同的恋爱关系。她中学看了很多流行小说，觉得喜欢文字创作的人应该要尝试写小说。有些不好意思地介绍完，黄绮琳说那本小说不太值得看。“那个故事太幼稚了！重点都很奇怪，比如谁和谁小休的时候没有坐在一起之类的。”其中男女主角的名字她后来放进了《金都》，和多年前一样，女主角也是叫张莉芳。

《金都》不只是张莉芳的故事，它有清晰易记的前设。金都商场在太子站的联合广场对面，整个商场的大部分商户都以婚庆活动的各种服务营生。太子曾经并不是香港的一个正式地名，1975年修整地铁线路时，港铁开始以太子称呼位于旺角北的这一站。黄绮琳巧用了太子站的英文名，将戏中男主角命名为 Edward，是她的“金都”，也是男主角的王子。可是，这不是一个王子公主的童话故事，甚至不是假扮王子公主的都市爱情故事。

张莉芳在婚纱铺工作，与婚礼摄影工作室的东家殷俊荣同居，工作、生活、恋爱均在这里发生。电影从女主角莉芳的视角出发，讲人与地纠缠不清的日常。她有一个控制欲强的男友，有几位曾一起同住但现已关系尴尬的同学，有一个假结婚的内地丈夫，莉芳在这三者之间不断寻找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黄绮琳从小在联合广场长大，对面就是金都商场。人长大，文字创作与她日渐不可分割。久而久之，要写一个关于金都的故事成为她日程表内很渴望做的事。还没有想好情节之前，她就认定所要写的这个故事必须在金都商场发生，“写的时候我也在对面天天望着它写。”

2017年3月，她开始动笔，8月31日就是“首部剧情片”计划的截稿日。12月的时候，她收到通知，《金都》这个剧本入选了。

“首部剧情片”计划自开办以来，不少得奖作品都叫好叫座，不少年轻导演借此获得金马与金像奖的肯定，票房也大收。《金都》的制作也因此顺利完成，“无论是向演员讲剧本，跟商户协调拍摄，还是跟电影公司介绍的时候，提到『首部剧情片』，大家都有认知，也让事情容易了起来。”

计划提供的资金对电影制作来说并不多。此前成功的得奖电影大多都只能选择在很有限的空间和人物上讲故事，精打细算。《金都》同样，“拍这部电影没有人收足钱。”黄绮琳带着歉意地说。

不少业内的前辈和演员希望帮新导演有好的起点，很乐意帮忙，黄绮琳很不好意思，“我也很有压力，钱很少，因为这几年是低潮，大家没有计较，长远来说这样其实不健康。而且好像也很容易产生妥协，我有时候会想，大家收这么少报酬，是不是有些地方不满意也就算了，一想到我们剧组很穷，觉得不能太执着。”工作伙伴们反过来特别提醒她，不满意的地方一定要讲，这不是钱的事。拍摄时她最介意的部分，都坚持了下来。

在电影里，张莉芳和福州的假结婚丈夫互动戏份很吃重。她甚至要去到福州，和对方交涉。黄绮琳原本想真的去福州拍这一段戏，预算不允许，她也没申请到拍摄许可。最后只能转往沙头角。为求逼真，剧组制作了一条简体字横幅挂在路边，黄绮琳大笑，“有一个字写错了，我们想了一些办法遮起来，不能穿帮。”

“真的没钱，除了在金都商场里面拍摄，我们还要租其他景，男女主角的住处和巴士的戏支出都很贵，我们选的演员也都有知名度，加上妆发，再友情价也不能太夸张，所以必须要用简单的做法去完成它。电影本身就很贵，如果你是画画，大概没人会要求你一定要用这样的画笔，这样的画布。”《金都》整个拍摄期用了17天。

“为电视剧写剧本是一段很好的经历，很能锻炼你对剧本的执行能力。很多没有做过电视剧的创作者在执行剧本的时候可能会很异想天开，但很难做到，我对剧本的执行能力都得益于这段经历。”

黄绮琳修读电影，也打过不同的工，“我以前做过连锁咖啡店的咖啡师，又做过电视台的PA，甚至还做过外事部听电话的员工。”过去有一段时间，她做过各种拍摄工作。“有时候会帮电视台拍一些训练用的短片，或者比较功能化的东西，但那个不算创作。只是很技巧化的东西，我觉得少了些什么，还是想再做回创作。”在《金都》问世之前，她主要以写剧本为生。

她帮其他导演写过剧本，也写电视剧和短片，还写过音乐录影带脚本。她很偶尔才会拍自己的剧本，“我一直觉得自己比较擅长剧本，跨出这一步当导演事因为这个故事真的很想自己来拍，如果给我一个其它剧本，我可能未必想做导演。我想讲故事的动力大于想做导演的动力。”

其他导演朋友与黄绮琳合作的时候，多多少少会有一些改动，“他们会将我的剧本升华也好，变成他们自己的东西也好，很难呈现我自己本来构思的画面和我想要的情感。有的剧本我是真的想自己拍。”她打算接下来的工作也不是特别要做导演，只会导演自己特别想拍的戏，“给我的剧本，除非我很相信里面的价值观，相信里面的人物，也赞同里面的价值观，否则我不懂怎么拍。如果是一位编剧写了剧本想要我去实现，我也并不适合，我并不是那种执行能力很强的导演啊。”

读电影时，她选择修读制作，没有选编剧，觉得编剧靠学是学不来的。拍完毕业作之后，她就想明白了，其实自己不是很喜欢做导演，“性格问题，我怕丑，很少可以和陌生人聊这么久。除了这几天工作之外，我也很不习惯集中在访问和拍照上。”在现场的时候，她往往需要副导演帮忙执行，跟人沟通，“我很慢热，不太适应面对陌生人，不适应交谈。”电影入围金马奖之后，大家对她的关注令她感到受宠若惊，有些不习惯。

“我是一个喜欢躲起来写东西的人。”

在生活中，她躲起来观察，“我很喜欢听人说话。”无论走到哪里，她会试着听旁边的人在说什么，“这是学习如何写对白的好方法，因为我太喜欢对白了。”她乐意用对白去推演戏剧情节，遇到很长时间不说话的戏还会有些乏。“其实我们的生活大部分时间都是靠对话行进的。”

她明白编剧是一个常常妥协的位置，有时候很像《金都》中的莉芳，“她常常妥协，忍耐很多，但其实心底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我学习到的事情是，要很清楚表达你到底想要什么，你妥协的地方是基于什么理由要妥协。这个妥协底下除了你的方法，是不是还有其他方法可以达到你要的效果呢？”黄绮琳遇到限制时，会仔细解释给对方听，剧本里这个地方为什么很重要，去了解对方不喜欢这样拍，或者觉得这样不可行是什么原因，“沟通之后我觉得很好，虽然出来的结果不是100%我想用的方法，可是那个核心不会变。”

面对监制和投资者，她坦承自己想拍的不是一部商业电影，也不是一部剧情比较浓缩的作品，“我不想拍一部很『正常』的戏，希望它诚实。”有前辈担心她的电影不够商业，也不够艺术性。“大家的意见确实也没错。我确实希望做一部两者中间的电影。”黄绮琳觉得无所谓，艺术是由人定义的，观众看一部戏其实并不是看它商业还是艺术。“不过对监制说那些话，我可能显得太过诚实了。”

黄绮琳不断提到诚实，那是她观察生活，用文字和影像呈现生活的重点。莉芳的性格来自她生活中的细心观察，男女主角争吵之后男方走入客厅开始打电玩是她的真实经历，她相信这样反映生活是自己创作的重要指标。

“我喜欢电影的一点，无论里面多么残酷，它都是美好的。”因为你知道它是假的，她这样解释。

莉芳在电影里有两位同学，曾经三人一起合住过，后来关系逐渐淡了。黄绮琳用细水长流式的触感描写三人的关系，虽然只是莉芳处理假结婚事件的小插曲，用的手法却很漂亮，三人的关系合乎情理，又是意料之外。

“我是读女校的，虽然并没有要特意去讲述性别议题。我只是将我看到的，比如我很多同学对性别的看法和传统的方式不一样，很多细节放进了这个故事里面，边界是开放的。大家对性别的看法会比很多香港电影对性别的阐述要广阔，我也并不是要拍一部LGBT电影，不过电影里的三个女生曾经住在一起，她们之间会发生什么，我觉得这样的呈现是 OK，应该真实呈现这些人物之间的关系和可能性。”

“有人看了剧本之后，对我说两个主角的性格都很讨人厌，但很多细节完全来自我的生活。”黄绮琳不喜欢写一边倒的人物，那些无死角无破绽，特别理想型的人物不是她想要创作的东西，“我想写的是我们身边的人，有的人不是不好，但你一想到她就会想到一些很明显的缺点。”这大概也道出了《金都》让人耳目一新的原因，黄绮琳并不按照电影制作的某些“公式”设计人物和桥段，她连系人物和事件的方法都是反映一种真实，“我就是那种自我为中心的电影人，拍电影不是想教导什么，也不是要改变什么，无关什么意义，就是反映我观察到的生活。”

太子区的面貌在2019年夏天之后已经完全改变，于是我们谈到拍《金都》时候的情绪，“电影拍摄期间，我有很崩溃的时候，觉得自己拍得不好，处理不到那样的情绪。刚拍完的时候我有点赌气，说自己再也不做导演了，你们以后需要剧本就找我，导演就算了。”但她说，拍完戏舒舒服服的时候，又开始计划下一部电影的题材，“现在再看，里面的很多场面可能没法再拍到了。”

她和妈妈一起在大坂学日文，发现日文班上有很多不同国籍的人，她对于人口流动这个话题也很有兴趣，“打算写一个香港人移民去大坂的故事。不过只是很初步的构想。”

“但《金都》之后我有成长，能够比较坦然地面对自己的缺点，面对自己不完美的作品。”拍毕业作品的时候，黄绮琳也和拍完《金都》一样，很不好意思，觉得拍得很差，不想面对它。电影一旦拍完，作者就要学习如何与它共处，尤其是一个希望真实呈现感受和生活的作者。

黄绮琳讲话微微有些停顿，“我拍电影的时候，爸爸身体不好。我是在医院给他看的《金都》初剪。后来成品出来，他没能看到。我去公立医院感谢他的主治医师，他的第一反应也是，我爸爸看不到这部电影了。”爸爸住院期间，不停跟医生和护士说起《金都》的拍摄消息。

“《金都》为我保留了这个时空，我爸爸在拍摄期间有来探班。我觉得，那个瞬间，他还停留在其中。我们用镜头，用戏剧储存了我们对生活，对感情的提炼。它好像一个时光胶囊，纪录了一切。以后我要长期面对这部电影，我也是开心的，它保存了一部分的我。”

电影纪录下了这一切。除了街景面貌改变公共的记忆，还有她个人的记忆。

“香港发生的事影响了创作人的命题，我们现在想表达的命题与之前我们想表达的命题，已经不一样了。”现在黄绮琳想表达的会是迷茫，挣扎这样的情绪，她说。